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台湾的二月革命

谈到二二八事件,一般联想到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独裁者蒋介石以及其国民党政权于1947年在台湾进行的血腥屠杀。上千名民众在连日的政府镇压下丧生,而此事件也成为了一大部分台湾社会至今诉求独立自决的重要分水岭。

如今,国民党仍然骄横地指责任何对二二八的讨论会“分裂社会“,而民进党则仅仅把二二八的重要性局限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并利用”悲情台湾“这种煽情言论来取得选票。但是,蓝绿两营都避谈它所具有的巨大革命潜力。在2月28日起义爆发后,一连串的自发性罢工罢市,大规模群众示威,以及工厂和政府部门占领行动接踵而至。这些革命性的运动也迫使蒋介石发动了他在二战后的第一起反革命。

在二二八起义被镇压后,台湾的劳动阶级和农民也被迫活在长达38余年的戒严统治之下。任何有左派嫌疑或是关联者,甚至任何的异议人士,都受到迫害。左翼的政治运动也在一段时期几乎完全消失。尽管如此,台湾的工人阶级,就像他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一样,终究会站起来对抗资本主义体制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从80年代末期的自主工会运动,到90年代的野百合学运,都是不畏惧国民党威权体制而发起的抗争。 2014年巨大的太阳花学运,以及近年来对抗民进党政府修恶的工人抗争行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规模。

这些事件表示台湾的工人阶级正在为对抗资本主义做准备。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们也应该到位参与,提供必须的分析和领导来帮助劳动阶级取得胜利。这些分析一大部分必须参考世界各地过去经验以及台湾阶级斗争历史记忆中。本文也从这个角度来再度检视二二八起义可以提供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为未来的抗争做准备。

国民党政权接收后的台湾社会经济

在1683年清朝将台湾正式划为其版图之前,该岛先后曾被西班牙人,荷兰人,明朝残部郑成功统治,并长期处于中国,日本和欧洲列强的竞争的交汇处。台湾于1895年在甲午战争完结后被清廷割让给日本。日本帝国主义的治台方针也从主要为经济殖民地转变为支援二战的前进基地。由日本在台湾树立的资本主义系统也造成了农民阶级的激进化和台湾工人阶级的诞生。虽然政府压迫和二战爆发一时切断了社会的激进化,但却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为了有效供给战事,配合政府调度资源需要,促成了台湾在地的大财阀企业进一步垄断经济。日本政府也透过增税和征兵等措施继续压榨台湾人民来应付战事。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开始落居下风时,美军开始对台湾实行大规模轰炸,造成了台湾内部生产力的严重损害。日本投降后,台湾人便是处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等待国民党的接收[1]

一开始,经过日本帝国主义半世纪以来的残暴统治后,台湾群众大都对于回归中国表示支持。许多人认为他们终于可以告别高压统治的生活,开始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与他们视为在大陆的同胞们一同享有民主权利。众多当时还不会说于1923年被国民政府制定为国语的台湾人纷纷积极地学习国语。然而,对于他们的热情,蒋介石则回敬以派遣由陈仪为首的一批官僚来接管台湾。

对国民党来说,台湾仅仅是一个搜刮财富和榨取资源来对付中国境内革命势力的地方。陈仪的长官公署指出台湾人民不会写中文、不会讲国语以及不熟悉中华民国法律等借口,完全将台湾人排除在政府机关中上级职位以外。根据国民党在战后颁布的《复员计画纲要》中,台湾被列为从敌国手中“光复”的地区,战后必须“着重教育文化工作,去除奴化思想[2]”。日本投降后,台湾民间开始热络发展的各种自发性政治活动在1945年11月17日被长官公署开始严格管制[3]。同时,政府也不顾日本高压统治下的情势,大张旗鼓地以“汉奸”之名逮捕各界人士并搜刮财产,更引进了中国情治系统监控任何台湾的左派和共产党行动。

