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條件基本收入:烏托邦的幻夢,還是自由意志主義夢魘?

無條件基本收入,意指政府對所有公民給予無條件限制的一定款項,最近已經成為在主流經濟討論中受到注目,左派和右派各有擁護這一方案的人物,他們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可以解決危機纏身的資本主義體制所產生的各種社會弊病。(按:本文原文於2017年2月9日發表在英國《社會主義呼喚報》上,但現今此一話題仍然相當受到矚目,《保衛馬克思主義》網站中文翻譯團隊也因此選擇現在發表翻譯。)

時任英國工黨影子內閣財政大臣的資深左翼政治家約翰·麥克唐奈(John McDonnell)日前宣佈,他與他的團隊將考慮把無條件基本收入納入英國工黨經濟綱領的核心。橫跨英吉利海峽,貝諾瓦·阿蒙(Benoît Hamo),人稱“法國的科爾賓(Jeremy Corbyn)”,同時是法國社會黨的總統候選人,也承諾如果他當選總統,將會實施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政策。於此同時,在印度無條件基本收入也獲得關注。這項政策在印度,被強烈地建議做為替代該國目前所實施的複雜社會福利網絡的簡易措施。

但無條件基本收入所帶來的實際影響是什麼?為什麼這項政策在過去幾年會突然受到廣大注目?更重要的是,到底是誰提出這樣的提案,而又是為了誰的利益?

工人與自動化的賽跑

據說,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的前任長年領袖沃爾特·魯瑟(Walter Reuther)曾在與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討論關於一座新自動化造車廠時發生了以下的對話:

福特揶揄道:“沃爾特,你打算如何叫這些機器人付你的工會會費啊?”
魯瑟馬上回敬:“亨利,你打算如何叫這些機器人買你的車呢?”

以上這段對話當然可能只是虛構的都市傳說。然而這個都市傳說卻點出並突顯了,那些今日那些“更具遠見”的資產階級名嘴們最真切且嚴重的憂慮:“科技性失業”的威脅,又可稱之為“工人與自動化的賽跑”。

不同於對現代科技的各種進步,以及生產自動化能解放人類的潛力的各種期待,今日科技發展過快的步調被認為是一股危險且暴走的力量,足以讓絕大多數的工人階級甚至是中產階級的工作崗位在不久的將來被淘汰掉。

就如上述的故事所呈現的,在現今的情況下,有誰還能購買這些由於世界經濟過於龐大的生產力而過剩的商品?

首先,工業自動化與機械化的問題,已經開始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曝露出那些尋求撙節政策並攻擊普通人民的政客們的偽善,而這些政客同時也對億萬富翁“企業家”必恭必敬。僅有八個這樣的“企業家”們所控制的財富,比世界上半數人的財產加起來還多。

任何明眼人都越來越能清楚地看見,這支機器人大軍的出現也同時壯大了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後備軍”,也就是大量的失業者,並同時給在職工人們工資被減低的壓力。這些失業者們,在這個資本主義這不斷加速的跑步機上,卻無法得到新的就職訓練與教育來加強他們的技能。相反的他們被視做廢料,並被強迫進到快速擴張的“零工經濟”裡求生,在那個灰暗的角落裡有的只是虛假的“自雇”地位、高工安風險的工作、沒有工時保障的合同。

如此發展的結果就是,儘管在生產過程中導入了自動化與新科技,但整個經濟的生產力發展依舊是停滯不前的。對那些吸血的追求暴利的資產階級而言,從這些急欲就業的“不穩定無產者”的隊伍中尋找雇員,而不是投資在那些可以真正減少勞動力需求的機器上,前者的成本更便宜。從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既存在“太多”的自動化(對“科技性失業”而言),同時又因爲生產力停滯而工作機會“太少”。

早已失靈的社會體制

就是在這樣一個已經失靈了的經濟驅動引擎的體制下,我們看見了對“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要求的出現:無視財富或需求,均分給社會上所有人一筆無條件地固定的支付。 

理論上,無條件基本收入背後的想法,是要讓其打破勞動與工資的聯繫,一方面提供已經那些被機器人排擠的工人們,陷入低薪且不穩定的工作,同時讓他們能從傳統工業過渡到新的更有效率的部門。另一方面,也能使資本家們能心安理得地(或者更重要的,是更現實的考量),在社會失業人口增加的情況下,繼續投資導入自動化與新科技。這簡直是打著如意算盤!投資比率保證會上升!生產力保證會增強!經濟保證會起飛!資本主義的轉輪潤滑了!而同時工人還能在他們的餘生裡“自在地”“一年換二十四個老板”了!

