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关于苏联阶级性质的争论

(按:本文是泰德·格兰特的著作《俄国:从革命到反革命》(Russia: From Revolution to Counterrevolution)的第四部分,从长探讨了前苏联的阶级本质,并进一步反驳声称苏联和类似政体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译者:k2e4z7x9)

根据列宁的说法,国家:

“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一种机构。人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 者高居于社会之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

这个机构,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实力机构,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利用现代技术最新成果造成的、堪称20世纪技术奇迹的现代化武器,反正都是一样。

使用暴力的手段虽然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个集团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构、其装备同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相适应的暴力机构把持在自己手中。我们仔细地观察了这种共同现象就要问,为什么在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就没有国家,为什么国家产生于阶级出现的时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国家的实质和意义的问题找到一个确切的回答。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论国家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

为什么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不能接管现成的国家机器?不是因为神秘的原因,而是因为某些非常具体的事实。在现代国家中,所有的关键职位都掌握在那些受统治阶级控制的人手中:他们是根据教育、人生观和生活条件专门挑选出来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军队的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公务员,以及在今天的国有化工业中的关键技术人员,在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中被塑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社会上所有的指挥职位都放在资产阶级可以信任的人手里,这就是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不能为无产阶级所用,必须被无产阶级粉碎的原因。现在粉碎国家机器意味着什么?

资产阶级国家的许多官员,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官员一旦掌权就有可能被无产阶级所利用。但他们将从属于工人委员会和组织。例如在苏联,在沙皇军队被解散后的初期,红军是由前沙皇军官领导的。同样,在国家机器中,有一部分官员也是前沙皇官员。由于不利的历史因素,这在后来俄罗斯政权的堕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列宁说苏联国家是“一台资产阶级沙皇机器...勉强涂上社会主义的色彩”,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概念,无产阶级粉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并着手建立一个半国家。尽管如此,它还是被迫使用旧的技术人员。但是即使是在最好的条件下,比如说在一个拥有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的发达国家里,国家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它就隐含着腐化堕落的可能性。为此,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对群众的控制,以保证不使国家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应该尽快地把它融入社会。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一定条件下,国家从它原来所代表的基础上获得了某种独立性。恩格斯解释说,上层建筑虽然依附于经济基础,但它也有自己独立的运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和国家所代表的阶级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说国家“照例”或在“典型时期”直接代表统治阶级的原因。因此,只有考虑到阶级社会内部各种因素的多面性辩证的相互依存和对立关系才能理解阶级社会。形式主义者通常会迷失在问题的某一方面 。

在考虑社会的发展时,必须将经济视为主导因素。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分离,并成为经济基础的对立面。毕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质是在旧形式的胚胎——财产和国家的上层结构——下,随着生产的逐渐变化,在旧形式内部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废除上层结构,重新组织社会,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虽然它并没有穷尽完国家的阶级性质问题,在不同时期,国家的阶级性质有不同的界定。从长远来看,经济是决定性的。正因为如此,正如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大师都不厌其烦地解释的那样,从长远来看,上层建筑必须与之相适应。一旦放弃了社会基本经济结构这个标准,各种肤浅的、任意武断的构造就有可能出现。人们将不可避免地迷失在历史的迷宫中,就像古希腊神话中迷失在矿宫中的珀尔修斯一样,但却没有一条线引导人们出来。历史的主线是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而财产形式则是这个结构的法理映像。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 ”(致瓦·博尔吉乌斯

让我们以极其丰富的法国历史为例。1789年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793年,雅各宾派(Jacobins )夺取了全部权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超越了资产阶级关系的框架,并因此而完成了一项有益的历史任务,在几个月内完成了资产阶级需要几十年或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即从法国彻底清除了封建主义的一切痕迹。然而这个政权仍然植根于资产阶级财产形式的基础上,它之后是法国的“热月”和督政府统治,之后是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经典独裁统治。拿破仑重新引入了许多封建形式,让自己加冕为皇帝,并将最高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我们仍然称这个政权为资产阶级政权。路易十八复辟后,这个政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然后我们就发生了1830年和1848年两次革命。这些革命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后果。它们甚至导致了国家人员的重大变化。但我们把这两次革命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其中掌握政权的阶级没有发生变化。

让我们更进一步。在1871年巴黎公社和由此引起的社会关系动荡之后,我们有了持续了几十年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第三共和国的组织,紧随其后的是贝当(Petain),后来的戴高乐-斯大林主义法共(De Gaulle-Stalinist)政权,来到当今的基耶尔(Quielle)政府。(需不需要对这几个政权的性质做基本介绍)暂且考察一下这些政权的惊人多样性。对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把罗伯斯庇尔政权和贝当政权定义在同一个范畴内似乎是荒谬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把它们定义为根本相同的——资产阶级政权。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条:财产形式,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同样,拿近代以来政权的多样性为例,可以看到处于同一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极端差异。比如,比较一下纳粹德国的政权和英国社会民主的政权。它们在上层结构上有如此根本的不同,以至于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或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家声称发现了一种新的阶级结构和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为什么说它们代表的是同一个阶级和同一个政权呢?尽管在上层结构上存在差异,但各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保持不变。

十月革命后的过渡期国家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个本已先进的社会里也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里,国家将与货币和价值规律一起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但正如马克思所解释的那样,工人阶级并不需要一个资本主义下存在的那种国家机器巨兽,而是需要一个非常简单的国家,一个工人的国家,它将从第一天起就开始消失。在夺取政权前的两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一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必然具有矛盾的性质。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十月革命以来所产生的新的财产关系基础上的,但其仍有许多从旧的资产阶级社会承袭的内容。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但能否真正把社会带入人类发展的更高阶段,则取决于生产力的水平。社会主义所假定的前提是技术、劳动生产率和文化水平甚至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要高。在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解释了过渡时期国家的双重特征:

“资产阶级式的分配标准,由于加速物质力量的增长,它应该有助于社会主义的目的——但这只是归根究底的说法。工人国家一开始立即带有两重性质:它是社会主义的,由于它保障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它又是资产阶级的,由于它根据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来分配生活用品,而且接受这种方法的各种的结果。这么矛盾的说法,也许会使那些教条主义者和经院学者震惊起来,我们只好对他们致以慰问。”(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只有西欧,特别是德国革命的胜利,才能改变这种状况[1]。德国的工业和技术与俄罗斯巨大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在社会主义联邦中的结合将为缩短工作日创造物质条件,这是工人阶级参与工业和国家管理的先决条件。但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使德国革命遇难,这也使得俄罗斯革命在一个落后的国家注定孤立无援。官僚的胜利正是源于此。从1920年起,官僚合法或非法地吸收了工人阶级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

即使在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里,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这种情况。官员和经理们将得到部分剩余价值,但他们只能得到马克思所说的“监工的工资”。用列宁的话来说,我们将有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或者用托洛茨基话的说, “强有力的国家,但是没有官老爷;武装力量,但是没有军阀!”。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官员将没有特权。但由于俄罗斯生产力和文化水平的极其低下,工人阶级在没有沙皇旧官员和军队军官的帮助下无法管理国家,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求并得到了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工资。由于革命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发生导致自身处于孤立的境地,这是无可避免的。这就是无产阶级无法维持其权力的根本原因。内战结束后,工人逐渐被那些自认为对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新贵排挤到一边。

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设想过在没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胜利的情况下革命能够长期存在的局面。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分子会粉碎十月革命的成果。尽管在1920年代,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尔什维克被迫向富农和新生的资产阶级作出很重大的让步,而革命也一度面临极大危险,但革命并没有就此被摧毁。列宁在临终前不久与托洛茨基形成了一个反官僚主义联盟,他担心官僚主义正在为公开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

