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政治后果
然而，我们面临着乍一看令人费解的矛盾情形。最近，银行家和投资家们在弹冠庆祝他们顺利地度过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躲过了诱发革命的危险。这样出乎意料的结果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愚蠢且不合时宜的沾沾自喜。
资本家们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对辩证法的基本认识——一切事物都迟早会走向它的反面。在表面的平静之下，百姓对包括富人丶高官和特权阶级在内的政治精英的愤怒正不断滋长。现状引发的民怨沸腾中就埋藏着革命运动的火种。
辩证唯物主义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的思想意识常常是落后于客观事件的发展的。但是当群众的思想意识迎头赶上时，剧变也随之而至，这就是一切革命的规律。在很多国家，政治意识的革命性变化开始显现了，并且已经冲击着政府机构和政党体制的核心。不可否认的是，往昔的记忆对政治意识的塑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破除群众头脑中旧的改良主义幻想仍需时间。不过在各种事变的轮番冲击下，群众觉悟是会有一个迅速和明显的提升的。沉浸在早已成为过眼云烟的旧政治意识中只会徒增伤悲，马克思主义者要做是立足当下的社会进程，为未来做好准备，而未来必将是与过往经验迥然不同的崭新篇章。
为了走出危机，群众在一个又一个政党身上寻求出路。这批领导人上台了，旋即下台，这项执政计划出台了，不久又被抛弃。政党被选上台，便很快背弃人民的期望，对竞选时许下的诺言大打折扣，于是很快名声扫地。主流意识形态的根基动摇了。政客们早上名扬天下，晚上就可能遭万人唾骂。剧烈变革的日子不远了。
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愤恨日益增长，甚至超过了对暂时的经济形势的不满。人民不再相信政客们的讲话和承诺。政治体制和政治党派的根基发生了普遍的动摇，幻想在不断破灭。整个社会中充斥着普遍而深重的怨愤。不过，这种怨愤目前难以得到有效渠道来有组织地集中爆发。
在法国，社会党赢得了最近的议会选举。不过奥朗德总统的支持率跌到了1958年以来历任总统中的最低，并且社会党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遭遇了严重挫折。在希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下台了，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取而代之。在西班牙，左翼政党Pedmeos崭露头角。苏格兰国民党（SNP）也兴起了。在整个英国，我们见证了科尔宾的异军突起。这些现象无疑显示，社会上的不满积压已久，人民正在寻找突破口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人们担心当下的撙节政策或许并非暂时的应急之策，而是对生活水准的持久性打压。在希腊丶葡萄牙和爱尔兰这些国家，撙节政策已经导致名义工资和养老金大幅下降，然而赤字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人民在危机中忍受的苦难和贫穷无异于徒劳。
在最近的爱尔兰公投中也发生了相同的事情。几个世纪以来，爱尔兰是欧洲天主教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教会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绝对的掌控。然而同性婚姻在公投中的通过（62%赞同）对罗马天主教廷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教会对政治与人民生活的干涉遭遇了普遍的抗议。这显示出爱尔兰社会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革。
美国
美国是唯一有些许复苏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尽管这一复苏显得孱弱乏力。去年记录在案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存量（未售出的存货）增加。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而日本和欧洲已经进入了增长缓慢期。2015年7月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所有预期都是负面的。因此，被过度吹捧的复苏就根本不剩下什么了。
世界经济特别是所谓新兴经济体的虚弱使美元变得抢手，因为它仍然被视作危机时代的避风港。但是美元的强势对美国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会给予对手贸易竞争优势，同时损害美国的出口。去年美国的进出口下降反映了世界经济的总体虚弱。
