“战斗派”是怎样建成的——又是怎样被摧毁的

(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05年7月18日,旨在阐明曾经是英国最大的托派革命团体“战斗派”的兴衰史。本文作者与后来成立国际马克思趋势的同志们曾经是战斗派和工人国际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Workers' International,CWI)的创始成员,却于1992年被CWI多数派开除会籍,后自立门户。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5年工党内部科尔宾现象发生的10年前,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英国支部就已预期到工党基层终将激进化,不同于工国委和其他左派团体认为激进化的群众不会进入工党的观点。工国委遂于2019年爆发大分裂,而国马趋的组织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稳健成长。)

1964年,战斗派(Militant)成立了。其随后的演变在英国或国际左翼团体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从没有资源的微小团体起步,它成为了自托洛茨基成立左翼反对派以来英国最成功的托洛茨基主义趋势组织。

在1980年代后期的高峰期,战斗派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每个人,不光是在英国而且在国际上,都听说过战斗趋势。我们控制了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 LPYS),在工党和工会中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有超过五十名地方议员,三名国会议员,一名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NEC,下称工党全执委)同志,以及一名英国工会联盟总理事会(General Council of the TUC)成员。我们带领利物浦市议会与保守党政府作斗争,也领导了数百万人参与的反人头税运动(Anti-Poll Tax Campaign),最终迫使首相撒切尔下台。

这些对于一个一开始非常小的团体来说,是不凡的成就。在1988年,战斗派有超过8000名支持者[1]、国家和地区总部、以及200名全职组织者——甚至比工党要多。调查记者迈克尔.克里克(Michael Crick)称战斗派是英国的第五大政党,这么说并不算夸张。

我们的成就,吸引了统治阶级及其在工运中的右翼分子的激烈反对,引发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对马克思主义支持者的政治迫害。战斗派在工党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被资产阶级的战略家者视为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危险的隐患。

统治阶级当时忽略了(且现在仍然会忽略)工运边缘的分裂的宗派组织——但战斗派是他们无法忽略的。然而,战斗派最终是从内部被摧毁的,原因是领导层的一部分采纳了错误的观点和政策。我们务必从中吸取教训,因为那些不从历史吸取教训的人将永远注定重复自己的错误。

不起眼的开端

然而,战斗派在一开始并不起眼。它在起步时仅是一个月刊,只有银行里的几块钱、一台打字机、一间合租的办公室、没有全职员工。但是我们有远比比财务和物质资源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有理念、观点和政策,追求正确的方法,并牢牢扎根于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这些首先是泰德.格兰特(Ted Grant)要维护的,他是战斗派的创始人和启发者,也是其所有成就背后的缔结者。

战斗派的刊物是由泰德.格兰特主张成立的,他与吉米.迪恩(Jimmy Deane),亚瑟.迪恩(Arthur Deane)以及一小群支持者,一起在1950年代的黑暗时期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些同志们在托派运动中有着悠久的履历。格兰特是工人国际联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和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创始人和杰出理论家。随着1949年革命共产党的解体,他们一小群人加入了工党,并出版了《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t)杂志,后来又出版了《社会主义斗争》(Socialist Fight),两者皆由格兰特编辑。 (见格兰特,《英国托派史》)。

这段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捍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理论、传统和方法,反对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格里.希里(Gerry Healy)创立的社会主义工人联盟(Socialist Labour League),一个极左派组织,曾在1959年从工党分裂,宣布了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的打算。然而,在1960年,工党领导意识到他们需要年轻群众才能赢得选举,于是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希里趁这机会,把自己旗下比我们势力大得多的兵力派遣到社青团里面并控制了它。

极左派的行动结果是彻底的灾难。在社青团里的希里派多数立马企图和工党领导迎面碰撞,导致在1961年他们的《向左看齐》(Keep Left)刊物被取缔,成员接二连三地被开除。由于不理解如何在工党内工作,也没有前瞻,所以希里派以疯狂的极左主义与流氓行为相结合,每有机会就挑衅工党以制造对峙和开除党籍的事故。当然,这些行动恰好迎合了工党官僚的胃口,并使“托洛茨基主义”在工党基层工人之中臭名远扬。

社青团全国委员会的会议被取消。在11名全国委员会成员中,《社会主义斗争》的支持者仅有一名:斯旺西市的彼得.麦卡勒姆(Peter McCallum);这再加上默西塞德郡、布莱顿市和伦敦,是格兰特在全国仅有的支持者基地。在这个阶段,格兰特在英国的支持者人数大约为50或60位,远远低于他的主要政治竞争对手:希里的社会主义工人联盟,以及围绕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现为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后者持俄罗斯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立场。

说实话,这些年算是格兰特趋势经历过的最低点。组织没有钱、没有设施、没有中心办公室、没有全职员工、没有报纸。战斗趋势手中仅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和方法。然而,这最终是决定性的因素,正如历史一贯所证实的。

《战斗报》的创立

正是面对这种惨淡的局面下,1964年夏天,我们决定了不要重启《社会主义斗争》,而是发起一份针对工党年轻群众的新报纸。在1964年4月伦敦召开的小型委员会会议上,战斗趋势决定“授权泰德.格兰特与独立工党(ILP)谈判承租据点”。一个月后,他们“取得了成本的估算”并要求一份租约的复本。眼前的大选可能会成立工党政府,因此他们慢慢地筹备了在秋季推出新报刊。我们只缺现金,这是一点一滴的筹集的,至少足以出版第一期。

就像任何新事业一样,我们为新报刊的取名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鉴于其他的竞争对手,我们的选择有限。最终,我们选择了《战斗报》的名称,报纸的副标题是“为工人和年轻群众奋斗”(For Labor and Youth),首发日期为1964年10月。

第一期黑白列印的月刊共有8页,但由于财务问题这很快就减少到4页了。虽然我们为第一期收集了500英镑的战斗基金,但我们在第一年其余只筹集了150英镑。 “把保守党踢下台——但工党必须有社会主义政策”是头版头条,为这些年的战斗派设定了基调。第一篇社论解释道:

“我们的任务是将马克思主义传递给工人运动以及其中的年轻群众。工人运运动需要包容所有的倾向,包括革命左派。”

“首要任务是聚集工运中最有意识的分子,以便在经验和事件的基础上耐心地解释这些政策的必要性。《战斗报》将努力认真收集事实和论据,为重建工运的斗争提供弹药。我们希望提供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无论是关于工业纠纷、住房危机、还是刚果危机——随机举几个例子——并建议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向工人阶级实话实说,反对资产阶级的谎言和夸张,以及工党官僚的半真半假。”

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出于个人、财务和工作方面的迫切压力,吉米.迪恩不得不出国。尽管他长期缺席,吉米一直是泰德的忠实战友和挚友,直到两年前吉米过世时,他仍是《社会主义呼唤报》(Socialist Appeal)的支持者。

吉米的离开,使得有必要从别的地区派一个人来帮助撰写报纸并加强组织方面的工作。这一角色由彼得.塔夫(Peter Taaffe)履行,他当时是来自伯肯黑德市(Birkenhead)的有前途的年轻人,他于1965年夏天被派往伦敦做全职工作。

塔夫在之后的35年会与格兰特奋力共事,塔夫凭借自己相当的组织能力,无疑为建造战斗趋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尽管塔夫名义上是报纸的主编,但政治路线一直由格兰特决定的,因为格兰特的政治能力比其他所有人都要出众。

