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由艾伦 · 伍兹和泰德 · 格兰特就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处理民族问题的讨论所撰写的4部分文件。民族问题历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中心地位。列宁的一些著作也特别详细地论述了这一重要问题。诚然，如果没有对民族问题的正确分析，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在1917年成功掌权。本文回顾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并将其应用于当今的情况。（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00年2月25日。由于中文内的“民族”一词夹杂着复杂且不精确的意涵，却通常成为“Ethnic group”（族群）和“nation”（国族）这两个相当不同词汇的中文翻译。现今通用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文译本也通常直接将“National Question”翻译成“民族问题”。为表达清晰歧见，译者将在以下译文内斟酌使用“民族”和“国族”两词。译者：k2e4z7x9）

序言

民族问题，即对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压迫问题，从资本主义诞生到今天，一直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地位。特别是，列宁的著作对这一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并且仍然为我们处理这一最复杂、最具爆炸性的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诚然，如果没有对民族问题的正确评价，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在1917年成功掌权。只有把自己放在社会所有被压迫阶层的前沿，无产阶级才能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推翻压迫者统治所必需的群众力量。如果不了解沙皇帝国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和愿望，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会受到严重破坏。

阻碍人类进步的两个基本障碍，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另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尽管这个等式的前半部分已经足够清楚，但是后半部分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应有的关注。今天，在帝国主义衰落的时代，当一个正在衰败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尖锐矛盾达到最无法忍受的极限时，民族问题又一次在各地抬头，造成最悲惨和血腥的后果。它远非如无望的改良派所想象的那样，作为人类发展的一个过时的阶段和平地退居幕后，而是获得了一种特别恶毒的形式，有可能将整个国家拖入野蛮状态。解决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巨大、最强盛的国家——能够经受住世界市场的碾压性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年前预言的资产阶级所描述的全球化现象，现在几乎以如实验室般的准确度实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在过去20年里，国际劳动分工大幅度加强，世界贸易大幅度发展，达到了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无法想象的程度。世界经济的结合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一个最进步的发展，因为这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现在已经建立。

世界经济的控制权掌握在2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手中。资本的集中程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每天有1.3万亿美元的国际交易跨越国界，其中70% 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随着时间的推移，巨大的垄断企业开始与其他巨人（垄断企业）进行殊死搏斗。这些行动花费了巨额资金，把难以想象的权力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公司手中。他们的行为就像凶猛而贪得无厌的食人族，为了追求更多更大的利润而互相吞噬互相残杀。在这场食人狂欢中，工人阶级总是输家。合并刚刚发生，总部就宣布了新一轮的裁员和关闭，并对员工施加了无情的压力，以提高利润率、股息和高管薪酬。

在这种背景下，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获得了一个非常现代的意义。列宁解释说，帝国主义是大垄断和信托时期的资本主义。但与今天的情况相比，列宁时代的垄断程度似乎是小儿科。1999年，跨境收购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5100起。此外，与1998年相比，交易额增长了不少于47%，达到798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有了这样惊人的数额，就有可能解决世界上大多数的贫困、文盲和疾病等紧迫问题。但是，这是以存在一个理性的生产体系为前提的，在这个体系中，多数人的需要优先于少数人的超额利润。这些巨型跨国公司的巨大影响力日益与资本主义国家融合在一起，产生了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Mills） 所称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现象，这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完全地彻底地主宰着世界。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显著的矛盾。在全球化的基础上，资产阶级，特别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小资产阶级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实际上民族国家已经不再重要了。这并不新鲜。这与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所谓“超帝国主义”理论相同，当时他实际上主张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将逐渐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会再有战争，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会使民族国家变得多余。今天，英国修正主义理论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也提出了同样的理论。这位已经投靠了工党右翼的前斯大林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短暂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历史上也提出过同样的论点。他们试图通过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然而，恰恰在此时此刻，当世界市场已成为地球上的主导力量时，民族对立在各地都具有了凶猛的特征，民族问题远没有被废除，反而处处具有特别激烈的毒害性。

随着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超越了私有财产和民族国家的狭隘界限。今天的民族国家所起的作用与资本主义兴起前的小地方王公贵族和国家大致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写道：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发展到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使垄断代替了竞争，创造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摘自《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谁不明白这个基本真理，谁就不仅无法理解民族问题，也无法理解当前时代的一切最重要的社会现象。

近百年来的整个历史就是生产力反抗民族国家狭隘疆域的历史。由此产生了世界经济——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危机，和世界大战。因此，霍布斯鲍姆斯教授所描绘的关于民族矛盾正在消除的世界的图景是一种空想。恰恰相反。随着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民族问题不再局限于前殖民地国家。它也开始影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一些似乎已经解决的地方。在比利时这个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瓦隆人和佛兰芒人之间的冲突开始充满剧毒，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比利时的分裂。在塞浦路斯，我们有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民族对立，以及希腊和土耳其之间更广泛的冲突。最近巴尔干半岛的民族问题已经把欧洲拖到了战争的边缘。

在美国存在着对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种族歧视问题。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我们看到对移民的歧视和种族主义攻击。在前苏联，民族问题导致一个又一个国家陷入战争和内战的血腥混乱。在英国，资本主义存在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长，民族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不仅在北爱尔兰，在威尔士和苏格兰也是如此。在西班牙，我们有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的问题。最特别的是，在意大利统一一百多年后，北方联盟以北方自决为由，提出了分裂意大利的反动要求。一个无法逃避的结论是：任何对民族问题的忽视将会是极度危险的。如果我们要成功地改造社会，我们就必须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审慎、明确和正确的立场。为此，我们向工人和青年，向社会主义党和共产党的普通成员发出呼吁，他们希望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便为改变社会而斗争。为此，我们献上以下的拙作。

第一部分： 历史上的民族问题

“如果姑且不论尼德兰人争取独立的斗争和英格兰的岛国命运，那么西欧资产阶级民族形成的时代就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而且是大体上花了100年的时间，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而完成。”（《俄国革命史》）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自然的东西，因此植根于遥远的过去，甚至植根于男人和女人的鲜血和灵魂中， 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现代的创造，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只存在于最近200年。唯一的例外是荷兰，16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反对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形式进行的，而英格兰则是因为它作为岛国的独特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洲其他国家早（从14世纪晚期开始）。在此之前没有国族，只有部落、城邦和帝国。把后者称为“国族”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人们经常这样做。一位威尔士国族主义作家甚至提到“威尔士国族”ーー在罗马入侵不列颠之前！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当时的威尔士是一个部落聚集地，与其他部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部落居住在现在称为英格兰的地方。民族主义作家试图制造“民族”（尤其是他们特定的民族/国族）一直存在的印象，这是一种有害的特质。事实上，民族国家是一个历史演化的实体。它并不总是存在，也不会永远存在于未来。

事实上，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建立的，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它必须打破地方限制，小地方有地方税、收费公路、独立的货币系统、独立的度量衡。下面的摘录来自罗伯特·海尔布鲁诺，他非常生动地描述了1550年一位德国商人的一次旅行：

“安德烈亚斯·瑞夫（Andreas Ryff），一个留着大胡子、穿着毛皮大衣的商人，要回巴登城的家了；他给妻子写信说，他已经逛了三十个市场，屁股都被马鞍给磨破皮了。他更被当时的各种繁琐所困扰；在旅行中，他大约每隔十英里就会被拦住一次，交纳关税；在巴塞尔和科隆之间，他要交纳三十一次征税。

“還不只這些。他访问的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规章制度，自己的法律和秩序。仅在巴登周边地区，就有112种不同的长度单位、92种不同的谷物单位、123种液体单位、63种酒单位和80种不同的磅重单位。”（《世俗哲学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p. 22）

推翻这种地方特色主义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将生产力集中到一个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一项巨大进步的历史任务。 这场革命的基础是在中世纪后期，即封建制度衰落，资产阶级和逐渐确立其权利的城镇崛起的时期。中世纪的国王们需要钱来进行他们的战争，并且被迫依靠不断增长的商人和银行家阶层，比如富格尔家族和美第奇家族。但是，市场经济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当时存在的只是资本主义的雏形，以小规模生产和地方市场为代表。人们还不能谈论一个真正的国家市场或国家。诚然，一些现代欧洲国家的要素已经有了轮廓，但这些国家还处于未发展的阶段。虽然法国是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逐渐形成的，但这些斗争具有封建王朝性质，而不是真正的国族性质。在战争中作战的士兵更多地效忠于他们的地方领主而不是法国国王，尽管存在一个共同的领土和语言，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布列塔尼人，勃艮第人和加斯科尼人，而不是法国人。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一个真正的国族意识才逐渐地、痛苦地出现。这一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货币经济以及以中世纪晚期英国羊毛贸易为代表的国家市场的逐渐兴起是平行的。封建主义的衰落和专制君主制的兴起，出于自身的目的，鼓励资产阶级和贸易，加速了这一进程。正如罗伯特·海尔布鲁诺（Robert Heilbroner）所言：