美国的危机正在加剧社会的分化。奥巴马政府被认为是失败的。事实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反建制的言论在很多美国人中引发共鸣，这反映了千百万美国人民所遭受的忽视和异化。左和右的两极分化正在加剧，世界其他地区也在经历类似的过程。
特朗普的反动言论紧扣那些被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忽视的人们的心弦。他高涨的支持率对于共和党领导层来说是一个打击，这一党派正在面临危机和分裂。
美国总统选举显示了一个极有趣的社会进程。由于美国政局瞬息万变，我们当然不可能对结果做出准确的预测。媒体几乎全部聚焦在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身上。美国统治阶级似乎不可能放心把事务交托给一个反动的小丑和笨蛋，尽管他们过去曾经做过两次类似的事情，如让罗纳德·里根和乔治·W·布什当总统。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希拉里·克林顿当然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赌注。
但是，比特朗普或克林顿的选举远为重要的是，公开宣讲社会主义的伯尼·桑德斯得到了众多支持。伯尼·桑德斯逐渐成为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一个严重挑战者，这是社会上酝酿的不满和骚乱的征兆。他对亿万富豪阶级的抨击和对“政治革命”的号召与数百万群众发生共鸣，他的政治集会参加者数以万计。
“社会主义”一词现在在主流媒体上正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201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18岁到29岁的人群中有49%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只有47%的人对资本主义持有正面态度。2014年6月的一项最近的调查表明，47%的美国人会投票给社会主义者，其中30岁以下的人69%的人都赞成社会主义。
包括许多年轻人和工会正式会员在内的大量人群，现在急切地想听到伯尼·桑德斯的消息。的确，他的提议很类似于北欧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显着信号，表明美国社会正在发生某种转向。
伯尼·桑德斯倾听到了人们对建制派丶百万富翁和华尔街银行家的政府的仇恨情绪。世界经济衰退已经动摇了美国的根基。五分之一的美国家庭现在生活在贫困中或贫困边缘上。自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差不多有570万人沦为最低收入阶层。
美国政府夸耀失业率水平已经降低到了5%。但其原因并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如果这些工作的或者致力寻找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和2008年一样大的话，那么失业率将超过10%。工人被迫从事低收入的无保障的工作。
伴随着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日本陷入衰退，美国增长率在整个“复苏”期间徘徊在微不足道的2到2.5%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胜任新的繁荣的引擎了。在过去的时间里，发达工业国家依赖于“新兴市场”得以支撑起全球经济，然而现在这一选项已经不复存在。
欧洲
欧洲大陆的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一事实：政府的撙节政策并不只是暂时的应急之策，而是对生活水准的永久性打压。在希腊丶葡萄牙丶爱尔兰等国家，当局政策已经严重削减了名义工资和养老金，然而财政赤字的问题却没能因此解决。因此，人民所受的所有贫穷和折磨都变得毫无意义。
欧洲正在面临长期的低增长与通货紧缩。在这样的环境下，试图降低债务的举措将变得比我们以往经历的更加“艰难和血腥”。作为一个整体，欧盟区的经济仍然没有恢复至2007年经济危机前夕的水平，尽管一系列本应促进增长的因素都已具备：低油价，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本应刺激出口的欧元的疲软态势。
然而，极低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是经济健康的表现，而是一种慢性疾病；它反映出消费者需求不足的情况——这是巨大的债务积累和收入下降的恶果。它致使经济以螺旋式下行，并将最终导致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因此，他们正在商议进一步削减银行储蓄率，以及加大量化宽松政策的执行力度。