1921年1月,列宁写道:

“我当时说:‘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布哈林同志立即喊道:‘什么国家?’当时,我提到了刚刚闭幕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为对他的回答。现在读到那次辩论的记录,我发现我说得不对,而布哈林同志是对的。当时我应当这样说: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人国家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其次,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扭曲变态[2]。”(列宁《党内危机》)

直到托洛茨基死前,俄罗斯的阶级性质问题一直占据着他的注意力。这种类型的反动如何能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呢?托洛茨基在被驱逐出苏联前不久就在努力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明确而清晰地说:列宁去世后的五年是社会和政治反动的五年。列宁逝世后的党领导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更有效地表达了这种反应,以及这种反应的工具。

“反动时期不同于反革命时期 ,它的出现并不改变哪个阶级的统治 。封建专制主义经历了‘自由’改革时期和加强农奴制的反改革时期。资产阶级的统治从大革命时期开始,经历了风起云涌和衰退交替,这就决定了不同党派在同一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同时期相继执政。”

“过去十一年的理论和生活经验都表明,无产阶级的统治可以经历一个社会和政治的反动时期,也可以经历一个风雨飘摇的前进时期。当然这不是‘一般’的反动问题,而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的反动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是站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面的。这些时期的交替是由阶级斗争的进程决定的。反动时期并不改变阶级统治的基础——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标志着权力从一个阶级传到另一个阶级(那就意味着反革命)——但它们意味着阶级力量关系的变化和阶级内部要素的重新组合。在我国,在革命有力大发展时期之后的反动时期,由于客观条件和革命领导层所犯的错误,使被打败的、被排斥的、被恐吓的前占有阶级能够集中力量——主要利用官僚机构——实施反动并逐步转向进攻。

“另一方面,由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没有外在的支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障碍和困难。它失去了最初的力量和精神,开始了分化,在最高层出现了一个越来越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的官僚机构,在下面出现了疲惫的或完全绝望的份子。与无产阶级活动减少相对应的是资产阶级,首先是小资产阶级中那些以旧剥削方式努力前进阶层的活动日益增加。

“所有的这些内部反动,只有在世界无产阶级惨败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位日益强大的条件下,过程才能发展和壮大。这是不证自明的。”(托洛茨基,《中派右派联盟内部的危机》(Crisis of the Right-Center Bloc))

热月和波拿巴主义

即使各个革命的阶级性质可能不同,革命中发生的各种进程之间也有着广泛的相似之处。俄国革命与1789-94年法国大革命的比较可以在某些范围内揭示一些基本过程。这适用于诸如“热月”这样的术语的使用。“热月”指的是1794年7月27日(旧革命历的9日热月)的插曲,当时革命的雅各宾派右翼与机会主义的中派(“沼泽派”)联合起来推翻了罗伯斯庇尔,从而开始滑向政治反动,并以拿破仑的波拿巴主义独裁统治而告终。它标志着革命上升期的结束和衰退期的开始,这体现尽管是在上升时期(1789-94年),恐怖活动几乎完全是只针对革命的敌人和那些想与反动妥协的人,而在热月之后,恐怖活动则是针对革命派的。

推而广之,热月可以被看作是革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某种疲倦和疲惫开始出现,其反映在为公开反对铺平道路的撤退中。在法国,当“山岳派”(国民大会的革命派)的一部分人厌倦了恐怖和革命的风暴和压力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山岳派”的分裂导致了热月反动。同样,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反动起源也可以追溯到内战结束后苏维埃官员和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模糊的情绪,即现在应该叫停革命革新,着手“重建秩序”。这种反动情绪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了体现。当然和每一个历史类比一样,使用"热月"一词只是一种近似的说法,因此其是在具有条件性的情况下才使用的。托洛茨基在1929年的文章中对自己的处境作了如下解释:

“我在这里主要指的是热月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指的是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问题。热月的公式当然是一个有条件的公式,就像每一个历史类比一样...热月标志着反革命的第一个胜利阶段,即权力从一个阶级手中直接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这种转移虽然必然伴随着内战,但在政治上却被发生在昨天还团结的一个政党的各派系之间的斗争所掩盖...它表明权力直接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之后革命阶级除非通过武装起义,否则不能再夺回权力。后者又反过来需要一种新的革命局面,这种局面的开始取决于国内和国际事业的整体复杂局面。”(托洛茨基,《保卫苏联和反对派》(The Defen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Opposition))

几年后,托洛茨基在一篇题为《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的文章中重新评价了这个关于热月的立场。他解释:用热月一词进行的类比比喻容易被误解。在1926年,已故的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Vladimir Smirnov)极左集团,即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民主集中制集团曾说过,无产阶级已经失去了权力,资本主义已经在俄罗斯复辟。对托洛茨基来说,这完全是错误的,是在革命还活着的时候就埋葬了革命。没有历史的类比,我们就不能以史为鉴。但我们也必须了解它们的局限性,它们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热月的情况就是这样。托洛茨基写道:

“1794年的热月政变使战胜王权的“国民”发生内部权力再分配,国民公会的当权派有所变化。它是一场反革命吗?这取决于我们给具体事变的“反革命”定义赋予多少内涵。1789-1793年间的法兰西社会转折具有资产阶级特征,转折的本质可概括如下:“自由”的资产阶级产权代替封建所有制。那场革命引申的“反革命”当指封建所有制的重建,但热月政变并未侵犯财产领域的既得成果。罗伯斯庇尔试图依靠作坊主阶层;督政府依靠中等资本;波拿巴与银行结盟。上述变化带有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含义,但局限于有产主流社会及国家的内部框架。”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这是反动道路上的下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恢复旧有的财产形式,或是恢复从前的统治等级权力,而是在胜利的“第三等级”的不同部门之间瓜分新生的社会政体的成果。资产阶级吞占了越来越多的财产和权力(不论是直接地,实时地,或是通过特别的代理人像波拿巴特而吞占),毫无意思去反对革命的社会成果;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孜孜以求的是把财产和权力巩固起来,组织起来,予以稳定。拿破仑守卫资产阶级的财产,其中也包括农民的财产,以防范‘乱民’或被褫夺了财产的财主的诉求。封建的欧洲把拿破仑视为活生生的革命体现,对他恨之入骨,按照它的标准,它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工人国家,热月和波拿巴主义》,作者的强调。)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系列关于在同一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政治反革命。托洛茨基用这个类比的方法揭示了斯大林主义的特点和动力,它不是作为一种新的剥削阶级制度,而是作为一种对工人国家的社会寄生。在国有化财产形式的基础上发生了一场政治反革命。工人阶级失去了政治权力,但反革命却还并没有使资产阶级复辟。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本身就篡夺了政治权力,它是社会矛盾的产物,是长期落后条件下孤立工人国家的产物。

官僚主义的政治反革命彻底瓦解了工人苏维埃民主政权,但并没有摧毁十月革命建立的新的财产关系。官僚机构把自己凌驾于工人之上,试图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调节这些内部矛盾。它以国有化的计划经济为基础,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发挥了相对进步的作用。尽管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它的成本是资本主义的三倍,且存在巨大的浪费、腐败和管理不善。官僚机构远没有消除这些社会矛盾,反而积累了新的矛盾。最终它超越了无产阶级并建立了一个官僚专制主义政权,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利,在社会管理中没有发言权。

什么是波拿巴主义?

