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於近日在巴基斯坦支部Lal Salaam全国大会上讨论并表决通过的文件。
[这份文件是做为在国际马克思趋势2016年世界大会上表决通过的“2016世界综观”的补充所起草，在阅读时应互相连结。]
资本主义系统已经进入自它诞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这是一个在早已超过本身的极限下苟延残喘，并正在腐蚀与衰老的社会系统。这解释了千百万人在生活条件上的持续恶化，战争在世界各地的爆发，还有自然环境的破坏。这些影响是掠夺成性丶无人管制丶毫无理性可言的资本生产模式所造成的。
诚如我们在“2016世界综观“文件中的阐述，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个完全是自然性(结构性)却毫无出路的危机。一方面我们看到巨大的生产过剩(或者是媒体所称的 “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整个系统在大量吸收财富(从工人身上剥削的剩馀价值)的一片（公共与私有）债务汪洋中载浮载沉。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全体成员国的公共支出赤字从2007年开始至今成长了八倍，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共计是50兆美元的天文数字。单看欧元区在这段时间的赤字就成长了十二倍，总债务超过了8.6兆的欧盟记录。(注:OECD合计有35个会员国，虽然不包含像是中国，俄罗斯丶巴西这些国家，仍然通常被认为是集合了世界主要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的组织。)
就算是在金砖五国(巴西丶俄罗斯丶印度丶中国丶南非)这些所谓的"新兴国家"，都能看到在经济上显着的衰退。第二季中国经济成长率为6.3%(在过去是双位数的成长)。巴西下降了5.7%。俄罗斯持续着萧条与衰退中，在第二季经济成长率萎缩了2.1%。
只有一个统计数据总结了这个系统的荒缪:62个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等同於这个世界上半数人口所拥有的。(据乐施会‘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所指出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系统基於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国家边界划分这两大主要限制上所表现出来的反动和腐败本性，是不可能以改良来解决的。
经济危机与保护主义的兴起
持续了将近十年的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中造成了许多深远的丶历史性的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可以从世界贸易的发展脉络中看出。在经济危机之前，世界工业生产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偏重於离开传统西方工业中心。但经济危机结束了自1980年代开始就大量发展的工业转移现象。所谓新兴国家的崛起也因此受挫，比过去慢上许多。
经过拥有两位数的经济成长率，以及二十年另人称羡的发展，中国空前的在世界工业生产的分配上的扩张(2000年：8.3%，2007年：14.3%，2012：28.3%，2014年：32.8%)，现在已经到达它的极限。所谓的全球化似乎嘎然而止。
从九零年代到两千年初，世界贸易以飞速成长。而自危机爆发，其成长率急剧的减缓变成不快不慢的脚步，而现在事实上已经比GDP成长还要低。
在2014年世界贸易成长了3.3%，已经比GDP(成长3.4%)还低。在2015年只成长了2.6%，而根据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说法：“2016年的成长会比预期要缓慢，涨幅仅为1.7%，将低於世贸组织於最近於四月所做出的2.8%涨幅预测。对於2017年的预测也被推翻，预料涨幅只有1.8到3.1%之间，比之前预期的3.6%要低。2016年全球GDP成长预期只有2.2%，是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在贸易与出口成长的新低点。
目前的情况与1929年华尔街股灾持续到1930年代工业化世界的危机有很多相似之处。当时的危机并不是由於股市崩盘而转变为萧条，而是信贷的紧缩与世界贸易的急遽下滑，加上同时在全球各地保护主义政策扩大的趋势。
理论上，没有政府会坦言自己是保护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拥抱保护主义的程度之高是数十年来没有见过的。一份由GTA(世界贸易警讯) 所出版的分析中(可能是自2008年危机後对保护主义措施最详尽的分析)解释道：世界各地的各种冲突不再只是军事性质的，也进到贸易与金融范畴内。
2009年秋季，为了防止各国由於前一年的经济危机而采纳保护主义措施，重演1930年代的经济萧条，各个G20(二十国集团)国家试图共同起草并遵守共同规定。後续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举动是异想天开的。之後他们之间制定合计共4,400种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了各自的贸易和金融利益。
单单2016年的一月初到八月十九日，G20各个成员国就引进340种对其他国家商业利益有害的措施。比2009年同一时间内相似的措施多出四倍。这些措施中，由G7(七大工业国)与澳大利亚所推行的就有179项，金砖五国则一共111项。换句话说，这些最强的经济体是保护主义措施竞赛的开展者。这当中特别有五种规范:各种对外国企业参与招标的限制丶金融贸易丶进口关税丶国家补助(最常见的)丶自身贸易上的保护。
最恶劣的莫过於美国，在绝对形式上最具保护主义的国家，自2008年十一月以来引进1066种保护主义措施，其次是印度丶俄罗斯丶阿根廷丶巴西丶德国丶英国丶义大利; 德国是施行最多保护主义措施的欧洲国家。即使是之前协议过的自由贸易协定，现在都被拿出来质疑。TTIP(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夥伴协议)入土为安，现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事实上，现在保护主义措施已经被推行到所有经济活动的范围内，包括金融丶货币兑换丶贸易与工业。最近由法国和德国开始的以保护主义措施来保卫汽车工业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的风气也在世界各地开始蔓延。如同1930年代的危机中，它们一面高声宣称保护主义是死路一条，却同时又持续的去实施保护主义。正如当时的情况，今天更高一层的冲突正在被催生，但是这一次的冲突将是全球性的。
中国是否能拯救资本主义?
