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何處去:回到計劃經濟,還是鞏固資本主義?

(譯者按:本文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在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於2017年11月30日發表的評論。文中討論了關於中國經濟性質從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轉變為朝向帝國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系統,並在這個基礎上解釋了習近平的強權。編譯團隊決定不更動發表時的原文,以便讀者們比較我們當時的預測和後來的發展。)

在2017年10月18-24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借此機會向世界宣告中國已經是個“強大力量”並即將復興成為全人類的中心。在這虛張聲勢的背後,卻顯露了即將到來的資本主義危機,以及其在中國內部開始催生的不穩定。

十九大為世界媒體和政治家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來瞥見中國政府的計劃和重點。大會的兩個重點是習近平的開幕詞和新政治局常委會(政府最高領導機構)的產生。

西方媒體完全通過他們自由主義的視角關注習近平日益鞏固中央集權,他們也擔心這會導致中國遠離資本主義並回歸毛澤東主義。 但對於我們這些沒有被自由主義偏見所蒙蔽的人來說,中央集權分明是有著相反的目的:在中國進一步加強資本主義。

自2012年上任以來,習政府的特點是:個人聲望的提升,成為毫無爭辯的領袖; 反對強大有力的黨棍的高調反腐運動; 隨意引用毛澤東的詞句; 停止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其中許多特征使得西方的一些人認為習近平的計劃是重返類似毛澤東時代,再度打造以一個斯大林式一黨專政治理的計劃經濟。

共產黨試圖平衡經濟層面的資本主義轉型但同時保持其舊國家機器的權力,在這過程中,必須不時地打擊個別資本家,公司和敵對官僚 -- 這些官僚的出軌會威脅到整個制度的穩定。 郭文貴就是一個例子:他是一名特立獨行的房地產大亨,在受反腐調查時逃離國外,並定期在Youtube上從豪華的美國公寓“揭發”腐敗的中國官員,尤其是王岐山。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目的應該是清除“愛放橫炮”分子或其他不穩定因素。然而,這行動本身也包含增加不穩定性的風險。 因此,反腐運動和官僚前階段的運作模式大相徑庭;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之後,政權習慣了“閉門造車”的政策。 然而,在所有高談虛論背後,習近平在黨代表大會上所闡述的觀點清楚地表明,日益自由化和深化市場經濟是列其議程之首。

新一屆常委會

世界資本主義媒體屏息靜氣地等待了新常委會的成員名單。對於國外觀者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來竊視幕後。常委會的布置將揭示習近平究竟有多強大,未來可能采取什麼行動。

正如西方自由主義者所擔心的那樣,新的常委會在幾個方面打破了黨的傳統。 名單裡的主旋律顯然是隸屬於習近平的人,而不是派系交易和集體領導的結果。 新任常委會成員中沒有一個可以被視為習近平未來的潛在接班人,是對黨內傳統(即未來的領導人應該在接管之前成為常委會的一部分)的又一個突破。 這為習近平空前的執政三個任期奠定了基礎。 與傳統的斷裂也可能永久地改變了常委會的形成方式,因為習近平在決定其組成時利用的是個人威信,而不是慣用的由政治局成員非正式投票的方式。

習近平得以集中他在中共黨內的權力/圖片來源:Kremlin.ru習近平得以集中他在中共黨內的權力/圖片來源:Kremlin.ru

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習近平不得不與張德江,俞正聲,張高麗等不同派別的高級領導人分享常委會,因此高度依賴王岐山開展對敵對官僚的反腐運動。 新的常委會現在看到5名新成員是被習近平推薦的,或完全同意他的意見。

其組成如下。栗戰書,自80年代以來,和習近平同是河北省官員,近幾年來被視為黨委書記中習近平最強大的二把手。王滬寧是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辦公室的秘書長,這是習近平為推動經濟改革而創建的新的中央機關之一。在最近的時期,他經常被視為頭號親市場“理論家”。趙樂際接替即將離任的王岐山擔任新反腐大頭棒:他因為以黨組織部門負責人的身份強力支持王岐山的反腐運動,尤其是制裁不交黨費的黨員起到了突出作用,給習近平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將受委托成立國家控制委員會,作為反腐的新機構,這也是習近平和王岐山構思的。以“改革派”標榜的汪洋,執行了廣東省的市場化,並與李克強(現任總理)密切合作。唯一不合群的人顯然是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他被視為江澤民派系上海集團的成員。

