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與今日世界的關聯

(按:本文是泰德·格蘭特於1990年夏季托洛茨基遇害週年在英國戰鬥派刊物《戰鬥國際評論》(Militant Internationa Review)第44期上發表的文章,其中概括了托洛茨基如何從與列寧一同領導十月革命到對抗世界斯大林主義並傳承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經驗,並解釋正統馬克思主義理念如何與今日世界勞工群眾的命運息息相關。)

在列夫·托洛茨基(生於1879年10月26日)遇害五十餘年和出生一百一十多年後至今,全世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動盪和劇變。這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經歷過最不安的世紀。

兩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斯大林主義的興起,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中國革命,從公開軍事帝國主義統治到第三世界經濟新殖民主義的退卻 - 這些都是本世紀的重大事件,標誌著世界歷史的決定性階段。 

現在,俄國和東歐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危機成為開啟新歷史階段的第三個轉折點。帝國主義列強人忍不住竊喜。他們認為,他們成功地將東歐重新納入他們的版圖並一槍不發的打敗了“共產主義”(實際上是斯大林主義)的威脅。然而,歷史仍然未下定論。我們在東歐看到的亂象遠遠不及於未來即將在西方世界爆發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隨著危機的發展,左翼勢力將再次脫穎而出。代表社會革命政策的“托洛茨基主義”將東山再起。

托洛茨基在他的自傳《我的生平》中談到了在1905年俄國革命爆發八年前,一個年輕的革命團體靠著一具手動複印機製作了一張抨擊沙皇專政的傳單。這是托洛茨基革命生涯的開始。當時的革命勢力比現在要弱得多。然而八年後卻爆發了1905年革命,而二十年後的1917年二月革命更推翻了近千年的沙皇專制。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是在一個採用集中制的組織。 黨內於1903年意外地在次要組織問題上產生分歧,但卻也預示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未來的分道揚鑣。正如托洛茨基日後解釋道:這次分歧表現了“強硬派”和“溫和派”之間的差異。托洛茨基本人當時跟隨孟什維克大約一年,其後選擇脫離並站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主張之間。儘管如此,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在列寧逝世幾天后給托洛茨基的致信中,澄清列寧一生都對托洛茨基保持著同樣的態度。他理解托洛茨基可以扮演的角色。

1903年的爭議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不如斯大林主義者後來聲稱這造就了社會民主工黨內兩派之間的立即分裂(成兩黨)。實際上有一次團結大會於1906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其後一段短時期內,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再次齊聚一堂。直到1912年列寧才最終結論到推進革命的需要已經和與孟什維克維持聯盟成反比。此時布爾什維克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 

1904年後,托洛茨基站在兩派之外。但在1917年,他與布爾什維克攜手並肩作戰。當年3月,儘管列寧人在瑞士而托洛茨基遠在紐約,但他們卻各自獨立對臨時政府發展出相同的對策。二月革命後,身在俄國境內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包括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內,大都提倡與孟什維克結盟。托洛茨基堅決反對,列寧也當然是如此。然而當時情勢正如托洛茨基所描述:“那時,克倫斯基集團好像無所不能,而布爾什維主義則被視為’微不足道的一小撮’...黨本身也還不能認清自己在日後的力量。就是在這時候,列寧卻信心十足地率領它去完成最偉大的任務。我全力以赴地協助他工作。”(《我的生平》,第二十八章

1917年9月7日,托洛茨基在《真理報》上寫道:

“國際主義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像側列鐵里和切諾夫等人只會將其充當口號但卻一再背叛它[1]。對我們來說,國際主義是一個具體且完全實用的指導原則。如果沒有歐洲的革命,一個持久的,決定性的革命成功(在俄國)是不可想像的...我們面對的不是不斷的革命,就是遭到不斷的屠殺:這是人類為自身未來抗爭的籌碼。”

正如托洛茨基評論道:“為了在反動年代裡捍衛不斷革命的前景,應該具備理論的預見性。為了在1917年3月提出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口號,應有相當靈敏的政治嗅覺。但在今天的領導人之中,不但沒有一個人表現出具備預見能力...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能經受住歷史的考驗。”(《我的生平》,第二十八章)。因此,列寧斷言,在托洛茨基認識到不可能與孟什維克結盟後,“沒有比他更好的布爾什維克了。”

在《我的生平》中, 托洛茨基還概述了紅軍是如何組織起來的,以及在喀山和其他地區的戰役如何決定革命的命運。 “取勝的主要條件是毫不隱瞞真相,主要是不隱瞞自己的弱點,不欺騙群眾,把一切如實地告訴他們。”(第三十三章)。這就是托洛茨基一生堅持的政策,從不試圖向勞工階級隱瞞真相。 

