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件于 2014 年 12 月在乌克兰的亲欧盟运动 （Euromaidan） 运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起义以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撰写。当时，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nternational Marxism Tendency）参与发起了声援乌克兰反法西斯抵抗运动（Solidarity with Antifascist Resistance in Ukraine ，SARU）。与此同时，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向反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投降了。因此，为乌克兰民族问题的历史发展提供一些背景，是当下重要的任务之一。本文探究了这个民族问题的一些方面，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列宁在 1922年苏联成立时的政策，以及托洛茨基在 1930 年代后期采取的立场。应结合2014 年 8 月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世界大会通过的“乌克兰提纲”阅读。（按：本文原文公开发表于2022年2月10日。由网友energized_entity翻译发表于此。经我方发现后自行校对，重刊在此。）
民族问题是一个雷区。一不小心可能会让你的立场落入各种陷阱。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是乌克兰。
自发起声援乌克兰反法西斯抵抗运动（SARU）以来（我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受到了一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的攻击。这些人立场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今天乌克兰的关键问题是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霸凌的自决斗争。
在不同程度上，这一立场基本上为工人自由联盟（Alliance for Worker’s Liberty，AWL）和所谓的曼德尔派“第四国际”（在英国称为社会主义抵抗（Socialist Resistance）组织）等组织所认同。而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SWP）虽然形式上声称问题首先是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也认为俄罗斯帝国主义是主要问题。
2014 年 11 月波兰版 《外交世界报》（Le Monde Diplomatiqu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最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立场，该文章由波兰的曼德尔派领袖科瓦列夫斯基（Kowalewski）撰写，并在《国际视野》（International Viewpoint）以“俄罗斯帝国主义”为标题进行了转载 。
文章的最后一段总结了它的中心论点：
“一年前，在推翻亚努科维奇政权（2014年因拒绝与欧盟签订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被国内反对派推翻）后，乌克兰人在基辅独立广场发动大规模起义，这是乌克兰试图最终打破历史上将其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的殖民关系的尝试。如果我们不理解俄罗斯仍然并且永远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那我们就无法理解乌克兰目前的危机——吞并克里米亚、顿巴斯的分离主义叛乱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这篇文章虽然使用了伪马克思主义的措辞，但实际上采用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阶级斗争的观点。
其中一些问题是值得点评的，因为这有助于提高同志们的政治水平。
乌克兰的亲欧盟运动 （Euromaidan）
科瓦列夫斯基将乌克兰亲欧盟运动 （Euromaidan）描述为“乌克兰人的起义”和“乌克兰试图最终打破历史上将其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的殖民关系”，甚至没有试图描述该运动涉及哪些阶级力量，其目标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阶级力量领导的。
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解释的那样，亲欧盟运动运动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青年和小资产阶级之一，主要集中在乌克兰西部和首都基辅。它是由右翼资产阶级反对派民族主义和极右翼政党组成的联盟领导。它的战斗力量由极右翼和公开的新纳粹准军事团体主导。它的政治目标之多是天真的，但实质上是相当反动的幻想，诉求反对贪腐和建立与欧洲和欧盟一致的“民主”体制。
宗派团体将2014年乌克兰的亲欧运动定性为仅仅是一场针对俄罗斯统治的民族运动，而不去探究参与运动的社会力量。//图片来源：Mstyslav Chernov
这不是乌克兰反对俄罗斯殖民统治的起义。相反，这是乌克兰一部分寡头夺权的企图，因为他们得到了美国统治阶级部分的支持和鼓励。
为了将这场冲突仅仅描述为一个被压迫民族与其殖民主的冲突，科瓦列夫斯基描绘了一条贯穿历史的主轴，将 1917 年之前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斯大林主义下的俄国“官僚帝国主义”、和“重建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混为一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不能成立的。
乌克兰和苏联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它具有一系列特点，包括资本的极度集中和垄断，以及资本与国家政府的融合；资本输出；市场、势力范围和原材料来源等方面的斗争。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苏联，这一切怎么可能存在呢？