“首先，欧洲逐渐出现了国家政治单位。在农民战争和君主征服欲的打击下，封建主义早期的孤立存在让位于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君主制带来了国族精神的发展； 反过来，这意味着皇室对有利产业赞助，比如伟大的法国挂毯工厂，以及军队和军队及其所有必要的附属产业的发展。困扰上述的安德烈亚斯·瑞夫和他的十六世纪旅行商人同伴们的无穷无尽的规则和规章制度，让位于国家法律、共同的衡量标准和或多或少的标准货币。“（同上，p. 34）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问题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有关的。严格地说，民族问题并不构成社会主义纲领的一部分，因为它本应由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解决。首先是资产阶级建立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革命和进步的发展。这不是和平和不经过斗争就能实现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国家——荷兰——形成于16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这场革命的形式是反对帝国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战争。在美国，它是在18世纪的民族解放革命战争的基础上发生的，并在1860年代通过一场血腥的内战得到巩固。在意大利，这也是通过民族独立战争实现的。德国的容克贵族俾斯麦以反动手段，在战争和“铁血”政策的基础上，完成了统一德意志这一当时的进步的任务。

法国革命

现代欧洲民族国家（除了荷兰和英国以外）的建立始于法国大革命。在这一点上，民族国家的概念与王权的概念是相同的。民族是统治君主的财产。这种直接从封建主义继承下来的陈旧的法律制度，同资产阶级兴起的新情况发生了直接冲突。为了征服权力，资产阶级不得不提出自己是人民的代表，即民族的代表。正如 罗伯斯庇尔所说： “在贵族国家里，除了贵族家庭夺取了主权之外，‘民族’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国家才是组成国家的所有个人的真正祖国。”（引自 卡尔（E. H. Carr），《布尔什维克革命》（The Bolshevik Revolution），第一卷，p. 414.）

法国革命的首要原则是最坚定不移的中央集权。这是它在与得到整个欧洲支持的旧政权的生死斗争中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共和国，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旗帜下，法国大革命首次将法国统一为一个国家，抛开了所有的地方特色主义和布列塔尼人、诺曼人和普罗旺斯人的分裂主义。另一种选择是革命本身的瓦解和消亡。旺代河的血腥斗争，既是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也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波旁王朝的倒台给了整个欧洲的民族精神以强大的推动力。在第一个时期，革命人民成功地推翻了旧的封建君主专制的例子，对各地的革命和进步力量起到了鼓舞和促进作用。后来，法兰西共和国的革命军队被迫向欧洲列强发起进攻，这些列强在英国和俄国沙皇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粉碎了革命。革命军以惊人的武力壮举，成功地击退了各条战线上的反动势力，从而向世界展示了革命人民和武装民族的令人震惊的力量。

革命军队到处都带着反抗的精神，必然要把革命的信息带到它所占领的领土上去。在革命的上升阶段，法国公约的军队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现在欧洲人民面前。为了在这场与旧秩序的巨大斗争中取得胜利，他们不得不号召群众进行同法国一样的革命变革。这是一场革命战争，前所未有的革命战争。法国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人权宣言》的革命信息无处不在，是宣告封建和君主制压迫结束的战斗口号。正如大卫·汤普森（David Thompson）所指出的：

“他们（法国人）确实得到了当地土著支持者的帮助，他们工作中具有破坏性的一面常常受到欢迎。只有当人们发现法国统治者的苛刻程度丝毫不亚于他们过去的政权时，他们自治的理念才开始被激发。人民的主权应该导致民族独立的想法是法国占领的间接结果； 它最初的意思是废除特权和普及权利，只是由于征服的结果，才融合到这个新的含义中。法国革命者有意传播自由主义，但无意中却创造了国族主义。“（David Thompson，《拿破仑之后的欧洲》（Europe After Napoleon），p. 50）。

法国大革命的疲惫和衰败产生了拿破仑·波拿巴的专政，正如孤立的俄国工人国家的堕落后来导致了斯大林的无产阶级波拿巴专政一样。较早的革命民主信息被扭曲并变形为波拿巴的朝代和帝国野心，这对法国是致命的。然而，即使在波拿巴统治下，尽管形式扭曲，但法国革命的某些成果仍得以保留并传播到整个法国的欧洲领土，还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尤其是在德国和意大利：

“它最具破坏性的成就是最持久的。波拿巴通过摧毁低地国家、德国大部分地区和意大利的封建制度，延长和延续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封建主义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包括对农民的贵族管辖权被终止了；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农民向贵族支付封建会费也被终止了，尽管通常是以补偿和赔偿作为回报。教会的要求绝不被允许，以阻碍这次重组。中产阶级和农民像贵族一样，成为国家的臣民，都同样有纳税义务。税收征收制度更加公平、高效。废除了旧的行会和城镇寡头政治；取消了内部关税壁垒。在向人才开放的职业意义上，世界各地都实现了更大的平等。拿破仑征服后，现代化的风潮席卷了整个欧洲。他试图将西欧打造成一个由被兼并或附属领土的屈从集团的暴力企图，至少成功地摆脱了陈旧的管辖权和特权，摆脱了过时的领土划分。他扫走的大部分东西都无法恢复。”（同上，p. 67.）

但拿破仑的统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避免在国内征收重税，波拿巴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征收重税。尽管社会进步了，法国的统治仍然是外国的统治。正如罗伯斯庇尔明智地指出的那样，没有人喜欢拿着刺刀的传教士。法國的入侵無可避免地引發了與之相反的民族解放戰爭，這些戰爭最終破壞了早期赢得的成就。拿破仑在俄国冰封的荒原上的失败和法军的覆灭是民族起义浪潮的信号，反对法国人。在普鲁士，全国人民奋起反抗，迫使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与拿破仑开战。在拿破仑战争的血腥混乱和随后的胜利者的瓜分中，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部分现代欧洲国家。

1848年以后的民族问题

1848年是欧洲民族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在革命的火焰中，德国人、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马扎尔人被压抑的民族愿望被猛烈地推到了前台。如果革命成功了，那么通过最民主的方式解决德国和其他地方的民族问题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的那样，1848年的革命被反革命资产阶级出卖了。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民族问题必须用其他方法来解决。顺带一提，失败的原因之一恰恰是为了反动目的而操纵民族问题（例如捷克人的问题）。

在德国，民族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统一。1848年革命战败后，这个国家仍然分裂为一系列小国和君主国。這對於資本主義在德意志的自由發展和工人階級的發展﹐是一個無法克服的障礙。因此，统一是一种进步的要求。但是，谁将统一德国以及以何种方式统一德国的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希望统一的任务能够由工人阶级用革命的手段从社会基层完成。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无产阶级在1848年未能用革命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保守的普魯士容克贵族俾斯麥便以反動手段解決了這個問題。

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战争。1864年，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联合起来打败了丹麦人。丹麦输掉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省。而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随后的一场争辩之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省于1865年与德国合并。为了不让法国卷入冲突，俾斯麦随后与意大利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奥地利。1866年7月，奥地利在克尼格雷茨战役被击败，普鲁士对德国的统治得到了保证。此举通过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代理，以反动的手段实现了德国的统一。这加强了普鲁士军国主义和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政权的地位，并在欧洲播下了新战争的种子。因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以何种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由哪个阶级解决，符合谁的利益，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要求我们仅仅充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拉拉队，纵使他们执行的是客观上具有进步性的任务，也是不可接受的。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阶级立场。

客观上，德国的统一当然是一种进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表示支持。但这绝不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俾斯麦。这种想法在根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反对反动的俾斯麦，但是当后者成功地统一了德国时，马恩两人不得不勉强支持它，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它将促进德国无产阶级的统一。因此，恩格斯在1866年7月25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这件事情有这样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使局势简单化了，同时由于它消除了各小邦首都之间的争吵，而且无论如何是加速了发展，所以革命就容易发生了。归根到底，德国议会的确是和普鲁士议院完全不同的。所有的小邦都将被卷入运动，地方割据的最恶劣的影响将会消失，各个党派将最终成为真正全国性的，而不再只是地方性的。主要的坏处是普鲁士主义在德国将不可避免地泛滥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坏处。其次是德意志的奥地利暂时分离，这种分离的后果将是波希米亚［译文编者注：即捷克］、莫拉维亚、克伦地亚的斯拉夫化的立即加强。可惜这两件事都是无法阻止的。

因此，据我看来，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不加赞许地承认这一事实，并尽可能利用现在已经出现的较大的可能性，把德国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和团结起来。”（引自“恩格斯致马克思”）

意大利统一

意大利也有类似的情况。1850年代末，尽管意大利多次试图实现统一，但意大利仍然无可救药地处于分裂状态，被吞并其北方领土的奥地利征服。此外﹐幾個較小的邦國﹐包括兩西西 里（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波旁王國﹐都受到奧地利軍隊的保護﹐不會發生革命。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受到法国的“保护”。只有以萨伏伊-皮埃蒙特为基地的小萨丁尼亚王国才没有受到奥地利人的统治。在能干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卡沃尔伯爵的领导下，保守的统治王朝逐渐扩大了势力范围和领土，把奥地利人一个接一个地赶走。

在皮德蒙人反对奥地利的王朝保守派的同时，还出现了激进的、革命的国族主义运动，其中混杂着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這些力量在意大利的每一个州和流亡者中都有存在。这一趋势最明显的代表是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他的困惑和摇摆不定的思想与他所代表的运动的本质相对应。相比之下，独立的北意大利国家皮埃蒙特的领导人奔所（Camillo Benso Conte di Cavour）则是一个诡计多端、缺乏原则性的操纵者。在一个典型的外交阴谋中，他首先得到英国和法国的许可，让他们在1855年加入到对俄国的克里米亚远征中。然后，奔所向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秘密地承諾了尼斯和薩伏依爾的領土租讓﹐得 到 了一份條約﹐保證法國在與奧地利發生糾紛時援助皮埃蒙特。爆发于1859年的战争，是意大利统一的起点。在意大利所有公国和教皇国内都发生了起义。皮埃蒙特军队和法国军队一起在索尔费里诺战胜了奥地利。意大利的统一似乎迫在眉睫。但这并不符合路易 · 波拿巴的利益，他立即与撤退的奥地利军队签署了停战协定，从而放弃了皮埃蒙特和革命者的命运。