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革命中,當選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更於1917年組織十月起義時擔任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創造歷史。這些成就,再加上而後籌組紅軍,足以讓他進入歷史的“名人堂”。但此外,托洛茨基與列寧更一同組建了共產國際。他們兩人都認為這比是俄國革命本身還重要的任務。全世界的革命工人聚集在共產國際的旗幟下。它能夠動員的群眾規模甚至比世界各大宗教的崛起時還要大。它為勞工階級不可避免發起的運動提供了有意識的領導。共產國際本身無法創造這些運動,但可以運用它們為世界革命鋪路。

這就是列寧和托洛茨基創立國際組織時的原意。共產國際旨在為推翻資本主義做準備,為新的社會主義社會開闢道路。其主要工作是教育全世界透過階級鬥爭經驗而加入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層和新幹部,賦予他們完成任務的能力。這就是共產國際前四屆大會工作的意義。他們的論文和宣言,其中許多都是由托洛茨基撰寫的,構成了革命的無價理論寶藏。 

但改良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革命事件中拯救了資本主義。德國革命被社會民主黨背叛,社會民主黨拒絕接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血腥道路”,以實現資本主義的逐步,緩慢和和平的轉變。遵循這個路線十五年後,反而讓希特勒得以上台!

早期共產國際旗下的工人領袖們仍然年輕,理論程度仍然有待加強。但他們仍然有機會可以在當時發生的各個重大事件中學習,事實上他們也有逐漸開始領悟。德國革命的失敗帶給工人們許多痛苦的教訓,共產黨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鬥爭的基礎上成長為人數百萬的群眾政黨。

1923年1月,在德國違約戰爭賠償條款後,法國帝國主義者侵略了魯爾。隨著德國資本主義危機的爆發,這些事件導致貨幣崩潰。德國馬克價值通貨膨脹到達到了十億馬克只能兌一英鎊的程度。德國發生了革命性的危機。但是,共產黨領導層的動搖,以及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的糟糕建議,導致革命家們錯失了大好革命良機。

1923年在德國的失敗加深了俄國革命的革命孤立和群眾生活在可怕經濟情勢的失望中所發生的反動浪潮。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駕馬車”控制了蘇共領導,開始了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實際上,這是反對列寧和十月革命本身基本思想的鬥爭。

在俄國境內的反動進程於1924年斯大林提出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中表現出來。1924年2月,斯大林出版了 《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書中重申了由列寧提倡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觀點,亦即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在一個國家的境內建立的,更何況像是在俄國如此落後的國家。但六個月後同一本書卻迅速再版,而斯大林在新版本中發表了完全相反的觀點,即俄國有足夠的資源來自行建設社會主義!這一說詞被聲稱為安慰受到世界革命失敗打擊的俄國群眾。實際上,它反映了新官僚階層的利益,這個階層在群眾活動消退的基礎上尋求控制蘇聯。

托洛茨基給出了一個警告和一個出色的預測:斯大林是一個經驗主義者,在那個階段,他並沒有意識到他舉動的後果,或者“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將如何導致世界各地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和改良主義腐化。這個非凡的預測被後來事件發展完全證實。

托洛茨基的派系在1923年至1927年間於俄國共產黨內發起了反對官僚主義抗爭。他們提倡廣泛工業化經濟計劃,遭到主張“蝸牛速度社會主義”的斯大林和現在被戈巴契夫支持者們稱讚的布哈林的反對。托洛茨基在他傑出的 “列寧之後的第三國際”一書中解釋了在一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不可能性,尤其是像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他為爭取恢復國際主義外交策略和恢復蘇聯工人民主,蘇維埃的再生以及將權力交還給工人群眾而奮鬥。

他在英國革命問題上反對斯大林,布哈林,以及一定程度上,季諾維也夫。托氏預見了1926年的英國總罷工。他發起了反對共產國際在1925年至1927年的中國革命中支持蔣介石的自殺政策的運動,共產國際的政策導致了大批中共黨員慘遭屠殺。

然而,托洛茨基對世界社會主義和勞工階級運動的最大貢獻是他對在俄國境內蔓延的斯大林主義的分析。沒有他的研究,整個社會主義運動就會失明。他毫不留情地分析了“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如何將共產國際從世界革命的工具轉變為蘇聯的“邊防”。對此,官僚們於1927年將“托洛茨基主義者們”驅逐出蘇共,並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在那些年裡,托洛茨基在共產運動內對他當時所認定的“官僚中派主義”進行了一場鬥爭。這個時期是斯大林和其他俄國革命領導人真正希望革命在其他國家取得勝利,卻首先採取機會主義政策,而後轉向瘋狂的極左主義,突然發布認定社會民主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不是敵人,而是雙胞胎的“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這個路線為希特勒1933年的勝利鋪平了道路。共產國際在1933年後則是從極左主義再轉回到機會主義。在一系列著作中,托洛茨基處理了共產國際的惡性政策,並警告希特勒上台的危險,以及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會對德國和世界工人階級帶來的後果。他主張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應形成統一戰線,以防止希特勒奪政。