虽然台湾人民一开始对回归中国文化有所憧憬,但是成功的文化整合必须要花上时间和稳健的步伐,以及最重要的是人民自愿性地努力才有可能,尤其当时在台湾的通用语是日文,而闽南、客家以及其他原住民族语言也是主要被使用的语言。然而国民党政府却下令快速地在所有公共场合移除日文,各个国小也立即实施国语教育,亦禁止日式的服装、饮食、习惯等。这样莽撞的文化政策所造成的立即后果就是让不会说国语的大多数台湾人处于劣势,而跟着国民党来台的中国外省人则受惠[4]

由蒋介石指派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他的政策提升了当时台湾的社会压力。 //图片来源: Wikipedia,公共领域由蒋介石指派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他的政策提升了当时台湾的社会压力。 //图片来源: Wikipedia,公共领域

台湾人民再一次在自己的家乡成了次等公民。当时上海的一份自由派杂志精辟地叙述了国民党对台湾的态度:“国民党以征服者的姿态回到收复区,这似乎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台湾是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这班征服者的感觉是:'我解放了你们,你们从今以后不再做亡国奴了,应该感谢我。其次是:你们受了五十年日本奴化教育,不免有许多错误观念,现在要重新教育你们,训练你们怎样做三民主义新中国的人民。'[5]”国民党的沙文主义专制独裁,也是台湾群众之后几十年都要忍受的。

 

经济方面,由于陈仪政府的主要考量是快速重建损毁工业,让台湾可以马上支援在中国的反共战事,他们立即国有化所有在台湾的前日本垄断企业和银行,迅速地掌握了大部分台湾经济,囊括了59.7%的国内生产净值,并控制了全台湾65.4%的受雇劳工[6]。但是大部分国有化后的企业为了得以快速支援中国战事,都是为得到最大的短期利润而经营,而非真正满足社会需求[7]。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甚至急迫到计画要关闭台湾二十五间糖厂并搬移到中国其他省份,虽然最后在民众反对下仍然关闭了两间[8]。即便国有化的运作的确有让生产力快速成长,却完全无法解决任何人民生活上所面对的失业和粮食短缺问题。再加上对于生产力的投资多半是以贷款和印钞进行,通货膨胀开始迅速地在台湾恶化。

由于国民党也快速将台湾对外贸易伙伴从日本转向为以上海市场为主的中国经济,台湾因而仰赖由上海进口的工业消费产品。当时在上海爆发的通货膨胀危机以及陈仪不当的货币政策鼓励了货币投机。这也恶化了台湾货币贬值和销售到台湾商品价格的上涨[9]。盟军在二战末期轰炸了大量农田并造成了粮食生产短缺,但国民党却实施以市价三分之二的贱价强制征购将近70%的粮食[10],以及其他的错误政策助长了粮食市价的上升。在1946年1月和1947年2月之间,米价涨了4.83倍,面粉价格涨了5.38倍,而白糖价格甚至涨了22.33倍之多[11]

国民政府也用同样排挤台湾本省人于公共事务之外的方式,直接让许多新到的外省人接掌日本人在各个企业里留下来的高薪职位。不仅如此,由于多数外省人是靠关系得到这些职务,他们因缺乏训练所造成的低效率也迫使企业增加职员人数。在台糖这样的工业企业里,1946年时拥有2,946名员工,在1947年却增加到5,364名。台糖不仅给外省员工许多本省人得不到的补贴,一般外省员工的薪资也显著高于本省员工。例如台糖在台中的工厂给予外省员工的平均薪资就比本省工人高出两倍[12]。不仅如此,各式各样的贪腐也盛行于国民党政权之下。

台湾大众快速地觉悟到他们不仅再度成为一个粗暴外来政府下的二等公民,而且新统治者们的施政正在快速地破坏他们艰苦生活的稳定性。在短短两年内,对社会极度不满的情绪在台湾迅速蔓延。美当时驻台的美国外交官葛超智生动地叙述了蓄势待发的社会氛围:

“示威、罢工日益增加。当工资未付、短缺或管理单位拒绝改进工作条件的请求时,员工只好愤然罢工。因此在短期内,有几处重要工厂被迫关门,或因罢工事件而缩短工作时间。公共卫生局员工也开始罢工...