托洛茨基在这些事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他对苏联阶级性质的分析,而这使得他的定义更加精确。到了1935年,他已经放弃了采用“中派主义”一词来描述官僚,而是采用了一种能对其本质更为恰当描述的定义:一种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为了理解托洛茨基的的这个推理结论,首先就必须重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必要工具而产生的。对国家的定义可以有多种方式。马克思主义者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就是把国家称为“保卫私有财产的武装人员团体”。归根结底,所有形式的国家都被归结为这一点。但实际上的国家远不止军队和警察。即使在资本主义下的现代国家也是一个官僚主义的怪物,是一支吸收了工人阶级生产的大量剩余价值的职能部门的军队。从这一点来看,货币主义者的论点中有一点真理的萌芽,他们要求削减国家的要求是19世纪自由派对“廉价政府”要求的现代回声。当然,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解释的那样,获得廉价政府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彻底废除,并着手建立一个像巴黎公社那样的工人国家或半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解释说,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与社会疏远。作为一个普遍性的一般性的命题,我们可以接受每一个国家都反映了特定统治阶级的利益。但这一观点根本没有穷尽国家在社会中的具体作用问题。在现实中,国家官僚机构有其自身的利益,而这些利益不一定、也不一定时刻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甚至可能与后者发生公开的冲突。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国家归根结底是由武装的人的身体及其附属物组成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定义的实质。然而在使用他们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概括时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这些概括无疑是正确的,是绝对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但如果不分析具体的后果和具体的情况,就难免陷入抽象和错误。看看恩格斯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谨慎态度,即使是泛泛而谈时也是如此。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这样写道: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后来他补充道:

“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争相霸占已经把公共权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之势的高度。”

恩格斯接着指出,国家一旦产生,就会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出自己的独立运动,而且必然在给定的条件下进行:

“在拥有公权力和征税权的情况下,官员们现在把自己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社会机关。”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 (同上,第196页,我的强调)。

恩格斯接着说: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同上,第201页,我的强调。

请注意,恩格斯的表达方式是极其谨慎、科学的。“在一切典型时期”,“通常是最强大的、经济上的统治阶级的国家”等。恩格斯清楚地知道,在一些非典型的、不正常的情况下,不能生硬的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一般原则。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发展了这种辩证地看待国家问题的方法,他解释了波拿巴主义现象,即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关系不符合常态。马克思指出,路易-波拿巴的醉兵是如何以“法律、秩序和家庭”的名义击垮了那些他们自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路易·波拿巴王朝的统治阶级吗?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需要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简单而笼统地说依据“武装部队”既没有考虑到资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也没有考虑到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现代社会的历史,就会得到许多例子,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征用但却仍是统治阶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波拿巴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用剑对社会进行赤裸裸的统治"。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1927年的中国,蒋介石借助上海黑帮的渣滓粉碎了上海工人阶级后,银行家们都想宴请他,并称赞他为文明的恩人和救世主。但蒋介石希望得到比主人的赞扬更实质的东西。他毫不客气地把上海所有的富豪实业家和银行家都关进了监狱,勒索了几百万的赎金后才放人。他已经替他们完成了任务,现在要求他们付钱。他镇压上海工人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和他那帮暴徒的权力和收入。然而谁会冒昧地说那些身陷囹圄的银行家们虽然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但他们仍然不是统治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其中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会悲哀地反思社会的复杂性,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中的相当大部分赃物要归自己的看门狗,而他们的许多阶级同类却在监狱里苟延残喘。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利,赤裸裸的武力支配着社会。大部分剩余价值被最高军官和官僚们消耗掉了。但让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继续下去是符合这些官僚的利益的,因此他们虽然尽可能地从资产阶级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但是他们还是维护私有财产。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虽然已失去直接政治权力但仍是统治阶级的原因,虽然它已经失去了直接的政治权力。这也是我们如何回应那些讥笑声称“俄罗斯的统治者是西伯利亚的奴工”的论调为诡辩的人。我们如果不以社会的基本财产形态来指导我们的分析,我们将会迷失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历史上许多例子说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攻击其他部分人的方式,以及国家如何在那时凌驾于社会之上。例如在英国的玫瑰战争中,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攻伐以致几乎相互灭绝。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统治阶级的大部分人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被处决,王位被一帮或另一帮的冒险家占据。最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王朝——都铎王朝,它平衡了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一个专制政权,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其他国家。专制主义的阶级本质是什么?这些专制君主为了巩固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 ,并日益与社会疏远,常常会依靠新生的资产阶级来打击封建贵族。然而这个政权的阶级性质仍然是封建的,它是由现存的财产关系决定而不是由政府的政治结构决定的。奴隶社会的腐朽时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罗马皇帝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对统治阶级——奴隶主进行恶毒的压迫,他们发现自己被罗马禁卫军选举出来的皇帝掠夺、逮捕、折磨和谋杀。事实上马克思最初是用“凯撒主义”一词来形容这种现象的。然而这一事实丝毫没有改变罗马国家作为奴隶制国家的阶级性质。而且即使在凯撒主义的铁蹄下,奴隶主仍然是统治阶级。

正如托洛茨基解释的那样,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分析:

“西泽主义,或它的资产阶级形式:拿破仑主义,总是当历史发展到这样的一个时刻才出现于舞台,那时两个阵营激烈的斗争把国家权力抬高到超出全民以上,表面上并且保证国家完全对阶级独立起来──其实只给予国家以保护特权者利益之必需的自由而已。”(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在本世纪资本主义衰败时期,我们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现象,它与波拿巴主义的起源不同,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一个法西斯政权与波拿巴主义不同,它是由愤怒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的群众运动的支持下上台的。然而它一旦掌权就迅速失去了群众基础,成为一个依靠军队和警察的波拿巴主义政权。托洛茨基把德国的纳粹官僚机构比作坐在资产阶级的肩膀上的“海上老人”,为了回报引导它走上安全的道路,同时又虐待它,在它的秃斑上吐口水,并在它的两侧挖马刺。

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托洛茨基概述了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区别。

“法西斯主义与旧的波拿巴主义的相同因素在于,它们都利用了阶级之间的对抗,来使国家政权获得最大的独立性。但我们从来都强调指出,旧式的波拿巴主义出现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社会,而法西斯主义则是衰落时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国家政权。”(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我们只需考虑一下希特勒对其的资产阶级反对者的待遇,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财产,还失去了生命。当然,毫无疑问,纳粹国家的阶级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但另一方面,德国资产阶级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国家落入了希特勒那些不负责任的犯罪冒险家手中,他们利用国家为自己谋取利益。在这里,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是辩证的、矛盾的。而事实上,到了1943年,德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已经与国家发生了公开的冲突,那时的德国已经输掉了战争,为了对苏联发动战争,与英美达成和平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投降将会是控制了国家的纳粹集团的死穴,德国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军事政变(将军们的阴谋)除去希特勒,但失败了。希特勒将战争进行到底,德国付出了代价,它的东半部被斯大林主义俄罗斯夺去。

斯大林主义: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形式

在处理国家的作用时,必须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它代表哪个阶级?国家必须是一个阶级的工具——在俄罗斯它代表的是哪个阶级?它不能代表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在1917年被没收了。它也显然不代表农民阶级或城市里的小业主的利益。俄国的国家显然代表了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利益。但作为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归根结底,它代表了工人阶级,因为它捍卫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垄断。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法西斯主义或波拿巴主义政权下,即使这些匪徒可能扼住了资产阶级的咽喉,但仍然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整个经济是在这个阶级利益范围内运行的,而这种寄生的排泄物也依附于此。一些形式主义者说,苏联官僚机构在俄罗斯构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但是认真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说的是国家是一个阶级,官僚机构“拥有”国家,国家“拥有”生产资料,因此官僚机构“拥有”生产资料,因而是一个统治阶级。但这只是在回避问题,其前提是错误的。官僚机构并不拥有国家。他们实际上是在说国家拥有国家。因此试图通过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却只是纯粹的循环逻辑,这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当时的官僚机构是苏联社会的统治阶级吗?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在任何阶级社会中,无论高官有多大的特权,也只有保护与生产资料有直接关系的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后者的统治阶级地位源自于它对生产资料的拥有。我们知道拿破仑代表的是谁,我们知道路易·波拿巴、俾斯麦、蒋介石、希特勒、丘吉尔和戴高乐代表了谁。但斯大林主义官僚代表的是谁,他们自己吗?这显然是错误的。国家的性质是由官僚、军官、将军、警察局长等组成。但这些人并不构成统治阶级,他们是一个阶级的工具,即使他们可能与那个阶级对立。但他们本身不能成为一个阶级,官僚机构由国家机器中不同层次的数百万个人组成。既有地方上的小官,也有高官。那么官僚体系中的哪一部分人会“拥有”国家呢?不可能是所有的官僚,因为他们(官僚系统本身)是有等级划分的,小公务员和大官僚一样都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