这理所当然的不是指资本主义注定维持在一个不断衰退的状态，或经济循环已经被废除。我们已经见过2014到2015年的欧洲，特别是由於欧元的贬值以及原物料价格下跌之後，经历了相对的经济复苏。但在2016年，我们已经看到一股相反方向的走势。英国脱欧的影响，所有经济成长的预估现在都被下修，新一波的世界经济下滑正蓄势待发。
过去，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因为“新兴国家”的发展而得以平衡，特别是中国。而某些因素也帮助造就这样的趋势，如:
1. 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资讯通讯科技发展。
2. 从1990年代起，过去的计划经济体(苏联丶中国丶东欧...等等)向世界市场的开放。
3.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
这三个因素，以及所谓的新兴国家早期工业化阶段，现在都失去效力了。20年前，中国的工人们一个月还只能挣得50美元，今天在中国上海或巴西圣保罗，工资已经和例如南义大利相同了。
中国会以空前的规模持续地投资。然而2008年前，各种投资都是具高度生产性的，现在却变成越来越严重的投机性质。同为警讯的则是大部分的债务已超出中央政府的控制，这是因为向快速成长的所谓”影子银行”部门(在官方监管之外提供放款的机构)融资而造成。过去五年，每年所释出的信贷翻了四倍，总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超出60%，上探180%(包括影子银行则为240%)。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几年前说过:“影子银行的快速成长，跟在美国导致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次级房贷市场，两者相似度之高令人忧心。"(原文摘自彭博新闻)。换句话说，银行危机将会出现在中国未来几年的日程上。
如我们在欧洲与美国的过去经验中所见，信贷泡沫通常会导致公司与家庭借贷能力的下降，从而导致了国内生产总值的锐减。2014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自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成长率的最低点，掉到了7.4%，这也是十六年的经济成长以来，首次无法达到政府的年度目标(7.5%)。根据摩根史坦利公司的预期，未来十年，中国的GDP成长幅度会减少到只有5-6%，而这会带着严重的反弹作用，不只在世界经济(首先是那些向中国出口原物料的国家)，还有中国自身内部的平衡。对欧洲来说，5-6%成长率形同是新的复苏。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成长在显着的人口增加以及每年从由百万人从偏远地区大量涌入城市寻找工作的情况下，是远远不够的。
在未来相对短期的时间里，中国很可能会耗尽在近年内能够让政府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的资源。五年前，中国并没有重大的债务问题，但是现在这些问题是明确而且巨大的。
中国政府大量增加基础建设投资(五年内在公共建设上的花费增加了六倍)，并灌输大笔金钱到经济体内，却没有达到刺激经济成长的效果。经济成长率，与过去相比，仍然在继续减少当中。
中国财政会很快的进入入不敷出的状态，就连债务利息也付不出来，数十万家中国公司可能都会倒闭。中国政府对此展望相当的忧心，但它们却未必有能力去回避这个趋势。
这一切都在表明我们观点的正确性，全球性危机会拖垮中国，而不是中国带动全球发展。
自2011年起FDI(外境投资)的下滑也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本部设於现今资本主义经济体内的跨国企业，尤其是美国，都开始撤回本国，还原了之前被他们迁址海外的厂房。
如同我们之前所解释的，中国的经济减速对整个世界经济有严重的各种後果，像澳大利亚与巴西这些近来都靠在中国经济成长的背後而经历过繁荣的国家，都直接受到冲击。但中国经济成长的减缓也会造成内部的动摇，伴随着更高层次的罢工与抗议浪潮。
根据中国劳工公报所收集的数据，2014年有将近1400次工人罢工与抗议活动，是2013年(超过650次)的两倍与2012年(382次)的三倍。这些现象持续到2015年，有了戏剧性的扩大，比较起2014年的1379次的事变，这一年来到了2774次，是2014年的两倍。而整个2016年上半年的罢工抗议，比2015同一时期多了20%。今年三月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内将近有一万多名的煤矿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要求国有煤矿公司把积欠的工资发还给工人。如此庞大规模的抗争行动也预示了未来的发展。
中国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烙下自己的印记。这也解释了政府开始对安检措施上拉紧发条，来压制异议人士与抗议活动。但这也阻挡不了这些在中国已经开始运作的社会过程，最终导致阶级斗争空前的上升，并与中共政权产生直接的冲突。
英国脱欧与欧盟银行业
如同我们在其他文件解释过的，英国的脱欧公投从根本性地震撼了欧盟，并且大大加强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不稳定性。
投机商人索罗斯曾公开地断言 “欧盟即将瓦解的趋势是无法被逆转的”。国际货币组织（IMF）也承认因英国脱欧而引起的不安，也将让世界经济陷入巨大的险境。英国脱欧对市场的影响立即反映在股价的崩盘，尤其是银行业股价下跌了20%到30%之多的窘境。自六月二十三号後，只有“惊慌失措”能形容他们的举措。
因为英国脱欧的剧烈影响，义大利各家银行出现突然快速的股份下降。事实上，义大利银行业计有着惊人的三千六百亿欧元的不良贷款，足以在欧洲引发大型的金融危机。义大利有着全欧洲最多的不良贷款。但回头看2008年的估计，也只有四百二十亿欧元。
义大利政府对於拯救其各大银行的迫切需要加深了欧盟内部的矛盾。这也解释了在这个问题上，义大利总理伦其(Matteo Renzi)与欧盟的紧绷关系。在德国的观点看来，他们无法容许对於义大利银行业采取松散政策，特别是在整个欧洲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高达一兆欧元，相当於欧盟GDP 7.3%的情况下，义大利很可能会开启一系列的连锁效应。据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所言，这等不良贷款的严重性“相当令人担忧”。以平均来说欧洲各国银行不良贷款是总放款数的5.6%，是美国的两倍。但是义大利的不良贷款高达其总放款数的16.7%，足足高过欧盟平均的三倍。