谁是战斗派的政治领袖,这问题从来没有过疑问。塔夫本人在1988年1月写道:

“格兰特[...]当时是——并且现在仍然是——英国托派的理论家和主要领导”(作者的重点)。

他也不可能不这么写。没有任何一个参与战斗派的人会怀疑过泰德.格兰特是我们最杰出的理论家和领导者。然而,仅仅三年之后,塔夫就开始唱了非常不同的曲调(走上不同的政治路线)。

除了重视理论和培养干部的核心作用外,格兰特还确保了报纸的定位是牢牢地面向群众组织的,特别是工党和工会。他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避免各宗派极左主义的刺耳叫嚷,而以冷静的方式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紧扣着“事实、数据和论点”。在不作任何原则性让步的前提下,该报纸以工党成员、工会会员和青年能透彻理解的方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理念。用列宁的话说,我们的口号是“耐心地解释”面对工人运动的基本理念和任务。

极左派和工党

战斗派反对了希里派的冒险主义,而这次冒险主义的结果,是官方的社青团被摧毁。到1965年,工党官僚取消了社青团会议,而希里派竭力多从工党中捞出成员,企图建立独立的社青团。这些极左派的把戏破坏了工党的青年组织,并恰好迎合了工党右翼和官僚的意图。

工党的官僚随后对青年组织进行了重组,剥夺了其独立权利,并更名为“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工社青)”。当时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正在执行右翼政策。这引起了工党和工会中的工人和基层的广泛厌恶。一些矿工的工会支部都公开谈论脱离工党。这与今天的情况十分类似。

在几年之内,其他左派群体——如克里夫派(今天的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British SWP)及微小的曼德尔(Ernest Mandel)宗派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IMG)——极左到不耐烦地离开了工党,并决心在云霄中创建“群众规模”的革命政党。我们是唯一留下来的团体。尽管困难重重,我们理解事情会发生变化,将有一支左派在工党内部发展。

当然,宗派们指责我们向改良主义投降了,只会消极地守株待兔等等的。但我们不理睬他们并继续做自己的事。我们事先就回答了他们的荒唐话。 1966年8月,格兰特写了一篇名为“对评论极左主义讨论的一些意见”的文章,在那里写了以下一段话:

“在宗派眼中,向工人阶级、工会、工党、社青团发号施令就算足够了......对工人阶级发行军命令。当工人和激进分子走自己的路而不理睬他们时,他们就开始'发作',并谴责所有那些在事实上正为基于列宁原则的革命性纲领和政策奋斗的人,给他们冠上中派、工贼和'巴布洛主义者'的罪名。

“经验告诉我们的英国同志,今天最会大声指责别人是叛徒、逆贼、假左派等的人,恰恰是那些昨天最爱提倡深度打入主义的'革命者'。今天的'反巴布洛主义者'实际上是昨天最狂热的'巴布洛主义者'。那些过去因为不想'破坏我们与《论坛报》(Tribune)[2]的关系'而拒绝批评安奈林.贝文(Nye Bevan)[3]的人,恰恰是现在把《论坛报》谴责为主要敌人的人。这些人主要的谴责对象绝对不是资产阶级敌人、保守党、或工党右翼领导,反而把矛头主要指向'冒牌左翼',当然特别反对'巴布洛主义者'。

“马克思说,历史总是会重演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希里的第三时期主义及其'永久性背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或工运,都不能接受的。

“这些人喜欢指责我们所谓的'空想马克思主义'、'守株待兔'等倾向,来小题大做。但当前面临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肯定不是等待历史,更不是(希里指控我们)'强奸'历史——而是脚踏实地为历史和重大历史事件做好准备。换句话说,不是通过在工党和工会内外抽象地宣传,而是通过有意识地参与眼前的斗争。

“像之前所说的那样,群众运动的真正前景是左翼会不可避免地增长。我们的运动有责任通过建设性批评来参与和准备这些事件;不仅批评右翼领导人以及右翼的短处和不可避免的背叛,也同样批评'左翼'(例如《论坛报》、卡曾斯(Frank Cousins)等)。但是,虽然这些前景我们已经解释给我们正在训练的革命干部,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到,群众会在早期阶段会走向迷茫的左翼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我们战斗趋势会全力参与与右翼改良派决裂的冲突,不光会吸引激进意识的斗士,更能吸引成千上万个向左翼移动的普通工人。”

苏塞克斯小组

布莱顿市是战斗趋势的关键地区之一,迅速发展成为了继伦敦和默西塞德郡之后最强的领地。苏塞克斯团体是由艾伦.伍兹(Alan Woods)建立的,他于1960年在斯旺西市加入了趋势,并于1963年10月前往苏塞克斯大学就学。他招募了鲍勃.爱德华兹(Bob Edwards)和罗杰.希尔弗曼(Roger Silverman),并迅速建立了一个学生小组,战斗趋势以此为基础扩散到了城市。

伍兹不久后就被选举到战斗趋势的国家领导组织,在那里发挥了关键作用,直到1976年被派往西班牙,在艰苦的地下工作条件下建立战斗趋势的支部。布莱顿的同志们在这段时期毫无疑问地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的工作确实确保战斗趋势能够在这些艰难岁月里维持下去,并为全国的其他地区树立了榜样。

在《战斗报》发布前一年,他们已经开始出版了两周一次的马克思主义期刊《观点》(Perspectives),以及社会主义协会的季刊《火星》(Spark),该刊物在那段时期充当了整个战斗趋势全国性的理论期刊;还出版了其他书籍,包括重要的小册子,如《世界纵观》、《逆流而行》(Against the Stream)、《马克思主义之国家论》(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等。

1965年5月,在一份交给编辑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布莱顿分会在过去一段时期在财务和政治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伍兹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学生和工人,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时期成为战斗趋势的领导层。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取得了进展,在1966年8月其所有活跃成员都加入了我们,共青团前国家主席吉姆.布鲁克肖(Jim Brookshaw)也紧随其后。

在苏塞克斯的进展使我们能够将战斗趋势的影响散播到其他地区。 “布莱顿的同志们将回到各个不同地区,直到假期结束,尽管几位同志将继续留在市内,分会也照常运行”,1966年7月的全国报告写道。 “两位同志计划明年将常住诺丁汉郡,而其他人则会去我们迄今没有成员的地区。虽然我们不认同所谓的'输出革命'说法,但这是与新联络人接触的一种手段.. ....他们为报刊基金的募捐工作应该成为所有其他支部的模范榜样。”

我们在苏塞克斯的成就为全国范围内的学生工作敞开了大门,但也为我们在工党中的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因此将布莱顿.肯普敦的选区工党(Brighton Kemptown CLP)变成了重要的根据地,定期向工党年会提交马克思主义的决议案,并将雷.艾普斯(Ray Apps)同志选举为选区工党代表。最终,一位战斗派支持者罗德.费奇(Rod Fitch)被选为下议员候选人,但未能赢得议会席位。

先见之明还是惊愕

托洛茨基曾说:“理论带来的前瞻让我们能处变不惊”。离开工党的极左派既没有理论,也没有任何正确观点,因此在事情发生变化时,就如我们已经预想到的,极左派们也只能瞠目结舌。