到1947年12月中旬,粮食不足现象再次出现。全台湾因缺米而起的暴动次数有增无减。这就是革命的火种。[13]

抗争的爆发

无可避免的群众抗争终于在1947年2月27日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强制垄断多种商品的销售,在面临经济崩盘的情况下,许多民众被迫摆路边摊销售走私品来糊口。单亲妇女林江迈也不例外。那天,当她在路上兜售私烟时被国民党探员稽查。当她泪流满面地跪求探员不要没收她的货品时,稽查员叶德根用他的步枪敲击林氏头部,导致其当场昏倒。大批路过的群众马上将探员们团团包围。稽查员傅学通慌张地试图开枪警示,却射杀了路人陈文溪。这一记反动之鞭,促使了一起爆炸性的反国民党政权群众运动。

林江迈被殴打事件现址。 //图片来源: YTHsiao林江迈被殴打事件现址。 //图片来源: YTHsiao

愤怒的群众追打国民党探员到警察局。当警察局长拒绝将凿事稽查员交给群众处置时,越来越多人加入包围警察局的行动并拒绝离开。林江迈事件的消息在台北迅速传开,隔天民众开始自发地发动罢工罢市,大批的民众也开始占领政府部门或将其捣毁。在2月28日晚上,群众占领了台北的一间广播电台,向全台各地诉说事件的经过,并鼓励全台民众站起来反抗。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台各地出现,尤其是台中、台南和高雄等城市。愤怒的群众攻击官方机构并焚烧物品,或是殴打他们认为是官员或权贵的外省人。为了抵抗随之而来的军警镇压以及维持在地的治安秩序,台湾各地由年轻人和参加过日本军队的退伍士兵开始组织自卫队,并使用从警察局夺来的装备。在云林虎尾的民军甚至攻占了虎尾机场[14]。许多工厂的管理阶层和警卫都在暴动下纷纷逃离,而场内的工人们则开始组织自卫队掌管工厂,并庇护他们的外省同僚[15]

高雄一所高中的学生们在二二八起义早期自行组织自卫队。 //图片来源: Wikipedia,公共领域高雄一所高中的学生们在二二八起义早期自行组织自卫队。 //图片来源: Wikipedia,公共领域

3月1日,由台北市参议会的几位台籍资产阶级政治人物对陈仪提出几项要求,包括解除戒严令、释放被捕民众、官民共同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以及下令军警立即停止对民众开枪等。陈仪虽然应允,但是却从未公开宣布禁止对民众开枪的命令[16]。在群众运动和参与的压力下,台湾各地纷纷成立处理委员会。起初,处委会的角色被设定为由台湾本省资产阶级与政府主导的冲突调和。但在事件的发展下处委会开始向政府施压,提出一系列大规模的改革要求。在部分地区,处委会甚至一度扮演政府的角色。台北市的处委会领先主动开始策动粮食调动与采购来化解台北市的粮荒。全省的处委会也开始替代政府来执导铁路复工、邮政、电信、和调节煤荒等日常业务[17]。在各地自发性组成的各个自卫队和保安队也变成了处委会旗下的正式武装力量。全省处委会于1947年3月7日通过的《三十二条处理大纲》更提出了“政府在各地支武装部队应自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武器交由各地处理委员会及(人民)宪兵队共同保管”。另一条文要求“在政治问题为根本解决之前,政府一切施政,需先与处理委员会直接洽”[18]。这些要求在根本上挑战了国民党政权。当然,由于处为会内部的阶级矛盾,这些举动的影响也不应被夸大,而我们也必须检视一开始在各地抗争行动发展内部的阶级和其他矛盾。

二二八抗争中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

忍无可忍的台湾群众,透过二二八起义挺身介入政治,并掌握自己的命运。这股巨大的力量不仅具有完全改变台湾社会的潜力,更可能鼓舞在中国和亚洲各地的工人阶级跟进,强化在亚洲蓄势待发的革命进程。当然,整起事件不无重要的客观性挑战。如果当时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干部,他们就可以向群众解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并得到胜利。