最后，意大利的解放战争被西西里岛的起义所拯救，这场起义迎接了加里波第远征军1000名红衫军的登陆。在赢得西西里战役后，共和派将军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的叛军入侵意大利南部，凯旋进入那不勒斯。因此，意大利的統一就這樣由下而上地透過革命手段實現了，但成果却是在其他地方收获的。奔所这位永远的阴谋家说服了伦敦和巴黎，让他们相信，与其坐等整个意大利落入革命者和共和主义者的手中，不如接受保守的皮埃蒙特统治，而不是统一的意大利。皮埃蒙特王朝的军队毫无抵抗地向那不勒斯挺进。10月26日，加里波第没有与他们战斗，而是打开了大门，向皮埃蒙特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致意，称赞他为“意大利国王”。因此，意大利人民只赢得了一半的胜利，而不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对旧秩序的彻底胜利。

意大利没有建立共和国，而是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它没有实行民主，而是获得了有限的选举权，使得98% 的人无法投票。教皇被允许继续他在教皇国的统治（对路易 · 波拿巴的让步）。然而尽管如此，意大利的统一还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整个意大利是统一的，除了威尼斯，它仍然在奥地利的控制下，和教皇的国家。1866年，意大利加入了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争，并获得了威尼斯的奖赏。最后，法国在普法战争战败后（1871年） ，法国军队从罗马撤出。意大利军队进入这座城市标志着意大利统一的最后胜利。

到19世纪下半叶，西欧的民族问题已基本解决。1871年以后，随着德意志统一和意大利的跟进，欧洲的国家问题似乎局限于东欧，尤其是具有爆炸性意义的巴尔干地区，它与俄罗斯、土耳其、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领土野心和竞争纠缠不清，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一个时期，即大约从1789年到1871年，民族问题在西欧仍然扮演着相对进步的角色。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在反动容克贵族俾斯麦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也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进步的发展。但到了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开始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局限。这已经表现在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大国之间不可抗拒的战争倾向上。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标志着东南欧民族国家的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波兰凡尔赛条约（顺便提一句，在“民族享有自决的权利”的口号下举行）完成了任务，瓦解了奥匈帝国，使波兰获得独立。

第二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

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民族问题的非常有趣和深刻的论述。列宁后来也是以这些著作为基础，制定了自己的经典民族理论。例如，马克思非常详细地研究了整个19世纪占据欧洲工人运动注意力的波兰和爱尔兰问题。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不是把民族问题作为陈词滥调 ，而是辩证地对待民族问题，他改变了对这两个问题的立场。

革命辩证法与抽象思维的区别，在第一国际时马克思与蒲鲁东关于民族问题的辩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法国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蒲鲁东否认民族问题的存在。在整个运动的历史上，总是有一些宗派主义者提出抽象的阶级斗争概念。他们不是从社会存在的具体现实出发，而是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毫无生命的抽象中活动。第一国际总理事会中的蒲鲁东主义者认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不重要的。只要在法国进行一次革命，一切就会完美无缺，大家必须等待它发生。但是被压迫的人民不能等，他们也不会等。1866年，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谴责巴黎的“蒲鲁东主义小集团”：

“巴黎大学生中的蒲鲁东派（《法兰西信使报》）鼓吹和平，宣布战争是过时的东西，民族特性是无稽之谈，并且攻击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等人。 把这一策略当做同沙文主义论战的手段来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鲁东的人（我这里的好友拉法格和龙格也在内）竟认为整个欧洲都可以而且应当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法国老爷们来消灭‘贫穷和愚昧’，而他们自己愈是厉害地叫喊‘社会科学’，就愈加陷入贫穷和愚昧的统治之下，他们简直太可笑了。 ”（摘自《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

在第一国际或国际工人协会（IWA）的总理事会上，马克思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一方面反对马志尼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反对完全否认民族问题存在的蒲鲁东的半无政府主义追随者。1866年6月20日，马克思写道：“昨天，国际理事会就目前的战争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是以'民族问题'的总体情况和我们对它的态度而告终......‘青年法国’（非工人）团体的代表出来宣布，一切民族甚至国家都是过时的偏见。蒲鲁东化了的斯蒂尔纳主义......全世界都在等待法国人进行社会革命的时机成熟......”但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蒲鲁东一样，对民族问题给予了应有的考虑，但他们始终认为民族问题从属于“劳动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完全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波兰问题

同列宁一样，马克思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也非常灵活，他总是从无产阶级的大局和国际革命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在1840年代、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不仅主张波兰的自决权，而且主张彻底独立。尽管当时波兰的独立运动是由波兰反动贵族领导的。但是，马克思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并不是因为对民族主义有什么感情上的依恋，更不是因为他把自决权看作是某种普遍的灵丹妙药。

恩格斯在他的最后著作之一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中指出，波兰人民通过对沙皇俄国的英勇斗争，多次挽救了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但是这一次事物也有相反的一面：

“…..首先拿波兰来说；这个以掠夺和压迫农民为基础的贵族共和国处于完全土崩瓦解的状态；它的宪法使得任何全国性的行动都无法采取，因而使它成为邻国可以轻取的战利品。根据波兰人自己的说法，从十八世纪初开始，波兰就靠混乱维持着（Polska　nierzadem　stoi）；外国军队不断地侵占波兰全部国土或取道波兰；它成了他们的客栈和小饭店（如波兰人所说的：karczma　zajezdna），而且他们通常总是忘了付钱。”（引自《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

在整个19世纪，波兰问题在欧洲政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也深深影响了工人阶级运动。1863年1月﹐波蘭人發動起義。起义蔓延到波兰各地，并导致了民族政府的成立。但起义的领导权掌握在小贵族手中，他们无法唤起群众参与起义。當權力落入大地主手中時﹐大地主希望得到法國和英國的外交干預﹐便與沙皇達成協議﹐但沙皇很快便破壞了協議。这场运动被俄国人粉碎了。自然，英法两国连手指都没动。但波兰的起义引起了欧洲工人的同情和团结。第一国际在1863年直接成立，这是国际社会主动援助波兰人革命运动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波兰起义的唯一希望是欧洲工人阶级：“如果他们坚持下去，”他在1863年6月11日给马克思写信说，“如果他们还能支持一些时候，他们还能够汇入一个能挽救他们的全欧洲运动。但是，如果事情进展得不顺利，那末波兰会有十年左右一蹶不振。这样的起义使有战斗力的居民在许多年内都不能恢复元气。” （引自《马恩全集》，第三十卷）

马克思对波兰问题的态度是由他的世界革命总战略决定的。当时沙皇俄国是工人阶级和民主的主要敌人——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这是一股可怕的反动力量 。由于当时俄国没有工人阶级，所以俄国没有立即革命的可能。正如列宁后来所表达的那样，“俄国还在沉睡，而波兰则在沸腾”（《论民族自决权》 ）。

因此马克思支持波兰独立，将其作为打击主要敌人——俄国沙皇政权的一种手段。 但是，到1851年，马克思已经对“骑士态度——懒惰的“波兰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也就是说，他对波兰贵族领导的起义成功的前景持怀疑态度。

仅仅从这一点就完全可以看出，对于马克思和列宁来说，自决要求和一般的民族问题始终占据着从属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地位。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支持每一个自决运动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义务。原本支持波兰独立的马克思也从根本上反对捷克人的独立，也反对19世纪后半叶巴尔干地区的所谓解放运动。事实上，这两种显然相互矛盾的立场是出于同样的革命考虑 。马克思明白，波兰人的胜利代表着对俄国沙皇主义的打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而南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则被沙皇主义利用为其在巴尔干地区扩张政策的工具。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小国之间的斗争被一个反动的大国利用，作为一个小小的变动。任何人不把握民族问题的这一面，就必然落入反动的陷阱。

恩格斯在生命的最后，以非凡的远见预言了俄国的革命动乱：

“现在我们谈到了主要的问题。为政府政策所支持的、从1856年开始的俄国的内部发展，显示了它的作用；社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俄国越来越成为西欧式的国家；大工业和铁路的发展，一切实物贡赋之改用货币支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旧社会基础的破坏，——所有这一切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在俄国进行着。但是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处于形成阶段的新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以同样的速度日益显现出来。成立了立宪的和革命的反对党，政府只有用越来越粗野的暴力才能使它们屈服。俄国外交界恐惧地看到，俄国人民自己作主的日子已经不远，——到那时，俄国人民由于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就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干夺取君士坦丁堡、印度和世界霸权那样的儿戏了。1848年停留在波兰边境上的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他们只等时机成熟就会为革命打开大门。”（引自《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

多么不平凡的文字啊！早在1890年ー第一次俄国革命前15年，10月革命前27年 ，恩格斯就预言了这些重大事件，还把欧洲民族问题的命运与俄国革命联系起来。事件表明，恩格斯是对的。正如列宁后来所解释的那样，从1880年代起，波兰独立的口号就不是一个合适的口号，因为俄罗斯工人阶级的发展提高了俄罗斯本身革命的前景。