这并不是要否认斯大林主义继承并复兴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些最糟糕的特征，包括反犹太主义。
这里不详细介绍乌克兰在民族问题与社会主义斗争之间的关系方面出现的冲突。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的政策因一系列因素而复杂化，包括他们被迫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做出的让步。
一个复杂的事实是，乌克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在城市地区和工人阶级中是少数。城市居民和工人主要是大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波兰人。在这个环境下，群众之间总是有一种将乌克兰民族运动视为落后农民的诱惑，而许多工人则具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偏见。
但是，当然，如果没有工人争取最广泛的农民群众支持他们，俄罗斯帝国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在乌克兰，只有将土地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与民族问题上的正确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苏俄内战期间，小资产阶级政党试图利用民族问题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与列强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结盟。列宁对民族问题的态度一直是极其谨慎的，这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可以看出。然而，并非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同意这一立场。在乌克兰发挥领导作用的人之一皮亚塔科夫（Pyatakov）是一名“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与罗莎·卢森堡一同持错误立场。他基本上否认在工人夺权之前必须考虑民族问题，并认为在夺权之后将变得无关紧要：
“‘民族自决’的口号首先是乌托邦式的（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作为散布幻想的口号是有害的。”
这是在 1915 年讨论这个问题时写在“布哈林-皮亚塔科夫集团的提纲和纲领”中的。1919 年，本身是乌克兰人的皮亚塔科夫再次在党代表大会上反对列宁的立场。
列宁谈民族问题
在乌克兰接替皮亚塔科夫的伟大的巴尔干国际主义者拉科夫斯基（Rakovsky），在民族问题上也曾犯过不少错误。对他来说，在工人国家之下，民族问题已经被消解了。他认为，民族主义是知识分子强加给群众的，只能起到反革命的作用。起初，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党内和苏联机构内部存在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的危险。
列宁理解在任何时候对民族问题采取敏感态度的需要，以维护俄罗斯和乌克兰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团结。//图片来源：公平使用
当然，我们不得不指出拉科夫斯基的观点受到了他在巴尔干地区的经历的影响，那里的民族主义完全是反动的，他主张唯一可能的正确政策：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的政策。值得称赞的是，他后来改变了立场，并于 1922 年在关于苏联司法形式的辩论中站在列宁一边。这也成为与斯大林的主要冲突点之一。
然而，这种错误的政策是致命的，因为它使整个农民阶层与布尔什维克疏远，并让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小资产阶级获得了一定的支持基础。
这与列宁的态度不符。1919 年 11 月，列宁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决议，详细解释了乌克兰必须遵循的政策，以争取包括农民在内的最广泛群众参加革命。这包括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除其他事项外，该决议说：
“鉴于乌克兰的文化（语言、学校等）多少世纪以来一直遭受俄罗斯沙皇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摧残，俄共中央特责成全体党员用各种办法帮助铲除妨碍乌克兰语言和文化自由发展的一切障碍。长期遭受压迫使乌克兰落后群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俄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极其耐心、极其慎重地对待他们，必须用同志的态度向他们说明乌克兰和俄罗斯劳动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
1920年，当红军向邓尼金（俄国白军领袖）反动势力挺进时，列宁写了《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他在其中说：
“乌克兰苏维埃政权还有一些特殊任务。在这些特殊任务中，有一个是目前值得特别注意的。这就是民族问题，或者说是这样的问题：乌克兰要成为一个单独的、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结成联盟（联邦）呢，还是同俄罗斯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所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都应当仔细加以考虑。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都已经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所以不言而喻和理所当然的是，只有乌克兰工人和农民自己在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才能够作出决定并且一定会作出决定：究竟是把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起来，还是让它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如果取后者，那么在这个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联邦关系。” （我们的重点）