在国民党政府和反政府的两个阵营中,我们都可以看见各种派系之间的矛盾。国民党政府方面,除了在台湾执政的陈仪和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等官僚之外,更有在国民党内与陈仪敌对的“Central Club (CC)“派。由党内大老陈立夫为首的CC派是完全的反动派,与陈仪所属的“政学派”有利益冲突。 CC派在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内具有很大影响力,二二八事件期间,CC派企图利用群众运动来打击陈仪。一方面,他们极力收编参与处理委员会的台湾资产阶级大老,如工运领袖蒋渭水胞弟蒋渭川,来推倒陈仪在台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在群众之间扮演代理挑衅者的角色,一度鼓励武装民众从事放火等只会弱化运动号召力的行为[19]

然而在反政府的阵营中,台湾本土的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分子不外是整起运动的最大障碍,扮演着反革命的角色。设于台北的全省处理委员会一开始就是台北资产阶级与官方谈判后产生的机构。虽然各县市工会和学生有权自行选举代表参与处委会,而且会议期间通常有大批民众旁听,但是主要的领导权还是掌握在本省的政客和资产阶级分子手中[20]。处委会的本质比较近似于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和“临时政府”之间。不同于自1905年俄国革命问世的“苏维埃”(工人议会),或是如当今在委内瑞拉还可以见到的“玻利瓦尔社群/公社”等由民众自发性成立且控制的机构。虽然一开始受群众压力迫使处委会向政府提出大幅度改革要求,但资产阶级透过处委会来执行反革命的目的也快速暴露。在台中,群众成立了“市民大会”并推举共产主义者谢雪红来领导,谢氏也以这个基础进一步成立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然而由大地主林献堂为首的资产阶级后来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处委会,并用其剥夺了谢雪红的军权[21]

在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复杂性。最激进化并把持运动主导权的阶层绝大多数是城市里的学生和退伍军人。各地的自发组织的武装力量多半是他们组成的。学生、小资产阶级和战后退伍军人通常是被资本主义危机严重影响的社会阶层,他们作为革命性的先导也是预料中的。但是尽管他们手中握有武器,如果无法积极地与工人阶级连结帮让后者发挥其巨大社会力量的话,他们自身并没有办法抵御来自资产阶级的攻击和压力。

在二二八期间,台湾工人占总就业总人口的13%,约31万5千人左右[22]。尽管他们在整体人口作为少数,台湾的工人阶级的确在二战期间得到迅速成长。如果工人阶级开始朝向革命前进并领导运动的话,二二八起义的革命潜力就有办法得到完全的实现。但是,虽然各地都有出现工人占领并控制工厂的现象,而且这些工人都开始组织武装保卫队,但是实际上工人对于由学生和退伍军人主导的各种反抗行动保持观望态度[23]

工人持保守态度的原因甚多,但是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是流氓无产阶级在群众运动初始时的影响。当时台湾各县市都有规模可观的黑道组织,在群众运动爆发后对外省人的殴打和抢劫通常是这些流氓份子趁火打劫或在怒火冲天群众内起哄[24]。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暴动人士试图抢劫工厂的现象[25]。很多工人组织武装保卫队其实正是为了抵抗这些攻击而组织的。事发后不久很多流氓份子反而被国民党收编成“忠义服务队”,伪装成与其他自发性武装力量相同的组织[26]。这在运动之间所注入的混乱因子,让工人参与运动的兴趣大打折扣。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观察到:“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这个阶级在革命浪潮中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他们必须要完全接受工人阶级的纪律才能扮演着正面的角色。如果革命一方还没占上风,流氓无产阶级通常会接受资产阶级的收买,成为反革命的重槌。

工人保守态度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领导群众的学生和退伍军人并没有提出可以改善工人生活的纲领,也没有诉求工人挺身领导运动。无论是处委会提出的纲领或是当时各地学生群体的口号,主要都着重在于向国民党政府诉求更多资产阶级民主权利、让台湾人多在政府内任职,或是台湾人自治的口号。就连围绕在谢雪红和中共的运动,都将他们的口号限制在诉求民主权利,并没有解释只有工人夺下政权才能真正解决严重的失业、低薪资和粮食问题等社会问题。由于当时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见解,在其他因素的扰乱下,工人阶级疏远整个运动也就完全可以理解。