普法战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第一国际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采取了国际主义的原则立场。国际组织的立场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际的 。例如，在一个国家的罢工期间，国际组织的成员会鼓动和解释其他国家的问题以防止使用外国的工贼 。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19世纪上半叶工人阶级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德国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对德国的统一给予批判性的支持，尽管这一客观上的进步行为是俾斯麦用反动的手段进行的。但在任何意义上，这都不意味着对俾斯麦的屈服或对阶级立场的放弃。第一国际最初把1870-71年的普法战争看作是德国的防御性斗争。这无疑是正确的。拿破仑三世的反动的波拿巴主义政权打算用武力来阻止德国的国家统一。但他失算了。普鲁士军队像一把热刀穿过黄油一样切开了士气低落的法军。

普法战争是马克思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灵活和革命立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对普鲁士给予了关键的支持 ，当时普鲁士具有严格的防御性质。在这里，马克思的立场不是出于表面的或感情的考虑（他痛恨反动的普鲁士俾斯麦），而是严格地从无产阶级和国际革命的利益出发来确定的。一方面，普鲁士的胜利将带来德国的统一——这是一项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任务。另一方面，法国的失败将意味着路易·波拿巴的波拿巴政权被推翻，为法国的革命发展打开了前景。这也将是对俄国沙皇主义的打击，因为俄国沙皇主义是以巴黎的波拿巴政府为基础，以保持德国的软弱和分裂。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最初支持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尽管普鲁士的胜利会加强俾斯麦的力量——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

但是，这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的态度说得一清二楚 。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从阶级观点出发来处理民族问题。即使当某一特定的民族斗争具有进步的内容时，无产阶级也总是要保持自己的阶级独立于资产阶级。在战争的过程中，马克思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一旦路易·波拿巴被推翻（1870年10月），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普鲁士方面的战争的性质就从民族解放战争变成了针对法国人民的侵略运动。这场战争不再具有进步性，因此马克思对它进行了谴责。普鲁士夺取阿尔萨斯-洛林同样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行为，不能以统一德国的进步任务为理由。 它只会激起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民族仇恨，并为1914-18年的帝国主义屠杀铺路。

法军的失败立即导致了法国的革命和巴黎公社的辉煌事件 。马克思曾劝巴黎工人等待，但他们一旦行动起来，他就立即投入到巴黎公社的保卫工作中去。这时，战争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对马克思来说，民族问题始终从属于阶级斗争（“劳动问题”）。统治阶级在每一场战争中的行为，都会以镜像的方式揭示这一立场的正确性。无论交战国统治阶级之间的民族对立程度有多大，他们总是会联合起来打败工人。因此，当他们的敌人凡尔赛反动势力进攻巴黎并屠杀公社人民时，普鲁士的将军们却袖手旁观。

马克思谈爱尔兰

与波兰问题一样，在爱尔兰问题上，马克思的立场也完全取决于革命的考虑 。马克思虽然自然地同情被压迫的爱尔兰人民，但他总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袖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解释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问题，特别是与土地问题的革命解决密不可分。这一高瞻远瞩的分析，不仅对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而且对整个民族解放斗争都有重大影响。

恩格斯在1882年6月26日给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爱尔兰运动包括两种趋势 ：一种是爆发为农民自发的直接行动并在革命民主中找到政治表现的激进的农业运动，另一种是“城市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族反对运动”。农民运动在各个时期都是如此。只有在城市中心找到领导者它才能取得成功 。在现代条件下，这意味着要么是资产阶级，要么是无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在整个历史上都表明，它完全没有能力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的任何一个基本问题——包括民族独立问题。爱尔兰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场的核心是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自愿联邦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始终与工人夺取政权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 。反过来这又要求无条件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团结。因此，恩格斯在1848年1月写道：

“爱尔兰人民证明必须竭尽全力同英国工人阶级，同宪章派紧密团结起来为实现‘人民宪章’的六点（每年改选议会、实行普选权、进行无记名投票、取消任何财产资格限制、人民代表支薪和按居民人数划分选举区）而斗争。只有这六点获得之后，实现“取消合并”才能给爱尔兰带来实际利益。 ”（引自《马恩全集》，第四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对丹尼尔·奥康奈尔这样的爱尔兰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自由派进行了无情的斗争，他们谴责奥康奈尔是个骗子，是爱尔兰人民的背叛者。后来，他们一度对小资产阶级的芬尼派给予批判性的支持。这在爱尔兰还没有工人运动的时候是很自然而正确的，因为爱尔兰直到20世纪初还是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的农业社会。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充当芬尼派的拉拉队，而是始终采取独立的阶级立场。他们严厉批判了芬尼派的冒险主义策略、恐怖主义倾向、民族狭隘性和拒绝接受与英国工人运动联系的必要性。尽管芬尼派是爱尔兰革命民主运动中最先进的一派，甚至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倾向，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1867年11月29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

“关于芬尼亚社社员，你说得完全正确。我们无权由于英国人干出卑鄙可耻的勾当而忘记这个宗派的领导人大半是蠢驴，一部分是剥削者，我们决不能对任何密谋活动中都不可避免的蠢事负责任。而这些蠢事是准会发生的。 “（引自《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

恩格斯很快被证明是正确的。仅仅两周后，1867年12月13日，一群芬尼安人在伦敦克勒肯韦尔监狱引爆了一场爆炸，企图解救被囚禁的同志，但没有成功。爆炸摧毁了附近的几栋房屋，120人受伤。可想而知，这次事件在民众中掀起了一股反爱尔兰的情绪。第二天，马克思愤然致信恩格斯：

“在克勒肯威尔发生的最近一次芬尼亚社社员的英雄行动，是一件大蠢事。曾对爱尔兰表示非常同情的伦敦群众，会因此被激怒，而投身到政府党的怀抱中去。人们不能期望，伦敦的无产者为了赞扬芬尼亚社社员的使者而让自己毁灭。一般说来，这种秘密的、戏剧性的阴谋手段总是会带来不幸。”（引自《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

几天后，即12月19日，恩格斯作了如下的答复：

“克勒肯威尔的愚蠢举动，显然是一些特别狂热的人干的；所有密谋活动的不幸，就在于它们会导致类似的蠢事，因为“总得干它一番，总得有所行动”。特别是在美国，这种爆炸和放火的做法谈论得不少，于是就出现了一些蠢驴，干出了类似的蠢事。而这些吃人恶魔似的人又大都是些最大的胆小鬼，象以前提过的阿林，似乎已经成了告发同党的证人。此外，用放火焚烧伦敦一个裁缝铺的办法来解放爱尔兰，这算什么主张！”（引自《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能用如此尖刻的语言来描述芬尼派，试想象一下他们会如何评价爱尔兰共和军过去30年的恐怖主义策略 ，与之相比，“克勒肯韦尔暴行”不过是儿戏。关于这种个人恐怖主义，最反动的特点是，它并不削弱资产阶级国家，而只是加强了它，它的作用就是在剥削者面前分裂工人阶级 。这无疑是芬尼派最薄弱的地方，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批评，他尖刻地写道 ：“但是，在这些先生们看来，整个工人运动都是纯粹的异教，而爱尔兰农民甚至不应当知道社会主义工人是他们在欧洲的唯一盟友。”（引自《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芬尼囚犯辩护，使他们免受英国政府的虐待 。他们始终捍卫爱尔兰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但他们是从社会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作为一贯的革命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支持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强调爱尔兰的命运和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之间的联系。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马克思认为爱尔兰只有通过英国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获得独立。后来，在1860年代，他改变了想法，采取了这样的立场：爱尔兰的胜利更有可能成为点燃英国革命的火种。即使是最粗略地阅读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著作，也可以看出，他在1860年以后对爱尔兰独立的维护完全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体利益决定的，首先是在英国，他认为英国是世界革命成功的关键国家。在1870年3月写给总委员会成员的一封密函中，马克思这样解释他的观点：

“虽然革命可能首先来自法国，但仅靠英国就可以成为一场严重的经济革命的杠杆。 它是唯一一个不再有农民且土地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国家。它是唯一一个资本主义形式，即资本家领导下的大规模联合劳动，实际上包含了全部生产的国家 。它是唯一一个绝大多数人口由雇佣劳动者组成的国家。它是唯一一个工会组织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组织具有一定成熟性和普遍性的国家 。它是唯一的一个国家，由于它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经济问题上的每一次革命都必须立即影响到整个世界。如果说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英国是经典的例子，那么另一方面，消灭它们的物质条件在这里是最成熟的。”（见《第一国际总理事会会议记录》（The Minute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1868-70年，译者自译）。

从这个角度看，爱尔兰民族问题只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视野的一部分。离开这个背景，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对爱尔兰的态度。马克思之所以在1860年后赞成爱尔兰独立，是因为他得出的结论是，英国的土地利益集团最重要的基础在爱尔兰，最容易被以爱尔兰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运动所打败，在这个运动中，民族自决的要求与土地问题的根本解决密不可分。在同一份备忘录中，马克思解释说：“如果说英国是地主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堡垒，那么，唯一能够真正重创英国官方的地方就是爱尔兰。”

“首先，爱尔兰是英国地主主义的堡垒。如果它在爱尔兰倒下就会在英国倒下。在爱尔兰，这要容易一百倍，因为那里的经济斗争完全集中在土地财产上，因为这种斗争同时又是全国性的，而且那里的人民比英国更具革命性更愤怒 。爱尔兰的地主主义完全是由英国军队来维持的。两国之间的强迫联合一结束，一场社会革命将立即在爱尔兰爆发，尽管是以过时的形式 。英国的地主主义不仅会失去一个巨大的财富来源，而且会失去其最大的道德力量，即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另一方面，英国资产阶级通过维护他们在爱尔兰的地主的权力，使英国无产阶级在英国本土对资产阶级无法构成威胁。”（同上）