我們還應該注意劉鶴。他是哈佛畢業的經濟學家,習近平最親密的經濟自由化顧問之一,也被提升到政治局,這是自由化的另一個強有力的聲音。

栗戰書/圖片來源:Kremlin.ru栗戰書/圖片來源:Kremlin.ru

但習政權的鞏固並不是個人治國能力高超的結果,而是因為中共官僚機構整體缺乏替代方案。經過了幾十年的疾速增長,中國社會已經走到了極限。不平等、不公正、環境污染、內部壓力、以及巨大的經濟矛盾和債務,正在毫無止境的繁殖,把社會五馬分屍並威脅了整個系統。 官僚機構正在努力建立一個融合為一,極其強大的政權,以便在實施棘手的市場改革時,鎮壓異議或罷工浪潮。這也是習近平得以組織一批以穩定市場化為目標,完全受他擺布的技術官僚和頭目們,來嚴正壓制其他黨內派系。

中共的資產階級化

由於中國的資本階級是通過斯大林主義國家機器的培育而生的。也因此它除了透過共產黨來達到自己的需要外,別無選擇。這也是中共領導層積極鼓勵和參與的。每一過年, 中共的階級成分變得越來越資產階級化。

中共的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辦一次,是衡量這些變化的好方法。除了數百名代表是商人以外,還有27名代表正式代表私營企業。其中不僅有大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和總裁們,還有三星和畢馬威等跨國公司。人民網自己都承認,私營企業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60%以上,創造了90%的新工作崗位。網站還引用這些數據以證明給企業代表空間是合情合理的,並得出結論:這27位代表的觀點越來越重要。

與此同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局每年春天舉辦的像征性議會)中最富有的100名成員與習近平第一任期的代表大會的平均財富相比增長了64%,總財富達到5070億美元,相當於比利時整個國家的經濟規模,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國會議員的平均財富。最近大型民營企業對黨組織的接受進一步證明,中國資產階級已經為自己的目的徹底滲透和改造了中共。 2017年的中共代表大會表示,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深,黨要進一步開放資本主義分子加入。

官方媒體公開反復強調,今年代表大會的代表更多來自專業崗位和高學歷的背景,也就是委婉的說他們更有錢,不可避免地更支持資本主義。 私人資本家進入黨和國家機器並不是一個新的令人驚訝的現像,而是一個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後期資本主義復辟的最後階段。在一篇於2010年命題為“現代中國政治體制的社會支柱來源:私人資本家的深厚嵌入”的學術論文中,學者Christopher McNally和Teresa Wright指出:

“事實上,一份於2000年推行的全國性研究現實將近20%的私人企業主是共產黨員(Li,2001,p.26),而在2003年這個數字達到了將近34%(Tsai,2005,p.1140)。入黨的現像在種上規模私有公司業主之間更為常見。從1990年代末期的調查就可以看到這類人之中40%已經是黨員,而剩余25%以上已經被中共積極招募並有意入黨(Dickson,2003,P.111)。比較起來,在2007年全中國的人口內只有5.5%是共產黨員。(Xinhua,2007)”

“也因此,私人企業業主廣泛被認定為在所有社會群體之中平均入黨率最高的一群。”

在習近平當政時期黨內資產階級比重的增加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資產階級早已和黨與國家有著無法分割的關系。 中共不僅無法抗拒這力量,而且隨著市場對社會的影響變得無所不有,而坦然接受這力量。

在當下,官僚機構,特別是那些處於最高層的,可以勉強保持與資產階級的一定程度的獨立性,雖然資產階級在黨內日益增加影響力。 但在資本主義的權力和影響力膨脹同時,資本主義危機正在為日益強大的工人階級創造條件,使其進入更激進的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習近平被迫利用黨機器來采取波拿巴主義措施,平衡在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以試圖管理矛盾。

習近平的強人政權意味什麼?波拿巴主義

正如輿論所說,在人大閉幕式上,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簡稱“習近平思想”)被選入黨章。 這使得他成為繼毛澤東之後第二位在世並當政時將以自己命名的“思想”寫入憲法的黨領袖。 再加上中共官僚被高調地大掃除(“打老虎”),表明中國並不是一切太平。

這些戲劇性的轉折和角鬥意味著什麼? 西方的許多斯大林主義者抱著希望,即習近平是毛澤東的投胎轉世,並且他將徹底扭轉中國資本主義的倒退,回到國有化計劃經濟的輝煌時代。但一看上述黨員數據,就可見這顯然是幻想。 那麼權力鬥爭的背後是什麼,習近平的思想又為何寫入了憲法?