针对这一现状，欧洲央行的主席德拉吉（Mario Draghi）写道：“经过上世纪70至90年代的萧条期，欧元区现在的成员国曾历经5至8个季度才恢复至危机前的实际产出水平。在最近的衰退——被公认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衰退——之中，美国经济整整经过了14个季度才恢复到了危机前的巅峰水平。如果我们的货币评级是正确的，欧元区将等到31个季度后才能回到它在危机之前的产出水平——也就是在2016年。”
就连这都已经是一个过度乐观的评价。在现在衰弱的状态下，欧盟对外部冲击十分敏感。中国经济增速降低以及“新兴市场”所出现的危机，正在对德国产生着全方位的破坏性的影响，因为德国是向中国出口机械制品的国家之一。由于在2014年，出口总额是德国GDP的45.6%，这个唯一可能成为欧洲经济复兴的驱动力的国家，不再有能力胜任这个角色。
增长率越低，债务负担就越重。这是希腊的教训。在这些状况下，债务拖欠和金融损失将接踵而至，破产和倒闭的洪流随之冲垮一个又一个的国家。
这场经济困境已经加深了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并刺激了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难民危机，以及谁要为此做出补偿的问题，则是激化所有这些矛盾的催化剂。它已经令德国和之前几乎等同于德国殖民地的东欧国家（波兰丶匈牙利）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
在组建银行业联盟的问题上，法国和德国被困在一个矛盾的处境。法国正在努力推进这一计划，而德国则屡屡阻挠。柏林的人们实际上并不乐于担保其他国家银行的正常工作，他们觉得这就像一个有着良好信用的人将自己的信用卡借给已经破产过好几次的邻居去使用一样。
尽管其总理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已经做出了让步，对于希腊进行经济救援的方案仍未得到表决通过。如果要实行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等人提出的削减政策，他将步履维艰。因为这会导致国内的工人反对工资削减和私有化，使得希腊的阶级斗争渐趋白热化。在某个时间节点，这必将在希腊政府内部掀起一场危机，“三驾马车”（注：欧洲委员会丶欧洲央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会受到新一轮冲击，由此希腊脱离欧元区的隐忧将重新浮现，欧元区将再次陷入危机。
另外，英国对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即将到来。首相卡麦隆（David Cameron）所代表的保守党执意反对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这场谈判必将十分艰难。卡麦隆必须显示出他已经赢得了欧盟方面的某些实质性让步，而默克尔则必须表现出她对他没有丝毫退让。
欧盟的扩张已经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停滞状态，它已经不再吸收新的东欧国家作为成员国。在欧盟向乌克兰开出拉近关系的空头支票之后，不幸的乌克兰现在孤立无援，逐渐衰弱。此外，边境控制再一次被加强，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正在走向它的对立面（离散化的程度甚至要高于我们的预期）。
欧洲的危机正在造就人民意识形态的剧变，2015年12月法国的地方选举说明了这一点。极右翼政党国民前线（National Front）成为了第一轮得票最多的政党，而社会党（Socialist Party）紧随前总理萨科齐（Sarkozy）的保守派共和党排名第三。然而选举中最大的一派竟然是那些没有投票的人（高于50%）。这显示出，法国的一大部分人口与国内所有主流党派都已经同床异梦。
2011年，西班牙的右翼政党人民党（Popular Party, PP）赢得了选举。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之前由工人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PSOE）执政的“左翼”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令人民失望的削减政策，从而导致了人民党的巨大胜利。然而随着左翼政党Podemos党的崛起，我们又看到了相反的进程：它在18个月内从一无所有发展到拥有了数以万计的党员。
在西班牙，骚乱和极端化的进程仍在加剧。12月的普选徒劳无功。人民党已经失去了大多数支持者，政府也陷入了濒临重新选举的境地。Podemos的议会席位从0增长到69位，该党获得的广泛支持已经对统治阶级造成了威胁。
Podemos的蓬勃发展集中反映了人民对整个现有政治秩序的巨大不满。现在，人民也许并不确切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他们非常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Podemos的领袖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对银行家和富人直言不讳的批判，以及对他称为“一个种姓”(La Casta)（注：这是意大利记者的一本书，该书揭露了意大利当局的贪腐行径）的政治当局的公开谴责，正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愤怒。