“其次，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利用爱尔兰的贫穷，通过强迫爱尔兰穷人移民来压制英国的工人阶级，而且还把无产阶级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凯尔特（爱尔兰）工人的革命火种与盎格鲁-撒克逊工人的天性并不相称，他们的天性是坚实的但却很缓慢。相反，在英国所有的大工业中心中，爱尔兰无产阶级和英国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立。普通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 ，认为他是降低工资和生活水平的竞争者。他对他感到民族和宗教上的反感。他对他的看法有点像北美南部各州的贫穷白人对他们的黑奴的看法。英国无产阶级的这种对立情绪是由资产阶级人为地滋养和支持的。它知道，这种割裂是维持其权力的真正秘密。”（同上）

马克思总结道 ：

“总理事会关于爱尔兰解放的决议只是作为其他决议的引子，这些决议将证实除了国际正义之外，如果可能的话，将目前的强制联盟（即对爱尔兰的奴役）转变为平等和自由的联邦，或是在必要时转变为完全的分离，是解放英国工人阶级的先决条件。”（同上）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选词是多么慎重，他是多么严谨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首先，不能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孤立地看待爱尔兰问题，要把它看作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它被看作是英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之后呢？马克思并没有想当然地认为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必然以脱离英国而告终。他说，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平等和自由的联邦”——他显然认为这是较好的（“如果可能的话”）——要么是“完全分离”，他认为这是可能的，但不是最理想的结果。在这两种变体中，哪一种变体会出现，显然首先取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行为和态度，以及英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景本身。

因此，马克思的立场始终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主义的立场。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决定了他对爱尔兰问题以及民族问题的其他一切表现的态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劳动问题”始终是核心问题。他们决不会想到把自己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宣传和鼓动降低到“英国驻军滚出北爱尔兰！”这样一个简单的、一字一句的口号上，或者充当国族主义者的无偿顾问。相反，他们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尔兰国族主义者的有害的蛊惑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为爱尔兰和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而奋斗。

历史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爱尔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国族主义者的评价是正确的。1922年，爱尔兰国族主义资产阶级背叛了民族解放斗争，同意南北分治。从那时起，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他们完全没有能力解决“边界问题”。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尖锐地批判的个人恐怖主义的策略，已被证明是适得其反和无能为力的。在北爱尔兰经过30年的所谓“武装斗争”之后，爱尔兰的统一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遥远。解决爱尔兰民族问题所剩无几的唯一途径是在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政策的基础上——即马克思、列宁和那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烈士詹姆斯-康诺利的政策。

只有工人阶级团结在一个阶级纲领周围，对伦敦和都柏林的资产阶级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一点在民族主义路线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对北爱尔兰的工人团结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伤口是可以而且必须愈合的。但是，只有在与民族主义彻底决裂和采取阶级政策的基础上，通过恢复拉金和康诺利的精神和思想，才能做到这一点。爱尔兰的民族问题将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来解决，否则就根本解决不了。

第二国际

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与第一国际不同，它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等群众组织组成的。第二国际的不幸是出现在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的时期 。在1870-1900年期间，世界石油产量增长了两倍半。铁路扩大了两倍半，德国和美国开始挑战英国的霸权，一场争斗开始将世界分成势力范围和殖民地 。工业的迅速发展也意味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同步发展。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美国和俄国的工人阶级增长了三倍以上。在英国，工会在1876年至1900年间增长了四倍。在德国，工会成员从数万人增加到数百万人。与此同时群众性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选票和影响力也在稳步增长。

但是从一开始，尽管在理论上它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但新国际缺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所保证的理论上的明确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它对民族问题的态度。第二国际並沒有真正理解民族問題﹐民族问题在其各个代表大会上受到的处理不能令人满意 。1896年，第二国际的伦敦代表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大会主张一切民族都有完全自决权。它对目前正在遭受军事的、民族的和其他形式的专制制度压迫的一切国家的工人表示同情；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参加全世界觉悟工人的队伍，和他们一起为战胜国际资本主义，为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而奋斗。 ”

然而，第二国际在殖民问题上的立场是模糊不清的。左派倾向于反殖民主义立场，但也有人准备以所谓的“文明使命”为理由为殖民主义辩护。因此，在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关于殖民问题的辩论中，荷兰代表范-科尔（Hendrick Van Kol）公开为殖民主义辩护。他提出了一项决议，内容如下 ：

“工人阶级胜利及其经济解放之后，新的需要将使殖民地的占有成为必要，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政府制度下也是如此。”科尔更质问大会与会者：“我们能否将半个地球抛给那些仍处于婴儿期的人们，他们的任性行为让地下的巨大财富未得到开发，让我们星球上最肥沃的地区未得到开发? ”（《列宁为建立革命党的奋斗》（Lenin's Struggle for a Revolutionary Party） ，p. 5）

大会热烈欢迎印度全国代表大会的创始人兼主席达达拜·纳罗吉（Dadabhai Naoroji），但在其关于印度的决议中，在呼吁实行自治的同时，却也明确指出印度将继续处于英国主权之下。它既没有赞同也没有拒绝范-科尔的观点。在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中，美国希尔基特（Morris Hillquit）提出了一个种族主义的决议案，得到了奥地利和荷兰代表的支持。但它引起了抗议的风暴，以至于它不得不被撤回。然而，在国际大会上能提出这样的决议，这说明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思想对社会党的压力。

1905年的俄国革命给殖民地革命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促使波斯、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的民众采取行动捍卫自己的民族愿望 。这使社会主义国际的队伍在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更加尖锐。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提出了著名的关于战争的修正案，在殖民地问题上，以列别杜尔（Georg Lebedour ）为代表的左派（实际上是中间派）和以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为首的右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荷兰代表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他们又是最直言不讳的殖民主义的捍卫者。左翼则是反对它的少数派。在激烈的辩论中，伯恩施坦发表了以下意见：

“我们必须摒弃简单地放弃殖民地的乌托邦概念 。这种观点的最终后果是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骚动）。殖民地是存在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社会主义者也应该承认，文明的民族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扮演未开化民族的守护者的角色 。”（同上，p. 10）。

波兰代表卡尔斯基（Julian Marchlewski）反驳了关于殖民主义的“文明化”作用的论点，他回答说：“大卫主张一个国家有权对另一个国家实行监护。但是我们波兰人知道这种监护的真正含义，因为俄国沙皇和普鲁士政府都充当了我们的监护人（台下：“很好！”）......大卫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支持他的观点，即每个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但他在这里这样做是不对的。马克思说的是，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必须把这个过程继续下去，直至完成。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是所有国家的绝对前提条件...”

“我们社会主义者明白，除了资本主义欧洲的文明外，还有其他文明。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对我们所谓的文明感到自负，也没有理由把我们的文明强加给亚洲人民与他们古老的文明。（台下：“好样的！”）大卫认为，如果任由殖民地自生自灭，它们会重新陷入野蛮状态。在印度的情况下，这几乎不可能。相反，我设想，如果独立，印度在未来的发展中会继续从欧洲文明的影响中获利，它将以这种方式发展到最充分的潜力。”（同上，p11）

最后，关于印度的决议没有付诸表决。

虽然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试图通过各种外交手段来掩盖裂缝，但最终的结果这些导致了是1914年8月的灾难，当时第二国际的每一个党派——除了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都背叛了国际主义的原则，支持帝国主义战争。1914年夏天，第二国际在社会沙文主义的路线上崩溃时，真正的革命性国际主义政策的缺失被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

“民族文化自治”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提出了第二国际中民族问题的一个特殊变体。他们为所谓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辩护，俄罗斯的犹太同盟（崩得）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布尔诺会议（1899年）上，南斯拉夫人提出的捍卫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被否决 。相反，会议采用了领土自治的口号，这虽然不够充分，但肯定更好。后来，在中间派理论家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和他的同志卡尔-伦纳（Karl Renner）（用鲁道夫-斯普林格的笔名写作）的影响下，该党改变了立场，采取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路线。

鲍威尔拒绝接受民族和领土之间的联系，他把民族定义为“一个相对的性格共同体”（Otto Bauer， Die Nationalfrage and die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1924， p.2）但是什么是民族性呢？鲍威尔把它定义为“把一个民族的人民与另一个民族的人民区别开来的特征的总和——把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的复杂的和精神的特征的总和。”（同上，p. 6）这个定义的贫乏内涵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个纯粹的同义词：民族性格就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不同之处！是什么使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不同呢？“一个民族的性格与其说是由他们的命运决定的，不如说是一个由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分配劳动产品的条件决定的命运共同体。” （同上，p. 24）。

因此，根据鲍威尔的说法 ，民族是“被命运共同体捆绑成性格共同体的人的集合体”（同上，p. 135）。伦纳对它作了如下定义：“民族是思想相似、言语相似的人的联合体，[它是]现代人的文化共同体，不再与土壤相联系。”（R.斯普林格，《民族问题》，莱比锡-维也纳，1902年，p. 35）这种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的和“心理学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这是一种不成功的、机会主义的尝试，它试图通过对资产阶级国族主义作出让步来寻求奥匈帝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办法。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经济的角度来处理民族问题的。