就算当时革命运动的发展有众多的缺陷,但如果有一批深受理论和组织训练,并且具一定数量的革命干部组织,他们就可以在群众之间调和这些缺陷,联合各进步势力,帮助群众认识本外省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促成工人阶级领导并导引整个运动发挥最大威力。而当时最有机会扮演如此角色的团体,就是在台中以谢雪红为首的前台共,以及中共党员。

谢雪红、中共和二七部队所扮演的角色

谢雪红是二零年代由共产国际策划创建的台湾共产党内的重要领导人物。台共在三零年代被日本殖民政府粉碎后,被捕的谢氏在狱中承受了九年的酷刑、强迫劳动和病痛。 1940年因肺病而出狱后,谢氏渐渐与一小群前台共党员重新开始组织工作。

前台湾共产党领袖人物之一的谢雪红(前)和杨克煌(后)在二二八起义后成为激进势力的重要领袖//图片来源: Wikipedia,公共领域前台湾共产党领袖人物之一的谢雪红(前)和杨克煌(后)在二二八起义后成为激进势力的重要领袖//图片来源: Wikipedia,公共领域

日本战败后,谢雪红和其他出狱的前台共或左翼人士面对着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情势。共产国际于1943年被斯大林为了向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示好而自行将其解散。尽管台湾的革命家们失去了与世界革命势力的连结,但是他们也完全了解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并反抗美国帝国主义。

在日本宣告战败但国民党还尚未登陆台湾之前,台湾群众便开始热络地投入公开政治活动。许多先前被日本政府禁止的政治和工人团体也趁势重起炉灶。在这个政治热潮下,谢雪红迅速成立了全国性的人民协会,并以成为未来先锋队政党为目标[27]。她也成立了台湾人民总工会和台湾农民协会,后者的成立大会大约有130人参加。她更设立了台湾学生联合会并成为建国工艺学校的校长[28]。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派遣蔡孝干和张志军前来台湾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与各方老台共连结。省工委得以在二二八爆发前成长到70名成员。但是由于政治、组织以及个人关系上的分歧,中共并没有办法有效地与谢雪红和许多老台共整合,最后也导致后者在二二八过程中有比较亮眼的角色[29]。由于谢雪红在台共的组织经历和自身的干部训练,得以让她在年轻学生间得到较高的威望。青年们都亲昵地称她为“欧巴桑”(老太太),并仰赖她的组织经验。

在二二八事件于台北爆发翌日,听到广播的台中市民迅速地组织市民大会。深受欢迎的谢雪红也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了解国民党反动本质的谢雪红更聚集自行武装的民众成立“作战本部”。然而,当地的大地主和仕绅却透过处委会剥夺了谢氏的军权。资产阶级可以如此霸道的部份原因,是因为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抗争爆发早期不见踪影了几天后,联络了谢雪红并要求她将军权交付给在地的处委会。由于谢氏个人认同了错误的斯大林主义“人民阵线”策略因而照办[30]。也因此她的纲领也被限制在民主的诉求,并将自己置身于处委会的权威之下,解散了市民大会。虽然她的错误导致资产阶级得以透过处委会来剥夺她的军权,但是较为激进的武装斗士仍然支持谢雪红,她遂把愿意直接对抗国民党的斗士们,组成兵力四百的“二七部队”[31]

事件发展到此,虽然谢雪红个人在群众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号召力,但是资产阶级仍然继续透过处委会拉回运动。不仅如此,由于当时的台中是抵抗最为成功的地方,全台各地的抵抗民众都前来请求支援和领导,但是林献堂控制的台中处委会一律拒绝[32],这也完全显现当地处委会及其领导层已经站在群众运动的敌对面。当时可以指挥四百人的谢雪红,应该立即透过这些斗士来向全市群众宣传,诉求再度召开市民大会并宣布其掌握真正实权。同时,他们也应该将纲领从资产阶级民主诉求提升到社会诉求来进一步吸引工人和农民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前来请求支援的斗士就不仅可以带回物资,更可以将这些纲领和鼓动群众的方针带回,进一步促成各地工人阶级和群众的串连,并向对岸已经开始进入革命状态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们呼应,一同铲除国民党。