表面看来,英国当时的情势显得黯淡无光。我们工作的主要领域是年轻群众,而这块工作领域的情况则非常糟糕。经历了1965年希里极左派所造成的混乱,社青团的组织剧烈地衰退。在那之后,社青团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们全都被工党的区域执行委员会重新指派任命了。

我们所有的讨论都被局限在年轻群众的问题上。有个“聪明人”灵机一动,在全国大会上提出解决方法:“全国大会可以宣示,我们声援所有25岁以下的越南自由斗士。”想当然尔,这个提案是不会被采纳的!由于社青团的联盟遭到破坏,各社青团分会之间的联系也就被阻断了。然而,我们的观点仍然认为,情势终究会变,而我们的预测也被实现了。

1968年,辛普森委员会(the Simpson Committee)提议有条件的重启社青团。一年后,左翼的琼.莱斯托(Joan Lestor)当上工党全执委青年委员会主席,而工党社青团被允许出版一份期刊《左翼》(Left),并拥有自己区域性与全国性的委员会,而且在工党全执委拥有一席席次。在全国委员会的选举上,战斗派支持者者获得了绝对多数的席次。社青团的主席彼得.道尔(Peter Doyle),是首位在工党全执委选举中胜选的战斗派支持者,而他至今都和我们的趋势有热切的联系。

1969年4月19、20日的这个周末,由41名代表组成的战斗派会议在南伦敦的一家酒吧举行。这次会议讨论了世界与英国的政治纵观,也采取了以下的新组织目标:

(1)六个月内取得新的办公室与出版用具。
(2)六个月内增加两位以上新的全职工作者,并将报纸的出版次数调升至半月刊。

这意味着我们的全职团队将会增加一倍,但硬体设备上依旧稀缺。这场会议的以“对全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们”致上敬意与支持做结。

所有这些艰辛又磨人耐性的政治工作开始有了回报。虽然速度缓慢,但围绕着战斗派的势力开始一步一脚印地建立起来了。在1970年工党社青团的领导多数下,通往以系统化方式建立青年组织的道路已经敞开。这时恰好是由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领导的新保守党政府执政,同时发生的是自1926年以来在劳工阶级内部首次产生的大幅激进化。

尽管我们直到1970-1年间才达到1969年会议就取得办公室和提升报刊发行次数所决定的目标,然而组织仍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进步。整个1970年间,我们在贝夫诺格林(Bethnal Green)购入的那栋老旧且快要散架的房子,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提供劳动为我们重新翻修过,而同志们甚至自己为房子打了新的地基。 1971年,我们买了一台旧式影印机、摄影机以及打版机,并且在房子后面所搭的棚架里运作这些设备,而有着新的红色刊头的《战斗报》双周刊也于当年九月问世。

当时我们在全国有217名支持者。接下来的进展非常快速,在接下来的五个月内《战斗报》周刊报(每期四页)发行了,这时也正好遇上1972年的全国矿工罢工。 1972年九月,《战斗报》周报增刊到了八页,我们的支持者也来到354名同志。而首先从上克莱德造船厂的静坐罢工开始,我们将工党社青团转向了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工业斗争。

工会的转变

一如过去在英国的情况,劳工运动的转变首先是在工会内部开始的。这里我们应当指出,许多极左派都否定某些工会有改变的可能,如运输与总务工人工会(TGWU)、英国总工会(GMB,前英国市政工人和制锅炉工人工会),甚至还支持把这些工会从更大的工会中分裂出来,组成他们要的“左派”工会,就如在利物浦码头区以及皮尔金顿玻璃公司的情况一样。但一如往常,事件的发展都证明这些极左派是错的。

工会内部的左倾,导致了杰克.琼斯(Jack Jones)以及休.斯坎伦(Hugh Scanlon)分别当选了运输与总务工人工会与合并工程工会的总书记。由下而上的反对浪潮将工会代表大会(TUC)推向希斯政府的反对面,特别正当希斯政府推行着反工会法案。这场反对政府的斗争,在1972当局逮捕了五位码头工人后,而TUC则威胁发动二十四小时总罢工时达到它的最高点。

就如我们一再所说明的,群众组织不会是以直线式的,而会是以辩证的方式发展。盖茨凯尔(Hugh Gaitskell)与布莱尔(Tony Blair)想破坏掉工会与工党之间的有机联系,却导致群众往激进化的方向移动。成长中的工业后备军加强了工会与党,让工党内部,甚至是工党全执委的层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左倾。这些都是离开了工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没有预见到的,他们只是一再地大声宣告“工党已死!”。

在工会内部的左倾之后,紧接着的是工党内部的左倾。要指出什么不同的话,在威尔逊执政时期,一直是工党内部坚定的右派中心人物托尼.本恩(Tony Benn),现在成了左派的领袖。这样的发展绝非偶然,而是由于驱使过程的客观压力所导致的。

我们能指出,我们在工党全执委的同志们在稳固左派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1973年,在战斗派的影响下,工党全执委提出了将前25大垄断企业国有化的纲领。当然,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决议有其极限,但这些都明显地显现了工党内部急剧的左倾与战斗派影响力的增长。

我们首先能在年轻群众中能看到情况复苏的征兆。工党的青年组织本来是痿靡不振的,但现在情况都改变了。这些年间,工社青团与战斗趋势同时开始成长。这一快速的进展,靠的是十几年下来耐心的政治工作,正确的纲领、观点与方法,而不是什么偶然。 1960年代后期,出席工社青团大会的人数通常在200左右,几年后却开始吸引近1,000人参加。我们的战斗派在工社青团大会内的外围座谈会也开始吸引来更多的人听讲。

我们也一如往常,维持着坚定的国际主义路线。当1969年8月工党政府由于北爱尔兰问题而派兵镇压时,战斗派也随着德里工党(Derry Labour Party)对此一军事行动表示反对,尽管当时几乎所有的左派,包括克里夫集团(社会主义工人党),与英国共产党都支持向北爱尔兰派兵。

在10月的工党全国大会上,我们的同志,来自布里斯托的雷.埃普斯(Ray Apps),以及布莱顿.肯普敦市的布莱恩.贝金罕(Brian Beckingham),提出《二号紧急动议》(Emergency Resolution Two),声明工党:“支持爱尔兰工人运动任何试着团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工人的力量,特别是德里工党,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不论是橘色的新教还是绿色的天主教资产阶级,并呼吁爱尔兰的工会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工人组成的联合防御委员会(Joint Defence Committees),来遏制教派恐怖主义的蔓延。”

在战斗派的指导下,工社青团开始进行反对失业、种族歧视的抗争,并组织国际间的声援活动。工社青团所发起的运动中包含了爱尔兰、智利、西班牙,以及其他议题。西班牙青年社会主义保卫运动(The Spanish Young Socialist Defence Campaign)就是非常巨大的成功案例,并由工社青团发起对西班牙当地反对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政权地下工作的声援。艾伦.伍兹(Alan Woods)被选为该工作的负责人。他随之于1976年初与家人一起移居西班牙。

1974年初的第二次全国矿工罢工,首次成功地将政府拉下台。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在工社青团旗下的同志,在新的工党政府的选举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许多的工社青团成员,在布里斯托选区的大型竞选活动中提供协助,确保了东尼.本恩的胜选。我还记得我们从南威尔斯带了两台巴士的矿产工人协助竞选。这些就是我们所建立起来的影响力的程度。