然而,共產國際從德國的災難性失敗中得不到任何教訓,甚至聲稱希特勒的掌權是朝著革命勝利邁出的一步!甚至直到1934年2月,當法西斯主義者在法國對達拉迪爾的自由派政府進行示威時,共產黨人居然與法西斯主義者一起示威。他們的行徑很可能導致法西斯主義可以在1934年在法國上台。幸運的是,法國工人正確地看破了萊茵河事件的真諦,並迫使工會領導人組織總罷工。雖然工會組織的工人只有100萬,但有400萬人參加了總罷工,作為對法西斯分子的警告。 

支持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改革的托洛茨基現在提出了必須在俄國境內發動政治革命和共產國際的革命性質不可避免地會遭到崩潰的看法。

隨後,共產國際轉向了“人民陣線”的策略,要求無產階級服從自由主義者。托洛茨基在他關於西班牙和法國的著作中處理了這一問題。共產國際試圖區分“好”和“壞”的資本家。不但沒使用階級標準,利用社會制度危機推翻資本主義,而是迫使工人支持“自由主義者”。這導致了工人們對政治情勢的失望,從而為反動浪潮鋪路。在法國,某些共產黨領導人將這個反動的想法延伸成荒謬的結論,要求同“好”的法國法西斯主義者們和墨索里尼形成國民陣線來對抗“壞”的德國納粹法西斯分子!工人階級的失敗為戰爭鋪路。托洛茨基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將成為資本主義的決定性考驗,從而導致西方的革命。事實上,整個西歐都發生了戰後的革命浪潮。在英國,它使工黨政府掌權。在法國,意大利和其他國家,它帶來了社會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政黨的聯合執政。

但斯大林背叛了這場新的革命浪潮。他擔心工人在其他國家取得勝利的影響會導致蘇聯內部官僚機構的崩潰。同樣在1936年,由於擔心西班牙革命對蘇聯內部的影響,斯大林發起了他的殺戮清洗,並為肅清“老布爾什維克”和托洛茨基的可怕大清洗審判做好了準備。

因此,資本主義在共產黨和改良主義者繼續執行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相同的政策下得以被挽救。然而,這並沒有產生同樣的後果,因為情況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情況略有不同。美國帝國主義在戰後資本主義世界中的霸權為1950-73長期經濟增長鋪平道路。那時美國占世界產量的50%。她用她的霸權迫使世界市場開放出口。通過降低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世界貿易大幅增加。這種世界貿易的擴張暫時延伸了資本主義,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更為進步的後果。它導致了無產階級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數量,凝聚力和力量的增長,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在落後國家中增長。 

各國共產黨和社會黨的政策為相對穩定資本主義體制奠定了政治基礎。但斯大林主義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了加強。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才能理解這些局勢的變化,解釋了紅軍勝利的後果以及東歐國家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政策的轉變。這是一種新的局勢,只能通過使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方法來解釋,而不僅僅是在不考慮已經發生的根本變化的情況下重複他們過去的言詞。

如今,斯大林完全被官僚機構所背棄。官僚們詛咒他應對今天困擾俄國的所有弊病負責。但斯大林僅是整個官僚機構的代表。正是這一點為斯大林帶來了力量,另他得以在左翼反對派和官僚主義之間的戰鬥中戰勝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闡述了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至1924年間由於他們生活環境的改變而發生的墮落。在《我的生平》內討論列寧逝世的一章中,托式描述了整個官僚腐化的政治過程:

“使一定的世界觀在頭腦中紮根,使自己各方面的意識都服從它,並使自己的感情世界和它相一致——這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達到的境界,而只有少數人才能達到。這點在工人群眾中被階級本能取代...但是在黨和國家裡也有一批革命者,他們之中大部分雖然也是出身於勞動群眾,但早已脫離了它。”(第四十一章

隨著以經濟形勢和革命在國際間的一系列失敗為主的各種事態變化,布爾什維克們越發受到“異已或敵對的思想影響便會乘虛而入。”托洛茨基總結說,斯大林主義“首先是革命衰退時期無人性機關的產物。“(第四十一章)這是黨內機器對黨的獨裁統治。

托洛茨基在一系列寫作中進一步深化和發展了對斯大林主義的分析。他的最後一部作品《保衛馬克思主義》是在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想要改變馬克思主義者對蘇聯態度的人的鬥爭中寫成的。