群众的力量来自于他们作为社会的真正运作者和他们的数量,也因此就算是在最艰困的情况下,如一场内战中,群众的支持很多时候是胜败关键。在苏联政权被21只外国军队和白军重重包围时,民众对新政权的支持正是十月革命得以生存的后盾。列宁和托洛茨基亦在内战期间以具体的农地归农民纲领,所有工厂国有化并置于工人控制,以及所有政权归为苏维埃等政策,政治性地启发群众。托洛茨基也得以建立了红军,并在正规战中击败了革命的敌人。在任何反抗反动势力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的角色应该是向工人和农民解释战斗的必要,将群众的阶级意识最大化。

然而,谢雪红等人则决定他们旗下的四百斗士直接投入作战,错失了与群众连结的机会。在蒋介石派遣的增援登陆台湾后,二七部队也被迫进入山野以游击战的方式继续抵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人数则越来越少。

国民党在二战后的第一次反革命

二二八爆发时,陈仪在全台仅有五千余名士兵,警备总部也仅能调动七百余名警察,根本不敌排山倒海的群众运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抗争一开始快速地蔓延全岛时,陈仪选择假装与处委会和台湾本土统治阶级谈判作为缓兵之计,并于3月2日瞒着处委会向蒋介石请求支援[33]。在陈仪哄骗台湾民众而台湾资产阶级积极帮助他平息斗争时,蒋介石则调度七千名士兵由北部的基隆港于3月8日登陆,另有三千名从南部的高雄港登陆,立即展开了连日的血腥镇压。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时对台湾的策略正是典型纯粹的反革命,以暴力粉碎群众运动。在最新出土的一些日记文献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都不将此行动视为一场面对中共的正规战,而是以群众为敌人的武力镇压。群众运动爆发后,蒋介石个人已经接到了来自台湾资产阶级和部分外国外交人员不要派兵至台湾的请求,但蒋介石明文置之不理[34]。在增援军登陆前夕,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如此记载:

“此时共匪组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维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善后方策尚未决定,现时唯有怀柔。此种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遗忘祖国,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 [35]

在基隆上岸后,蒋军立即对当地民众展开无差别射杀,还将大量民众以铁丝网或布袋捆绑,投入海中[36]。并开始向其他县市推进,实行血腥的戒严。在这个阶段,不管是积极对抗国民党的民众还是之前为国民党极力扯群众运动后腿的资产阶级,都是蒋军的攻击对象。例如在台南说服民众解除武装并召集角头来维持秩序的律师汤德章就在蒋军进入台南时马上被逮捕处决[37]。积极在台中与国民党合作的林献堂后来也被指控为“汉奸”[38]

一名在蒋军登陆后被国民党杀害的男子//图片来源: Wikipedia,公有领域一名在蒋军登陆后被国民党杀害的男子//图片来源: Wikipedia,公有领域

各地方抵抗蒋军的程度不一。由于各县市抵抗势力没有机会得到串连,没有统一的领导或计画,蒋军得以迅速扫荡全台。各个由工人占领的工厂被残酷地攻破,就算部分工厂的工人们先前为他们的外省同僚或管理阶层提供庇护,事件结束后的秋后算帐依然躲不过[39]。抵抗最激烈的不外乎是台中地区由谢雪红等人领导的二七部队。当蒋军逼近时,二七部队将其引导至郊区埔里一带作战,以避免国民党屠杀市民。英勇的斗士们得以40余人兵力与700名国民党21师部队在乌牛栏缠斗[40]。当然,被迫进入山野的二七部队被孤立于群众。二七部队内部,也有坚决反对左翼或共产主义的领袖,如队长钟逸人[41]。同时,中共下达命令要求在二七部队内的共产党员立刻停止并离开抗暴活动,谢雪红和前台共领袖之一杨克煌也黯然离开二七部队,日后逃至香港。二七部队后来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被迫解散。