這無異於加強和集中國家機器的波拿巴主義。 波拿巴主義是指政權在一定程度上和統治經濟階級分家,並獲得一定的自由。 這通常被稱為獨裁,但“波拿巴主義”這一詞更加科學和准確,因為它指明這種獨裁是通過平衡兩個主要階級來實現的。 雖然這剝奪了資產階級的直接政治權力,但國家的鎮壓力最終被施加在捍衛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上。 波拿巴主義為了保護資本主義而把它從資本家的手中解脫出來。

這恰恰是中國正在進行的過程。在過去這段時期,我們看到許多大規模中國公司在國家的壓力下建立了企業內的黨支部,這讓許多人以為這代表國家對資本主義運作的干涉,甚至對抗。 有些人推測這是當局有重新國有化的計劃的證據。 僅在2016年,有黨機關的私營企業的比例就增長了16.1%。

雖然企業黨機關確實將管理層置於某種政治束縛之下,但它們在更大程度上直接控制著公司的工會(如果有的話),因為法律規定所有公司工會都隸屬於黨機關。 黨機關的擴散也為公司管理層提供了參與黨政治生活的渠道,這為他們提供了影響黨運作的機會,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保護,例如可以防止被判決或是持續貪腐。 作為黨員的工人也會自動獲得津貼並被優先考慮晉升,從而創造了一層有特權的工人來對抗他們的同事。 因此,這些機關的用處是政治上控制兩個階級,但更多的是為資產階級的好處來控制工人階層。

黨確實會不時地回應工人階級的不滿,但一旦工人階級企圖在允許的框架之外解決勞資糾紛,就立馬會非常強烈地遏制他們。 黨最不能容忍的是工人階級獨立組織的激進活動。 國家信訪局擴大並監督了“上訪”制度,也就是向政府申訴的制度。 在過去5年中,僅四川省就已經處理了380萬案件,有時會導致當地官員被解雇或者私人公司向工人支付壓力。

另一方面,獨立工人運動人士,如參與在2015年底的在廣東工廠罷工行動的組織者們卻會馬上被逮捕。2016年沃爾瑪工人們的計劃罷工雖然收到了官方企業工會的些許認同,但組織罷工的領導工人們卻也被誣蔑為受到境外勢力影響。政府一方面透過以工人階級憤怒來管理資本主義的矛盾,尤其是希望透過提高薪資來刺激本國經濟的內需。它也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必須要正面面對工人們的一些不滿,尤其因為中共復辟資本主義的正當性在於聲稱資本主義可以帶來生活水平上升並改善大眾的生活。但是它同時也不會容忍工人階級任何尋求獨立活動的嘗試。

黨能夠保持其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主要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的培育就完全無法發展自己。這個國家實際上是對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負責。 這就是為什麼在沒有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情況下,中共仍然可以在階級之間取得平衡,同時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

然而,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經濟成長後,中國面對的前景正是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習近平以及中國的統治階級也了解這一點。盡管他們卯力地試圖延遲危機的爆發,卻也覺悟了那一天的到來是遲早的事。他們完全意識到了快速上升的債務將會帶來的後果。這些根深蒂固的經濟問題,以及其將會加劇的階級鬥爭,正是習近平集中權力的背後動能,正是讓他得以用反腐名義擊破敵對派系,重新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將自己和中共宣傳為工人群眾的捍衛者,以及將政府國安機關擴張到前所未有規模的主因。

反腐工作的真正意義

在過去四年內,習近平所領導的反腐運動震撼了整個中共官僚,並似乎營造了任何黨員,不論多麼有權有勢,都不得逾越當紀律的表像。高調的反腐運動的確掃蕩了不少相當強勢的黨和軍隊領導,其中包括了曾經擔任常委,並且對國有石油企業有巨大影響力的周永康,以及解放軍高階將領徐才厚。在十九大召開之前我們也看到了不少中央委員會委員被開除黨籍,先前有望被提拔至常委的孫政才也中箭落馬。解放軍聯合軍委參謀長房峰輝據稱也正在被調查。