事情就這麼簡單嗎?現實是,今日的生產力投資是有史以來最低的。這並不是因爲對那些被裁員的工人有道義上的擔憂,而是巨大規模的生產過剩(或者是資產階級們措辭委婉的說法:“產能過剩”),就像是掛在全球經濟的死刑絞繩。資本家之所以投資,不是要提供就業機會、滿足社會需求、發展生產力,而是完全著眼於利益。如果普通家庭沒有錢能消費商品而使商品滯銷,那整個工業就會停擺。如果老闆們可以從十名被剝削的工人獲得的利潤,比從一台全新的機器獲得的利潤還多,那麼這些工人將留在原本的崗位上,而生產力將持續地低迷。

的確,勞動與工資的關係早已被打破了,但不是以什麼正面意義來說。在所有國家(包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經濟體),僅管國內生產總值有所成長,但實際工資仍就停滯不前,給予勞動者的財富份額變少了。工作時數更長了,但實得工資卻保持不變。

誰會得利?

儘管是在根本上就錯誤的前提下提出的,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聲浪在這個極端社會不均的時代依舊得到迴響。牽涉到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各種社會與經濟的實驗已經在多個國家進行了,包括加拿大、芬蘭、荷蘭。2016年六月五號,在瑞士的一場公投裡,一件每年三萬瑞士法郎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提案,其反對率由原本77%降到23%。同一時間在英國,工黨與綠黨的領導階層都提出了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要求。

改良主義左派將無條件基本收入倡導為一個進步性訴求。它可以加固目前的社會安全網,透過向富人和大財團徵稅的方式來增強目前的社會福利制度。以這樣的方式提出的無條件基本收入方案,彷彿就像任何正統改良要求,應該是要得到支持和爭取的。 

然而,無條件基本收入本身並不是真正左翼或進步性的措施。事實上,右翼自由意志主義人士(Libertarians)之中也有很多人提倡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確,就連像米爾頓·弗里德(Milton Friedman)這樣的頭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過去都做過類似的建議,如他所提出的“負所得稅”理念。

這些尊貴的先生女士們對無條件基本收入概念有著濃厚興趣,是因為無條件基本收入可以做為極度削弱或是完全取代社會福利機制的手段。一瞬間,那些支持政府權力最小化的信徒們都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可以大量“簡化”(寫做簡化,讀做裁撤)徵稅與社會福利系統,以及“政府官僚減員”、“減少對市場干預”。 

與此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看到,無條件基本收入引起熊彼得學派(Schumpeterian)自由主義者的注意。這些熊彼得學派自由主義者宣揚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的優點,以及“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的強大變革力量。基本收入可以用來當作一個原始的社會安全網,並同時消除最低工資這類創造工作機會的“障礙”,並讓市場的無政府狀態自行摧毀工業和就業機會,也不必提供教育與培訓的計劃的預備課程。 這些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美夢,也是勞工階級的惡夢。

同時,一些自由市場的狂熱崇拜者們,甚至開始提倡相對大額的無條件基本收入方案,但這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才是是真正的目的),如廢除令他們厭惡的公共服務(如健康保險、教育貸款)。目的就是要將這些公共服務私有化,開創另一個賺取利潤的空間。

因此無條件基本收入並不是要鞏固過去幾代人階級鬥爭所得到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要求,同樣是希望以社會的倒退與摧毀社會福利為條件而提出的。無條件基本收入並不是以重新分配這個社會的巨大財富來強化福利國政策,相反的它變成對公共服務的大舉進攻與將其私有化的最牢靠的遮羞布,也就是支持了資本市場,而不是弱化資本市場。

馬克思主義者會為了任何真正提供工人與弱勢階層的生活水平的改良而抗爭,但是為了確定我們是否可以支持這種或那種的訴求,首先我們要問:這些提出的訴求真的是一種改良嗎?或者實際上這樣的訴求是一種惡改呢?