在不良贷款的比重上只有赛普勒斯银行系统的50%丶斯洛维尼亚的28.4%丶爱尔兰的21.5%，以及匈牙利的18.9%要比义大利还要糟糕。然而，义大利的问题是不良贷款的这座高山绝对性的来说远远地更大出许多，因此这也带给欧洲银行系统的不稳定性更大的威胁。
从2008年10月到2014年十月之间，欧盟委员会批准了450项国家干预以拯救陷入危机的银行，共计达3.8兆欧元。然而情况不但没有由於如此庞大的支援有所好转，实际上还恶化了。这一个清楚事实就只有经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给出解释: 为了重新让市场复苏，生产力和资产必须要受到一次重大的破坏，抹杀它的价值，才能创造出残存的资本能够恢复并重新累积的条件。因此大量的资本和银行必须被摧毁。如马克思说过的: “在所有情况下，资本必须要经验或大或小的毁灭才能够恢复平衡”。如果银行不崩溃，最後至少也要被大型银行合并。
通常乐观的欧盟央行董事马里奥·德拉吉在最近一次欧洲高峰会说: “我看到欧盟陷入混乱的危机，而欧盟将会变得越来越失控的观点是导致混乱的因素”。而德拉吉在脱欧公投前，谈到英国脱欧时则是另一种语气:“情况还不是太坏，会由於投资而稳定成长，通膨变慢，同时就业市场对贷款的波动会有所改善。一切就在六月二十三号来临就会有所改变。”
欧洲的情况已经病入膏肓，现在甚至出现了关於创建两种欧盟货币的和两种会员梯次（亦即将欧盟分为较强的北欧和较弱的南欧）的激烈争论。这当然是不可行的，而可能的情况是德国选举後，如果梅克尔在来年秋季还能掌握主导权(但这怎麽也说不准)，她很可能必须抛弃对於将所有成员国留在欧盟或至少欧元圈内的坚持。德国联邦财政部长沃尔夫冈·萧伯乐（Schäuble）在去年希腊危机期间，提倡希腊必须暂时退出欧盟，至少五年。这个想法会在德国资产阶级间成长，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在葡萄牙丶希腊和西班牙施行贷款和撙节已经越来越困难。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正处在来自自己人民的巨大压力下。
这个情况将导致欧元区的解体，而且很有可能让欧盟退化成像EMS(欧洲货币体系)的系统。
欧洲危机在政治上的冲击
欧洲的危机加剧了欧盟会员国间的紧张关系。希腊的危机已经透露出欧盟不同会员国之间利益上的分岐，反映出在欧盟不同部份中的不相等发展层次。但是英国脱欧公投尖锐地把焦点带到在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压力下，欧盟分崩离析的可能性。
然而，紧张不是只在会员国们跟各自的政府之间，也同时存在於各个会员国的各个社会阶级之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政治两极化的成长，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两极化。
低於贫穷线的人口越来越多，而就算有工作的人要生存也越来越困难。同一时间正在发生的是社会光谱的另一端大量的财富聚集在越来越少人手里。
如同乐施会关於2015年情况的一则报导， “2009年到2013年间，没有足够金钱生活且维持家计或应付意料之外的开支，也就是‘物质严重缺乏’的欧洲人人数，从750万人上升到5000万人。这个数字几乎是欧盟人口总数(1亿2300万人)的四分之一，他们面临生活贫穷的危机。同时，这块欧洲大陆上还住着342个亿万富翁。”而亿万富翁的数字也随着他们的财富继续增长。
这就是存活在撙节下的欧洲。这解释了激进左倾势力的成长，而镜子成像的另一端则是往右翼的转移。让我们透过观察部分欧洲国家内的发展来凸显整个社会的动向。
德国
九月欧洲最大银行之一的德意志银行股价急遽下滑突显了德国经济的真正情况。德意志银行的危机，是受到世界贸易剧烈减速冲击的整个德国银行业系统危机的反映。
德国的GDP几乎一半是仰赖出口，而当德国的出口商与运输公司遇到需求锐减时，偿还贷款就会延期，最後坏帐必须冲销，损害了贷方原本已经微薄的利润。德国第二大的投资银行德国商银已经被迫取消一些周转不灵的运输公司的债务。
只要任何一家大型德国银行破产，就足以对全欧洲乃至於全世界产生巨大冲击，导致远比2008年要更广，更深的经济与金融危机。
近期德国经济看似繁荣，但是繁荣背後的秘密是对工人工资与生活条件的攻击，导致现在德国临时工的数字是欧洲最高的情形。这再加上高度投资率让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相当有竞争力，却也意味德国对世界贸易扩张的深深仰赖。
世界贸易的放缓影响了德国，这也同时反映在社会与政治上的不稳定性上。根据路透社2014年的报导，德国也是整个欧元区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 与欧元区其他国家相比，德国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与主要支出国，却也是欧洲财富分配最不平均的国家...
“由德意志经济研究所（DIW）智库的一篇论文显示: 德国最富裕的百分之一人口，个人财富至少有80万欧元(一百零九万美金)，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口都没有财富或是处於负债状态。DIW研究员Markus Grabka表示： ‘在欧元区找不到比德国更贫富不均的国家’。”
而现在这也对政治上产生影响。在德国最近的选举，投票的型态透露出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两大建制政党的衰退。在地方选举的总得票数上能看出对主流政治势力的不信任。梅克尔的民众支持度也是在自她第一次参选来的最低点。这些都反映了社会上的不安气氛，以及几年来所累积的巨大的社会与政治上的不满。
特别是我们看到右翼“德国的选择”政团(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崛起，在某些地区的地方选举赢得了高达20%的选票，而梅克尔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表现则是非常不佳。
社会朝向左翼的激进化潜力也同时得以表现，例如将近32万名群众在七大城市走上街头并反对与美国签订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夥伴协议（TTIP）和加拿大签订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CETA,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加拿大欧盟全面性经济与贸易协议)等贸易协定。