然后他继续解释为什么工人支持国际主义原则，但他谨慎地补充说：
“劳动者不应当忘记，资本主义把民族分成占少数的压迫民族，即大国的（帝国主义的）、享有充分权利和特权的民族，以及占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即附属或半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罪恶滔天、反动透顶的1914—1918年战争使两者分得更清楚了，使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间的憎恨和仇视也更加剧了。没有充分权利的附属民族对大国压迫民族的愤慨和不信任，例如乌克兰民族对大俄罗斯民族的愤慨和不信任，已经积累好几百年了。
我们主张建立自愿的民族联盟，这种联盟不允许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施行任何暴力，它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对兄弟般团结一致的明确认识，完全的自觉自愿。这样的联盟是不能一下子实现的。应当十分耐心和十分谨慎地去实现这种联盟，不要把事情弄坏，不要引起不信任，要设法消除许多世纪以来由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私有制以及因瓜分和重新瓜分私有财产而结下的仇恨所造成的不信任心理。” （我们的重点）
出于这个原因，他强调国家边界的精确划分和关系采取的精确形式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至于现在暂时怎样确定国界（因为我们是力求完全消灭国界的），这不是基本的、重要的问题，而是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应当从缓解决，因为在广大农民和小业主中，民族的不信任心理往往是根深蒂固的，操之过急反而会加强这种心理，对实现完全彻底的统一这个事业造成危害。”
当时，列宁认识到乌克兰不同的共产主义组织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斗争派”（Borotbists，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左翼，已经向共产主义发展）支持独立的乌克兰共和国和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的独立的乌克兰共产党。甚至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列宁是这样说的：
“斗争派同布尔什维克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坚持乌克兰无条件独立。布尔什维克不认为这一点是引起分歧和分裂的问题，不认为这一点会妨碍同心协力地进行无产阶级工作。共产党人只要在反对资本压迫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能够团结一致，就不应当为国界问题，为两国的关系是采取联邦形式还是其他形式的问题而发生分歧。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人主张乌克兰完全独立，有人主张建立较为密切的联邦关系，也有人主张乌克兰同俄罗斯完全合并。
为这些问题而发生分歧是不能容许的。这些问题将由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来解决。”（我们的重点）
列宁对民族问题始终极为敏感，既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也反对被压迫民族共产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偏见。在同一封信中，他继续说：
“如果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坚持要乌克兰同俄罗斯合并，乌克兰人就很容易怀疑，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坚持这样的政策，并不是出于对无产者在反资本斗争中的团结一致的考虑，而是出于旧时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偏见。产生这种不信任是很自然的，在相当程度上是难免的和合乎情理的，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大俄罗斯人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养成了一种可耻可憎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
如果乌克兰共产党人坚持乌克兰无条件的国家独立，也会使人怀疑，他们坚持这样的政策，并不是为了乌克兰工农在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中的暂时利益，而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小业主的民族偏见。”
他得出结论：
“所以，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对我们当中产生的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都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本背离共产主义，会带来极大的害处，使我们和乌克兰同志之间发生分裂，从而有利于邓尼金和邓尼金匪帮。
所以，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在同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及斗争派发生意见分歧时，如果这些意见分歧涉及乌克兰的国家独立问题、乌克兰同俄罗斯联盟的形式问题，总之是涉及民族问题，我们就应该采取让步的态度。但是在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妥协、不允许分散我们抵抗邓尼金的力量这样一些对各民族来说是共同的根本问题上，我们大家，无论大俄罗斯共产党人、乌克兰共产党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的共产党人，都是不能让步、不能调和的。”（我们的重点）