托洛茨基認為,只要國家擁有生產資料,分配和交換方式,蘇聯就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這是工人國家的根本特質。 沒有它,就不會有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可能。但是,如果沒有必要的工人民主和工人對工業和國家的控制和管理,就不可能有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官僚機構成為一種特權階層,在社會和工人階級之上都是如此。它無法採取任何步驟建立一個更自由,更平等的社會,它試圖維持現狀,維持一個等級社會,增加自己的權力,特權,聲望和收入,以極端恐怖統治工人。托洛茨基在1940年看到的這些特徵花了五十年的時間才在蘇聯境內發展到最大程度。 

第四國際內關於“捍衛蘇聯”爭議的核心是關於蘇聯的階級性質:

“共產國際的‘保衛蘇聯’與昨天的‘反法西斯’統戰一樣,都以拒絕獨立階級立場為前提。 ‘敬愛領袖’呼來喝去的國際跟班堅持認為無產者—在各種條件下、以各種名義、但始終不變地——充當著一個有產陣營反對另一個有產陣營的幫手...我們的口號必須讓工人清楚了解第四國際為何保衛蘇聯(生產資料國有製和計劃經濟),以及蘇聯政治革命的對象(寄生官僚及共產國際的幫兇)。時刻不忘總原則——推翻蘇聯官僚的鬥爭服從於保存生產資料國有製的任務,而保存生產資料國有製服從於國際革命的任務。”(《保衛馬克思主義》,“戰爭中的蘇聯”)

《保衛馬克思主義》一書回應了各式各樣的思想。被斯大林主義發展迷失方向的半“馬克思主義者”們,如托洛茨基《先知三部曲》傳記作者多依徹(Isaac Deutscher)。多伊徹妄想官僚可以朝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並可以解散自己的存在!今天的事件表明,這種理論根本是錯誤的。另一方面,如托尼· 克里夫(Tony Cliff)這樣的人提出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觀點,即官僚制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這也完全錯了。

擁有100%產權的國家政府的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完全不同。這樣社會擁有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運作規律。例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必然會出現生產過剩和週期性經濟衰退的危機。蘇聯和東歐的經濟危機則具有不同的特點。[2]

而且,如果沒有資本家,用馬克思的話說,資本主義就是“生產資料的儲存庫”。在國家所有制的經濟中,國家是生產資料的儲存庫。官僚不是企業家。作為經濟工作人員和管理者,他們僅有權拿到監工的工資。如果他們得以藉此獲得更多收入,他們獲利的途徑也是純寄生性的,而不是由於他們的經濟功能。工人國家只能在工人的民主控制下才能正常運作。否則,俄國和東歐的所有負面現像都是不可避免的。或者,用托洛茨基的話說,“假如波拿巴獨裁的混賬們等於獨立階級,就意味著蘇俄的現狀絕非階級鬥爭進程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長久生命力的歷史產物。”(《保衛馬克思主義》,“再談蘇聯的階級性質”)

一方面,國有產權制已經證明了計劃生產帶來的巨大優勢。另一方面,官僚獨裁機器現已達到極限,甚至無法比興盛時期的資本主義得到更高的成果!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釋的那樣:“蘇聯工人推翻官僚專制的目標,是複興蘇維埃並剝奪今日當權者的統治地位。協助國際工人革命與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是蘇維埃復興後的主要任務。上述任務,順理成章地要求保存蘇聯的國有製與計劃經濟,這就是全部論戰的核心。”(《保衛馬克思主義》,“戰爭中的蘇聯”)這份間接的綱領在托洛茨基寫下它五十年後的今天,仍讓完全保存其正確性。 

托洛茨基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官僚層是社會肌體的臨時腫瘤,抑或將進化成具備歷史必要性的新器官?”他解釋道”:

“簡約地說,各種統治階級的歷史存在價值,在於它所代表、引領的壓迫體系使生產力升高了一個台階。毋庸置疑,蘇聯現體制給經濟帶來強勁動力。但這一動力源自生產資料國有化與經濟計劃,而非干部篡奪經濟指揮權的功勞。相反,現有官僚系統成了技術、文化進步的主要製動閥。”(《保衛馬克思主義》,“戰爭中的蘇聯”)

官僚機構現在處於無法發展生產力的地位。它現在不再是社會發展的相對性阻礙,而是絕對性阻礙。托洛茨基解釋道:

“這個基本事實長期躲在時代的幕布後面:近20年蘇聯忙於借鑒、消化先進資本主義的技術與生產組織的最新成果。這個模仿、引進的階段,以各種方式與官僚的刻板氣質——對基層創意與倡議的窒息傾向——共存並彼此結合。經濟發展的層次越高,它的社會要求越複雜,官僚獨斷衍生的阻礙越不可忍受。天長日久,老爺們徹底變身"統治階級"之前,便與社會發展處於針尖對麥芒的敵視狀態。一切紊亂在於今日的蘇聯官僚並不代表與自身有機相連、彼此親密無間的新經濟系統,而是工人國家的寄生者。”(《保衛馬克思主義》,“戰爭中的蘇聯”)