就這個角度來說,抽像地空談無條件基本收入是沒有意義的。正所謂魔鬼藏在細節裡。首先我們有必要以階級的觀點來分析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問題,以及看清楚是哪個階級提出這些要求,更重要的是,是為了哪個階級的利益。

誰來買單?

如同所有的改良方案,最相關的問題是:誰來買單?有人必然要問,這些錢要從哪裡來?這的確是那些反對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右翼人士必然要放大檢視的關鍵。 

就去年瑞士的公投,瑞士政府帶頭以財政困難的說法來反對每年24,000瑞士法郎的無條件基本收入政策(然而請先了解到,瑞士的日常生活成本嚇人的高,平均工資是建議的無條件基本收入額度的兩倍左右)。在芬蘭所建議的“更加合理”的無條件基本收入是悲慘的約共計每年5,700英鎊,這是一個對有錢人而言不痛不癢的數目(別忘了,畢竟這是無條件的普遍收入),但卻會進一步惡化目前仰賴著現有社會福利的貧民們的生活。

要提供比目前福利國家更好的無條件基本收入,就需要增加相當大的稅收,就如同《經濟學人雜誌》所強調的一些假設:

“設定基本收入這個課題並不簡單。假設要給大人小孩每個人一年10,000美元的收入,像美國這樣富有的國家,就要將稅收在GDP中的占比提高約10%,還要減少大多數非健康保險類的社會支出計劃。而額度更高的基本收入計畫就是需要更大且持續的徵稅。”

在繼續說下去前,請讓我們把一件事說得具體且清楚:目前世界上所存在的財富,足夠給予所有人一份理想的無條件基本收入,而且遠遠超過每年10,000美金的程度。如前面所強調的,根據最近樂施會(Oxfam)針對全球不平等化的報告,僅僅是八個億萬富翁就佔有了相當世界人口半數所佔有的財富。同時,美國的大型企業們就坐擁約1.9兆美元的閒置資金。

然而問體不是出在經濟面上,而是政治面上。要實施真正有進步性的無條件基本收入,就要建立最有雄心抱負,且要徹底改變由戰後時期,那些終身保障福利國所採用的稅務再分配系統。而直到現在,眼下所有過去的福利都遭受撙節政策所攻擊的時代,我們看到許多善良左翼人士都呼籲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要求,提議對富人與大型企業徵收巨額稅款,藉此對資本世界進行弘大的挑戰。

然而所有我們目可所及之處,社會民主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都因為資本主義的危機而退卻了。在資產階級民主下,被選舉出來的“左派政府”,如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法國奧朗德的“社會黨”等等,卻與執行進步性稅捐綱領的道路漸行漸遠,並被迫在銀行家們的專政下實行各種緊縮政策與惡改。但何必從這些先例中記取教訓呢?不如將錯就錯吧!

烏托邦幻夢

就這方面來看,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要求,可說是左派中那些天真的浪漫主義者們,最最空想的提案了。他們幻想著撙節政策只是意識型態上的,而毫無根據地確信,我們能說服有錢人們慷慨且平靜地為社會的美好掏出錢包。而這就是在根本上,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各種呼籲所仰仗的:資本家們以及代表資本家的建制政客們的仁義道德與慈悲。

同時,偶而會有像比爾·蓋茲(Bill Gates)的億萬富翁,從他的王之寶庫裡拿出一小部份財富來做慈善活動(不過仍然是犬儒的公關伎倆)。但追根究底,資本家階級做為一個整體,都是為了謀求利潤而經商的。而這些資本家們不會,也永遠不會期盼有人強迫從他們的私人財富來資助社會其他人;因此,世界上最大的企業都捲入了幾乎荒唐的逃稅計劃。如著名的億萬富翁投資家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還大言不慚地指出他自己所付的稅比他的接待員付的還要少,並說道:“現在一場階級之間的戰爭的確正在進行,而我的階級,也就是富人的階級,正在贏得這場戰爭。”