这是列宁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非常谨慎和敏感的态度，这是实现构成了俄罗斯帝国的“民族监狱”（jailhouse of nations，是列宁对沙俄民族政策的一个概括）的不同民族工人和农民之间真正团结的唯一途径。
斯大林主义
早在 1922 年，就有一场关于苏联将采取何种法律形式的辩论。列宁反对斯大林，他形容斯大林“有些仓促”，他想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独立共和国联盟，而不是这些领土被并入苏维埃俄国（SFSR，苏联前身）：
“斯大林已经同意作一个让步。在第1条中把‘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改成——‘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我希望，这一让步的精神是明白易懂的：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即‘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1922 年9 月 26 日）。
在与斯大林的斗争中，列宁描述斯大林“对被压迫民族持准帝国主义的态度”。
在这场战斗中，列宁得到了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米科拉·斯普里普尼克（Mykola Sprypnyk）等人的支持，后者在发展乌克兰语本身、首次标准化其字母表和正字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一切在列宁逝世和斯大林主义官僚的胜利后被逆转。斯大林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以最原始的形式代表了官僚机构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精神。
1928年，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发生了极左转向。在乌克兰（但不仅在乌克兰），强迫集体化的疯狂引发了大规模饥荒，因为当地农民拒绝交出粮食，宁愿杀死牲畜。
在列宁晚年对斯大林的抗争中，他和后者在民族问题上的歧见是巨大的。尽管斯大林有格鲁吉亚血统，但他正是官僚机构高压手段的化身，而官僚之间充斥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图片来源：Ephraim Stillberg
这项政策伴随着乌克兰共产党的大规模内部清洗，在 1937-38 年清洗之前。乌克兰文化和语言取得的所有进步也都被逆转了。
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就相关问题辩论的回应中写道：
“老托指出，当乌克兰的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Bukharinites）被清党之后， 在民族共和国身为部门领导的斯大林主义官员，其中有九成随后被监禁、流放和枪毙。他们与斯大林代表的是不同的阶级吗？当然不是！他们反映了乌克兰群众因反对大俄罗斯官僚实行的民族压迫而表现出的抗议和不满。乌克兰群众不光以工人和农民的身份而受到官僚的压迫，而且也以乌克兰民族的身份而受压迫。因此，在乌克兰有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这不局限于乌克兰。在苏联所有受俄罗斯官僚压迫的民族共和国中，也进行了同样的过程。”
由于这种民族压迫和官僚压迫的结合，乌克兰也是左翼反对派，特别是在共青团中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之一。
这也是托洛茨基提出团结的、独立的工农乌克兰口号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口号的中心目的之一是阻止德国利用乌克兰民族问题反对苏联的任何企图（就像苏联内战期间发生的那样）。
“官僚阶层同样窒息和掠夺了大俄罗斯里的人民，但在乌克兰，随着对民族希望的扼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乌克兰人民群众渴望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独立，这种渴望是强有力的、深深扎根于乌克兰人民心中的，官僚阶层同这种渴望作对，在乌克兰造成了无比巨大的破坏，官僚阶层在其他地方的压制、清洗、镇压和各种野蛮行径，都没有像在乌克兰那样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伤害。” （托洛茨基，“乌克兰问题”，1939 年 4 月）。
然而，托洛茨基的期待和主张并没有被落实。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自 1920 年代以来就在乌克兰西部存在，具有强烈的法西斯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与纳粹合作。纳粹犬儒地承诺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纳粹得以利用班德拉（Stepan Bandera）领导的乌克兰起义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UPA）的乌克兰右翼民族主义者，甚至组建了由乌克兰志愿者组成的武装纳粹党卫军加利西亚师（Wafen SS Galicia Division）。这两个组织都对波兰人和犹太人进行了屠杀。
乌克兰民族主义
因此，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堕落使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彻底的反动力量，被用来对付苏联。这是当今民族主义者在乌克兰重新宣扬的传统。总统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宣布乌克兰起义军战士为“民族英雄”，并将10月14日乌克兰起义军成立周年定为纪念“乌克兰捍卫者”的国庆日。
承认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愿望被斯大林主义官僚压制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之于殖民地的的。一个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英国社会公认党的克里夫派坚持认为苏联是资本主义政权（尽管是“国家”资本主义变体）的立场至少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然而，完全运用民族主义思维的科瓦列夫斯基却是一个自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的成员。