目前蘇聯的僵局顯著地印證了此一分析。托洛茨基接著解釋道: 

“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具備舊統治階級的諸般惡習,但與後者曾有的歷史使命無緣。蘇聯國家的蛻化,並非社會主義過渡通常規律的反映:相反,這一規律由於蘇維埃國家的社會經濟落後性以及資本主義包圍,正遭受暫時(或曰例外)的挫折。...十月革命不是撞大運的偶然事件。它被預言很久,而事變證實了預言;惡吏專權的現狀也無法一筆勾銷那些預言,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從未設想過孤立的工人國家能長久支撐。領導十月革命之時,我們成天擔心工人國家會立即遭到扼殺,很少考慮遙遠的蛻化威脅;更準確地說,我們並未割裂地看待這兩種可能,它們彼此也沒有不可抗拒的矛盾:官僚蛻化至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轉向公開復闢。.....社會革命是經濟與文化體系最偉大的變革。這樣的背景下,二十五年曆史比一小時的生命更短。“(《保衛馬克思主義》,“戰爭中的蘇聯”) 

官僚們維持自身統治地位的時間比革命家們預期的更長。這是由於二次大戰中蘇聯取得的勝利。戰爭的勝利與官僚們的政策無關,而是反映了蘇聯群眾不願被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奴役的決心。但是,正如托洛茨基接著說的那樣,“在蘇聯,砸碎官僚專制是保存國有經濟的前提”。這也現在再次得到了驚人的證明。

歐洲各國“共產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採取與資產階級聯合執政的政策,是對馬克思和列寧所提倡的反對資本主義鬥爭的可恥背叛。他們在這個時期拯救了資本主義,並為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喘息空間。現在東歐各國的斯大林主義政權崩潰了,或者如資本主義者更偏好斷言:“共產主義”失敗了。這個情況也明顯地為資本家們提供了進一步喘息空間,俄國的斯大林主義危機也深化了這個進程。

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們預言的斯大林主義危機僅僅是西歐乃至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先兆。未來十年內資本主義國家也會經歷動盪。在1968年爆發的法國革命並非意外。它反映了工人階級在危機條件下不可避免發起的群眾運動。

英國《衛報》於6月22日報導了已經在美國社會中出現的現象:“一般選民已經意識到他的家庭收入在過去20年內沒有得到改善”。文中引用了最近出版的《富人和窮人的政治》一書,由自1968年來擔任共和黨智庫的凱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撰寫。《衛報》記者評論道:“從這些新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雷根年代的政策將社會轉變成富豪統治的嚴重程度。當雷根於1980年當選時,美國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僅擁有8%的全國財富。到1988年,他們的份額幾乎翻了一番,達到14.9%。”

“美國目前有近200萬名百萬富翁,15萬餘人身價超過千萬,51人身價千萬。福布斯400位富豪榜上的淨財富在20世紀80年代幾乎增長了兩倍。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平均收入是1980年工人的40倍,現在的收入是93倍。”

這是即將到來事件的先兆。1920年至1930年之間發生了完全相同的過程,為1929年至1933年的衰退鋪路。托洛茨基在他為《卡爾·馬克思思想萬歲》一書提的序文內指出:

“事實是,在資本主義發展最繁盛的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經濟矛盾更形惡化;在那時相當廣大的某些等級的勞苦者的生活水平的提升,然而卻看不到,無產階級在國民收入中占得的一份卻是減少了。就這樣,美國的工業生產在轉入疲憊時期之前,從1920-1930年躍升了50%,而同一時期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總額,只增加了30%。換言之,雖然有桑巴特言之鑿鑿的保證,勞工在國民收入佔的一份卻是大大地減少了“。(“當代馬克思主義”)

歷史在更高層次上重演。至少比起過去,無產階級國民收入的份額有所增加。然而,現在無產階級的份額在過去20年中已經下降。這意味著經濟中的矛盾已經達到了比1929年至1933年更大的程度。當然,我們無法完全精準地提前預測危機什麼時候會到來。有可能需要花好幾年的時間發生,也可能在1991年就出現經濟崩潰。但可以肯定的是,同樣的經濟原因會產生同樣的經濟影響。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官僚們可能正好在新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動蕩的前夕投降於資本主義。西方資本主義的繁榮“煙火”將在後期準備不可避免的崩潰。東歐和俄國發生的危機預示著西方資本主義以及歐洲,北美和亞洲將面對的類似危機。資本主義將會在世界範圍內衰敗。