与布尔什维克寻求通过革命推翻沙皇政权来解决民族问题不同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则以小改良和渐进主义的精神来处理这个问题。鲍威尔所说的也是如此：“我们的出发点是假定奥地利各民族将仍然留在它们现在居住的国家联盟以内，于是我们就要问，在这个联盟范围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和它们全体对于国家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呢？”（注：见鲍威尔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p. 399，引自《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一旦国家和领土之间的联系被打破，就有人提出要求将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成员组成一个总的跨阶级民族联盟。不同民族的成员会聚集在一起召开会议，投票决定他们属于哪个民族。然后，德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等将投票选出自己的国民议会—鲍威尔式的“民族的文化议会”。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試圖以這種方式避免與奥地利哈斯堡政权發生公開衝突﹐並將民族問題降格為純粹的文化語言問題。鲍威尔甚至断言，各民族的地方自治将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它将“把人类划分为以民族为界的共同体”，“呈现出一幅由人和公司组成的民族联盟的斑驳图景”。

这种哲学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原则。它代表了用“社会主义”词句伪装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正因为如此 ，列宁对它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对不同民族分别办学的想法特别反感。对此，列宁写道：

“‘民族文化自治’就是最精致的因而也是最有害的民族主义，就是用民族文化的口号来腐蚀工人，宣传极其有害的甚至是反民主的按民族分校的主张。总之，这个纲领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绝对矛盾的，它只符合民族主义的小市民的理想。”（《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 ）

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的有害影响在教育领域最为明显 。因此，列宁反对语言的任何特权地位 ，但与奥托-鲍威尔和“民族文化自治”的鼓吹者相反，列宁强烈反对为不同民族的儿童设立单独的学校：

“‘超地域的’（非地域的，同某一民族所居住的地域无关的）或“民族文化的”自治计划付诸实施，只能意味着以民族划线分割教育事业，即分民族办教育事业。只要清楚地想想著名的崩得计划的这种真正本质，就足以了解这个计划的十足反动性了，即使从民主派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也是极其反动的，更不用说从无产阶级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了。 ”（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列宁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将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包括语言压迫。不允许剥夺男人或女人说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在法庭上或任何其他官方职能中使用语言的权利。一般来说，某种“官方”语言的存在是没有特别的理由的，也没有特别的理由给予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更多的特权。但以民族、语言或宗教为基础将儿童分开，则完全是反动和倒退。在南非和美国，学校的隔离起到了反动的作用。而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和新教儿童在所谓的宗教学校中的分离也起到了同样恶劣的作用。宗教在教育体系中没有任何益处，应与其彻底隔离 。如果教会希望传授他们的教义，他们必须在自己的时间里用自己的资金来做，资金来自他们的教徒，而不是国家。虽然学校必须满足不同语言群体的需要，而且必须为此找到资金，但以民族语言为界将儿童分开，从而为以后的生活打下偏见和冲突的基础，是我们完全不该接受的。

比利时佛兰德人对法语的敌视是佛兰德语世世代代受到歧视和法语被强行强加的结果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交叉潮流。在南非，学校教授当地语言（而不是英语）是一种民族压迫的措施。同样，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自己也努力教他们的孩子俄语。例如，在亚美尼亚的教会学校，孩子们学习俄语，虽然不是必修课。布尔什维克反对的是对任何语言的歧视，反对强行同化和强行强加一种主导语言和文化。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语言垄断。在瑞士，官方语言不是两种而是三种。现在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人们没有理由不能用他们选择的任何语言接受教育，在议会或法庭上进行交流。但不能接受的是将民族主义或宗教毒药引入学校。

“可亲的民族社会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学校教学大纲，比方说，大纲要求实施绝对的世俗教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背离这个共同的大纲（至于用某些“地方性的”课程、语言等等作补充的问题，可由当地居民决定）。可是，根据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而交给各民族管理的原则，我们工人就得允许各“民族”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中把人民的钱财花在办教权派的学校上！李普曼先生自己不知不觉清楚地说明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反动性！”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在这一点上，如同在民族问题的其他各个方面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一例外地坚决打击一切压迫和歧视的表现的同时也采取了阶级立场。因此，在比利时，佛兰德和瓦隆民族主义者曾试图——不幸的是取得了一些成功——用语言问题在民族路线上分裂比利时社会和工运，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在语言问题上制定了过渡性要求。例如，当一名工人被雇主强迫学习佛兰德语或法语时 ，他们要求给予工人全薪休假，并由工人组织控制下的老板支付课程费用 ，此外，还应该有权为学习新技能获得额外报酬。

由此可见，列宁始终坚持要严格从阶级观点出发来处理民族问题。“工人民主派的口号，”列宁写道，“不是‘民族文化’，而是民主主义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文化。”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办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问题，即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颁布一种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凡是赋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权、破坏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机关的、城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时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取消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都有权要求给予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以刑事处分。”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文化－民族自治”的分裂性质清楚地表明了它对奥地利自身工人团结的有害影响 。温伯格代表大会之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开始分裂成各个民族党派。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開始分裂為多個民族政黨，而不是一個所有民族都參與的統一的工人政黨，而是成立了六個獨立的政黨——德國、捷克、波蘭、盧塞恩、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这助长了沙文主义情绪和工人运动中的民族对立情绪的蔓延，带来了负面的结果： 捷克党与德国党没有任何关系，等等。

一如既往 ，所谓的改良主义的实际政策所取得的结果与预期的相反 。民族文化自治计划本来是为了防止奥匈帝国的分裂，但恰恰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推翻哈普斯堡王室本来可以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正如俄国的二月革命一样。但工人阶级未能夺取政权，这直接导致奥匈帝国在在国界线上的解体，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政策却起到了团结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工农的作用，从而为建立苏维埃联邦创造了条件。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分离主义。1917年后 ，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

第三部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

“如果说在单一民族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培育了强大的离心倾向，因而要在克服割据主张的旗帜下进行，就像在法国那样；或者像在意大利和德国那样要在克服民族分散性的旗帜下进行；那么在诸如土耳其、俄国和奥匈帝国这样一些多民族国家，迟到的资产阶级革命则是相反，它使向心力丝毫不受限制。”（《俄国革命史》）。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半封建国家，严重依赖外国帝国主义。因此，它与今天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非常相似。此外，民族问题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虽然沙皇俄国喜欢以保护巴尔干地区受压迫的小国为幌子来掩饰其扩张主义政策，但它是各民族的监狱。沙皇俄国人口的43% 是占主导地位的大俄罗斯民族组成的，而57% 是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波兰人、芬兰人和其他受压迫民族。

7000万大俄罗斯人统治着大约9000万非俄罗斯人，他们都被沙皇政权统治和压迫着。更糟糕的是，至少在俄罗斯的西部地区，被征服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普遍高于俄罗斯本土。虽然可以说俄罗斯向东扩张进入高加索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发挥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情况显然并非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评论的那样：“芬兰是芬兰人和瑞典人的，贝萨拉比亚是罗马尼亚人的，会议桌上的波兰是波兰人的。在这里根本谈不到使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各个分散的亲属部落重新合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引自《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

布尔什维克党从一开始就在民族问题持谨慎严格的立场。这对于赢得大众，特别是农民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民族问题通常不是影响工人阶级，而是影响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特别是农民，从历史上讲，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时候，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无法理解这个问题。为了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体的注意，并为了革命的事业赢得他们的支持，使用民主和其他部分要求，例如要求自决的权利，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使用这样的标语，只有作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直接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趋势的斗争中赢得人民群众领导权的斗争的一部分，才有意义。因此，革命派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同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要进行这样的斗争，就必须在民族问题上有明确的立场。

和列宁一样，托洛茨基也在民族问题上写了大量的文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俄国革命史》中关于民族问题的精彩章节，它最好地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但首先是列宁发展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托洛茨基总结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列宁预先估计到了离心性民族运动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并且多年来为贯彻规定实现民族自决权，也就是为实现完全的国家分离的老党纲著名的第九条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也包括反对罗莎·卢森堡的斗争。不过布尔什维克党根本不会因此要承担鼓吹民族分裂主义的责任。它只承担毫不妥协地反抗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的义务，其中包括反对把任何一个民族强行留在统一国家的边境之内。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俄国无产阶级才能逐渐取得被压迫民族的信任。

不过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布尔什维主义在民族领域的政策还有似乎是与第一个方面矛盾的，而事实上是对其进行补充的另一个方面。在党的范围内，一般来说也在工人组织范围内，布尔什维主义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制，同各种能够引起工人内部互相对抗或者导致他们分裂的民族主义传染病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布尔什维主义坚决否认资产阶级国家把强制共同生活或者哪怕是把全国性的语言强加给少数民族的权利。与此同时，它把尽可能通过劳动人民自愿的阶级纪律把各个民族更紧密地融合起来视为自己真正的神圣任务。于是，它坚决否定了建党的民族—联邦制原则。革命组织不是未来国家的原型，而仅仅是建立这一国家的工具。工具应当是宜于用来制造产品的，而根本没有必要使产品跟自己相似。只有集中制组织才能确保革命斗争的成功，哪怕斗争是关系到摧毁对各民族实行的集中制压迫。 ”（《俄国革命史》）

什么是民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列宁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民族问题，特别是为了回答鲍威尔的修正主义理论。在1908年至1910年期间，列宁处于流亡状态，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由于与俄罗斯缺乏联系，又缺乏合作者，他热情地迎接斯大林的到来，这位格鲁吉亚的年轻人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像往常一样，列宁花了很多时间鼓励新来的人，就像他对年轻的同志一样。另外一个好处是，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是受压迫民族的一员。列宁抓住这个机会对他的学生——事实证明他非常勤奋——讲述了他在民族问题上政策的基本路线。其结果是，在1912年底，一篇名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启蒙运动》杂志上。