当前局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右翼的民族主义鼓动，现在被一些主流资产阶级政党所采用，正是导致乌克兰实际分裂的原因。
那些认为乌克兰的冲突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冲突的人，也将反乌克兰亲欧盟 (Anti-Maidan) 运动简单地视为“俄罗斯或亲俄分裂主义”的问题。这忽略了该运动的深层根源，该运动由多种因素推动：如对俄语系乌克兰人地位的威胁；反对美化班德拉和乌克兰起义军纳粹合作者；担心加入欧盟会给该国东部工业区的工人带来经济后果；反对将强行任命寡头资本家为地方首长；抵抗极右翼团体的袭击等。
这与俄罗斯关系不大。当然，俄罗斯对乌克兰有兴趣。俄罗斯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由专制反动政府统治。一段时间以来，它能够在高油价（现在已经崩溃）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经过多年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命令，它最近在国际舞台上恢复了一些信心。格鲁吉亚的战争和最近的叙利亚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乌克兰，克里姆林宫的利益是防止亲华盛顿政权上台，阻止乌克兰加入或与北约结盟，并避免失去塞瓦斯托波尔的战略军事基地。普京眼看无法做到第一个目标，连忙出手确保第二个目标。他利用克里米亚大多数人口（主要是俄罗斯人和讲俄语的人）对基辅新政府的反对，来正当化俄罗斯联邦并吞克里米亚。
我们之所以反对这些发展，是因为它没有服务于反乌克兰亲欧盟运动的初衷，而是加剧了乌克兰工人在民族路线上的分裂，并助长了认为加入俄国是一条解决方式的想法。但俄罗斯没有兴趣组织乌东人民的大规模起义。从一开始，俄国的整个战略就是遏制这场群众运动，迫使它与基辅达成协议，以换取某种形式的自治。4月份的日内瓦会谈就是这样，9月份的明斯克协议也是这样。
宗派主义
前述的所谓“左派”团体驳斥了上文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乌克兰东部主要讲俄语和工人阶级的人口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代理人，他们任何提出的诉求都不可能是正当的。充其量，他们是被俄罗斯宣传愚弄的特工或雇佣兵小团体。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被打为是必须根除的“殖民者”。
事实上，我们组织的宗派批评家们已经适应了反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言论，并未后者提供肤浅的“左翼”掩饰。与乌克兰曼德尔派有联系的所谓“左翼反对派”领导人之一扎查尔·波波维奇（Zachar Popovych）的一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文章，从向基辅政府建议打击分离主义分子的最佳方式的角度写道：
“一个透过恐怖手段建立起来的乌克兰政权是不会强大，也不会被东乌克兰人接受的。但正是在这条道路上，冲突双方的极端分子都在推动我们。这条路最终会导致这些地区对乌克兰国家机构完全丧失信心，并导致当代乌克兰国家实际上的解体。这正是反乌势力希望看到的情景；他们首先要证明当代乌克兰国家的无能以及乌克兰人无法作为一个政治国家而存在。”（我们的重点）。
你看，基辅政府炮轰在乌东的乌克兰公民不是错误，而是“不正确的策略”，因为这与乌克兰的民族目标相矛盾！对他来说，顿巴斯的平民只是“恐怖分子的人质”：
“如果有必要，与魔鬼商定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平民伤亡，他们现在已成为恐怖分子的人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我们认为是最严重的恐怖分子，也有必要进行谈判。”
相反，我们需要明确指出，正是基辅新政府的挑衅行为引发了反乌克兰亲欧盟运动，进而引发了顿巴斯的起义。
纳粹合作者和反苏维埃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德拉的画像，在亲欧运动期间被挂在基辅市议会大楼的大门上。//图片来源：spoilt.exile
所谓的“反恐行动”（包括对平民区、公寓、医院、学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炮击）更加坚定了人们的态度。许多顿巴斯的人民已经不再视自己为乌克兰的公民。他们说，如果身为乌克兰人代表着支持敖德萨的大屠杀以及炮击斯洛文斯克、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地，那我们就不是乌克兰人了。
同时，我们组织在声援乌克兰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发起会议开始就指出：我们不能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斗争。这永远无法吸引乌克兰中西部的工人。斗争必须建立在反对寡头、反对私有化、反对掠夺国家、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撙节紧缩措施的基础上。
即使在顿巴斯，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俄罗斯对这两个“人民共和国”的命运并不真正感兴趣，只是将它们作为与基辅谈判中的筹码。在这个情况哪，以基于阶级斗争的纲领是有空间被接受的。
同样是打着反动民族主义旗帜的乌克兰寡头，却在政府内认命了三个连乌克兰语都不会说的外国公民！在“爱国者”的统治下，乔·拜登是决定谁将在乌克兰执政的真正决策者，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决定该国的经济政策。
同样，在该国的西部和中部地区，基层的人们也开始在问“凭什么要乌克兰万岁？”，“物价更高，工资不发，补贴取消…什么也没有变。”
如果我们从乌克兰民族主义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整个局势，哪我们将无法理解任何现实。更糟糕的是，我们更无法提出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纲领，然而阶级纲领也是实现乌克兰完整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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