去年与今年我们也看到一系列的公共部门的罢工，从火车驾驶丶护理人员到空服人员。在2015年上旬经由罢工而失去的工作天就有比整个2014年多出两倍。这当中有德国铁路史上最长的铁路罢工。这些罢工是对每况愈下的工资与工作条件的反弹。
现在阻止社会朝向左翼发展的最大阻碍反而是左翼党（Die Linke）的行为。这是一个由原社会民主党左翼分裂而来，并融合旧共产党员所产生的政党。它与社会民主党时常在地方政府上组成联盟，甚至主张削减地方公共支出。然而它的领导人们还渴望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合组阁。
左翼党原本是以社会民主党以左姿态出现并发展的政治势力，还在2009年达到12%支持率的高峰，之後就渐渐的衰退。它的情况展现了德国新一代的左翼代表的潜力，却也表现了左翼党领导层的软弱无能。
阶级斗争的成长与社会两极化在某些层面上会产生向左翼的转移，也同时会反应了右翼发迹。德国劳动阶级是在欧洲最具实力的，并且会在接下来的阶级斗争中理所当然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法国
如果说德国受到了世界贸易减速的影响，那对法国来说可是十倍数的冲击。事实上最新的数据已经显示这个国家正处在经济衰退的边缘。投资现在已经停摆，而失业率(目前站上10.6%)已经成长到了德国的两倍。自2012年有一百万个工作机会被消灭。同时法国的公共债务自从2006年几乎翻了两倍，将近是其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一样的规模。
法国感受到来自如其邻居德国和在世界市场上中国的竞争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更一步向下沈沦，被主要的竞争者抛在脑後。基於迫切，法国政府展开对工人权益的攻势，具体的展现就是在这个夏季通过的新劳动法。这是对过去法国劳动阶级许多努力赢得的成果所做的直接攻击。
这一切都解释了发生在今年初的种种事件。我们看到大量的工人对新劳动法的反对抗议，包括在各城市的包围大型广场的静坐行动，特别是在巴黎。由於缺少了愿意抗争的领导层，新法案最後还是被通过，而运动也无疾而终。
我们在法国可以看到也有类似於全欧的政治上的右倾极端化，以马琳·雷朋（Marine Le Pen）为首的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e）上升中的支持率为最鲜明的表徵。直到最近这个现象还再被高度的注意，但被今年初发生的群众运动暂时的打断。我们必须了解到一点，现在这些运动的影响已经开始找寻它们在政治上的表达方式。
2012年，在社会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围绕着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代表左翼阵线参选)现象的新兴左翼，之後他赢得了总票数的11%。明年的总统选举梅朗雄再次参选，但这回合看来他会得到更多的票数。近期梅朗雄在民众支持度上正在升高。九月的民意调查确定他可能会赢得12%-15%的支持。在更近期的民调中也显示他能够赢得超过20%的支持率，让他的排名有可能超越社会党的候选人，无论对手是谁。
然而，我们必须了解到的重点是在於近期在法国的情势发展是类似於希腊激进左翼党（Syriza），以及西班牙的Podemos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从上升中的阶级两极化所产生出来的激进左派力量。围绕着梅朗雄的群众有发展成为一个新群众力量的潜力。虽然最有可能结果是资产阶级的候选人最後会赢得总统选举，然而事件发展的过程清楚地指向在未来左翼终究会经历一阵巨大的崛起，而如梅雄这样的政治人物之後也很可能聚集足够的支持，造就一个左翼政府的出现。
西班牙
西班牙是欧盟中较为疲软的经济体之一，其总失业率高达25%，而25岁以下国民的失业率更高达50%。各家银行面临成长中的不良贷款以及自2008年後就超过两倍的公共债务，几乎逼近GDP的100%。
在之前的文件我们已经讨论过西班牙的危机，但是近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内部的危机是一个相当值得观察的重大发展。
从过去几年对抗撙节的群众运动中，我们目睹了Podemos的崛起，从无到有的扩大成有三十万会员的政党，还有超过20%的得票率。西班牙政局的平衡也因此被打乱。
西班牙政局的混乱在去年内被迫在几个月之内举办的两次大选中可以看出。这两次大选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仅仅制造了一个没有政党能够组成多数内阁的僵局。右翼人民党虽然仍然是第一大党，却毫无独自执政的能力。
正好这时资本家们需要展开他们对劳动阶级的攻势。如果想留在欧元区与欧盟，西班牙资产阶级就要强制执行强硬的撙节。资产阶级的专家们公开申论，西班牙可能会是五年之内会退出欧盟。
因此，资产阶级首先需要跟工人社会党的国会议员合作，藉以产生一个由人民党来领导的联合政府。
由此趋势产生的庞大压力最近造成了工人社会党内部的危机。九月结束前，党内最公开性的右翼资产阶级派系诉求罢免党魁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这也导致一场公开的冲突。
桑切斯，虽然在任何方面都不是如柯尔宾这样的人物，仍然了解如果工人社会党公开支持人民党执政，这将对党的选情造成进一步的衰退，因此危及到许多议会仕途！但客观情况仍然对工人社会党加诸重大压力，最後党内右翼终究胜出。
这开启了Unidos Podemos(Podemos和左翼联盟的同盟)透过工人社会党内耗成长的可能性。而从工人社会党基层持续转给左翼的支持，很可能会让 Unidos Podemos成为一个真正的反对党。这也为未来可能会在西班牙产生的左翼政府铺路。
英国
英国是社会两极化最明显的国家之一，随着光谱这一端贫穷的不断成长，而另一端则是巨大的财富累积。保守党政府近年来对於福利支出丶劳工权益丶退休津贴与疾患津贴上所做出的一系列攻击，把一大阶层的人民推向贫穷。
这个情况下的一大徵兆是家庭债务的大量成长，在1971年曾站上国内生产总值的30%，但现在逼近90%。虽然官方的失业统计相对来说是低的，但贫穷工人的数字仍然持续增加。根据乐施会的统计超过两百万的英国人民被认为是营养不良，进一步会有三百万人会有往这方面走的危机，并且每六对双亲就有一对为了喂食孩子们而自己饱受饥寒。
这些情况，加上对工人生活条件发动的攻击，解释了英国工党内的科尔宾现象。自近期的世界综观文件後我们得知了英国工党党魁选举的结果。尽管媒体宣传猛烈的抹黑，以及党内布莱尔派的机关算尽，科尔宾取得比以往坚定的胜利，最後票数从59%升高到62%，赢得超过三十万党员的选票。现在英国工党有接近六十五万的成员，在人数上成为全欧洲的最大政党
科尔宾现象表现出我们在西班牙所看到的Podemos崛起相同的过程。不同的是在英国社会的激进化其实早就已经在发生，但是直到最近一直都无法找到一个表现方式。这个过程终於透过工党由柯尔宾这号人物表现出来。