1914年，这篇文章以一本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小册子的形式发表。这本书出版在斯大林著作的第二卷中。多年来，它被认为是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标准文献，事实上，尽管有些形式主义的表述，它也不是一篇糟糕的文章。然而，这并不是斯大林理论天才的结果。事实上，这篇文章根本不是斯大林的作品。正如史学家卡尔所指出的： “外部和内部的证据表明，这本书是在列宁的启发下写成的。”（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第1卷，p. 425-6）本文的思想完全是列宁的思想。

这篇文章的序言写于围绕臭名昭著的贝利斯事件的反犹太主义骚动的高潮，它警告：

“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地逼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解放运动愈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在这困难的关头，社会民主党负有崇高的使命：给民族主义一个反击，使群众同普遍的“时疫”隔离。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只有社会民主党，才能负起这个使命，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定义一个民族。这个问题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这很像定义时间。圣奥古斯丁说他知道时间是什么，但是如果有人问他如何定义时间，他却无能为力。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每个人都认为他们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如果要他们去定义它，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陷入困境。这本署名于斯大林的小册子试图提供这样一个定义。结果可能是最接近令人满意的公式的。与鲍威尔的主观定义相反，这里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定义一个民族： “一个民族是一个历史演变的、稳定的语言、领土、经济生活和心理构成的共同体，体现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同上）

因此，一个民族必须有共同的语言和领土，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并且还要有强大的经济联系。这就是一般定义，它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远远优于鲍威尔和“民族文化自治”理论支持者的“心理学”方法。然而，正如所有的一般定义一样，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会发现一些具体的变体，这些变体可能与一个或多个具体的定义相矛盾。众所周知，什么是一个民族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而且已经导致了不止一次的悲伤分析。

以语言为例。语言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似乎是民族最明显的区别标志。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托洛茨基这样表达了语言的重要性：

“语言——是人与人进行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因而也是进行经济交流的工具。伴随着把民族联合起来的商品流通的胜利产生了民族语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作为资本主义关系最合适、最有利和最正常活动舞台的民族国家。”（《俄国革命史》）

然而，即使是这个最重要的规则也可能有例外。例如，很少有人会否认瑞士是一个国家。瑞士民族认同感是在几个世纪的斗争中形成的，这场斗争主要是针对奥地利的。然而，正如列宁本人所指出的那样，瑞士人没有共同的语言：

“瑞士通行三种国语，然而法律草案在付诸全民投票时，是用五种文字刊印的，也就是除了用三种国语外，还用了两种“罗马语族的”方言。根据1900年的调查，在瑞士的3315443个居民中有38651人操这两种方言，即占1％强。军队中军官和士官“享有用母语同士兵讲话的最大自由”。在格劳宾登和瓦利斯两个州（各有居民10万多一点），这两种方言是完全平等的。［编者注：见勒内·昂利《瑞士与语言问题》1907年伯尔尼版。］”（《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民族是否是一个“历史演化的”实体这一最初的命题。辩证法不是从抽象的形式定义出发，而是从对生活过程、对事物发展、变化和演化的具体评价出发。一个国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而且确实在改变和发展。国家可以在以前不存在的地方建立起来。这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因。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后来，印度的民族意识——当然，是由英国帝国主义在不经意间创造的。现在，随着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印度资产阶级无力提供一条出路，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种民族意识正在削弱和分裂，这对印度的未来构成了巨大的危险。

从历史上看，国家可以在战争、侵略和革命的条件下从现有的原材料中形成，这些条件消除了旧的联系和边界，创造了新的联系和边界。这种历史性的重组可以把事情变成它们的对立面。昨天的被压迫民族或被奴役的殖民地，可以变成最残暴的压迫和帝国主义国家。最好的例子是美国本身，它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国家。同样，资产阶级国家最近才摆脱外国的统治，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处于从属于帝国主义大国的地位，但却扮演着当地帝国主义列强的角色，压迫和剥削邻近的弱小国家。因此，印度在与尼泊尔、阿萨姆邦和克什米尔的关系中扮演帝国主义角色。沙皇俄国是1917年以前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但它不输出资本，是一个与英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半殖民地关系的落后的半封建国家。

一个阶级问题

民族问题，和所有其他社会问题一样，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这是列宁的立场ーー也是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在列宁的著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他以令人钦佩的清晰度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命题：

“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笼统说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文化。”（《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每个国家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列宁坚持认为，接受“民族文化”不亚于接受资产阶级对每个民族的统治。民族问题是一个阶级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掩盖阶级矛盾，相反，要把阶级矛盾摆在前面。这对于受压迫的民族和压迫者民族同样具有强制性。正如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解释的那样： “在股份公司里，不同民族的资本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在工厂里，不同民族的工人在一起工作。当发生任何真正严肃而深刻的政治问题时，人们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来进行组合的。 ”（同上）

他在另一本著作《论民族自决权》 中写道：

“工人阶级及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达到完全的团结和最紧密的统一，要求反对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实行民族主义政策。

“再说一次： 在雇佣工人看来，不管谁是优先剥削他们的人，不管是大俄罗斯资产阶级比异族资产阶级占优势，还见波兰资产阶级比犹太资产阶级占优势，诸如此类都是一样。在觉悟到本阶级利益的雇佣工人看来，无论是大俄罗斯资本家的国家特权也好，无论是波兰资本家或乌克兰资本家应许说他们一拥有国家特权就会在人间建立天堂也好，都是无足轻重的。

在任何情况下，雇佣工人总是剥削的对象，因此，无产阶级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剥削的斗争，就必须摆脱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工人的国际阶级团结，都会分散工人而使资产阶级称快。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实际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 ”

列宁论证的主要内容始终是必须团结工人和被压迫的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列宁指出：

“资产阶级的民族文化是一个事实（我再说一遍，各地的资产阶级都与地主和神职人员打交道。）好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使工人被有序地进行愚弄，不团结和解散。 资产阶级可能会背弃他们，这就是今天的基本事实。

谁想为无产阶级服务，谁就应当联合各民族工人，不屈不挠地同“自己的”和别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斗争。”（《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总是毫不留情，他的几十篇文章和讲话中也有类似的引用。

阶级独立

民族需求具有民主性质，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民族压迫不仅影响工人阶级，尽管工人和其他各种压迫一样受到最大的压迫。民族问题关系到全体人民，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然而，正如我们所展示的，列宁总是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阅读列宁的著作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列宁对民族问题的表述是多么深刻和清晰。当然，这个问题在俄罗斯工人运动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始于1903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犹太崩得的辩论。列宁是如何处理民族问题的？实际上，他对这个问题持消极的态度。他不厌其烦的解释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问题不在于你支持什么，而在于你反对什么。我们只要说出我们所反对的就足够了。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语言和种族压迫，我们将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这对于无产阶级的趋势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希望坚持一贯的民主政策，同时保持阶级独立。

列宁从来没有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或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相反，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立场的根本前提是绝对的阶级独立。列宁主义的第一个原则总是必须同资产阶级——压迫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在列宁所有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中，不仅有对国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无情批评，也有对国族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无情批评。这绝非偶然。列宁的整个思想就是工人阶级必须把自己置于国家的领导地位，以便领导群众进行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因此，他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写道：

“群众从封建沉睡状态中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为争取人民主权、争取民族主权而斗争，这是进步。因此，在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维护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项任务多半是消极的。可是无产阶级不能超出这项任务去支持民族主义，因为超出这项任务就属于力图巩固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积极’活动了。”（我们的重点）

随后，为了更加强调，他又补充说： “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是绝对正确的。为一切民族发展，为笼统的‘民族文化’而斗争是绝对不正确的。”（同上）

列宁再次在《论民族自决权》中写道：“因此，无产阶级就以所谓消极的要求，即以承认自决权为限，而不向任何一个民族担保，不向任何一个民族答应提供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任何东西。”（《论民族自决权》 ）。

在列宁的另一部著作中，他写到了民族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有害影响：

“结论是：任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会在工人中起严重的腐蚀作用，都会使自由的事业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事业遭受极大的损失。尤其危险的是，资产阶级的（以及资产阶级－农奴主的）趋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号作掩护的。黑帮和教权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资产者，都在大俄罗斯的、波兰的、犹太的、乌克兰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反动肮脏的勾当。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现代的民族生活，如果把口号同阶级利益和阶级政策加以对照而不是同空洞的‘一般原则’、高调和空话加以对照，那么事实就是如此。”（《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这还不清楚吗？工人们有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但是他们也有义务拒绝支持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这与那些自以为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奉行的是列宁主义政策，因此。不失时机地为爱尔兰共和军、巴斯克埃塔或科索沃解放军摇旗呐喊！这模糊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界限，违背了列宁所主张的一切。

为了打击民族主义者兜售的有害幻想，列宁警告道：

“无产阶级不能支持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它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不这样做就站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市侩一边去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这就是列宁主义相对于民族主义的真正立场。这与试图把一切都归结为一句“为了自决”的口号的庸俗歪曲是多么不同啊！那些就是落入反动的民族主义庸俗之中，抛弃马克思主义，即无产阶级立场。列宁非但没有美化民族主义，也没有通过分裂主义制造新的障碍，反而和马克思一样，对“小国的狭隘思想”持非常不佳的看法。两者总是赞成最大可能的状态ーー所有其他的考虑都是相同的。他主张废除边界，而不主张建立新的边界。他主张人口的融合，甚至同化（只要是自愿的） ，而不赞美一个民族相对于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他自己解释道：