在近來羅馬尼亞發生的革命中,世界資產階級的恐慌表明了資本主義目前的經濟和政治穩定度有多淺薄和脆弱。

因為擔心革命的影響,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甚至呼籲戈巴契夫“介入”來反對羅馬尼亞的革命。媒體誹謗保衛伊利埃斯庫(Ion Iliescu)政府的工廠工人和礦工們也是資產階級惶恐的表徵。

反革命將在俄國和東歐面對巨大困難。一場社會爆炸正在波蘭醞釀。統治階級為此恐懼,也因此他們如坐針氈地與戈巴契夫一同施行干預政策並犯下各種錯誤,而不是急著推倒斯大林主義政權。 

反動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已經顯示出它的無用和愚蠢。斯大林相信他已經建立了一個千年不朽的政權。他不知道幾十年後這個體制會面對著多麼巨大的危機。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們也沒有意識到他們接受這種反動理論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現在,十月革命的許多成果,包括歐洲和全世界共產國際支部的發展,都被摧毀了。各國共產黨從作為國際革命的工具變成各國國家改良主義組織的殘餘,一個比一個更反動!在希臘,他們與在1944年至1947年的內戰中鎮壓共產黨人的保守派政府建立了聯盟。在西班牙,他們已經四分五裂。即使在共產黨仍然是一股力量的地方,如在意大利和法國,他們已經成為一個不是斯大林主義而是資本主義者的機構。他們面對著托洛茨基早已預測到的下場,是理所當然的。

斯大林的國際追隨者及其所有繼承人都是官僚外交政策的工具。現在他們仍然盲目地支持戈巴契夫,儘管他正朝著復辟資本主義的方向前進。在資本主義經濟繁榮的背景下,各國社會黨中的左派失去方向。他們天真地跟隨斯大林主義者,斷言“社會主義”已經在俄國和東歐建立成功。現在他們正遭遇與斯大林主義者相同的命運。 

隨著資本主義的暫時復甦,右翼改良主義派氣焰囂張。他們是資本主義的低賤奴才。他們放棄了任何“社會主義”的面具。在他們所執政的法國,西班牙,瑞典,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地內,“社會黨”政府執行著保守的資本主義政策。在紐西蘭和澳大利亞,他們實際上已經轉向去國有化。在德國,他們早就放棄了對社會主義綱領的虛偽堅持。他們在理論和實踐政治上比他們在魏瑪共和國的前輩更加墮落。

然而,由於這些人也處於世界市場和國際範圍內相互滲透生產力的控制之下,他們的行事方針也很自然的如此演變。歐洲各國已經無法實施純粹在一國境內的經濟政策,這也是他們透過歐洲經濟共同體組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訴求經濟統一,以及其他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接觸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原因,但他們是不會成功的。

生產力在這種相對進步的政策下得以發展,幫助了世界資本家們克服每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限制,局部性地克服了他們先前在1929年至1933年的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中面對的危機。現在,世界經濟的發展程度已經超越了私有製和民族國家的範疇並與後兩者產生巨大矛盾。這將在未來更加明顯地展現出來。

實際上,資本主義世界仰賴於對殖民地和前殖民地人民的剝削。在整個1980年代,帝國主義每年從全球最貧窮的人口中榨取出5億美元。資本家的令人厭惡的偽善之處在於,他們流著鱷魚眼淚,虔誠地假裝在利用貿易條約來壓榨落後國家的同時提供人道援助:用左手給予支援,同時用右手搶回更多財富。

托洛茨基針對落後國家情勢而發展出的“不斷革命論”至今仍然完全正確,儘管在部分落後國家出現的斯大林主義畸形發展也在理論和前瞻上造成了新的困難。在中國,古巴等地的以斯大林主義為起始的政府將不可避免地陷入與俄國官僚目前所處的同一死路。然而,他們作為落後國家曾在一整歷史時期所促成的巨大生產力發展是無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現的。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曾是非常進步的。在世界的三個部分,即斯大林主義世界,資本主義世界和殖民世界中,托洛茨基的理念是新興勞工階級勢力的寶貴嚮導。