仅仅一年内就遭受当两次挫败的工党右翼，开始组合所有计谋要试图维持对党的控制。但是就算他们开除了几千人的党籍，也仍然阻止不了党往左翼的持续转移。近期内左派开始赢得了一些地方党部的掌握权。
工党内部目前仍然处於内战状态，而这终究会导致某种分裂。现在，工党右翼们正耐心地利用柯尔宾和其他运动领袖们的弱点。这些运动领袖们相信他们能投机取巧的避免分裂，但他们做出越多让步，就让这些党内右翼变得更大胆。
资本主义危机产生了英国脱欧的现象。这对英国建制来说是一个震撼，对欧洲的统治阶级们来说也是如此。英国突然成为了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轴心。
现在资产阶级绝望的寻求所谓的 “软性脱欧”，也就是要维持英国对欧盟单一市场的入场券。但在这发生後，保守党政府就必须在移民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允许欧盟公民自由进出英国。
最近最高法院对於英国国会有权影响与欧盟的脱欧谈判上的裁定，显示英国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保守党内的严重派系分歧。法院的裁定预示了大选被提前举办的可能，而现任总理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也可能在未来大选中为“硬性脱欧”方案寻求民众支持。
这呈现了英国的统治阶级所面临的危机。他们的主要政党保守党在欧盟问题上产生了分裂。为了维护党的统一性，梅伊被迫将英国金融与工业资本的基本利益丢到险境中。
如果大选成功的提前举办，那保守党很可能透过鼓吹国族主义而获胜。如果这些情况成真了，工党的右翼就会对科尔宾开战，把所有挫败都怪到他上，党内的冲突也会越发尖锐，引发更进一步的左右两极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工人和年轻人会更加激进成左翼，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提供生长的沃土。
义大利
在德国与法国之後，义大利是欧元区第三大的经济体。它的公共债务已经是惊人的超过2.3兆欧元，几乎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33%。希腊的债务虽然在百分比上很高，在绝对性上根本无法与义大利相比。这座债务的高山很可能带来整个欧盟的末日。
然而，与此同时，大家都聚焦在义大利的银行业危机。义大利银行家已经寻求资本结构调整来抵御在危机中的破产可能。问题在於由於债务大山，义大利政府没有钱能为银行界采取这样的行动。
唯一的替代方案是寻找私人投资者。但义大利的营运商已经没有馀地在银行业中冒险，银行必须寻求外国市场，导致义大利经济逐渐被外国金融资本控制的情况。《经济学人》杂志最近选择以一辆代表义大利经济的巴士紧跟在另一辆已经落下悬崖，代表英国经济的巴士为封面插图，完全是毫无意外的。
尾随在英国脱欧之後，义大利的银行业危机很可能引发无法控制的冲击波，把奄奄一息的欧盟也带入更深一层的危险中。根据金融时报报导，不良银行债务的泡沫很快就会爆裂，甚至迫使义大利离开欧盟。
义大利的内部情况是长期的经济萧条。过去十年不是缓慢成长就是生产力实际下滑。高失业率也反映了这个现况，从十年前的6-7%，现在已经超过12%。2014年青年失业人口将近44%，在部分地区，尤其是义大利南部甚至更加严重，同时工资也不是停滞不前就是每况愈下。
广大人民所感受的不安气氛解释了在政治上不可置信的动荡与变化。2010-2014年间出现的五星运动在一系列的选举中的突破，最後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赢得超过20%的比例，也反映人民中广大阶层对现况的的不满。这个运动也赢得了如几座重要城市市长的选举，如罗马市。
五星运动的问题在於它并不像我们近年来在西班牙目睹的群众运动发展结果，或是像先前将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带上政权的群众运动。在一部份上这解释了它民粹主义的本质，包括了左翼右翼份子在内。一方面它表现出人民中广大阶层对改变现状的渴望，但它仅将政见受限於对 “廉洁政策”的要求，对急需解决的，关系到上百万劳动人民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没有提出任何见解。这个政党早晚将在面临考验时显露脆弱进而溃败。
然而这个政党在国会的存在，只带来不稳定性的成长，造就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图。没有一个政党有多数的支持。这也解释了伦齐（Matteo Renzi）为何发动宪政改革的公投来削减国会各部会的权利，以及引进增加国会席次给任何领先的政党。在本质上这是取巧的的议会波拿巴主义。今年稍早伦齐表态如果他输掉公投就会辞职。然後在败选後又食言，这确定了他自己也认为他会败选。这样的结果会清楚的表现广大民众针对他政府的反对声浪。
义大利悲剧在於共产党的老斯大林主义领袖们扮演着奸诈的角色。他们先是抛弃党的名字，然後把党与其他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结合成现在的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只不过现在他们俨然成为党内相当卑微的派系。
也因为如此，义大利工人们失去了他们的政治声音。但是这也没有组织社会激进化的发生。虽然在其他欧洲国家内也可以看到一样的过程，但目前它还没有在义大利找到表达的方式，而这也解释这些运动的表面的瘫痪。但义大利的资本主义危机还在无情的前进中，早晚要迫使工人与年轻世代的巨大愤怒以及失望来到台面上并爆发出来。
希腊
希腊先前是欧洲革命的先锋队，带领了巨大的群众抗议行动以及高达40次全国大罢工。这些运动都导致泛希社运党（Pasok）的溃败还有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崛起。日後我们将会看到比这些在希腊发生的事件以更大规模的姿态在全欧洲内发生。
社会的激进化产生了激进左翼联盟，而同样的进程也在西班牙丶英国丶法国以及其他国家上演。但希腊的经验同样也警告了我们让改良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危机下进入政府的後果。
在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处於民意高峰时，党魁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享有着极高的支持率。现在的情况完全相反：齐普拉斯变成一个人人喊打的人物，而最新的民调也显示激进左翼联盟的得票率也由最高时的36%崩溃到17-18%。根据希腊民调机构《公共议论》的报导，激进左翼的民调支持率现在已经落在右翼新民主党後面二十四个百分点！