恶改政策

面对这场大规模工业反叛,希斯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在1974年瓦解,由新的工党政府取代。在整个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工党威尔逊政府由改良政策转移到了恶改政策。工会领袖们同意了一个会削减生活水准的工资政策。从1977年以及首次的消防员罢工开始,群众愤怒的水坝就开始溃堤了。工会和工党内部都浮现出了反对设立工资上限的声音。威尔逊因此声势大跌而引咎辞职,将政府领导权交给詹姆士.卡拉汉(Jim Callaghan)。

无数的低薪工人开始组建工会,并发动一场为了争取加薪的猛烈斗争。这些工人们已经不想再等待下去了!因而引发了“不满的冬天”(the Winter of Discontent)时期,使得卡拉汉的工党政府垮台。 1978年,来自利物浦威佛崔(Wavertree)选区工党的战斗派同志泰瑞.达菲(Terry Duffy)成功地在工党全国大会上推动一项综合法案,以反对政府的工资上限政策。这也终结了此一收入政策。

1974年到1979年的威尔逊—卡拉汉政府危机,使得战斗趋势能与一个过去前所未见的广大的激进化工人阶层连结起来。 1975年,我们能在伦敦市哈克尼区(Hackney)的Mentmore Terrace街区取得一个新的且更大的办公大楼。到了1976年,战斗派的支持者已经接近一千大关。战斗派的影响力持续增长。 《战斗报》的篇幅也增加到了16页,每周发行。

这时战斗派的成功开始受到注意。不只是在工党官僚的耳中,也在统治阶级的耳中响起了警钟。资本主义的谋略家们由于工党内部的左倾,以及看见战斗派作为这一发展的催化剂而惊恐起来。这也是第一次,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开始变成在国家政府算计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

1976年初,在《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上就以“爆料”的名义,展开了对战斗派的猎巫行动。这场猎巫行动所使用的材料,是由工党全国组织者瑞格.恩德希尔(Reg Underhill)所收集的,是用来证实一场“阴谋”,以及用来煽动一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清算。一年之后,随着战斗派同志,工社青团主席安迪.贝梵(Andy Bevan)被任命为全国青年部委员,一时之间在媒体上关于战斗派的报导都炸开了锅。工党的纽汉区下议院议员雷格.普伦蒂斯(Reg Prentice,此人后来加入了保守党)被取消竞选资格,也为反对战斗趋势的猎巫行动火上加油。

然而这场猎巫行动并没有达成它的目的,实际上它还产生了反效果。越是在媒体上宣传反对战斗派,越是让我们收到来自年轻群众与工会人士的支持。 1979年英国大选时,我们在英国有至少1,500名活跃支持者。我们也在英国工运界内成为非常出名的团体。在工运中我们的实际外围友人不仅远大于我们的成员数目,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成长。

惊恐的统治阶级

1979年大选卡拉汉的失利与撒切尔的胜利,对整个运动造成了冲击。这也让工党更进一步的左倾。在东尼・本恩与埃里克.赫弗(Eric Heffer)的领导下,左翼改良主义在工党内部占主导趋势。即使在议会里工党右翼也在节节败退。右翼的候选人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也只赢过东尼・本恩一个百分点!在这些情况下,战斗趋势以飞跃式的进展成长,支持者突破了2,500人。

统治阶级现在整个都被吓坏了。他们无法容忍一个由左派领导的工党,遑论马克思主义者了。统治阶级组织了对工党内部一部份重要右翼领袖的分裂,来组建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以做为对工党的背刺手段。但这个举动却适得其反。这场社民党分裂证明了这一招足以让工党成为在野党,但阻止不了工党的左倾。摆脱了那些最腐败的右翼领袖,只是进一步强化了工党的左倾程度。

所有“旧秩序”的势力现在都集结起来要打击左派,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就是战斗趋势。他们认识到战斗趋势在稳固左派改良主义领袖的作用,因而用对战斗派的猛烈攻势,展开对左派的反对攻势。资产阶级媒体则疯狂地放送“马克思主义革命份子意图要接管工党”的消息。

从早到晚,这些媒体发起反对“战斗派之癌”的空穴来风,要求东尼.本恩左派所领导的工党将战斗派的支持者开除党籍。做为对这场对战斗趋势的公开猎巫行动的补强,后来更是被揭露,军情五处为了打击“马克思主义者的颠覆”,悄悄地安插了30名秘密特务在我们组织的基层内部。这才是真正的反对工党的阴谋—不是来自左派与战斗趋势,而是资产阶级国家,与其隐身在工党内部的异物们的阴谋,他们密谋要接管工党,并将工党转变成服从于大企业的工具。

资产阶级的反攻壮了工党与工会内部右翼人士的胆量。自《恩德希尔报告》在1975年11月提出以来,它就一再被工党全执委的左派多数所阻止。然而当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成为党魁后,1981的工党全执委便转向右派,而一场党内肃清的行动也蓄势待发。

在资产阶级媒体无止尽的压力下,工党右派要求根据恩德希尔的报告开除战斗派党员。尽管有向工党全执委提出所有抗议的决议案,但“柔性左派”还是屈服了,并以10票对9票的差距同意对战斗趋势展开调查。在1982年工党大会上受到认可的《海伍德—休斯报告》(The Haywood-Hughes Report),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它建立了一本“可接受团体”名册,这当中将战斗派特别排除在外。

对抗猎巫行动的斗争

自工党成立以来,一直都有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工党。因此试图要开除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就是对党内民主的侵害。资产阶级希望藉由攻击左派以及安插其亲信到工党领导层内,再次申张他们对工党的掌控。而他们真正反对的,是战斗派的成就,并且不断地让工党右翼受挫。这也是为何资产阶级对战斗派的攻击,是如此地猛烈。

声称因为战斗派是有组织的团体而不应存在于工党内只是ㄧ个借口,因为右派在工党内总是把自己组织成一个党内党。在社民党从工党分裂出去并背叛工党前,这的确是如此。而今天,在同样热衷于对战斗派进行猎巫的资本阶级报刊狂热支持下,从而劫持工党的布莱尔集团也是如此。

我们自然会自行抵挡这些攻击。为了打倒那些不只是将其隐藏在工党强大机构下,以及得到资产阶级国家奥援的右翼人士,我们当然要组织起来!我们在温布利会议中心(Wembley Conference Centre)组织了一个成功的工党反猎巫运动大会,共有2,000名代表出席。我们还在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格拉斯哥等主要城市组织多次会议,每场都有高于1000人出席。

群众对战斗派的支持迅速飞涨,在1982年所纪录的就接近3,500名支持者。我们在工党内部的斗争,以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为首位的社会主义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对战斗派的注意。尽管事实上大多数工党基层党员都反对开除战斗派,但工党全执委还是继续在1983年2月伯蒙德西补选(1983 Bermondsey by-election)前夕,驱逐了《战斗报》编辑部的五名成员。

工党全执委声称这样做是在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当时战斗派已经有了上千名积极支持者以及上万名的同情者。为了将战斗派驱逐出党,他们将不得不摧毁英国从上到下的党组织,并对其造成严重的破坏,打击了工党内部的活跃人士,并使工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取得胜利。而实际情况确实是如此。