我們必須明白,清除某些官僚並不代表國家政策的根本改變,而是消除那些可能妨礙習近平執行其政策的因素。 習近平擔心,在即將到來的危機中,官僚機構中任何派系的存在都可能導致分裂或破壞黨的中央權威,而它的處境已經十分緊張。 經濟或社會危機將使舊政權受到限制,因此它無法承受任何不不穩定。

前重慶市領導孫政才,表現了了一個重要官僚的巨大貪腐如何可能對整個黨和其資本主義政策造成威脅。在被調查之前,孫政才被揭發提供大筆金錢和關系給一個先前默默無名的信息技術公司,任由它們以“一帶一路”代表之名會晤立陶宛和哈薩克的中央銀行行長,借此賺進暴利。

高階將領徐才厚以兜售軍銜之名被捕。軍委聯合參謀長房峰輝被指控於美國軍方高層保持密切關系。“大老虎”前常委周永康的罪狀則是利用他對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高層的影響收受了上千億的賄賂,他身邊的親信家屬也同樣雞犬升天。在逮捕周永康之前,習近平特別拜訪了黨內各高官和前任大員,尤其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向他們取得支持,申論周永康的貪污無度已經威脅了整個中共政權系統的穩定。

周永康/圖片來源:Barry Bahler周永康/圖片來源:Barry Bahler

猖獗的貪腐是像中國這樣極權主義官僚制度本身就具有的弱點。這樣的社會不存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具有的“安全閥”來占時疏解社會上巨大的矛盾。各個互相競爭的資本家勢力本來就必須在任何國家政府內部產生發展影響力,在像中國這樣的政府更是如此。中國政府不斷營造如中國是“萬眾齊心的和諧社會”這一類的假像,也不斷地被上述的因素威脅。習近平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且嘗試著解決一個永遠沒完沒了的問題。

不只黨內高層,全黨上下都受到影響。中共這個全世界最大的黨國合一機器,內在也夾雜了不同社會力量。任何想要升官發財的人生都會入黨,當也成為了巴結關系的場所。也因為如此,自一年前開始中共也開始提高了入黨門檻來試圖抑制這樣的腐化。

據經濟學人雜志報導:

“一份研究,表示許多年輕黨員並不是為了從政而入黨,而是因為擁有黨籍被視為是尋求穩定工作的捷徑(許多公務員或國有企業職位都只聘任黨員),甚至只是對他們同學們表現優越感的一種方式。在2015年於一所中等大學內發放的問卷顯示只有六分之一學生是尋求“為人民服務”而申請入黨,也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相當希望”被批准。”(經濟學人,2017年11月23日)

位居中央的官僚較代表了中國境內資本主義有較高發展的地區,不同於部分地區需要建構和控制地方政府企業的官員。也因此整個中共政府的威信在最邊疆的地區通常是最薄弱的。黨領導們也生怕過度的貪腐,尤其是在地方省政府內部,可能會向群眾曝露政府內部的裂痕,並鼓舞群眾發動可以迅速威脅整個政權的大規模抗爭。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主動懲處了大批貪腐官員,一方面對其他部分的政府官員殺雞儆猴,另一方面也在群眾之中營造了“中共本身不是工人階級的寄生蟲,只有幾個貪官才是”的假像。同時,這也是習近平鏟除政敵的機會。

中共特色的市場經濟

習近平備受矚目的開幕致辭長達三個半小時。他演說的長度也受到了國際媒體的注意。然而這冥長的的一席話之內至少有三個小時都是“全黨同志一定要… 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鬥”,“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黨的理論創新全面推進,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更加鮮明”這類空洞的黨八股。

演講裡僅僅三十分鐘有討論到有真正意義的事務,而其中習近平大部分都談到了市場化的深化,中國經濟的自由化,以及擴張社會福利支出(但也偶爾提到了在如房屋市場的經濟層面上需要有更強大的管理機制)。他也刻畫了中央政府會在各地實施能夠強化黨“政治領導”的政策,停止大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以提升市場競爭力為目標來管理這些企業。嚴謹編織出來的口號,如:“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 和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壟斷,防止市場壟斷,加快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同時也開闊了習近平想要將中國帶往的方向。