确实，Podemos的领袖所提出的政见是模糊和不明确的。这折射出人民现阶段的意识仍然只是刚刚觉醒，逐渐开始参与政治生活，因此Podemos在人民中的发展起码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多少阻力。然而，如果它始终不能明确自己的观点，Podemos最终将步入毁灭。很快，它就必须要确立它的立场，以及它计划要走的路。
以上所述的所有这些过程，都会在全球的经济大衰退推动下得到加速。欧洲将面临的局势将类似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而非二战结束后的稳定和繁荣的数十年：左翼和右翼的激烈竞争伴随着社会和政治的长期动荡。然而，当今局势与当时也有着显着的差异。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已经截然不同。
这说明，欧洲的资产阶级将要面临一个无从脱身的困境。他们迫切需要废除半个世纪以来工人阶级所赢得的一切改革成果，而工人阶级却一定会反抗到底。正因为如此，在风雨飘摇中，这场危机仍将延续下去。
唐纳德·图斯克的预言
在欧元区的相对贫困国家和相对富有的国家里，失业人群数量如今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危机之前，欧洲几个大经济体中的失业率大致相当。
在2016年里，欧盟将会打着“巩固财政”这面蛊惑人心的大旗，试图加速实行削减和紧缩的恶性政策。老资本战略家能看到这种情形下隐藏的危险，他们已经得出与马克思主义者们相同的结论。在2014.6.15日的金融时报中，专栏作者Wolfgang Manchau警告说，欧洲正处于“破产和政治暴动的持续威胁下...最终，危机后的总调整要比20年前日本所面临的情况远为严酷，在这种情形下，我期望政治情况得到实质性的反转。就算去杠杆化（减少债务）可能有效（这事也很难说），它也不一定会对政治造成影响。只有通过减少政治的不稳定，他们才能制止财政不稳定的加剧。
最近，欧洲理事会负责人丶波兰前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声称，比起希腊危机的财务后果，他更害怕它所造成的政治传染病。
他说“我真的害怕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传染病，而非财务上的传染病。在我们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几场悲剧都发生在多边极端势力之间组建战术联盟之后。如今，我们肯定会看到相同的政治现象。”
就是这同一个图斯克，曾经伙同默克尔一起强迫齐普拉斯签订残酷的大规模撙节政策条款，包括削减养老金丶增加税收，并对希腊价值500亿的公共资产进行私有化。还是这同一个图斯克，后来抗议道，他无法接受 “齐普拉斯或者希腊受到了惩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希腊”这种说法。
但是图斯克同样提及了他对于左派的担忧。他相信这些左派势力正在提倡在欧盟经济模式外“有可能建立的激进左翼幻想。”他申论，这些左派领袖正在推动放弃如“节俭”这样的欧洲传统价值，以及过去对欧盟有助益的自由派市场经济原则。
如同全世界的年轻人一般，欧洲青年遭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失业率久高不下。今天，在德国这个区域内最大经济体里，青年失业率达到7.1%。在意大利，在所有25岁以下并正寻找工作的人们中，有40%仍然无法找到工作。同样的情况在法国是24%而英国是17%。更有甚者，在西班牙和希腊青年失业率都高达45%。
统治阶级完全了解这个情况对他们系统所造成的威胁。伦敦经济学院学者Reichlin说道：“在意大利有一大批面临永久性事业的年轻人，这将会造成政治上的压力。意大利的反对派虽然目前仍然是松散脆弱的，但是这并不一定会一直持续下去。”
谈及齐普拉斯，图斯克认为左翼领袖的火爆言辞，再加上数个国家内的高青年失业率，是一个极具爆炸性的组合。他说：“在我看来，今天的氛围相似于1968年后的欧洲。我可以感觉到，虽然不是革命性的情绪，但也是某种广泛的焦躁不安。当这种焦躁不安不再是单一个人的，而是一整个社会经验到的感受时，这也是革命的序幕。”
希腊危机所造成的冲击不止是在希腊国境内能感受得到。欧洲一体化的理念已经崩溃。在谈判桌上，德国就如同一位独裁专断的乐团指挥家。默克尔毫不忌讳的表现出自己实际上正在指挥着整场演出。以往幻想着自己与德国共同主宰欧洲的法国资产阶级，如今对自己的各种忧虑也不愿太过着重于自己的考量。这些紧张将会随着危机的深化而加剧。
资产阶级民主作为一场骗局的事实已经毕露于千万大众之前。默克尔清楚的宣布：人民公投和选举一点实际价值都没有，欧洲真正的主宰者们，银行家和资本家们，将会不顾多数民意的继续做出所有决定。同样的，齐普拉斯可鄙的让步也暴露了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局限。