1983年英国大选上迈克尔.富特的失败,以及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胜选工党党魁,标志着工党领导层内由左往右的转移。在金诺克领导层下,对战斗派的猎巫行动依旧持续进行。新党魁倾注其狂热的热情,走火入魔在反对战斗派的斗争中,就算这样做对工党本身会造成巨大的伤害。这个愚眛无知的暴发户,盲目地听从保守党媒体一直耸恿他执行的建议。其结果就是,导致基层党员的士气低落,而工党也无力打败保守党。

尽管万事不顺,但在大选结果上,两位战斗派支持者:泰瑞.菲尔德斯(Terry Fields)与戴夫.内利斯特(Dave Nellist)都胜选了下议院议员,让战斗派首次能在下议院发声。可惜的是,由于社民党分散了选票,派特.沃尔(Pat Wall)在布拉德福特北区落选。直到1987年情况才反转过来,但那已经是沃尔最后一次参与选举了。这是史上第一次,有托洛茨基主义者进入英国下议院担任国会议员。这点也再次证明了我们正确的政治路线。

利物浦市议会

同年,战斗派在利物浦市议会领导层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让它举国知名。 1983年3月,有几位战斗派支持者胜选为工党的市议员。在许多城市的选举中,工党从自由党与社民党手中分别夺下了12席与1席席次,而工党得票数增加了40%。 “我对这些城市感到失望。那么多的战斗趋势的成员都胜选市议员了”,自由党领袖特雷弗.琼斯(Trevor Jones)爵士如此哀叹道。

战斗派在利物浦的成功,就如同我们其他的成功,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包括了吉米.迪恩(Jimmy Deane)和迪恩家族、汤米.比斯霍尔(Tommy Birchall)、帕特.沃尔(Pat Wall)以及其他同志,花了数十年在工党内部持续耕耘的收获,也让新一代的战斗派同志能站稳在这些基础上。他们在利物浦对抗以铁腕支配当地工人的布雷多克机械公司,并相信事件的发展会改变局势,最终他们也做到了。特别是数十年来,沃尔顿选区工党(Walton CLP),一直都是战斗趋势在当地的基石。沃尔顿选区工党在1950年代中期,还推派格兰特为它们的下议院候选人。而埃里克.赫弗(Eric Heffer)最终也在1964年为工党赢得当地的下议院席次。

同为战斗派支持者的德里克.哈顿(Derek Hatton)则是在利物浦市议会选为副议长。利物浦工党在市议会有着以三分之二的多数,但利物浦当下糟糕的财务状况,让他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要执行裁员或是继续斗争?继续沿用自由党—保守党的预算规划,就意味要舍弃创造1,000个新工作机会、将房租减少至每周两英镑、提高最低工资,以及为市议会员工争取每周35小时工时的计划。

当然,我们决定要斗争到底。为了赢得市议会的支持与反对保守党的财务紧缩,我们随后发起了一场大型活动,当中包括集会游行、公开会谈、抗议示威以及罢工行动。最终,市议会订定了赤字预算表,并要求保守党政府弥补差额。

尽管全国工党领导阶层持矛盾与反对意见,利物浦的工人阶级还是参与斗争。这也反映在1984年的地方选举,工党夺下17席的席次。最终,由战斗派为首的利物浦市议会迫使保守党议员做出巨大让步,得以执行他们的计划。

1984年7月14日,泰晤士报刊登“今日,市政激进性在利物浦获得了辩白”。 “...一位三流的乡巴佬政客,一个自我吹嘘的革命者……德里克.哈顿先生让政府屈服了……哈顿先生和他的同僚们威胁要采取一系列破坏性行动。他们所赢得的,是终止了400个地方当局被告知是不可逆的财务目标...就为了买通战斗派。“

战斗派的同志们带领了这场在接下来三年保卫利物浦工人们的斗争,直到他们被非民选法官判处罚款并免职。那时他们赢下每一场选战。在1985年的工党大会上,金诺克对战斗派与利物浦市议会发起苛刻的攻击,对战斗派支持者展开公开清算。 11月时利物浦地区工党被勒令停止运作。金诺克怒吼道:“我要他们滚出工党”。

在战斗派全国各地支持下,利物浦的同志发起巨大的抗争,但最终仍不敌来自撒切尔政府、保守党媒体、工会官僚,以及最重要的,决心要打败战斗派,并把战斗派丢入火坑的金诺克与工党右翼领袖们所组合而成的攻势。

像那些所谓的“左派”,如“赤色”的肯.李文斯通(Ken Livingstone)与大卫.布伦凯特(David Blunkett)也都起到恶劣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演说与演技都是哗众取宠,但他们把利物浦弃之不顾并孤立,因而让利物浦注定要被打败。最后,金诺克补上了最后一刀。 1986年3月,包含哈顿在内的16位战斗派同志,被指控“从事不利于党的行动”,并以不公正的方式被开除党籍。

尽管事情如此,但我们并没有灰心。我们受到来自工党基层党员的巨大同情与支持。在金诺克开除利物浦同志的同时,我们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组织了一场有力的高达5,000人参与的21周年纪念集会,为战斗派的战斗基金募集了27,000英镑。

在工会与年轻群众之间的成功

笔者第一次见到格兰特,是在1966年7月斯旺西的社青团夏令营上,而随后就加入了战斗趋势,而那年我只有14岁。 1970年代初期,我被选为工社青团的全国委员,并进入了战斗派的领导层。而直到1982年底我都作为西威尔斯的战斗派全职工作者,之后进到全国中心工作。

1983年年底,我被指派为战斗趋势的全国组织者,并做为组织委员会的负责人,统筹我们对猎巫行动的反击,以及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内建立战斗趋势的势力。这时我们在全国中心与各区域共有约200位的全职工作者。这样的规模算得上是非常大的事业,而且这个事业一直都在壮大。这个时期的战斗派非但没有衰退,反而更向前挺进。我们能在伦敦东边的赫普斯科特路买下一座大工厂,做为一百多位全职工作者的办公楼。

在利物浦斗争期间的一年,英国被矿工们的罢工给震撼了。战斗趋势有能力派驻几位全职工作者到矿场协助工人进行罢工。由于战斗派参与了这项工作,我们在罢工工人之间的声望大大地提升,并且有500名矿工加入了战斗派。由于罢工不可避免的遭受了失败,多座矿坑也被停业,我们随之又失去许多支持者。而我们早就明白,由于战斗派的突出表现,我们正受到特勤部门的严格调查,而为了防止我们的报刊被查封与同志被捕,我们准备了因应计划。

我们在工业领域工作的成长,与年轻群众领域工作的成功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有8到9位在工业部门进行工作的全职同志,在各个工会之间协调统整战斗派的参与。尽管我们最强大的支持领域是公务员工会(CPSA),但实际上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都有着上百位工厂代表和召集人。为了发展战斗派的影响力,我们拉拔了“泛左翼组织委员会”( the Broad Left Organizing Committee, BLOC ),这个委员会在1984年初成为了在工会领域中成为了最大的左翼势力。与此同时,我们组织了一场成功的全国工会大会,约有来自数十个工会,2,500位工场代表参加。

这段时期恰好遇上工社青团在组织上有所成长的时期,也为矿工罢工与利物浦市的斗争中投注了能量。自1985年,工社青团的国内分会成长到573个,成员约在10,000到15,000左右,是自它从1960年成立以来最多的人数。第一位黑人的工党全执委委员就是来自社青团的琳达.道格拉斯(Linda Douglas)。尽管我们的对手指控战斗派在对待女性问题上不够严肃(因为我们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但工社青团全国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女性。在马克思主义的带领下,我们在年轻群众领域的工作取得了杰出的成果。