后续影响和台湾的未来

如浪潮般层层叠叠的历史中,台湾群众曾勇敢地挑战国民党统治。事实上,陈仪确实一度流失了政权。但由于群众无法进一步透过社会主义的方式让工人和农民领导掌握政权,也导致了各地抵抗势力的孤立,终究败于蒋介石手下。但是虽然台湾民众付出了鲜血的代价,却也活生生地证明了当时亚洲各地资本主义体制的岌岌可危以及群众挺身对抗建制的意愿。虽然蒋介石在台湾展开了他在二战后第一次执行的反革命,却不敌两年后的中国革命。

受美国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却也被迫在台湾土地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来维持自己残存在台湾的政权。图为美国总统艾森豪于1960年访问台湾时与蒋介石一同游街景象。 //图片来源:姚琢奇, 公共领域受美国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却也被迫在台湾土地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来维持自己残存在台湾的政权。图为美国总统艾森豪于1960年访问台湾时与蒋介石一同游街景象。 //图片来源:姚琢奇, 公共领域

然而,来自群众足够的压力也让满手血腥的国民党政府被迫解除陈仪台湾行政长官的职务,而当他们发现在中国大势已去的同时,也着手开始在台湾实施主要优惠小型农民的大规模“三七五减租”。这是“不断革命论”社会进程在台湾一个扭曲的表现:面对在中国的革命浪潮,国民政府这个反动且受制于美国帝国主义掌握的政权也被迫实行相对性进步的政策来维护自己的政权,当然同时也增强了他们残暴的极权政治。

虽然台湾的民间运动在蒋军严厉镇压后进入快速的退潮,但却也滞留了一段时间。中共得以继续他们在台湾内部的工作,甚至一度掌握了台北公车和邮政工人工会领导权。中共有创意性地为台湾工人们组织国语教室,表面上遵循国民党语言政策,但也给他们一个合法散播宣传的管道。公车司机和邮政工人工会分别在1948和1949年发动罢工。不过他们也无法抵挡整个迁移至台湾的国民党国家机器。此后在台湾内部的中共党员相继被逮捕和处决,台湾人也忍受了国民党数十年的白色恐怖统治 [42]

当时甚至有九名中国托派革命家于1947年下旬从温州抵达台湾来建立支部。他们找到了一部可用的印刷机,但是却在1948年初被国民党特务揭发,工作也付之一炬[43]

虽然社运浪潮最终不敌全面迁台的国民党政府机器,但是人民对于国民党政权的愤怒以及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的愿望仍然延续。因此,在数十年的蒋政权期间,民间对于“台湾独立”的支持,也就是实际上将国民党带来的中华民国体制,更换为一个成为“台湾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主张,得以持续并逐渐壮大。随着80年代的民间运动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反对党民进党的兴起,国民党威权体制逐渐衰弱,政治上的自由化也随之而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的劳动阶级逐渐累积经验,了解他们生活上的问题并不只是源自于国民党,而是其与民进党一同服侍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

在海峡对面,由中共主导复辟的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势力。它操着和国民党一样的大中华沙文主义姿态,企图以资本而不是革命的力量来并吞台湾。台湾的群众了解中共的本质,但是在台面上缺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出路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帝国主义的抗拒也就被导引到达成台湾独立的诉求背后。

一份于2017年发表的民调显示高达56%的台湾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率从1992年的46%降至2017年的36%。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同时从25%降至3.8%[44]。面对中国,约60%的人,不分年龄层,认为应该要维持不独不统的现状。23.5%低于40岁的人和14.7%高于40岁的人支持台湾独立,而10.4%低于40岁和20.1%高于40岁的人支持与中国统一。另外一份民调显示,如果两岸之间爆发战争,68.1%的人会在中共先发侵台的情况下挺身保卫台湾,而56.7%会在台湾自行宣布独立正名后面对中共势必发动的报复保卫台湾[45]。这个民意的演变表现出台湾民众对于整个情势的重要认识,也就是如同台湾劳运领袖曾茂兴,在了解了中国工厂女工们恐怖的工作环境后亲口对一名中共官员所说:“你们说我们是'一国两制',但是实际上是'两国一制'!”