这是一个充满战争丶革命与反革命的时代。但这并不如各个宗派们所想象，是有着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立即性危险的时代。当然，如果劳动阶级长期无法提出解决出路，那统治阶级将会朝着反动的方向前进。但是由于阶级势力对比的改变，这也不会以过去法西斯政权的姿态表现出来，而是以某种波拿巴主义政府所呈现。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无法在免于触动内战（而且没有把握获胜）的情况下，立刻建立一个军事独裁政权。
统治阶级迟早会确定民主是他们无法继续享受的奢侈品。但是他们目前首先会一步步地小心翼翼的侵蚀民主权利并朝向议会波拿巴主义前进。但是在资本主义危机下，一个反动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将会非常的不稳定。它无法解决任何事，大概也不会持续多久。它只会为更大的革命浪潮铺路，就如同希腊于1967-1974年间的军政府被革命所终结。我们必须对如此的发展做好准备，绝不能让我们被事件的发展所打乱了。
英国
多数群众将科尔宾（Jeremy Corbyn）选为工党领袖，使得英国的局势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事态正朝着苏格兰人民矫首以盼的方向发展，从苏格兰民族党（SNP）的迅猛发展中就可以看出当地人民对政治当局的反抗趋势。这一趋势并非走向右倾而是走向左倾。它所表达的并非民族主义，而是对领导议会的疲弱精英阶层激烈的仇恨。工党之前由于自身在阶级之间扮演着懦弱的和事佬角色,仅仅被视为当局的一个傀儡。
科尔宾的当选本身是是一系列事故巧合的产物。但黑格尔指出，事故巧合恰恰阐发了历史的需求。科尔宾当选一事在哲学上应该归属于事故巧合的范畴——这事可能发生，但也很可能不发生。但它一旦发生,便会改变整个局面。
从他第一次出现在电视辩论时，科尔宾与其他候选人相比就显得与众不同。他所代言的政治立场更新鲜,更诚实丶更激进丶更符合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真实愿望。这些人已经受够了现状，亟需表达他们对当局的抗议。
在大选之前，工党表现出的生命力十分微弱。但科尔宾运动改变了这一形势。这正是大势所需的催化剂，促成了社会不满的集中爆发。此前这种不满积压已久，人民无处求告，完全没法指望右翼主导的工党。
科尔宾的当选揭露了英国社会的缺陷:人民大众没有任何突破口来表达他们积压的不满和挫败。科尔宾的当选是工党重获新生丶走向左倾的开端。这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有着致命危险，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摧毁这一趋势。
几十年来,右翼主导的工党是现有体制的顶梁柱之一。如今要抛弃这根顶梁柱，统治阶级不可能不经历激烈的挣扎。议会工党(PLP)本身就构成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第一道防线。在这场挣扎中，议会工党（PLP）中属于布莱尔派的大多数议员直接代表银行家和资本家们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惜一起代价迫切地想要摆脱科尔宾。分裂工党的战阵蓄势待发,这将造就英国政坛的全新形势。
不仅工党,保守党也遭受着分裂,尤其是在欧盟的问题上。英国全民公投的结果很难预测,但英国退欧会对欧洲和英国造成相当严重的影响。这将加速欧洲离散化的进程,最终可能导致欧盟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如果英国离开欧盟,亲欧盟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将会要求再一次发起独立公投,这可能导致英国的解体。
保守党的裂缝将深化,可能导致反欧洲一体化的右翼分裂出去，与反欧洲一体化且反移民的英国独立党（UKIP）联手，组成一个比保守党更加右倾的波拿巴主义独裁君主党派。在另一个极端,布莱尔主义右翼分子显然在力图分裂工党。尽管他们和资产阶级都担心此举的后果,到了某个阶段，工党右翼可能仍然在所难免地被迫分裂出去，进而联合保守党“左翼”和自民党¬以某种形式参与国家政府的组建。
这似乎是英国统治阶级防止科尔宾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的唯一手段。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策略。它会导致极端的两极分化,推动工党进一步左倾。一次深刻的危机过后,工党将恢复元气，筹备组建工党政府。高级官员们已经威胁说如果科尔宾政变上台，就会立即在英国打开阶级冲突与革命危机的突破口。
从现在的事实看这个危机和工党的分裂,这将为马克思主义倾向提供更大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仍然是赢得青年的支持并且教育他们。这将为我们为提供利用时机壮大力量所需的干部人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危机，当下的局势中蕴藏着剧烈而迅猛的转机 。我们只有期待这难以预料的一刻。时局可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随时改变。