这就是为什么以金诺克为首的工党右翼领袖们,会坚决地、想方设法地摧毁工党的青年部。工党全执委青年委员会主席汤姆.索耶(Tom Sawyer,本文发表时已经受封爵位)推动了将青年部的年龄限制从26岁调低到21岁,立刻削减了三分之一的成员资格,并阻止了许多年轻的工会成员所带来的影响。青年部的报刊停止运作,青年大会(吸引了2,000多名青年会员)沦为黑箱选举制度的粗俗会议。情况又退步到了1965年至1969年时期。战斗趋势有弹性的做出反应,成立青年工会权利运动(the Youth Trade Union Rights Campaign, YTURC),以规避工党官僚的算计。比如在1985年4月,YTURC就带领了300,000年轻学子的罢课运动。

由于反对战斗派的猎巫行动,电视与报纸关于战斗派的报导已经达到饱和。每天早上,我都会收到所有报导的影本,其数量能塞满我的房间。为了利用这一点,我们组织了在全国上下反对抨击战斗派的座谈会,并在这过程中收集了新的支持者。到了1987年,战斗派的坚定支持者名单已超过8,000人。

这个人数是否过于夸大?我只能说,那一年有7,000多人参加了我们在伦敦亚历山德拉宫(the Alexandra Palace)举行的大型集会,现场与人在墨西哥市的托洛茨基的孙子埃斯特万.沃尔科夫(Esteban Volkov)通了电话。而这是战斗派分裂之前的最后一次全国集会。

尽管由于这次的猎巫行动,约有220名同志被工党开除,也有部分其他人被暂停党籍,战斗趋势的成员仍然保持完整并维持其在工党内部的根基。当然我们已经预料到会被猎巫了,也没有这之外的可能。重点是我们不能自乱阵脚。很遗憾地,这却是之后战斗派内的部份领导阶层所做的好事。

人头税

1987年保守党的胜利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撒切尔曾承诺她将引入为人所知并厌恶的社区收费或人头税政策。政府计划第一年在苏格兰地区实施人头税,再来就是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只要苏格兰人被压制,那其他地区也会接连沦陷。

在大选后一系列的全国会议上,格兰特概述了战斗趋势当前所面临的情况,并首次提出了大规模反支税运动(The mass non-payment campaign)的想法,就像是:“在1915年的格拉斯哥发生的租客罢工”,还预期到了接下来社会动荡的浪潮。从那时起,战斗趋势就开始准备正面迎战保守党政府。

当人们意识到在他们面对着巨额的人头税单时,苏格兰所有地区都燃起了不可抑制的愤怒。我们举办关于住房产权计划的会议,开始大规模的工作,并随后成立了由地方代表所组成的反人头税委员会(Anti-Poll Tax Committees)。一年内,在苏格兰有100万人拒绝缴税。汤米.谢里丹(Tommy Sheridan)是领导反支税运动的战斗派候选人,后来也成为了苏格兰反人头税联合会主席。

同时,工党领袖则对废除此恶法的诉求敬而远之。 “大规模反抗税运动之所以是由战斗趋势的支持者所领导的,主要是因为工党领导层所留下的政治真空。”《苏格兰周日报(Scotland On Sunday)》如此写道。 “对抗税的大力支持,已经广为人知到让工党领袖们恼怒。”(《苏格兰周日报》,1987年7月2日)

笔者作为战斗派全国中心组织部的负责人,当时负责协调全国各地的群众运动。战斗趋势发行了两本有关人头税的小册子,均由笔者撰写,并卖出了数千本。第一本小册子分析了苏格兰抗税运动的教训,而随后发行的第二本小册子则谈论到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不断发展的抗争。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人头税的当天,由战斗派领导的全英反人头税联合会,在伦敦组织了大规模的25万人示威游行,以及在格拉斯哥的5万人示威游行。一如过去的做法,金诺克声明与31位拒绝缴税的工党下议院议员断绝关系。到1990年年底,约有1,800万人拒绝支付人头税,失信于民的撒切尔被迫辞职,反人头税政策实际上已经做废了。

组织内部的问题

尽管取得了这些可观的成功,但在战斗趋势内部却衍生出了严重的问题。我们围绕在人头税的群众工作,带给了同志们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地方单位的同志们压力更甚。而负担持续增加,可以胜任的人却越来越不足。我们开始成为“单一议题”政治局限性的受害者,工作变得越来越不平衡。这样的情形具有则非常负面的后果。

当时,组织内部有很多挫折感。例如,在1990年9月的一次全国地区代表会议上,有人惊呼我们趋势被锁在人头税的抗争中,无暇顾及其他事情。有报告指出我们的全职人员已经变成了反人头税的全职人员,我们的同志正在用自己代替工人阶级。组织部越来越成为一个反人头税的部门,我们已经无法负荷巨大的工作量,有可能搞垮整个趋势组织。

事实上,我们已经把自己逼到了一个角落里。压力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真个趋势组织似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从一个抗争跳到下一个抗争,从一个法庭案件跳到下一个法庭案件,从一个与法警的对抗跳到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在人头税运动中取得的成功让一些同志开始好大喜功。用斯大林的一句话来说,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苏格兰和利物浦的情况尤其如此,这两个地区是塔夫直接控制的,当地同志们充斥着沮丧和不耐烦的感觉。归根结底,这反映了政治水平低下,缺乏远见,缺乏分寸感。我们需要的是向同志们解释人头税运动的局限性,以及需要对趋势组织如何发展经过深度思考后的产生一个观点,不仅要顾及今天,也要想到明天和后天的发展。

遗憾的是,领导们没有试图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同志们。相反,全国中心系统性地向各地同志系统性地灌输和强化急躁的情绪。他们鼓励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全职人员给同志们施加压力,让他们东奔西跑寻找速成的成果。结果,许多老同志被弄的焦头烂额,纷纷退出。这又导致了趋势组织的政治淡化,政治水平进一步下降。

为了虚幻的短期利益,我们趋势的政治资本被挥霍殆尽。如果全职人员达不到全国中心要求的宏伟目标,他们就会编造一些虚假的成果来上报中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跑得越来越快来试着站稳脚跟。另外,替代主义(Substutitionalism)也越来越严重,全职同志替代了基层同志,基层同志替代了整个工人阶级。向下的沉沦开始愈演愈烈。但领导团队对此却毫不在乎。

塔夫周围的那群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分寸感。塔夫这时已经迷恋上了自己的重要性。他甚至私下里透露,英国革命的命运就在他一个人的肩上!领导圈的傲慢通过全职人员传到了基层,他们缺乏年纪较长的同志们所具备的必要的理论训练。这就越来越疏远了左派的其他部分和普通工党工人党员。塔夫周围的那群人对此毫不在意。他们认真地幻想,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绕过工党。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径自完成一切。

但此刻塔夫却面对着一大问题:格兰特所拥有巨大的政治和道德威信。这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能让我们趋势一致的水泥。格兰特为组织订立了政治观点,他绝不会容忍冒险、耍宝或极左主义。从政治程度上来说,塔夫的地位连的脚踝都比不上,而他知道这一点。他总是被泰德的政治威信掩盖,这不断地让他感到不安。