托洛茨基在其著作《德国唯一的出路》中对波拿巴主义这一问题作了如下论述:

“在当时,我们把布吕宁政府定为波拿巴主义(或者 ‘波拿巴主义的漫画’),即军警专政独裁政权。一旦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两个社会阶层的斗争达到最高的紧张状态时,就为官僚、警察、军人的统治提供了条件。政府变得“独立”于社会之外。让我们再次回忆一下:如果把两个叉子对称地插进一个软木塞里,你是有可能将这样的软木塞平衡在一个针头上。而这正是波拿巴主义的模式。可以肯定的是,政府还是继续充当资产者的伙计。但伙计如今骑在老板背上,狠狠磨擦他的脖子,有时更毫不犹豫地一脚踩在老板脸上。

“人们可能会认为布吕宁(Brüning)会坚持到最终解决方案出台。然而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又插入了另一个环节:帕彭(Papen)政府。如果我们要准确地说,我们就必须纠正我们的旧称呼:布吕宁政府是一个前波拿巴主义的政府。布吕宁只是一个先驱,波拿巴主义以一种完美的形式出现在帕彭-施莱歇政府中。”(托洛茨基,《德国唯一的出路》(Germany, The Only Road))

衰败和危机时期的波拿巴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青年时期的波拿巴主义。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多种不同的组合,这取决于具体条件。拿破仑或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统治——古典的波拿巴主义——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现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兴起阶段的波拿巴主义是强大而自信的,在生产力有力发展的条件下,它达到了一定的稳定性。但资本主义衰落阶段的波拿巴主义受到衰老的影响,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中崛起,它不能解决它所面临的任何问题。战争间歇期的危机催生了一大批波拿巴主义政权并企图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之间取得平衡。在前殖民地世界,鉴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软弱性,这些政权中又有许多是波拿巴主义性质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弱小的议会统治时期让位于军事独裁。

与此相反,法西斯统治代表着对资产阶级的彻底政治征用,所有的民主权利都被摧毁了。资产阶级把一切权力交给法西斯暴发户手中,他们利用疯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力量来打击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在法西斯统治的基础上被彻底粉碎。托洛茨基说:

“法西斯主义中有一种波拿巴主义的成分。如果没有这个因素,即没有由阶级斗争的极端尖锐化而使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法西斯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从一开始就指出,这主要是帝国主义衰落时代的波拿巴主义的问题,这与资产阶级崛起时代的波拿巴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布吕宁、施莱歇尔、兴登堡总统、法国贝当政府 ——它们都已经证明或必须证明是不稳定的。在帝国主义衰落的时代,一个纯粹的波拿巴主义式政权是完全不够的,帝国主义发现必须动员小资产阶级并粉碎无产阶级。”(托洛茨基,《最后的文章:论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

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前提是私有财产——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国家是统治的机器:它本身不能成为统治的阶级。官僚机构只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可以“拥有”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使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变得相对独立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即统治阶级。纳粹德国就是这样,官僚机构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对资本家发号施令,要求他们应该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等等。所以英国、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战争经济,国家施令资本家应该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 。但这并没有使他们转变为统治阶级,为什么?因为这些措施是为了保卫私有财产,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

很明显,官僚机构管理和规划产业,但他们管理和规划谁的产业呢?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者规划和管理各个企业和信托公司的产业。但这并不使他们成为这些企业和信托的所有者。如英国的国有化产业由管理官僚机构管理 ,但他们不是这些工业的所有者。它们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的,是为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而经营的。苏联的官僚机构管理着整个工业。在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是比整个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官僚机构或国家机器更具有独立于经济基础的地位。但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的那样,归根结底,经济基础是决定性的。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采用武断的定义,将各种社会群体和次级群体描述为阶级 ,这掩盖了社会的真正阶级基础。而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从财产关系的角度来定义阶级的。如果认为他们作为管理者的职能能在某种程度上使官僚成为统治阶级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当然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定义毫无共同之处。官僚机构作为一个管理阶层确实在生产中发挥了作用,就像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一样。但两者有根本的区别,西方的经理人为工业的私人所有者(或为资产阶级国家工作,后者作为私人部门的婢女而运作)。他们即不拥有工业也不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作为管理者,他们有权获得马克思所说的“监督的工资”,仅此而已。在一个工人国家或是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中,管理者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过渡时期,熟练劳动者和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仍然会有差别。但斯大林主义官僚体系的特点是它吞噬了工人阶级所创造的财富的巨大部分,这与它的管理职能或“监督工资”毫无关系。

如果他们拿走更多的东西,那就像法西斯主义或波拿巴主义官僚机构消耗工人生产的部分剩余价值一样。但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通俗意义上的阶级,而是寄生阶层。“苏联官僚,在它的仲裁与调整的作用上,在它关心于保存社会阶层上,以及在它为个人的目的而利用国家机关上,它与任何其它官僚都是同样的,特别是和法西斯官僚一样。它又有很大的不同的性质。在任何其它制度之下,官僚还没有像在苏联那样达到脱离当权的阶级而独立的程度。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特权恰恰是从其生产职能(如生产职能)结束的地方开始的。事实上这些特权根本不是在生产领域产生的,而是在分配领域产生的。在普遍贫困的条件下,有必要决定谁得到什么。托洛茨基把这比作面包店外的排队。如果面包短缺且队伍很长,那么就会变得难以控制。需要一个宪兵来维持队伍的秩序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分到自己的那一份。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宪兵拿的比别人多的情况。这可能不会让人对宪兵产生最有利的态度,但这肯定不会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统治阶级!

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并不是像伯纳姆(James Burnham)、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吉拉斯(Djilas)、库伦(Kuron)和克里夫(Tony Cliff)(与资产阶级和工党右翼一起)所论证的那样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而是一个在生产过程中起不到任何必要作用的寄生阶级。正因为如此,从上层开始的有意义改革的可能被排除了。无知的波兰“异议“知识分子们则对以下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自由工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他们不被允许存在呢?事实上对于正常情况下的资本家来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即形式上的民主,允许工人享有一定的权利,但银行和垄断企业最终决定一切)是最经济、最安全的政府形式,远比法西斯主义或波拿巴主义下出现的国家的畸形浪费和掠夺要好得多。但在斯大林主义下,民主权利立即威胁到官僚机构的地位。形式上的民主和斯大林主义是不相容的。

托洛茨基非常坚定地认为官僚机构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在1937年与法国支持者伊万·克雷波的一次论战中,他解释说:

“这次他从《被背叛的革命》中的一句话中引出了他的惊人论据,大意是:‘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国家,而国家在某些方面又属于官僚机构’。“克雷波(Craipeau)欣喜若狂,如果生产资料属于国家,而国家属于官僚机构,那么后者(官僚结构)就成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仅凭这一点就成了占有和剥削阶级。克雷波的其余论点几乎是纯文学性质的。他带着反驳我的辩论气势再次告诉我们,热月的官僚机构是邪恶的、贪婪的、反动的、嗜血的等等。这是一个真正的启示!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是良善有道德的的!我们只是否认它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性质,也就是说,否定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托洛茨基,《再论苏联和保卫它的必要》(Once Again: The USSR and Its Defence))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强制的工具,是一个被美化的警察,但警察不是统治阶级。警察可以变得肆无忌惮,可以成为强盗,但这并不能使他们转变为资产、封建或奴隶主阶级。官僚机构作为寄生虫的特征表现在他们被迫假装自己不作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存在 。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官僚集团在苏维埃社会中,不仅在享有政治和行政特权的意义上,而且在拥有巨大物质利益的意义上都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但是,最大的公寓房屋,最肥美的肉排,甚至是洛尔斯·罗埃斯的汽车,都不能使官僚集团变成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托洛茨基评论道。(《苏联与第四国际(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

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工人民主被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权所取代。虽然政治形式与革命初期的形式有着根本的不同,但留下的是国有化的财产关系。正是这个事实——国有化计划经济的存在——决定了苏联的基本阶级性质。这是一个被官僚主义反革命弄得可怕畸形的工人国家。“一个肿疣可以发展到很大,甚至会扼杀活着的机体,但是肿疣决不会变成一个独立的机体。”托洛茨基说。同上,第19页)。

苏联官僚制与其他官僚制特别是法西斯官僚制相似,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法西斯官僚制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是一个衰落政权最骇人听闻的表现。斯大林主义官僚制建立在革命所建立的新的财产形式上,在整个时期内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直到最近,俄罗斯官僚机构还不得不捍卫作为其权力和收入来源的国家财产。仅仅是这个事实就使它能够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发挥相对进步的作用。然而即使在最好的时期,它仍然是工人国家的寄生增长物,是无休止的浪费、腐败和管理不善的根源。它具有统治阶级的所有恶习但没有统治阶级的历史美德。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假如波拿巴独裁的混账们等于独立阶级,就意味着苏俄的现状绝非阶级斗争进程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历史产物;假如克里姆林宫的趁火打劫和政治寄生行为等于科学意义的「剥削」,就意味着官僚层——作为必要的统治阶级——在经济系统内有独立的历史未来 ”(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毋庸置疑,苏联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种推动力不是由于官僚制本身,而是由于国有化的计划经济。官僚体制已经成为俄罗斯技术和文化发展的巨大障碍。苏联官僚体系充其量只在发展重工业方面起到了相对进步的作用,但却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与十月革命时期的国家除了国有权和计划权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旨在实行工人管理和控制工业和国家革命的一切成果都被废除了,官僚机构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所谓的选举是一场闹剧,一个政党的候选人经常以99%的选票当选——这在技术上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人们有时会搬家,甚至死亡)。工人阶级任由官僚机构摆布并被任意解雇、流放、逮捕、关进精神病院,以及极权主义国家使其人民保持在无所不在的恐惧状态中的所有其他方法。除了通常的镇压机关外,官僚机构还拥有一支由间谍、告密者和信使组成的军队,他们遍布每个车间、办公室、教室或公寓楼。

的确,在后来的几年里,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后进行了大的改革,从而导致了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服务的改善等等。但在任何时候,控制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官僚机构手中。因为所做的这些改革总是来自于上层,丝毫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基本关系,根本不存在任何工人民主的成分。

官僚集体主义?

斯大林主义的俄罗斯是否代表了马克思或列宁没有设想到的某种新的社会形式?显然,如果斯大林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是以和谐满足人的需求为基础的社会,那它代表了什么?有人看了看苏联的情况,被肃反审判、劳改营和畸形的陷害,以及政权的普遍极权性质所击退,得出了斯大林主义是一个新的剥削社会,有自己的官僚统治阶级的结论。对于这一结论,从“官僚集体主义”(布鲁诺·里兹和马克斯·沙赫特曼)到“国家资本主义”(托尼·克里夫)已有很多描述。但实际上这些概念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

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基础是俄罗斯斯大林主义政治反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与“普通”资本主义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官僚机构据称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苏联经济应该遵守资本主义的正常规律等等。然而这样的论点立即被发现陷入了一系列的矛盾之中。再往下看,我们必须指出,如果苏联是资本主义(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这对争论的实质没有实际的区别),那么它就必须有和资本主义一样的运动规律——即繁荣和萧条。无论怎么曲折变形,都找不到这样的现象。因此采用一种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我们在这里有一种资本主义,它成功地消除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没有失业的资本主义,能够不受生产过剩危机的干扰以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发展生产资料。

这样的结论必然要求我们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基本假设——如果它是真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整个设想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社会的阶级性质和过渡时期的理论的完全误解之上。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展开的一般设想,从总体上说无疑是正确的。但事实总是具体的,仅靠理论上的一般原理去理解复杂的、矛盾的社会现是不可能的。这些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和出发点,但人们只有通过对事实和过程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全方位地把所有的矛盾倾向找出来才能把握事物本身的本质。相比之下,试图整理事实来证明一个先入为主的定义则必然会带来以流产而告终的结果。

各种各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它的完全武断性。它非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导致大量的新矛盾。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主义解释为畸形的工人国家,是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形式,如此简单和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与我们在苏联从列宁去世到柏林墙倒塌所目睹的一切紧密对应。我们接受这个观点就不需要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有这些观点才能为我们提供科学的认识和新形势下的行动指南。

不可能通过抽象的定义和形式逻辑来把握生存和发展的过程。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

“庸俗思想的根本缺点就在于它情愿满足于某一实体的不动的印象,而这一实体却是永恒运动的。辩证法思想借助于较亲切的近似,校正,具体化,而给概念以一个丰富的内容和弹性;我甚至还要说它给概念以一种永远新趣的性质,这一性质在某一程度上使它们切合活生生的现象。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在发展的某一定阶段上的某一定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一般的工人国家,而是受帝国主义包围的落后国度中的某一工人国家等等。”(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由来已久。里兹和沙赫特曼于50多年前提出了苏联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里兹在他的《世界官僚化》一书中解释说:“在我们看来,苏联代表着一种由新的社会阶层领导的新型社会:这是我们的结论。集体化的财产实际上属于这个阶级,它引进了一种新的——而且是优越的——生产制度,剥削从个人转移到了阶级。”(B.里兹,《世界官僚化》,第31页)。

他在他处又说:“在我们看来,在苏联,财产所有者是官僚,因为是他们掌握着武力。像在资产阶级中一样控制经济,像在所有剥削阶级中一样把利润据为己有,是他们确定工资和商品价格:再一次,是官僚。(同上,第56页。)里兹最后说:“剥削完全是在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发生的...。俄国工人阶级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他们只是奴隶。它在经济实质上和社会表现上都是一个奴隶阶级。”(同上,第72-4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后来得出结论说,在生产发展提高的基础上,这种官僚集体主义将最终导致“无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

此外,他还把希特勒的德国也归入官僚集体主义。里兹的整个论点是完全不科学的,从拥有生产资料的意义上讲,苏联官僚并不是财产所有者。他们没有股票或股份,他们也不能通过继承来传承任何财产。他们当然不会像罗马的奴隶主拥有他们的奴隶那样拥有工人阶级,这样的阶级社会怎么会发展成社会主义至今仍是一个谜。然而这些荒诞不经的想法被詹姆斯·伯纳姆采纳了,以《经理人革命》一书成名的他,将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和小罗斯福的新政划上等号。伯纳姆还因公开主张对苏联发动原子战争而声名狼藉。归根结底,这一切都反映了一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因工人阶级的失败而产生的深深的悲观和绝望。官僚集体主义的概念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是这一层人心情的表达,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对未来噩梦般的憧憬则最生动地传达了这种情绪。