我們應當再一次指出,社會中的財富毫無疑問能建立一個真正進步的普遍收入系統。在任何有意義的方式中能將進行這樣的改良只有一種方式,就是資本家們感覺受到威脅,到了害怕失去一切的地步;也就是說階級鬥爭已經達到這樣激烈與高漲,統治精英只能從上發起改良,防止從下爆發的革命。更有甚者,這樣的情況下,所提出的要求不止是為了無條件基本收入,而是為了社會主義的鬥爭。

假設左派們將無條件基本收入被提到議程上並為其抗爭,那它就無法以一種脫離階級鬥爭的方式執行到底。我們不能指望富人的利他主義或是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憐憫。國家政府在本質上,就如同恩格斯與列寧解釋強調的,是由保衛統治階級的財產與利益的“特別武裝部隊”組成的。

世界各地的政府尤其在這個時候都對市場的那雙“看不見的手”虔誠膜拜,因此,妄想建議資產家們要樂意且心平氣和地同意將他們的財富拿來建構一個更理想的無條件基本收入政策,或者資產階級專政國家願意開始執行這樣的任務,是完全的烏托邦空想。

分配和生產

進步性無條件基本收入要求的主要限制,就如同所有改良主義者的要求一樣,都是並沒有從階級的觀點提出問題,也就是,去分析是哪個階級是實際上擁有並控制了這個社會上的財富與科技技術,以及更重要的,他們是如何首先擁有這些控制權的。 

也就是說,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問題(以及所有的改良主義政策),都源自它們過分專注在分配的問題,而不是生產的問題。就如同馬克思在他的小冊子《哥達綱領批判》所批註的(“哥達綱領”是由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盟友“拉薩爾派”所提出的一個同樣為改良主義與空想主義的綱領):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謂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質並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於: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的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麼自然而然地就要產生消費資料的現在這樣的分配。如果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麼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

“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彷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一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係早已弄清楚了,為什麼又要開倒車呢?”(我們編輯部的重點)(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這些批判在今天甚至更加正確了。由於關注稅收與分配的問題,結果現代工人運動的領袖們把批判的炮火對準了錯的人。他們倡導提高對個人財產的徵稅,藉此疏離了中產階級人士,卻不去打擊那些個人財富與利潤與資本分不開關係,超富有的資本家階級——這些人的財富永遠可以逃離國家收稅員們的掌握。

因此,就如同馬克思所指出的,社會主義者們不應當著重在社會中已經創造出來的財富的再分配(透過稅收與福利政策等等的),而是要對創造新財富的生產資料實行集體化和工人民主的監督控管。如此合理的生產計劃一旦實施,稅收、遺產、財富的再分配、社會福利等等的問題,都會很快消失。 

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雖然社會不均的問題十分重要,卻相對次要。就根本上而言,我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並不主要在這個老舊系統的各種病症上,而是在其根本的病灶上:資本主義本身的各種規律上;私有制、商業競爭、為利潤而生產,這些擋在在生產力(工業與科學、科技與技術、藝術與文化)的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偉大的俄國革命家與理論家托洛茨基,在他的馬克思主義傑出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這樣評論道: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罪惡,並不在於有產階級的奢侈(儘管奢侈本身是多麼可惡),而是在於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己奢侈的權利而維持它對生產資料的專有權,這樣就使經濟制度陷於無政府和衰朽狀態。”(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一章“已經成就了什麼?”)

今日我們看到“無政府與衰朽狀態”的“基本罪惡”。大型企業掌握著大量現金,卻伴隨著歷史性新低的投資率與生產力停滯的矛盾;大型工業自動化的潛力,卻伴隨著科技性失業恐懼的荒唐;“寧可擔心數百萬人被迫失業閒置,卻不是去實現所有人的都能自願的休憩”。這些極端的矛盾都活生生地被呈現在我們眼前

無條件基本收入這項措施,儘管試著貼補社會漏洞,卻不做任何事去阻止市場的無政府狀態,以及導致這個社會陷入僵局的生產過剩危機。事實是,就如馬克思主義者所強調,沒有任何改良主義措施能瓦解這些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只有這個社會的革命性變革才能斬斷這個矛盾螺旋。