这样的结果原因在於激进左翼联盟对於2015年七月公投结果的背叛，以及齐普拉斯率领全党投降於欧盟“三马车”（欧盟权力核心）对希腊所做出的一系列要求。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一月的大选中承诺一大票激进改革，到现在却成为了资产阶级撙节政策的推手。
最新的发展是齐普拉撤换了一些他认为“太过左翼”的内阁成员，也就是任何拖缓私营化和删减预算的人。美国巴德学院利维经济研究所所长帕帕迪米特里欧（Dimitri Papadimitriou）被邀请成为新的经济部长。新的劳动部长阿奇齐奥格鲁（Efi Achtsioglou）现在正在执行与欧盟核心协商的任务，其中包括了新一轮的删减退休金预算，以及进一步减低劳工权益包括简化资遣的措施。这些改变的目的是要巩固来自欧盟的财政纾困措施，以及改善与国际贷款人的关系。
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曾经承诺撙节措施实行後会对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但事实正好相反。希腊经济持续无情的衰退，去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3%，而自危机开始以来已经下降了24.52%。去年已经下降了1.9%的消费力将会在2016年内持续降低。今年上半年超级市场的营业额下降了8.8%，销售量衰退12.6%。国内市场的衰退，再加上家庭债务以及企业债务的累积，导致了投资的进一步降低。
尽管欧洲央行与欧洲执行委员会持续施压，要希腊面对备忘录要求，国际货币组织却承认希腊无力偿还它的债务而并结论希腊负担的许多债务必需要被取消。问题在於由德国资本所控制的欧盟无法提供让步，因为希腊危机是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危机的有机的一部份，而负债是每个欧元区国家都有的普遍症状。如果德国资产阶级对希腊债务做出任何实质让步，将会产生全欧洲的骨牌效应，许多国家会要求相同的让步。这也解释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强硬态度。
事实上，德国资产阶级逐渐认为希腊将永远无法还清它的债务，唯一现实的解决方式就是希腊必须退出欧元区，可能的话甚至在一定阶段内退出欧盟。对扩散效应的恐惧让他们迟迟不走这条路。但英国脱欧公投则把这个选择再度尖锐地带上台面。
重点是，不管希腊去留欧盟与否，撙节会继续被执行下去。现在希腊资产阶级允许齐普拉斯继续执政来为他们干这些肮脏事。这创造了两方面的方便。第一:这个格局会进一步让激进左翼联盟失信於民，让他们得以说服大众左翼无法提供任何的替代方案。第二:这也让他们的主要道具新民主党能先置身事外，铺好重返政府的路。而事实上民调也显示新民主党支持度正在上升，并且可能赢得下次选举。
近期的经验已经在群众间播下困惑和抑郁的种子。激进左翼联盟的支持度正在下滑，而从激进左翼联盟的左翼分裂出来，由拉法扎尼斯(Panageotis Lafazanis)领军的人民团结党（Popular Unity）也名存实亡。
主观因素的缺乏是明显的。如果在希腊存在着一个非宗派的左翼群众替代力量，那激进左翼联盟的背叛就可能会导致左翼进一步的崛起。然而现在希腊则处在僵局和困惑之中，而工会领袖们则持续扮演着浇熄阶级斗争热情的角色。
尽管如此，最新的民调也显示希腊共产党已经开始拾起左翼的支持。这是在困惑之中的一部份工人以及年轻世代做出的更激进也合理的结论。因此，虽然我们从民调中见证着往新民主党的摆动，同时也有一阶层的工人因做出更激进的结论而进一步倾向左翼。这个过程的另外一个表徵则是近日在雅典由来自数十所学校的几千名学生所发动的大型示威，抗议公共教育设施的匮乏和预算删减，也同时表示了与难民的支持丶团结一致。
然而下个阶段希腊最可能的情况是新民主党带领的资产阶级政府。不过这样的一个政府只会持续对激进左翼联盟既有的撙节政策，这将会依序为下个阶段的大型劳动阶级反击做准备。这个过程需要多久不能预期，但它会日以继夜的发展下去。一个能加速这个过程的因素是在其他欧洲国家如西班牙丶法国甚至是义大利迸发开来的一系列阶级斗争与政治左翼激进化。
中东
自2016年世界综观文件完成後，中东情势没有任何基本上的变化。但在情况中的某些因素还在前进。如我们之前说过的 “沙乌地阿拉伯丶以色列与土耳其代表这个区域中的主要反革命势力”。
於七月十五号针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Erdogan）所发动的政变是土耳其决定性的转捩点。埃尔多安（Erdogan）在政变失败後对於军队的扫荡肃清，暂时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并且加强了他在中东内实行他扩张主义野心的能力。他对得以在俄国实际上的支持下介入叙利亚战事，而这起干涉行动完全是为了进一步对抗库德族人民保护部队（YPG），这个对美国来说是可靠的地面部队。
这可以明显看出美国帝国主义的式微，如同先前我们文件中提到的，但对了解整个情况是重要的因素。俄罗斯已经填补了由美帝主义干涉所造成的各种权力真空。这加强了各个当地势力，也提高了俄罗斯在情况中的重要性。
中东的僵局由九月的停火协议迅速的崩溃所确认。有着俄罗斯支援的阿萨德得以持续前进，不必接受任何像这样的谈判。
这个情况就像是为俄罗斯总统普丁这样的犬儒量身订做的。他肆无忌惮的挑拨各方势力，也毫不顾忌背叛先前的盟友。例如，他出卖了库德族运动以便与土耳其进行交易，也同时与伊朗成功第孤立了已经无法与做为北约盟友的土耳其直接冲突的美国。而库德族是美帝手中唯一的手牌。当然他们也不顾忌将库德族当成未来各帝国主义之间瓜分叙利亚的筹码。
中东的人民，特别是叙利亚与伊拉克人却要为这些博弈付出代价。这个情况的僵局解释了无止境的军事冲突，制造数百万绝望的难民，他们被集中在横跨中东的巨大难民营里，进一步由涌入欧洲的持续的移民潮扩散至欧洲，加深了欧盟内部的各种冲突。
这也确定了为何这个危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危机，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它。帝国主义者对伊拉克和稍後对叙利亚的干涉不但没有让中东趋於稳定，反而大幅的加深了当地的不稳定性，也同时对他们自身国家的稳定也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利比亚，盟军空袭不但没有拯救这个国家，反而让各种矛盾变得更加严重。
能解决中东危机的仍然是在一个在关键性的国家如埃及丶伊朗丶土耳其或者是其他小国家发生，并且引爆整个区域运动的社会主义革命。
阿拉伯之春失去了改变社会的机会。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如突尼西亚和埃及缺乏了主观因素。所以我们看到了情况从革命摆向了反革命。但最近在摩洛哥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个窘境不会永久的持续下去。