沙赫特曼在1940年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后,也采用了官僚集体主义理论。沙赫特曼说:“它残酷地实现了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的所有伟大的社会主义科学家的预言,即资本主义一定会因为无法解决自身的矛盾而崩溃,人类面临的选择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不如说是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那种新的野蛮主义。”(沙赫特曼:《官僚革命》,第32页。)沙赫特曼还坚持认为苏联的工人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官僚国家的奴隶。尽管如此,在当时,他认为这种官僚集体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进步。

根据沙式的组织——工人党——在1941年大会上通过的关于俄罗斯问题的决议:“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官僚集体主义国家是一种反动的社会秩序,相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它在历史上是比较进步的。”这实际上是沙赫特曼试图为自己向美国小资产阶级公众舆论的妥协辩护 ,因为美国小资产阶级的舆论在1939年以后已经变得非常反斯大林主义。最后他进一步向右转,最后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者。官僚集体主义的理论后来作为对苏联的描述而被废弃。

另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在某些方面继续被提出。其近代阐释者是克里夫在其《俄罗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部作品是基于1948年6月出版的早期版本《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本质》。鉴于其理论上的缺陷,以及当时我们自己对这部著作的批评,其论点后来被修改 。克里夫最初认为俄罗斯在1928年,也即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经历了从畸形的工人国家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变,因为可以确凿地“说,随着五年计划的实行,官僚机构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由剩余价值构成”。克里夫《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本质》,第45页)。

然而克里夫清楚地认识到,从1920年起,官僚机构已经合法和非法地消耗了工人阶级生产的大部分剩余价值之后,这个关键的论点被放弃了。正如马克思所正确解释的那样,在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将被用于迅速建立工业,从而为最迅速地过渡到平等,然后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做好准备。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坚持认为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因此而改变,克里夫毫不客气地放弃了这一论且没有任何解释,后来又发展了新的论点来试图加强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这一切总结了他过去40多年来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折衷主义方法。

托洛茨基论“国家资本主义”

官僚集体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被托洛茨基推翻。托洛茨基理解斯大林主义的首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方法。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远非像克里夫所说的那样僵化和形式主义,而是严格地辩证地看待斯大林主义,一丝不苟地研究过程中每一阶段所展开的矛盾特征。对他来说,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要复杂且复杂得多。他并不是在寻找符合形式逻辑规律的漂亮而整洁的范畴,而是在寻找苏联内部实际发生的矛盾现实。

克里夫的方法则完全不同。他以一种极为肤浅的方式考察了俄罗斯斯大林主义的表面特征,然后与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做了肤浅的类比,而不了解苏联的真实性质及其内部发生的矛盾过程。毫无疑问,它与资本主义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区别。克里夫断言:“在俄国,强迫工业化的恐怖,残酷的农民集体化,剥夺工人组织工会或罢工的权利,警察的恐怖,所有这些都是空前的资本积累速度的副产品。” (克里夫和哈曼《Russia: From Workers' State to State Capitalism》p11)。斯大林主义的这些特征是存在的,但它们并不是由于某些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造成的。

托洛茨基解释说,这些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作的结果,而是源于斯大林官僚体系试图通过追赶西方来巩固其特权地位的行动。其他官僚机构也有类似的无情而残酷的行为——例如,寻求世界统治的纳粹官僚机构,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该政权的阶级性。考虑到克里夫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方法,他看似正确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们对斯大林统治下俄罗斯的阶级性质以及今天的阶级性质的分析不同于托洛茨基所作的分析。”(同上,第12页)问题是托洛茨基的方法和分析是正确的,而克里夫是错误的。

尽管克里夫同志断言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是一个新的阶级,但在他的论文中却没有在任何地方真正分析或举出证据来说明它为什么和如何构成资产阶级,而不是一种新的阶级。这不是偶然的,它源自于方法。从先入为主的国家资本主义观念出发,一切都人为地融入了这个观念。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理论方法运用到俄罗斯社会的运动和发展过程中去,而是在著作中搜肠刮肚地收集引文并企图将其压缩拼凑成一种理论。

克里夫没有在文献中的任何地方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准:新的社会形态是否导致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生产力的物质发展为历史进步的动力的。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的制度不是主观上决定的,而是根植于生产本身的需要。上层建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而且仅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艺术、科学。诚然,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那样,上层建筑对生产有重要的次要影响,甚至在一定限度内也会发展出自己的独立运动,但归根结底生产的发展是决定性的。

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虽然工业革命带来恐怖,虽然非洲的黑人被奴役,虽然工厂里有童工,虽然征服战争遍及全球,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因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马克思指出,如果没有奴隶制,不仅是古代的奴隶制,而且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时代的奴隶制,现代生产的发展就不可能。没有这一点,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准备好。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给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的一封信中写道:

直接奴隶制也象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紊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马克思致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

当然,马克思对恐怖的奴隶制和工业革命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说因为他写了上述内容就认为他赞成奴隶制和童工,那是对马克思立场的严重歪曲。同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反驳:支持苏联的国有制是等同于为斯大林政权的奴隶营和其他罪行辩护。马克思在普法战争中对俾斯麦(Bismarck)的支持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尽管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及其政权的反动性,但由于德国的国家统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对普鲁士和法国的战争给予了批判性的支持。其基本标准是生产力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其他一切都源于此。

对俄罗斯社会的任何分析都必须从这个基础出发。一旦克里夫承认虽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衰落和腐朽,但俄罗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仍然保持着进步的作用,那么从逻辑上讲,他将不得不说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的下一个前进阶段,或者至少是落后国家的下一个前进阶段。矛盾的是,俄罗斯资产阶级并没有能力完成西方资产阶级所完成的任务,因而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我们认为在俄罗斯的体制是(由无产阶级革命带来的)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很明显,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而是纯粹是资本主义新更高阶段的诞生阵痛。克里夫自己从马克思那里引用了一句话:任何社会在它的一切可能性都用尽之前都不会从舞台上消失。但是这如果表明如果他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一个新的时代,亦即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就会在我们面前开启。这也会让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观点变成是错误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将不得不从头到尾进行修改。

“一个掌握政权的工会”

在对待“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拜物教,它甚至会影响到革命运动——改变一个事物的名称,就会改变它的本质!托洛茨基把它形容为“术语激进主义”。但把这些标签贴在斯大林主义的现象上并不能改变政权的性质,这种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事实上,如果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集体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就成了乌托邦。让我们从基本命题出发,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任何社会都不会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直到它用尽了它内部的一切潜力之前。在整个历史时期,苏联政权取得了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得多的前所未有的进步。我们按照国家资本主义鼓吹者的说法,在1917年进行的新无产阶级革命来把经济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但这是很荒谬的。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有人企图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掩盖苏联政权的谜团。这个术语的优点是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含义。”(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在财产形式的转变中找到了工人国家的证明,而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则找到了相反的证明。他们可能会争辩说,除非工人阶级直接控制国家,否则国家不可能是工人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得不拒绝承认俄罗斯曾经有过工人国家的观点,除了可能在十月之后的头几个月里,即使在这里也必须重申,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阶级先锋队的工具即党来实现的,在党内是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最好的条件下,这将以国家内部和党内的最大民主来实现。但专政的存在本身及其实现社会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已经证明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在国家内部和党内得到反映。党不比国家,可以自动地、直接地反映本阶级的利益。列宁不是没有想到工会是工人保卫国家的必要因素,也是保卫国家的堡垒。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用形式主义思维代替辩证分析的结果。这种理论的拥护者把自己建立在纯粹的抽象的基础上——一般的工人国家,而不是在可怕的落后、贫穷、文盲的条件下形成的真实的工人国家,一个唯物主义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无产阶级虽然是社会中最单一的阶级,但它并不是完全单一同质的。阶级的不同层次——有技能的和无技能的,落后的和先进的,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等都存在着重要的差别。根据具体情况,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可以发生同样的过程。