東歐的發展還尚未定論。東歐和俄國的情勢仍然持續在發展。在東歐,“一國社會主義”的經濟計劃已經進入了荒謬的程度。比不上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經濟一體化水平,更不用說美國的經濟一體化水平了。在發展生產力的最初階段取得了巨大進展之後,每個斯大林主義國家都被各自推入了死胡同。他們對無法控制就連資本主義國家都能夠些許控制“市場”,而工人們也沒有任何對經濟的控制權,這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要條件。這個僵局反映在從波蘭和匈牙利開始的斯大林主義的徹底崩潰中。就匈牙利而言,斯大林主義者們是在戈巴契夫的鼓勵下發起了這一進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最初幾十年,官僚表現出極大的滿足感和自信心。1960年赫魯雪夫對資本主義國家說,“我們要埋葬你們!”從技術,經濟和社會角度來看,特別是在中國和東歐的幫助下,這完全是可能的。如果到目前為止他們能維持先前所取得的增長速度,那麼到1980年他們就可以超過美國。但是貪婪官僚主義的腐敗無能統治,以及沒有工人群眾直接參與的情況下,發展國有化經濟是不可能的。 

然而,所有資產階級理論家和改良主義政客都認為斯大林主義制度可以永遠維持下去!現在應該是堅若磐石的極權主義國家機器正在顯示出它無法壓制工人階級的無能程度。

官僚們之間正在發生內訌。他們有一部分想要回到官僚極權控制的死路。另一部分希望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隨著資本主義現在已經持續了數十年的暫時復甦,他們希望復辟資本主義,或者更確切地說,即他們常提到的“市場經濟”。但這項政策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反彈。

在東歐所有國家內,尤其是在蘇聯本身,最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是官僚們對勞工階級的恐懼。在官僚們中沒有一個有組織性、連貫性的派系想要返回列寧和托洛茨基時代存在的工人階級控制之下。然而,俄國和東歐工人們還尚未表態。在即將到來的東歐,西歐和世界的抗爭中,革命家們還有時間一次又一次地發展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綱領。

自十月革命以來,俄國工人階級經歷了三個世代的社會發展。先前被大量農民稀釋的工業工人,現在當然已完全無產化。但在很大程度上,隨著老布爾什維克以及“托洛茨基主義者”們遭到的大屠殺,俄國工人也喪失了他們的意識。然而,即將出現的新政權仍有待事件和歷史的考驗。很快,俄國工人和東歐工人們可以重新獲得併重振馬克思主義及其現代等同物“托洛茨基主義”的思想。

即使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如果官僚得以成功建立資本主義,那麼新的十月革命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會在更高的經濟和社會層面上爆發。蘇聯從前僅有一千萬名工人,現在有1.4-1.5億人。新政權將陷入新的矛盾,特別是當資本主義危機在世界範圍內發展時。

俄國革命在歷史上取得了正當性,無論它在下一個時期會經歷如何的變遷。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成就是不朽的。有了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和組織方法,無產階級將立於不敗之地。他們的反抗絕對是不可避免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歐洲,美國和日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實際上是件好事。與戰前時期的環境相比,他們無可估量地強化了無產階級。 

另一方面,國際市場的組織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導致資本主義得以暫時局部克服危機,但這也將極大地加劇隨後階段的危機。生產力的發展為資本主義提供了喘息的機會。但這必然會辯證性地轉向其相反的方向。新的障礙,新的關稅將被建立。新的世界各大權力集團已經開始現形:統一的德國和歐洲經濟共同體;日本和亞洲;美國,加拿大和拉丁美洲。資本主義強權之間將形成新的甚至更劇烈的敵對關係。

世界經濟相互依存的逐步發展將在某個階段崩潰。誠如托洛茨基在《卡爾·馬克思思想萬歲》的前言內解釋道,生產力進一步發展所造成資本聚集和集中化到前所唯有的水平,將為新巨大經濟崩盤做好準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對“市場”的分析是正確的。事實上,資本主義依賴於工人階級的無償勞動本身就是將來會發展的危機的根源。資本積累的過程,或用馬克思的話說,“過度積累”,本身就是未來危機的保證。 

在資產階級企圖避免危機的種種動作中,出現了新的大規模矛盾。目前的“經濟繁榮”非常脆弱。隨著信貸,軍備開支產生虛擬資本,以及通過寄生收購集中資本,統治階級正在造就未來的危機。

然而,世界經濟也透過發展出電腦,微電子和自動化科技為國際社會主義奠定了基礎。現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完全有可能在不減薪的情況下實行6小時工作日和4天工作週。這將為無產階級管理工業和國政提供必要的時間。

社會主義的物質,政治和社會基礎已經奠定。缺乏的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和理解,以及一支能夠領導勞工階級不可避免抗爭運動的群眾性革命先鋒隊。

托洛茨基一再解釋說,國際主義不是出於情感原因,而是出於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現實,這是資本主義歷史上的進步任務。今天,這已經達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無法想像的程度。世界經濟目前是一個統一經濟體。這反而將為勞工階級的巨大國際運動鋪路。