雖然中共烏托邦式的許諾要建構一個沒有系統性風險的市場經濟,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卻無法頭裡資本主義本身必然會面對的生產過剩危機。這已經在中國自2014年左右成長速度開始趨緩,債務的快速累積,以及不時的股市震蕩中顯現出來。在無法繼續遮掩這個事實的情況下,中共也不得不透過新華社報報導承認各種問題的存在,並許諾會試圖刺激私人投資。

中共試圖以摒棄先前對外資企業施加的限制來達成這個目標。新華社的報導中承諾:“...凡是在我國境內注冊的企業,都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堅持實行備案制為主的外資管理新模式,進一步提高投資便利化。”文中的備案制指的是取消所有外資企業在中國合法營業前必須要經過,通常長達一至三個月的各種手續。

中國對外商施加繁瑣的限制是眾所周知的,尤其是要求外國投資人必須要與中國籍企業合伙並分享技術。十九大上新提出的系統將會大大簡化外商注冊的程序,從人讓他們能夠更快速地進入中國市場。備案制政策也承諾政府將不再干涉企業投資決策。這代表了現在中共有足夠的信心放手讓大型中國企業在不接受政府補助下與外資企業競爭,但也顯示了需要將外國投資家們重新帶回中國以維持經濟成長率的急迫性。

習近平與普金握手合照/圖片來源:Kremlin.ru習近平與普金握手合照/圖片來源:Kremlin.ru

除了這起國內政策外,十九大也提出了一些對外政策來延遲中國經濟的生產過剩危機:一個更加強勢的帝國主義投資政策,計劃讓中國企業在其他國家內增加投資。所謂“一帶一路”的政策是自二戰以來最大的經濟外交政策,也是中國透過帝國主義野心來占時舒緩中國資本主義危機的鐵證。(我們在先前發表的“菲律賓新總統杜特蒂為何傾向中國?”和“中國對巴基斯坦與日俱增的影響”兩篇文章中對此有詳細分析。)

中國現在生產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鋼鐵和鋁,而深圳則迅速地成為世界科技產業的中心。在任何方面,中國的生產力也同時為一場巨大的生產過剩危機鋪路。(請參考我們先前發表的“2016年的中國和世界經濟:“統統賣出去!”)

實際上,中國經濟應該發生的危機已經拖延很久了。照理說應該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中發生。但我們也知道那年中國反而以歷史上最巨大的財政刺激(又稱擴張性財政政策)來拯救世界資本主義。但是那是以資本主義的手法,也就是以負債的方式,來達成的。誠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解釋,如此的拖延只會在未來造成更大的危機。如今,中國經濟的總債務已經成長到二十二千億英鎊(兩百多萬億人民幣),相當於2008年總債務的四倍!

據英國衛報報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聲明中指出:

(中國)總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將會從235%在2022年增長至將近300%。先前,坐落於華盛頓,並每年評量其各個會員國經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中國債務占GDP指數至高會達到270%...中國在2016需要三倍以上的貸款來達成其在2008年達到的成長率...2008 年以來,私人部門債務占 GDP 的比重增長了 80 個百分點,達到約 175%—— 從國際上看,信貸比重的這種大幅上升會造成 國內經濟增速的急劇放緩,且常常引發金融危機。...中國現在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銀行產業。中國銀行業的規模已達到GDP的 310%,高於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是新興市場平均水平的近三倍。”(衛報,2017年8月15日)

在經歷數十年的巨大成長後,中國也經歷了深切的改變。所有資本主義的矛盾也被嵌入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層面裡,中國也同時被嵌入到深陷危機的世界經濟的中心。經濟成長的減緩,工人階級的不滿和鬥志的提升,債務爆發至完全無法延續的程度,以及朝向帝國主義的發展,都表現了中國社會的復雜性以及巨大危機發生的必然性。要在這個情況下統治中國,中共也已經是騎虎難下。習近平為了維護資本主義,也需要全黨跟著他繼續騎著這隻老虎。這就是習近平在十九大稱霸中共所帶給我們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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