十月底我们看到好几万的人民在摩洛哥的各城市走上街头，起因是一位渔业小贩为了从垃圾车上夺回被当地警察没收的渔货，而被机器活活绞押致死。这些示威游行是自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抗议以来在摩洛哥目前以来最大型的运动。
事实上摩洛哥当局正活在2011年大事件重新上演的恐惧中。自2011年後摩洛哥政权就策划经由一些让步做出一些表面功夫的改善，而同时又收买工会与抗议运动的领袖们。最近的事件展现了这些措施是多麽地肤浅。他们也证实了在阿拉伯世界革命的潜力。这个潜力某个时间地点再次重现。
拉丁美洲:巴西与委内瑞拉的最新发展
最近几个月在巴西与委内瑞拉的事件证实了之前我们说过的：一个左翼政府如果无法废除资本主义，就会屈服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并被迫执行资产阶级的纲领。这个道理在巴西与委内瑞拉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巴西没有受到2007-08的危机对欧洲或北美同样的影响，而且在经济持续成长上是相对的高。巴西经济随着中国的繁荣而发展，但中国开始下滑时巴西也是首当其冲。
巴西的成长在2013年末嘎然而止，当时巴西经济体突然的停摆，经济成长率只有0.1%，隔年下降了3.8%，而2016预期进一步的下降3.8%。这个国家经济沈沦的程度，可以从去年巴西债务被下降为垃圾级看出。
这些改变的一个徵象就发生在2013年六月的各种的抗议，之後还有2014-15年的工人们的大罢工，2015年底到2016年更有由高中生所发起持续到今日的学校占领活动。
这些过程中，劳工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1970年代末到80年代早期金属工人运动下出现的工人群众政党)开始感受到其领军的政府所受到的冲击。劳工党在巴西十月地方市区选举中遭受巨大的挫败。它失去了其传统票仓和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市，在26个主要城市市长选举里只赢了一席。这是这个党所面临的空前危机的一部分。劳工党在2012年地方选举赢得一千七百三十万票，位居第一。但它在最近的地方选举则仅得到六百八十万票，排名掉至第五。它也失去了之前所掌握一半以上的市长席位。
社会主义自由党(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 PSOL)填补了部分劳工党以左的真空，并取得了些许成功。他们最重要的突破是在里约热内卢进到了第二轮的投票，虽然还是败给了右翼政党。社会主义自由党也分别在贝伦丶索罗卡巴进入第二轮投票。
在整个巴西，社会主义自由党取得53个市议员席次，比2012年多出10%，特别都是在大城市里。除了在里约热内卢之外，这个政党在圣保罗丶阿雷格里港丶佛罗安那波里都表现的相对的要好，虽然现阶段它们还无法取代过去劳工党的角色。而社会主义自由党的一个关键的弱点在於虽然他们看起来像是反种族主义者，以及在悍卫女性与LGBT权益，却还没在大方向上跟阶级议题连结，如工作权益，居住正义等等的。
一个可行且可信左翼力量的缺乏也造就了大规模的弃票率。在里约热内卢的选民有43%宁可不出门投票，或者乾脆投无效票！在圣保罗弃票率也接近40%。在巴西这个把投票归为法定义务的地方，这样大规模的弃票率是难以置信的。
在里约热内卢，右翼的候选人Marcelo Crivella虽然胜选，但实际选民支持度只有35%。
由於近期劳工党所扮演的角色，在选举层面上各资产阶级政党都占优势。不过诚如上述的资料所表示，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的弃票率，而不是整个人民移向右翼。
现在政府内的右翼还有他们恶毒的反劳动阶级纲领，反而会造就日後人民更大幅的左倾，而在这情况下社会主义自由党会从中获利，未来的情况有着相似於希腊泛希社运党崩溃与激进左翼联盟崛起的潜力。
委内瑞拉如同希腊一般，是由於改良主义者，在深度资本主义危危机下进入政府後，走入死路的另一个例子。委内瑞拉的革命发展过程远远超过希腊，而我们组织也长年以来精细地观察这些过程。我们在这整个时期一再强调革命不可能只做一半，而玻利瓦尔运动领导层的问题，就是嘴巴说着一大串社会主义与革命，实际上却仍然把主要经济权力留给少数资本家一手操弄。
革命性的情况不会永远持续，终究只有一个阶级能够胜出。如果没有工人们带领农民丶城市贫穷者还有犹豫不决的中间阶级一起来消灭资本主义，主导权就还是会回到统治阶级手中。我们现在就是见证这样的过程。
现在委内瑞拉有的是两股力量为执政正当性竞争，由政府对上国民大会。但这场斗争只能由各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以及他们能够动员各自阶级的能力来决定。
只要玻利瓦尔政府持续他们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政策，就不可能打败由这场由大资本家集团开启的经济战争。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政策才让让资产阶级得以行使他们在经济上的破坏，而且展开攻势对付劳动阶级。以调涨管制物资的价格这项政策为例，这项措施虽然目标是由增加商品利润率来刺激私人公司增加生产，结果不但没有增加物资的供给，反而交给资产阶级更大的优势，让劳动阶级被迫大排长龙的用更高的价格买下这些管制产品。
资产阶级坚决的要结束革命。因此，任何的让步都无法停止他们对基本商品生产的破坏行为(造成更多的短缺丶通货膨胀以及炒作)。他们会坚持直到他们完全破坏了玻利瓦尔政府的社会基础为止。
在他们执行这些经济上的伎俩的同时也在政治面施压，利用玻利瓦尔政府的改良主义政策来为击败革命铺路。
现在，罢免马杜洛公投的延迟将会作为更加激进的资产阶级计画新一波反政府叛变计画的基础。如同我们先前解释过的，资产阶级把罢免选举当成由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手段打击革命的机会。但当这个路线已经不可行时，资产阶级的法西斯派系会再次将以暴力手段推翻政府的计画放到日程上。
国民大会於10月23日的动作，实际上是以合法与政治性的手段来导致叛乱计画的前奏曲。国民大会的决议案中甚至包括呼吁外国政府透过国际刑事法庭等国际资产阶级机构来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同时，国民大会也要求要求武装军队无视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关的命令。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接下来将会发动新一次的政变。