资本主义下的工人组织的历史,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工人不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会经历一个官僚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有益的类比。托洛茨基在最后的分析中把工人国家比作已经掌握了政权的工会,经过长期的罢工,在看不到胜利的情况下开始陷入无动于衷和冷漠的状态。同样在经过多年战争、革命和内战的俄罗斯,工人们已经筋疲力尽。渐渐地陷入了无动于衷的状态。苏联、工会和其他工人权力机构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变得官僚化。在法国大革命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过程,尽管阶级内容不同 。如果说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特别是通过其领导层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外来压力下堕落,那么为什么工人建立的国家不可能遵循类似的模式呢?为什么国家不能脱离阶级而独立,同时(为了自己的利益)捍卫革命所创造的新经济形式?在现实中,人们发现,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过渡远比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所能预见的要复杂得多。

正如任何其他阶级或社会形态一样,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在过渡到统治阶级的过程中获得了顺利通过的特权,从而在社会中无痛而平静地消失,也就是说消失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可能的变体。但社会民主主义和苏维埃国家在给定条件下的变质完全不是偶然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个阶级、它的代表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历史上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不止一次感到懊悔。换句话说,它反映了作为历史多样性决定因素的背景:经济。

将列宁的广义观点与国家资本主义阐释者的机械论观点进行对比。列宁一再强调要研究过去各个时代的过渡时期,特别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以便了解俄罗斯的过渡规律。他会拒绝接受这样的观念:从十月发出的国家必须遵循一个预设的规范,否则就不再是一个工人国家。列宁很清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领导层没有神赐的权力,一旦资本主义被推翻,它就会毫无矛盾地顺利地通向社会主义。这必然是国家资本主义支持者断然规定的康德准则所必须得出的唯一结论,这也就是为什么列宁事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条件下会有巨大的差异。

然而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的专政体现为一个人的专政。一个阶级可以通过一个人的个人统治。事后克里夫很愿意接受这种适用于资产阶级的观念,但从他的论证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发展在无产阶级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的统治意味着专制主义,意味着专横的独裁,意味着归属于一个人的没有政治权利的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的利益归根结底是他所代表的。但列宁这样评论只是为了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通过一人专政来实现。列宁并没有发展这种观念,但是根据今天的俄罗斯和东欧、中国、古巴和其他畸形的工人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深化对社会现在和过去发展的理解认识。

在某些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可以采取一人专政的形式。我们谈论的不是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而是国家与其所代表的阶级分离后可能产生的扭曲。这意味着国家机器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独立于它的基础,从而获得自己的既得利益,对它所代表的阶级是敌视和陌生的,斯大林主义俄罗斯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我们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时就会发现,一个人的专制在一定的社会矛盾下是为这个社会的发展需要服务的。这一点从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统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但虽然这两个人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但到了一定阶段,资产阶级专制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变成了阻碍资产阶级生产全面自由发展的因素。

然而,专制主义的独裁政权并不会随之毫无痛苦地消亡 。在法国和英国,在资产阶级专制制度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前,需要进行补充性的政治革命。但如果没有资产阶级民主,生产力在资本主义下自由而充分地发展到极限是不可能的。如果说这适用于资产阶级的历史演变,那么对于一个落后的、孤立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堕落为斯大林——一个人的专政,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为了使俄罗斯无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进行一场新的辅助性、补充性的政治革命,把波拿巴无产阶级国家变成工人民主国家,而这完全符合过去的经验。正如资本主义经过了许多暴风骤雨式的矛盾阶段(我们的时代已经证明,我们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些阶段)一样,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俄罗斯无产阶级的统治也是如此。同样通过相互的反应,东欧和中国也经历了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阶段。

认为工人国家总是像圣母玛利亚一样“一尘不染”,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以完美的工人民主古典形式出现,否则就必须被武断定为“新的阶级国家”,这种奇特的观念是一种神秘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毫无关系,它是抽象的、形式化的思维的产物。事实上我们正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阶级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找到了对斯大林主义堕落的解释,而不是在超历史的抽象中。

事实上即使是现在,俄罗斯国家的阶级性质也没有得到决定性的确定。但空洞而肤浅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角们至少没有能力阐明前苏联正在发生的进程。如果目前朝着资本主义复辟方向的行动被证明是不成功的,那么从长远来看,在经历了许多动荡和灾难之后,经济因素(财产关系)将被证明是决定性的。这是一个哪种财产形式最终会占上风的问题——国有化还是私有财产,这场斗争仍在进行 ,但结果还没有决定。当然,如果我们接受俄罗斯在过去60年或70年里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即使是"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这只是一个小细节,我们不应该对此过于关注。

俄罗斯工人阶级经过痛苦的经历已经明白国有化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俄罗斯矿工们正在对莫斯科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罢工。越来越多的工人认识,必须捍卫国有化工业的剩余部分以抵御新生资本主义阶级的掠夺。这是否意味着对官僚机构的某种屈服?完全不是!俄罗斯工人将用他们自己的方法,罢工、示威、总罢工,同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这样做就很快会重新发现过去的伟大革命传统。但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认识到必须对资本主义反革命的直接威胁进行全面的斗争。

他们在斗争中堵住了资本主义反革命的道路后将获得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和必要的觉悟,从而能够在更高的层次上推翻官僚体制并组织健康的工人民主。这样的发展不会回到1917年苏维埃国家弱小和贫困的地位。在过去国有化计划经济的成就所带来的技术和科学进步的基础上,他们将能够立即下令普遍缩短工作周。在一个或最多两个五年计划内,在群众的民主控制和参与下,整个形势将得到改变。按照目前的发展水平,应该很快就可以实行32小时工作周,然后再进一步减少工作时间,普遍提高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那么工人的国家就会或多或少地符合马克思和列宁所制定的理想准则。

今天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关于苏联阶级性质的辩论不是一种学术活动,而是具有非常严重的实际后果。托洛茨基曾警告说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错误理论的倾向有可能成为“帝国主义的被动工具”。但在俄罗斯和东欧恢复资本主义的行动中,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却发挥了可以想象的最恶劣的作用。克里夫及其支持者理论见解的单薄和缺乏表现在,他们完全无法解释在我们眼前展开的俄罗斯的进程。用一句陈腐、轻率的话来否定整件事,说官僚机构只是“横着走了一步”!,典型的是,这句话对俄罗斯前后的社会制度没有任何解释。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生产关系、国家阶级性质或正在发生的反革命的社会内容,这是合乎逻辑的。在否认了国家所有制的革命意义之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捍卫者们实际上不得不否认正在发生的反革命!因此在关键时刻,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不仅在理论上破产而且在实践中是灾难性的。

克里夫在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认为托洛茨基对苏联阶级特征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他认为托洛茨基的分析“有一个严重的局限性——对形式主义的保守执着,而形式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与形式服从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克里夫:《俄罗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第145页。)克里夫的另一位著名同事哈拉斯(Duncan Hallas)也支持这种观点,他说:“托洛茨基对1927年以后苏联阶级斗争的分析,显然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克里夫等:《第四国际、斯大林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者的起源》,第8页。)再者: “毫无疑问,到1928年,一个新的阶级已经在俄罗斯取得了政权...”克里夫理论的另一位支持者哈曼说:“左翼反对派对自己所要争取的东西远未明确。托洛茨基直到临终前还认为要追杀他和谋杀他的机器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宾斯,克里夫和哈曼,前引书,第35页。)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抵制斯大林主义,但哈曼称,他们“自己关于俄罗斯的理论使这一任务更加困难...”(同上,第36页。)

早在1936年,托洛茨基就在一份精彩的推论中预言如果工人不夺取政权,官僚制则必然会转向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那么国家资本主义的倡导者呢?恢复个人所有制的举动让这些女士和先生们完全措手不及。除了工业的非国有化和废除计划之外,他们还能提出什么替代办法呢?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俄罗斯工人阶级利益的重要问题。有必要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这与国家资本主义如何对接?