塔夫无疑是个能干的人,但他的能力纯属组织和煽动性质。他从来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野心极大,觉得自己的"天才"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由于他无法在公开的政治辩论中对付格兰特,塔夫采取了在领导层中孤立格兰特的策略。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他身边聚集的他身边一群跟班的鼓舞。这些人在组织内的升迁都归功于塔夫,他们也不断怂恿塔夫排挤格兰特。

我们这个过去一直以强大的理论基础为荣的趋势组织,正陷于不断行动的漩涡之中。没有时间喘气,更不用说在政治上对同志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培训了。我们是在不健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组织变得头重脚轻。这将产生最严重的后果。

格兰特和伍兹试图解决政治水平低下和缺乏干部的问题。格兰特曾不断提醒新来的同志缺乏理论训练,但被忽视了。事实上,塔夫身边的那群人对理论不感兴趣,他们最多认为理论是不必要的累赘,充其量只是圣诞树上的仙女装饰。他们完全蔑视格兰特,虽然他们还不敢公开攻击他。

他们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坚定支持格兰特的伍兹,后者是在趋势组织的国际间有很多支持者。伍兹从西班牙回到英国后立即恢复了奄奄一息的理论刊物《战斗国际评论》(MIR)。这很受基层和全职人员的欢迎,他们敏锐地感觉到理论的必要性。但该杂志没有得到领导层的支持,使其资源匮乏。 《战斗国际评论》甚至完全没有在领导委员会上被讨论过。

最后,塔夫设法把伍兹从杂志运作工作上撤下来,声称他"太忙碌于"国际工作。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尽管伍兹的国际职责非常繁重,但他却非常成功地经营着这份杂志,让其得以定期出刊,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办到的,而且很受同志们的欢迎。但这正是塔夫所不能容忍的。他希望组织工作的每一部分都在他所信任的人的控制之下,不管他们的个人能力或政治能力如何。

"苏格兰转向"

在革命政治中,急躁情绪会带来有害的作用。然而组织内的一些人,特别是在利物浦和格拉斯哥分会内的一些同志,开始寻求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 1991年4月,他们说服塔夫在苏格兰发动"新转向",声称是为了打击苏格兰民族主义情绪,并从反人头税运动中获得成果。这项策略一开始是以“占时的绕行“来推销给领导层的,没有什么不正常。当然,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明的那样,事实并非如此。

长期以来,领导层内部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加剧。 1991年年初,他们因为一次相当次要的事件而突然爆发。领导层就塔夫试图明目张胆地提拔他的追随者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格兰特和伍兹指责塔夫结党营私——这也完全是事实,任何在全国中心工作的人都能看出来。这导致了领导层内部关系的急剧恶化。

我们很快就发现塔夫集团为这场斗争已经准备了很久。他们立即调动全职人员机器,粉碎"不忠诚的反对派"。他们制定了一种忠诚誓言以孤立批评者,对他们施加了最极端的压力。他们组织会议,不是为了辩论,而是为了谴责格兰特和伍兹。没有人和在全国中心内的少数反对派支持者说话,甚至连早安都不说。他们还采取了各种小把戏,甚至在少数派人员离开办公大楼前搜查他们的背包。

目睹这一切的我相当吃惊。这些手段与我们引以为豪的战斗派清廉民主传统毫无共同之处。各种各样的压力都是施加在我身上试图让我屈服,但我仍然继续抵抗。塔夫甚至建议我放个"长假"!但我们实在无法容忍他们以战斗派的名义所做的事情。因此,即使我们是当然的少数派,但我们仍然要表明我们的立场。

在沃尔顿的冒险

不久后新的事变。随着沃尔顿的国会议员希弗的逝世,战斗派的支持者莱斯利·马哈茂德(Leslie Mahmood)试图角逐工党在该选区的提名,但因官僚操作被排挤在党内初选外。塔夫周围的集团建议我们应在沃尔顿站推一个独立候选人。他们在利物浦举行的一场彩排好的全国会议上,由于伍兹不在现场,只有格兰特和我发言并投票反对参选的决定。塔夫和他的支持者们把"沃尔顿转向"说成是一条捷径。格兰特恰如其分地将其描述为"一条通往悬崖的捷径"。后来的事件表明了他是多么正确。

当时,很多同志们对这个天有很多疑虑,特别是在较有经验的同志中。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领导集团现在已经开始了一有自己一套逻辑的极左冒险。他们不负责任地决定牺牲我们的议员,故意让工党官僚能够开除我们。一般来说,所有工党国会议员都必须公开支持工党提名的候选人,不然会遭到开除党籍处分。但在沃尔顿选举期间,战斗派国会议员内利斯特询问领导们他是否该表态支持当地工党候选人时,塔夫却告诉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行!"总书记的这几句话实际上决定了他的命运。

全国中心的领导集团发动了一场让整个组织对我们成功前景产生幻想的运动。同志们从英国其他地方甚至从国外被征召到沃尔顿来助选。但尽管有种种狂妄的吹嘘和夸张的报道,但选举结果确却是马哈茂德仅以2613票位居第三,而工党候选人则得到了21317票。沃尔顿事件完全是一场闹剧。但这是领导们不能承认的,不然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无误地位。因此,他们在《战斗报》的头版上赫然以巨大标题宣称这个灾难性的结果是"2613票支持社会主义!"

当然,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只要老实地承认错误,不重蹈覆辙,吸取教训,那就不是问题。这一直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方法,也是格兰特一直教导我们的。对于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层来说,承认错误只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但对于一个缺乏必要的政治和道德微信的领导层来说,他们是不能承认错误的。在这样的组织中,领导人永远不能承认错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会损害他们的威严。因此,同样的错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复。然后,它就不再只是一个错误,而成为一种趋势。

沃尔顿的败选在组织基层之间引起了惊愕,他们一直认为我们可以赢得这个席位。为了使士气低落的同志们振作起来,领导集团立即宣布黑的就是白的,败的就是胜的。他们理直气壮地宣布: "这种成功应该在全国各地被重复"!

沃尔顿事件是一次严重的错误,但不一定要延伸成一场灾难。它本来是可以纠正的。但塔夫和他的集团不能如此。这一切的首要考虑是领导层的威信。其他一切考量都处于从属地位。由于他们拒绝承认错误,领导集团把一场失败变成了一场可耻的溃败,最终导致战斗趋势组织和四十年的耕耘毁于一旦。

沃尔顿冒险的直接影响是为工党右翼提供了宝贵的弹药,右派自然而然地加强了猎巫行动。主要受害者是内利斯特和菲尔兹这两位战斗派议员(不幸的是,当时派特·沃尔已经离世)。领导层为了追求他们不负责任的政策,故意牺牲了这两名国会内的同志。工党右翼也义不容辞地执行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历史学家乔治·德罗尔(George Drower)写道:

"根据照片和其他可核实的证据显示工党党员在(沃尔顿)补选中为马哈茂德竞选,工党全国执行委组织委员会下令将147名疑似战斗派同情者的工党党员被立即停权——这是有史以来对该组织最大的打击...为了开除据称支持战斗派的工党议员戴夫·内利斯特和特里·菲尔兹的程序也随之开始"。