“家務工作的薪資”

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有女性主義者們提倡無條件基本收入,而他們的立場是,無條件基本收入性質的報酬,能挑戰當前對於勞動的觀念,證明如家務工作,這類尚未被支付薪資(但卻是社會必要性質的)的勞動的價值。但有關於“家務工作薪資”的倡議,並非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要求。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希望女性們(甚至是男性們)在家庭工作上獲得金錢上的補償—亦即在雇傭勞動者已經存在於職場內的同時,又創造了家庭裡的雇傭勞動者。 

相反的,馬克思主義者希望能一次清除家務勞動:將當前的私人義務擺脫個別家庭的掌握(逃出狹隘孤立的家庭的這堵牆),並以一個社會形式將這些社會必要性質的義務給組織起來,成為合理生產計劃的一部份。只有將幼兒看護與家事義務的問題以社會化來解決,並卸除掉工人階級女性們的勞動負擔,我們才能期待達成社會上真正的性別平等。

就如同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

“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佔她們極少的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而這只有依靠現代大工業才能辦到,現代大工業不僅容許大量的婦女勞動,而且是真正要求這樣的勞動,並且它還力求把私人的家務勞動逐漸融化在公共的事業中。”(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九章“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

因此,要促使社會發生真正、永久性改變的唯一方法,不是為女性的家庭工作支付薪水,而是將那些家庭的、無償的勞動,全部驅逐出個別家庭之外;要使這些勞動變成社會任務,其責任是屬於整個社會的;而最終,投資新的機械與科技,能讓我們將這些家務勞動全部廢除。

家用機械的發明,如微波爐、洗碗機以及清潔用機器,已經大大減少花費在家事義務的時間。而如今的挑戰是,將這些科技掌握住,置於公眾的、工人民主的監督控管之下。而將這些家事義務社會化,是社會主義生產計劃的一部份。而藉此我們要讓工人階級女性與男性,同樣從家庭勞動的殘害解放出來。

工資、收入與無條件基本收入

在現代資本主義裡,透過以往勞工抗爭的果實,勞工階級能為自身做好安全管理。公共設施服務,如英國國民保健署(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福利國家,讓一個工人所收到的“收入”實際上被分成兩個部份:一份是在勞動力交易中,由雇主所支付的薪資;以及另一份不需繳費就能免費使用,根據需求所提供的公共福利服務的“社會薪資”。

而在社會主義秩序下,這兩種“薪資”的比例會劇烈地轉移到後者。無形的“社會薪資”會大量地增加,同時勞動力交易的薪資會減少(在相對之下—總薪資理所當然會因社會財富的成長而增加)。做為社會主義生產計劃的一部份,不只是醫療保健上不需要金錢交易,大眾運輸、住宅問題、電力能源、食品供應,以及任何食衣住行的需求:所有這一切,甚至是現在被認為是“奢華用品”的東西,都能無需任何交易行為而提供。價值的觀念會漸漸地變得毫無意義,而貨幣系統也會隨之消亡。

然而,在勞動薪資與“社會薪資”之後,又採用了無條件基本收入這種第三種變形收入,我們也有了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無條件支付。對那些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的自由意志主義右派人物來說,採用這項普遍收入款項措施的舉動,並不是要強化“社會薪資”的社會主義性質,反而是要弱化它(如同我們前面所探討的),並用無條件基本收入做為開放公共服務私有化的說詞。 

同樣的,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採用,也能將取消如最低工資限制這些重要改良政策正當化,讓工人們在與老闆的鬥爭中退縮。那麼,無條件基本收入並不會弱化貨幣和市場的力量,反而用於鞏固和加強這些力量。

那些最不遺餘力,且輕率地要求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左派人士,也因此必然要在他們汲汲營營之處小心萬分。比起擁抱詭異又曖昧的無條件基本收入要求,工人運動的領袖們,更應該將產業公有化以及工人監督控管的要求,再次推向抗爭的舞台前方。