尽管西方所有的资产阶级评论家和资产阶级报刊都明确支持资本主义复辟的行动,但哈曼却声称,“从命令经济走向市场,既不是前进,也不是后退,而是从一种资本主义剥削组织方式走向另一种资本主义剥削组织方式的侧面”!(C. Harman and E. Mandel, The Fallacies of State Capitalism, p.79.(哈曼和曼德尔:《国家资本主义的谬误》,第79页。)对克里夫来说,“私有化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接受资本主义反革命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立场是相当符合逻辑的。姗姗来迟的是,他们现在说他们就像他们反对西方的私有化一样反对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尽管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仍然是个谜。“国家资本主义”究竟是进步的吗?就这样,这个立场的拥护者越来越糟糕!由此产生的矛盾至少在其中一些问题上没有被忽视。1990年在他们暑期学校的一位主要的演讲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托洛茨基“对国有化经济有某种盲目崇拜”。对国有化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方向运动的先决条件这一概念本身提出质疑,这实际上是隐含在他们的整个立场中的。但我们应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

如果国有化是“无关紧要的”,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只是“横跨一步”,那为什么要反对呢?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否接替国家资本主义应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当然对于受到私有化威胁的工人来说,事情看起来并不那么简单!但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完全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因此唯一一致的立场就是完全中立。(这也适用于西方的私有化问题。)然而这一理论的支持者最不能被指责的就是一致性!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捍卫过去的成果是每一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基本职责。俄罗斯革命仅存的历史性成果是国有化计划经济。叶利钦的亲资产阶级政府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推动下,正企图破坏国有化经济,分裂它 ,并通过私有化出售。如果他们成功了,这将代表十月革命的成果被完全消除,这将意味着破坏畸形的工人国家,建立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毕竟是俄罗斯新生资产阶级和西方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情况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却企图把事情弄得天翻地覆并播下最大的混乱。

自十月革命成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捍卫着在捍卫革命产生的国有化产权。我们不支持斯大林主义反动或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政策。这些政策非但没有保卫革命而是在协助削弱和破坏革命。最终如托洛茨基所设想的那样,官僚机构将通过资本主义复辟来巩固其地位。这就是过去六年多来在俄罗斯和东欧所发生的事情。对克里夫及其支持者来说,国家资本主义不仅存在于苏联、东欧和其他废除了私有财产的斯大林主义国家,而且显然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很普遍。用哈曼的话说,“国家干预在许多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走得更远,因为在这些国家,单个资本主义集团太弱小了,无法阻止国家对工业经济部门的支配”。他举了埃及、叙利亚、巴西、阿根廷、西班牙、爱尔兰和南朝鲜的例子作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它[国家]的行为很像东欧国家......哈曼说。“从193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趋势的表现,在容易发生危机的经济体诉诸行政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干预。然而资本主义历史的这一阶段已接近尾声。国家仍在干预,但效果越来越差。在西方,这意味着经济衰退的回归,而在东方,这意味着官僚机构越来越难以避免走上同样的道路。”(哈曼(Chris Harman ):《1945-83年东欧的阶级斗争》,第327页)。

哈曼扭曲事实以适应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像佩隆(Perón)的阿根廷和纳赛尔(Nasser)的埃及这样的国家不是新兴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利用帝国主义时代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国家干预来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使其免受帝国主义大国的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考虑到国家干预的程度,用哈曼的逻辑,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将具有普遍性!看来冷战和苏联与西方的敌对关系只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处于铁幕的两边,而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如果两者基本相同,何必大惊小怪,外交和军事关系紧张和搞军备竞赛?

“我们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苏联的崩溃和俄罗斯最初对美国的定位?克里夫在莫斯科的合作者戴夫·克劳奇(Dave Crouch) 问道。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尽管国际上所有的资产阶级评论家都这么说。‘没有向美国人“投降”’。1989年以后,当俄罗斯统治阶级不再因民众对其造成的失败而踌躇不前时,它开始加强自己在国内外的地位。冷战后俄美之间大秀友谊对双方都是必要的。克里姆林宫需要说服它的人民并让他们相信,过去的坏日子已经过去了,改革将把他们带向富裕的市场未来。”(《国际社会主义》第66期,1995年春,第12-4页。

你能有多糊涂?根据克劳奇的说法,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导致了“国内外”国家资本主义的加强!克劳奇虽然身在莫斯科,但显然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他没有看到生产力的崩溃、混乱、民众的苦难、政治动乱、军事灾难已经降临到俄罗斯人民头上。不,不仅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而且通过某种只有克劳奇才明白的神秘手段,前政权实际上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在这里,他们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了科幻小说的领域。

显然俄罗斯和东欧的“国家资本家”为了克服自己的问题,被迫转向更传统的市场资本主义形式。换句话说,俄罗斯和东欧的动荡纯粹是资产阶级不同阶层要解决的“战术”问题。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关键音符——私有化被认为是某种诡计,因为所有权根本没有真正转移,出售股份只是“国家资本家”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按照这些先生们的说法,社会主义者不能用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来反对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种立场导致克里夫在朝鲜战争期间保持中立,当时北朝鲜这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受到帝国主义攻击。但在越南战争中,由于学生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压力,支持“国家资本主义”北越反对美帝国主义成为一种时髦。今天捍卫前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以对抗反革命已经不时髦了,但支持罗马尼亚学生要求恢复资本主义却是时髦的。

生活总是对一个错误的理论进行报复,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的人为理论建设如今都成了废墟。然而他们并没有诚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试图紧抓残骸不放。他们现在试图坚持认为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这立即使他们陷入了一个小错误——无法区分革命和反革命!根据克里夫的理论,他们的革命和反革命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在今天的俄罗斯是不可能的。既然官僚机构“拥有国家”并扮演着与资产阶级同样的角色,那么区别在哪里呢?从这个角度看国有财产是否私有化是个无所谓的问题,因为都是“资本主义”!因此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如果被今天的俄罗斯工人所接受,那么在新生的资产阶级面前就会彻底解除工人的武装。光是这个事实就足以强调理论的极端重要性,理论迟早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

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中明确的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当然,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并不等于它一定会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可以给社会主义(即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力)奠定最主要的基础条件。如果有人以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不会给群众创造福祉为借口,而拒绝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的话,那就等于以房子没有墙壁和天花板就住不了人为借口,而拒绝打下坚实的地基。凡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无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有多么微不足道,如果不去保卫它们的话,彻底的解放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保卫计划经济这一重大的革命成果,并阻止资本主义关系的复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愿守住旧阵地的人,是拿不下新阵地的。”(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大战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宣言

注释

[1]译者注:这里并不意味着在西方革命成功之前就不能够采取一定的建设,但是这种建设在一个国境内,尤其是落后的国家内,终究会达到一定的极限。

[2]译者注:《列宁全集》中文版将最后这句话翻译为“其次,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然而列宁全集英文版则是指出“bureaucratic distortions“,因此应该被译为”扭曲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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