現在連蘇聯或美國都無法孤軍奮戰。他們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勉強放棄斯大林對“自給自足”經濟的堅持。戈巴契夫進一步推動了這一進程。但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為了為社會主義革命做準備。恰恰相反,他們已經向資本主義勢力招手。戈巴契夫依靠帝國主義勢力,向科爾,密特朗,布什和撒切爾尋求援助,是托洛茨基在《保衛馬克思主義》中勾勒出的“官僚階層之日益脫離蘇聯無產階級,及其日益依賴於國內外的其他階級與集團”。(《保衛馬克思主義》,“小創不治將成壞疽”)的過程的驚人證實。坐鎮擁有巨大資源超級大國的戈巴契夫,卻不得不拿出乞丐的破缽!他只能期待援助,因為面對不可解決的矛盾,他走上了反革命和恢復市場即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

托洛茨基發展了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解釋道人們的活動是具有決定性質的。他在《保衛馬克思主義》中寫道:“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必要性的理解與宿命論無關。社會主義的實現並非"自然而然"的預設過程,而取決於各階級及政黨有生力量的角逐戰果”。(《保衛馬克思主義》,“再談蘇聯的階級性質”)馬克思主義者的活動是至關重要的。沒有革命組織活動,無產階級不可避免的反抗永遠不會以成功做結。 

金諾克,密特朗,拉方丹,克拉西,岡薩雷斯,霍克等社會民主右翼領導人認為他們是“現實主義者”。實際上,它們並不優於目前存在的經濟條件。歸根究底,他們仍然是大企業的工具,被他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掌握著。隨著經濟的變化,這幫人將在歷史巨輪下一次的轉動下被壓垮。

過去70年的整個歷史證明了托洛茨基思想的正確性。群眾一次又一次走上鬥爭的道路。1968年在法國爆發的革命是未來世界性運動的先兆。托洛茨基和列寧的思想,也就是訴求勞工階級奪取政權的理念,接下來將不可避免地在工人階級的活躍階層和那些尋求擺脫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危機的認真知識分子中獲得更大的認可。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面孔站上台面,“開明”的大財團控制社會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組織自由。托洛茨基解釋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依賴於“對殖民地的掠奪”,就像“古代民主以奴隸制為基礎”一樣。民主無疑是資本家最方便,最靈活的統治方法。但不可避免的是,一旦群眾反抗發生,各大財團將改變其策略,就像他們在戰爭期間採取的動作那樣。要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永久維持民主制度是癡心妄想的。

如果新一輪革命失敗,資本家們將不可避免地轉向過去的反動手法。在匈牙利和波蘭,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已經正在談論建立資產階級獨裁統治的必要性。波蘭的華勒沙以對抗斯大林主義極權主義起家,現在卻提倡在波蘭建立實際上是極權主義的制度,這是一種完全的資本專政,以迫使通過必要的變革來建立波蘭的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資本主義將揭示其在未來時期的僵局。與此同時,我們看到了蘇聯的僵局。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注定要失敗。新的革命浪潮是不可避免,不可抗拒的。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突出特點是對勞工階級改變社會的能力和理解的信念。他們明白勞工階級是唯一能夠成功為社會主義鋪路的階級。 

只有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綱領和方法才能滿足勞工階級的需要和利益。革命青年如果要為未來的鬥爭任務武裝自己,他們必須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理念 - 特別是托式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撰寫的那些具有極大重要性的作品。

作為一個理論家,托洛茨基的高度可能甚於列寧。他站在列寧的肩膀上,在斯大林主義的反動時代承載著馬克思主義的理念。世界各地的國際主義者們不必擔心他們目前的微小勢力。事件經驗將教育群眾。我們在反抗柴契爾政府頒布的人頭稅(Poll Tax) [3]抗爭運動的經驗中再次印證了這一點。利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方法,我們將創造出經得起事件考驗的政治力量。在托洛茨基遇害週年到來之際,我們可以向這位老人致敬,並許諾馬克思主義趨勢將在全世界繼續他的工作。

我們感謝偉大的托洛茨基,這位為了反抗斯大林主義反革命而殉道的棋手和思想家。當勞工階級實現社會主義時,托洛茨基將永遠活在群眾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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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作者按:孟什維克和社會主義革命黨的領導人

[2]譯者註:格蘭特對“國家資本主義”理論曾有深入且詳細的批判。請參見“反對‘國家資本主義’論:答克里夫同志”(“Against the Theory of State Capitaism: A Reply to Comrade Cliff”)

[3]譯者註:由格蘭特創建和提供理論領導的英國戰鬥派趨勢(Militant Tendency)於1980年代成為英國最大規模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當保守黨柴契爾政府企圖於1989年頒布傷害勞工階級利益的人頭稅(Poll Tax)時,戰鬥派領先成立“全英反人頭稅大聯盟“並成功組織百萬餘人抗稅,並引領數十萬人上街示威。這場成功的運動直接導致柴契爾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