為了社會主義的社會而抗爭

對無條件基本收入最大的諷刺,是那些左派支持者們實際上公開地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明顯矛盾,但他們卻躲避這些矛盾,提出了一大堆治標不治本的建議。他們看到許多的不合理,大量的失業者與過度勞動;科技進步所加深的不平等;自動化系統不是要解放工人,而是反過頭來奴役工人等等。他們將這些不合理做為本該如此的事實接受了—承認了資本主義的失敗,卻拒絕承認資本主義才是問題的根源。

與所有改良主義的要求一樣,無條件基本收入的倡議者寧願提出最非比尋常與最空想的措施,只要這些措施不會挑戰到他們認為最不可侵犯與神聖不可侵犯的一項權利:財產私有制。事實上,他們甚至提議說無條件基本收入能成為一條“由資本主義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說,他們是按照馬克思的格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對那些可敬的先生女士們而言,商業上的競爭與追求利潤也許要對造成社會不平等、失業和經濟危機的禍害負起責任—但要建議去廢除市場無政府狀態則全然是對他們的褻瀆!

確實,對某部份人而言,就如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這位英裔美國啟蒙運動的政治哲學家,也是美國的開國元勳之一所認為的,任何形式的基本收入實際上是讓公民們接受私產制的籌碼之一。就如《經濟學人雜誌》所指出的: 

“托馬斯·潘恩會喜歡這樣的前景。他對基本收入的論證表明,基本收入可以做為(讓人民接受)私有財產存在的交換條件。潘恩相信,在私有財產制出現前,所有人都能通過獵捕覓食來支撐他們的生活。一旦將他們趕出這個獵場,就應該透過向所有人支付每年15英鎊的“自然遺產”的方式來補償他們,而其支付則來自向財產主所收取的地租。” 

社會主義者們與其要求無條件基本收入,還不如用這個問題來揭露一切的不合理與荒謬,以及資本主義的種種矛盾。我們所提出的要求不應該是為了讓經濟控制權持續掌握在一小撮富有的菁英手裡,讓財富持續流入吸血資本家的口袋裡的無條件基本收入。我們所提出的要求,應該是為了將經濟體中的重點部門國有化,以及工人的政權掌握。

與其為了那些被產業自動化所淘汰的人們要求一份基本收入,我們應該要求將那些必要性質的工作分配出來,以減少每個人在每個工作天的工時。但這些只有在一個只為社會需求,而不為利潤的經濟系統為基礎才有可能。此外我們還應該強調一個能讓人類與機械和諧共存的真正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的潛力:一個財富充足的社會;一個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指標的“全自動化富足的共產主義”,最終將在實踐下成為現實。

在托洛茨基著名的演講《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In Defece of October)》(1932年11月27日對哥本哈根社會民主黨學生的演講)中,他解釋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性收獲,而在我們慶祝俄國十月革命百年紀念之際,也為我們指出人類未來的方向:

“技術將人從地、水、火、風這些古老原素的專制下解放出來,結果只是將他隸屬於自己(技術)的專制之下。人不做自然的奴隸了,卻做了機器的奴隸,更壞的是做了供給與需要的奴隸。

“現在的世界危機特別悲劇地證明:能下沉海洋之底,能上升到平流層的高空,能在電波上與兩極的人作談話的人,這驕傲而勇敢的自然之主宰者,仍是他自己的經濟的盲目力量之奴隸。

“我們時代的歷史任務正在於用合理的計劃代替未被監督的市場作用;在於馴服生產的力,強迫它們諧合地一齊工作,並順從地服役於人類之需要。只有在這一新的社會基礎之上,人才能舒展他疲倦的肢體,使每個男人及每個婦人,而不僅是出類拔萃的少數,都能在思想領域中變成一個完全的公民...

“一旦人去掉了他自己的社會之無政府的力量,人將開始把自己放在化學家的杵與蒸溜管中加以處理。人類將第一次視自己為原料,或最多只是生理的與心理的半製成品。社會主義在另一意義上說,亦將是由必然的領域到自由的領域的躍進,即是今日的人,儘管有種種矛盾,缺乏諧和,但將為新的與更快樂的人類開闢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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