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建立这些阵地,但领导们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它们扔掉了。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是为了保持他们的威信。他们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视而不见。每一个疯狂的举动被说成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所有的批评都被视为是背叛行为。

在领导层中,格兰特、伍兹和我个人都反对极左的"新转向",这种"新转向"很快就走上了与大约三十年前战斗派反对的希里派所走上的相同道路。关于"转向"的所谓“辩论”是一场与我们组织民主传统毫无干系的闹剧。反对派在全国中心的策划下,遭受了一场扭曲、谎言和诽谤的恶毒攻击运动。他们声称我们赞成战斗派议员缴纳人头税,我们反对抗争行动,只想"被动地等待事件的发生",我们甘愿屈服于工党会议内的平静生活,等等。

这些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但是,基层同志们并不具备了解事实的条件。领导集团控制了全职人员机器,并不择手段地利用它来破坏我们。原因是他们完全无法在政治问题上回答我们。我们不是被当作要用争论来说服的错误同志(就像过去我们对待反对派的一贯做法一样),而是被当作敌人来对待。在歇斯底里的气氛中,我们的全职人员被开除,并毫不客气地与其他反对派一起被驱逐。

我们驳斥的过去...

在分裂后的十几年里,塔夫和他的追随者们有了一个黄金机会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政策和方法的正确性。当我们被开除时,大多数人认为,阻止我们趋势组织飞速发展的唯一因素是我们与工党的联系。只要脱离工党,我们就可以"飞黄腾达"。

这种话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上反复被说过。但正如老恩格斯喜欢说的那样,"布丁好不好,吃了才知道。"我们有权问:这些行径带来了什么成果?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取得了什么成绩?毕竟,这是一段不可忽视的时间。战斗派真的“飞黄腾达"了吗?当然没人相信!恰恰相反,他们只在一件事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彻底摧毁了"战斗派"。

反对派被开除后,战斗趋势的阵容立即急剧下降。塔夫集团从我们最鼎盛时期的8000名同志,搞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他们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这是以组织手段来对付反对派,而随后又用来对付任何不以足够热情支持领导们的必然结果。

利物浦的同志们——号称是战斗派的"皇冠上的明珠"——后来与领导层发生冲突而被停权,而后被开除会籍,其中包括塔夫在默西塞德郡的主要支持者戴夫·科特里尔(Dave Cotterill),他曾经对后者赞不绝口。领导利物浦市内1983-87年间所有抗争的组织被彻底破坏了。在苏格兰——正如我们所料——谢里丹和当地几乎整个组织都与塔夫分道扬镳,现在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了左翼民族主义。

仍然沉醉于在他们的极左幻梦的塔夫集团,真的想象他们将取代工党。他们推出了所谓的"社会党"(加入了二十几个类似名称的政党),至今仍是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失败。他们经常参加选举,常态地得到了乏善可陈的结果,而这些结果经常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分裂后,他们急于抛弃所有已被证明是成功的旧思想、方法和传统。这些方法的正确性不是由煽动性的演说,而由事实证明的。现在他们以宗派主义的疯狂,宣布工党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号召工会脱离工党。这与战斗派的方法和传统毫无共同之处,反而更像是斯大林注意“第三时期”政策的重演。就像过去所有的极左冒险一样,它只会将组织带向死路。

为了解决他们的财政问题,他们不得不卖掉位于赫普斯科特路的大总部——这栋我们大家都为之做出贡献取得的伟大成就,但他们自己却把它赔个精光。卖掉总部得到的钱可以让他们维持一段时间,但不会永远维持下去。无论如何,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缺乏正确的思想、观点、政策和方法。

作为最后的羞辱,他们甚至抛弃了"战斗派"这个名字。这是相当愚蠢的行为。 “战斗派"这个标志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但是没有人听说过"社会党"的报纸。即使是资产阶级也明白,一个成功的品牌不应该被抛弃。

这样一来,我们所建立的成果就烟消云散了。他们把我们过去经历困难和牺牲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一个个抛弃了。这是连我们最乐观的敌人也无法预料到的结果!没有能力捍卫过去的成果的人,将永远无法引领未来的进步。彼得·塔夫在历史书中赢得了他的地位,但不是以他所希望的方式。他将永远被人们视为那位摧毁战斗派的男人。

...和我们所捍卫的遗产

我们在英国取得的成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在托派运动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阐明这一非凡成功的原因,以便让新一代革命家们能够从中学习和受益。战斗派的惊人崛起,一方面是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严谨态度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屈服于极左主义,在工运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当其他所有的人都向荒野进军,在那里停滞不前,走向衰落的时候,我们仍然留在工党内部。另一方面,战斗派由于政策的正确,实际上确实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我们对群众组织,特别是对工党的面向,是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我们取得成功的巨大程度,首先从统治阶级对我们的反应中就可以看出。

对"战斗派"的攻击,实际上是对工党左翼进行持续的、有组织的进攻的第一步,也是统治阶级企图重新控制工党领导层并把它变成其手中工具的一部分。工党最后以布莱尔主义和所谓"新工党"的暂时失常而告终。但是,工党内部的斗争绝对没有结束。事实上,它几乎还没有开始呢。

布莱尔主义右派现在正处于防守状态。工党基层内的反对声越来越大。人们正在寻找另一种选择,但不是在工党之外。如果我们成功地保持了我们的力量,在过去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那么我们现在就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可以利用下一个时期布莱尔被迫下台后,工党内的斗争真正开始时的大好时机。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通过努力赢得的许多职位被可耻地抛弃了,许多好干部也在这个过程中被毁掉了。事情本来会比现在简单得多。但斗争还是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力量的基本核心仍然完整地保持着,并且正在继续工作,继续战斗,继续赢得新的朋友和支持者,继续前进。事实上,我们由于摆脱了宗派分子和极左分子而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

那种认为"战斗派"的消亡是由于客观条件困难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格兰特总是指出,在撤退时期的有好的指挥比进军时更重要。不同的是,有了好的将领,你可以井然有序地撤退,保持部队的完整,并在条件成熟时准备新的推进。但坏将军总是会把撤退变成溃败。战斗派的下场也是如此。

在《战斗报》开办40周年之际,我们向过去的伟大成就致敬。我们以战斗派的传统感到骄傲,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延续这些传统。战斗派的真正继承者是在英国和国际上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以格兰特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趋势——由《社会主义呼唤报》和《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代表我们的观点。我们曾经证明如何可以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与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成功的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我们将再次赢得同样的成就。

"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的全球网站。我们是一个为世界各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如果您认同我们的理念并有兴趣加入我们,可以填写"联络我们"的表格,致信webmaster@marxist.com,或私讯“火花-台湾革命社会主义”脸页,谢谢!

注释

[1]译注:在本文内,战斗派的“支持者”实际上是正式成员。由于战斗派采用打入主义策略进入工党,其名义上并没有正式组织,而是在工党内的一个派系,因此其成员也就被称为此派系的“支持者”。

[2]译注:《论坛报》(Tribune)是工党内部左翼改良主义者合办的一份报刊,其成员包括安奈林贝文(Aneurin “Nye” Bevan)和后来的工党党魁迈克尔·富特( Michael Foot)。

[3]译注:安奈林·贝文曾经在1945年工党政府内担任卫生首长,并成为建立英国全国医疗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也就是为所有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主要推手之一。贝文长期为工党内左翼的领导人物,但仍是改良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