所有的这些事件都反映了社会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被托洛茨基恰当地描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分子”积累过程:过程中一系列的微小变化逐渐积累,直到它到达临界点时,量变将促成质变。
资产阶级的幻想
随着苏联解体与冷战的结束，一幅光辉灿烂的前景呈现在欧洲资产阶级的面前：永久的经济繁荣，不断加快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使得欧洲（在德国控制下）的边界一直扩展到乌拉尔地区为止。陶醉在如此壮丽的美梦中，欧洲资产阶级不断地被诱使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在一些敏感地带的国家主权。欧元区的诞生，可能是其中最显着的例子。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没有政治上的联盟，财政上的联盟是不可能的。我们断定，欧元只有在经济环境有利的条件下才能维持，一旦遭遇经济低靡，所有的国家之间的敌对将重新出现，欧元体系将会在相互指责与争吵中崩溃。二十五年后，预言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支持废除所有的边界限制，实现欧洲统一。然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欧盟无疑是一个保守反动的乌托邦。布鲁塞尔与柏林施加于希腊的野蛮措施就体现了这保守反动的一面。在银行家与资本家的统治下，欧盟一直推行经济撙节政策。一个非选举产生且不负责任的官僚集团却能够控制民选政府的政策并且驳回其决定，欧盟对希腊左翼激进联盟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例子。
与北约和美帝国主义结盟之后，欧盟在世界范围内也扮演了非常反动的角色。它干涉了巴尔干半岛事务，并在南斯拉夫的非正常解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密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不曾给捷克与斯洛伐克留一点商量余地。它与美帝国主义介入乌克兰地区，导致了当地目前的灾难性的混乱。所有这些都基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作为欧盟真正的主人，德国一直力争恢复其在东欧与巴尔干半岛地区的统治地位。
在欧洲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中，当初老牌的英国与法国，现在位居德国之下。但是，在非洲丶中东与加勒比海仍然持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他们，让然在欧盟旗帜下在这些地区从事帝国主义活动。法国和英国领导了对利比亚的轰炸行动。英国是美国对伊拉克的非法入侵中最活跃的同盟国。而现在，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扮演了相似的角色。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人利己，当然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
与欧元一样，申根协议也是欧盟的奠基石之一。这一协议减少了欧洲国家之间运输货物的时间与花费，因为卡车不必再等很长时间才能通过边界线。它对游客和住在边界线附近的人也有益处，因为护照与签证不再必需。它也省去了浪费在废弃边界的无意义的巡逻费用。这一协议有望成为促成欧洲同盟的关键一步。
1955年，申根协议消除了签约国之间的边界限制，并且达成了26个国家之间的通用签证政策。但是现在，欧洲进一步一体化的进程已经发生了逆转。难民问题尖锐地暴露了欧盟的危机。
欧洲难民危机
2015年11月的巴黎大屠杀表明难民危极最终从中东波及到了欧洲。同时，由于对战争丶饥荒和压迫的恐惧，成千上万的绝望的人逃到了欧洲，使得欧洲各国政府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事实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民危机，而不仅仅是中东问题。在2014年底，全球范围内因战争丶对少数族裔的迫害和人权受侵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数量已接近6000万。这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危机的形象反映，这种制度无法给人最基本的人权——生存的权利。来自叙利亚丶阿富汗和全球其他战乱和贫困地区的难民潮导致对更加严格的边境控制的诉求。