玻利瓦尔革命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只要改良主义者们继续采取阶级妥协政策，就不会走出目前危险的经济情势。而经济问题如果持续没有被解决，群众的士气将会严重受挫到相当危险的地步，导致不久的将来革命不可避免的失败。
只有革命的激进化，透过徵收资产阶级并将产业归位工人管理之下，以及拆解资产阶级国家体系，才能提供这场经济战争一个真正的出路，并永久性的打倒资产阶级。面对资产阶级新一波政变的计划，劳动阶级必须抢先一步的确切激化革命。反政变委员会必须开始组织在所有工会丶工厂丶社区丶乡村的各个高等学校之间。这些委员会必须在地方地区还有国家层面上做好连结，通过选举和可罢免丶受大众指派的代表，进而发展革命性的行动计划，对抗经济战争。工人监督必须在参与经济破坏的企业落实。工人们更应该一同占领面包店丶供应商丶仓库以及其他参与物资走私丶囤积和炒作物价的机构，以公平的价格卖给各个社区。同时黑市业者和走私者的商品必须充公，还有要采取其他革命性的措施以对抗经济破坏丶走私与炒作。革命已经走到必须被激烈化的时候了，再不采取行动就意味着在这个国家为反革命开启大门，迎接他们的胜利。
美国总统大选
自IMT2016年世界大会後全球发生最戏剧性的转变就是川普（Donald Trump）在总统大选的胜出。川普的胜利造成史上最大的政治冷门;造就了把全球的建制弄得支离破碎的政治地震，相较之下英国脱欧仅是小事一桩。
希拉蕊（Hillary Clinton）这位清除代表建制和华尔街的候选人被可鄙的击败了。许多认真的资产阶级分析师都心知肚明，这个选举结果是是对政治菁英的反驳。讽刺的是，这样的情绪居然是透过身为亿万富翁丶丝毫不关心劳动阶级的川普来作为社会一阶层人口的表达方式。
川普使用 操弄反建制情绪这张牌并赢得以获胜。然而民调显示，如果桑德斯成了民主党的候选人，那他就能够击败川普。桑德斯对於如免费医疗服务与教育等等的诉求也能够轻易的与那些後来投给川普的工人们产生共鸣。
先前的文件与撰文中我们花了很长篇幅分析桑德斯现象，在此也不需多谈。简单来说桑德斯的选战透露出在美国建立一个群众丶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的潜力。某些被带到表面的现象不会因为选举的结束而消散，最终将会引导出某些独立的，为美国劳动阶级发声的政治团体。
在选举结果宣布後，美国年轻人横跨全美国所组织的自发性抗议，预示了接下来美国社会的气氛。我们有信心这个新时期开启了一条美国社会走向往左右两极化的道路，造就了美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剧烈阶级斗争。
总结
如同我们一再地说明的，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急转直下且诡谲多变的时期。这都真切地由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川普胜出所证实了。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之所以被这些发展吓得惊慌失措，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表面下的各种原因，不了解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内一大部分的劳动阶级丶年轻人和贫民所感受的深切不安。
数十年来原来已经对劳动阶级发动的攻击，在2008年以後变得更加剧烈。一开始这场危机在整个广大工人阶级中制造震撼与困惑，但从此以後将转变成愤怒以及对於改变的渴望。
这解释了激进左翼联盟的崛起(尽管稍後它们背叛了人民)丶Podemos在西班牙的火速崛起，英国工党内部透过科尔宾的遽变，以及法国围绕着梅朗雄开始的各种运动。这些都是进步阶层们在寻找一个更锐利丶更左翼新选择的初期。
左翼改良主义的现象就这样带到台前，不过这也让群众注意到它的各种极限。委内瑞拉与希腊就是最佳的案例。从这两个经验里，应该要学到所有国家都要学习的教训。在全球都在经过同样激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铭记这些教训。
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近来在由南韩工会组织发动的二十万人示威，要求朴瑾惠下台，就是一个例子。这是近几年来在南韩最大的抗议行动，也突显了朴瑾惠政府内部深处的危机。我们也看到上千名南非学生为了夺回他们应有的未来而发动的抗争行动。这对南非社会来说是一大震撼。这些年轻人不愿意让迁就於资本主义生活的政客与领袖们掌握他们的命运。年轻人是现在社会中最具行动力的阶层，而他们也走上了阶级斗争的道路。阶级斗争在政治面上由是马莱马（Julius Malema）所领军的的经济自由斗士党（Economic Freedom Fighter）的出现得到表示，并开始填补经由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下降支持率所遗留的政治真空。非国大的演变再次重现了，群众解放运动的领导们因为开始与资产阶级社会与国家同流合污而开始失去群众支持的经验。
总的说来，我们看到的是朝向左右的两极化。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反映了在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中成长的矛盾。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僵局，他完全没有办法继续带来过去的生活环境。各地的工人们都感受只能透过加强压榨工人来生存的系统所带来的压力。
这些过程必然会将社会带向革命，然而这条道路不是直线性的。我们会看到澎湃的阶级斗争时期，并且在政治上产生激进的现象，但这也会带来由於改良主义者领导背叛群众意愿而造成的反动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左翼趋势都会接受考验。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工人与年轻世代的运动中蓄积能力并做好准备，就能建立如同1917年列宁指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样的革命性群众政党。所有的物质条件再一次的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而这次将会是全球性的规模。我们的任务是理解并建立首先的革命干部组织，以及之後的有能力带领劳动阶级走向权力的群众政党，藉此完成十月未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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