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是台湾群众反对中国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表现,但也反映了资本主义体制日益增长的危机。 //图片来源:Artemas Liu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是台湾群众反对中国帝国主义沙文主义的表现,但也反映了资本主义体制日益增长的危机。 //图片来源:Artemas Liu

台湾的工人和青年们正在试图摆脱台湾资产阶级和中美帝国主义的枷锁,迅速地集结如同,甚至超越他们先人在二二八期间发挥的巨大能量。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确信台湾群众迟早会开始行动。现在,我们需要准备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势力,能够参与这些进程,提供群众需要的分析、观点和纲领,并自政治上与中国,东亚和世界各地的斗争连结。这也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在世界各地努力的目标,台湾的革命家们也永远会在我们组织内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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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翁崇禧,《战后初期台湾经济与二二八事件》,国立中山大学出版社,高雄,2016,p106

[2]陈翠莲,《重构二二八:战后美中体制、中国统治模式与台湾》,卫城出版,新北市,2017,p109-110

[3]陈翠莲,p182

[4] Winckler, Edwin, "Cultural Policy in Postwar Taiwan", in Stevan Harrell and Huang Chun-chieh,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 1994

[5] 陈芳明,《谢雪红评传》,城邦文化出版,台北,2009,p217-218

[6]翁崇禧, p101

[7] ibid, p70-71

[8] 何明修,《支离破碎的团结:战后台湾炼油厂与糖厂的劳工》,左岸文化,新北市,2016, p77

[9] 翁崇禧,p274

[10] ibid,p44-45

[11] ibid,p55

[12]何明修, p71

[13] 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Taiwan Publishing Co. Upland, CA, 1992, p234

[14] 何明修,p84

[15] ibid,p84-87

[16]陈翠莲,p213

[17] ibid ,p220-221

[18] ibid,p223

[19] ibid,p280-284

[20] ibid,p212-214

[21] 林木顺,《台湾二月革命》,前卫出版社,台北市,1997,p70

[22]翁嘉禧,p97

[23]何明修,p87

[24]陈翠莲,p229-230

[25]何明修,p84

[26]陈翠莲,p229-230

[27]陈芳明,p194

[28] ibid,p195-196

[29]陈翠莲,p240-241

[30] Patrick,”二二八台中二七部队战史-二七部队的「欧巴桑」:谢雪红在时代中逆行的一生(下)”,2017,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7cohort/62488

[31]许浚腾,“二二八过后,战斗才刚刚开始──历史课本没告诉你的,很多事”,2015,https://tinyurl.com/y82zpgvj

[32]林木顺,p71

[33]陈翠莲,p333

[34] ibid,p362

[35] ibid,p363

[36] 李筱峰, “基隆二二八屠杀”,2016, http://www.peoplenews.tw/news/29b62f1e-d635-42ed-9a3f-5435bc0533f3

[37]陈翠莲,p230

[38]吴象元,“谁是「阿罩雾三少爷」?他要求设立台湾议会,在日治时期为台湾人争取权益”,2015,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5254

[39]何明修,p87

[40] If Lin,“二二八台中二七部队战史【图解乌牛栏战役】二七部队vs.国军21师,40人力阻700人”,2017,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7cohort/62311

[41] Patrick, “二二八台中二七部队战史
【二七部队老兵专访】乌牛栏前夜(上):追求台湾自治的理想”,2017,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7cohort/62236

[42]何明修,p95-96

[43]王国龙, “1941年至1946年的温州托派简况”,《十月评论》,http://octrev.mysrvnet.com/二二八/二二八_ s31.htm

[44] Election Study Center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ese / Chinese Identification Trend Distribution in Taiwan(1992/06~2017/12)”,2018,https://esc.nccu.edu.tw/download. php?filename=166_22a366fd.jpg&dir=news&title=TaiwanChinese

[45]陈方隅, “七成台湾人愿意为台湾而战、支持民主、反对统一: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态度”,2018,http://whogovernstw.org/2018/04/08/fangyuchen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