德国总理默克尔很快就对那些在敲她门的穷苦难民们张开了双臂。在一定程度上，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将人们（很多来自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发自内心的同情资本化的企图。对于普通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不会被那些银行家和资本家冷漠的算计影响，而是始终表现出对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同情和团结。另一方面，大企业是支持开放性政策的，不是出于同情别人的痛苦，而是作为一种确保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手段。
然而，默克尔的善心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德国期望在2015年接收一百万以上的难民。但是对德国移民避难所的袭击在不断增加，同时增加的还有“另一个德国” （Alternativ für Deutschland）之类右翼反移民政党获得的选票。现在，默克尔恳求土耳其不仅要阻止难民潮，还要遣返他们。柏林迫切要求欧盟按比例分配移民，这一建议在伦敦和布达佩斯都没有得到热情响应，在华沙和巴黎也被断然拒绝了。
欧盟成员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法国和奥地利当局指责罗马默许（甚至鼓励）寻求庇护的人离开意大利，并威胁要关闭他们与意大利的边境；事实上，法国对这一威胁付诸了行动，在6月下旬短暂的关闭了其边境。德国，欧洲最富有的国家，是一个能够承担大量难民的地方。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幸运。意大利和希腊的难民比大多数国家都多。他们一再要求欧盟提供更多的资源并且出台移民配额制，但这些呼吁无人理睬，中欧和东欧国家立即拒绝了配额制的提议。
现在的问题是：申根协定究竟是做什么的，它使得移民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通行。即使在巴黎事件之前，欧洲理事会的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说：“毫无疑问，申根的未来岌岌可危而且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收复外部边界的管控权。”巴黎的袭击为政府出台“临时”边境管控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不仅是对法国，还有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和瑞典。
整个欧洲越来越不安，而且对欧盟的不信任和敌意也在与日俱增。在欧盟残暴的对待希腊之后，越来越多来自欧洲南部国家反对撙节政策的工人和青年政党开始反对布鲁塞尔。在另一个极端，欧盟同时遭受着来自德国，法国，芬兰，丹麦和欧洲北部其他国家的右翼丶反移民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反对。
国家维护边境管控或围墙的时间越长，欧洲的开放原则被破坏的就越多。德国丶法国丶芬兰丶丹麦丶瑞典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和反移民政党的崛起，给欧洲各国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要求关闭边境。申根协定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如果它没有被完全废除，原先在欧洲自由通行的“神圣原则”也会被修改到所剩无几。
在重新引入边界控制的问题上，成员国正在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有或没有申根的改革，机场丶火车站和汽车站都会配备更严格的警方控制。而且这已经在发生了。移民法将收紧，使得移民更难获得福利。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类尚未加入申根国的国家会想要严格的管理权。波兰和匈牙利（德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国）现在在难民问题上正与柏林发生直接冲突。
申根协议的破坏必将导致人们自由流动的减弱——而这却是欧盟的重要基石之一。一旦一个基本原则被削弱，更改其它原则的大门便开始敞开。人们自由流动的撤除或削弱是弱化商品自由流动的前奏。再加上欧元的崩溃（这完全是可能的），正如我们所知，这将是欧盟的末日。欧洲统一的梦想将会荡然无存，剩下一副空壳。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国界大陆的想法仍将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欧洲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使命，如果要实现它，只有靠欧洲的工人推翻银行和垄断的独裁统治，并且以社会主义欧洲为基础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民自由意愿的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