“无产阶级不仅不维护每个民族的民族发展，相反，还提醒群众不要抱这种幻想，无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周转的最充分的自由，欢迎民族的一切同化，只要同化不是强制性的或者依靠特权进行的。

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这是毫无疑问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两个完全不相容的政策，反映了两个敌对阶级不相容的世界观。试图扭曲、转变、掩盖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用的。列宁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对被压迫人民表示同情，这一事实不应该被用来掩盖这一不争的事实。列宁是民族主义的敌人。

列宁和罗莎 · 卢森堡

像马克思一样，列宁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民族问题的斗争。必须抵抗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例如奥托·鲍威尔的思想，这反映了民族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压力。但与此同时，有必要与那些否认民族问题重要性的人作斗争。列宁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与罗莎·卢森堡进行了尖锐的辩论，以使该党采取正确的立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不得不与布哈林和皮达可夫（Pyatakov）进行斗争，后者还声称民族问题不再重要，并且反对自决的要求。罗莎·卢森堡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但是不幸的是，她的国际主义具有相当抽象的特征。因此，她否认了波兰人民享有自决权，并将乌克兰国族的概念描述为知识分子的发明。

虽然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是错误的，是一种抽象的立场，但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们的动机是必须打击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所谓的波兰社会党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波兰社会党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而是一个成立于1892年的小资产阶级国族主义政党。它代表着分离主义，并有意识地力图将波兰工人和俄罗斯工人分开。像所有的群众性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一样，波兰社会党里也有左翼和右翼。1906年，两翼分开。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左翼摆脱了民族主义，最终在1918年12月与波兰社会民主党结盟，成立了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然而，右翼仍然是基于沙文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组织了支持德奥帝国主义的波兰军团。

列宁本人是一个俄国人，也就是说，是压迫民族大俄罗斯民族的一员。罗莎 · 卢森堡是波兰人（也是犹太人）。列宁理解对受俄罗斯沙皇统治压迫的人民需要极端的敏感。他对波兰同志大致是用如此的口吻来解释的：“我们理解你们的立场。你们是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与波兰民族主义者作斗争是你们的首要职责。当然，你必须这样做。但是，请不要告诉我们—— 俄罗斯的同志们——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纲领中删除波兰人民拥有自决的权利的口号。因为，作为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同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俄国的资产阶级和沙皇主义作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才能向波兰人证明，我们无意压迫他们，从而为两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奠定基础。”

列宁关于民族享有自决的权利的立场是明智的，辩证的，并不是要分裂俄罗斯和波兰的工人和人民，而是要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工人组织的团结

为什么列宁支持各民族拥有自决的权利？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促进阶级斗争，团结工人阶级。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民族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问题和障碍，而且是一种革命的潜力。如果在民族问题上没有正确的立场，十月革命就不会发生。但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从1903年开始就坚持必须维护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神圣统一，超越所有民族、语言、种族或宗教的区别。因此，他坚决反对犹太崩得将犹太工人与俄罗斯工人分开组织起来的企图。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非常坚决：

“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由于语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而争吵不休，工人民主派则反对这样争吵，要求在一切工人组织中，即在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消费合作社组织、教育组织以及其他一切组织中，各民族的工人无条件地统一，并且完全打成一片，以对抗各种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有这样的统一，这样的打成一片，才能捍卫民主，捍卫工人的利益而反对资本（资本已经成为而且愈来愈成为国际资本），捍卫人类向不容许任何特权、任何剥削现象的新的生活制度发展的利益。”（《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

正如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自决权只是列宁在国家问题上立场的一半。硬币的另一面是坚决反对任何按照民族分野分割的工人运动。我们必须明确区分这两个因素。自决的权利是一种民主要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这条纲领的这一半涉及整个国家。但是，就无产阶级而言，绝对不存在按照国家划分工人组织的问题。尽管列宁在这一点上非常清楚和斩钉截铁的，但今天，每一个自称“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悲惨宗派主义者，不仅支持，而且实际上主张和执行以国家为单位分裂工人组织的犯罪政策。

以种族或国族界线分裂工会这种怪诞的主张与列宁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然而，英国的宗派主义者，积极参与了工会和工党中黑人部门的建立。在苏格兰，他们支持在石油工人之间建立一个独立的苏格兰人工会，这粗暴地违反了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类似的例子可以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引用。让我们明确一点：为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群体建立单独的组织是一种犯罪行为，只会导致工人运动的分裂和削弱。反对多数民族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是一回事。在民族、语言、宗教或种族方面分裂工人阶级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从来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也不是之前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立场。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如果我们不包括犹太崩得的领导人）没有一个趋势同意在国家层面上分裂这场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在最早期就被彻底讨论过，当时有人要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给予犹太社会民主党人一个单独的组织。在俄罗斯和立陶宛有大量犹太人口的西部地区，犹太崩得非常强大，它要求只有它才有权以犹太工人的名义发言，也有权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人社会民主组织。这一要求遭到了列宁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拒绝，他们坚持必须有一个工人党和一个工会。这是我们今天的立场。工人阶级手中最重要的武器是团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这一点。我们从根本上反对工人阶级按国籍、种族、语言、宗教或任何其他方面进行分裂。换句话说，我们采取了一种阶级的立场。

关于犹太人的问题

那些赞成在国籍、种族或性别方面分裂工人运动的人极其频繁地企图通过公然煽动或含泪煽情，诉诸被压迫者的困境和他们遭受的可怕的不公正，来证明他们的立场是正当的，以此“证明”在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妇女、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等等的共同组织中团结起来是“不可能的”。这个虚假的论点被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身的历史所驳斥，列宁对犹太崩得的态度就是证明。在俄罗斯的犹太人受到系统性歧视的残暴压迫，被迫分开居住在栅栏区内，并不时遭受血腥的大屠杀。只有一小部分犹太人被国家录取带属于国家的中学和高等学校。到1917年，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律数量达到了650条。这是民族压迫的一个最原始、最残酷的例子。

列宁总是解释，同自己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是工人的责任。这意味着所有的工人ーー甚至是最受压迫的工人。基于这个原因，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总是拒绝崩得的要求。犹太人遭受了最可怕的压迫，这一事实不容争辩。崩得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这一口号是从鲍威尔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中汲取的。但是这个口号在俄罗斯犹太人身上比在奥匈帝国更没有意义。由于人口分散，主要居住在城市的犹太人无法指出一个明确界定的领土ーー这是一个国家的首要条件之一。民族文化自治的理念是将分散的犹太人团结在学校和其他专门的犹太机构周围。托洛茨基将这种要求描述为反动的乌托邦，这种要求会加深犹太人与其他人的疏远，增加种族紧张和摩擦。

即使是列宁也觉得很难对犹太人进行分类。他所能给出的最接近定义是一个特殊的被压迫种姓，正如下面这段文字所显示的：

“对于最受压迫最受欺凌的民族——犹太民族来说同样如此。犹太的民族文化，这是拉比和资产者的口号，是我们敌人的口号。但是犹太的文化中和犹太人的全部历史中还有别的成分。全世界1050万犹太人中，有一半多一点居住在落后的、半野蛮的加里西亚和俄国境内，这两个国家用暴力把犹太人置于帮会地位。另一半居住在文明世界，那里的犹太人没有帮会式的隔绝。那里犹太文化明显地表现出具有世界进步意义的伟大特征：它的国际主义，它对时代的先进运动的同情（犹太人参加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百分比，任何地方都高于犹太人在居民中所占的百分比）。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尽管犹太人缺乏民族的特征，列宁也不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然而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向犹太人提供了自决权，给他们一个家园，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移民到比罗比詹，尽管很少有人选择这样做。这比在被阿拉伯人居住了一千多年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要好得多，后者在中东造成了无休止的流血和战争。以色列国的建立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对的反动行为。托洛茨基事先警告说，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残酷的陷阱。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以色列现在作为一个国家存在，历史的时钟不能倒转。以色列是一个国家，我们不能要求废除它。只有通过建立中东社会主义联邦，使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能够与自己的自治家园共存，并充分尊重所有民族权利，才能解决巴勒斯坦民族问题（我们稍后再处理这个问题）。

在俄罗斯，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总是极少数。俄罗斯革命运动的相当一部分干部是犹太人，因为最先进的犹太知识分子和工人认识到，他们的未来取决于社会的革命性重建。这被证明是正确的。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犹太人获得了完全的公民解放和完全的平等。他们对此很满意，因此很少有人愿意在苏维埃国家的边界内建立自己的国家。

民族自决

要求承认民族自决的权利是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立场的核心。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正如黑格尔曾经观察到的那样，已知的东西未必能被理解。列宁在民族问题上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他的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以十分丰富、全面和辩证的方式发展起来。然而，即使是看一眼今天宣称拥有列宁遗产的群体的文学作品，也足以让人相信，没有人再读列宁了，即他们读了列宁的文章，但他们也一个字也不懂。特别是，对自决权的要求——毫无疑问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已经脱离了正确的脉络，以一种机械的、片面的方式提出，好像这是列宁唯一关心的事情。

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列宁捍卫自决的权利是一个基本命题，有如ABC般基本。但是在ABC之后，字母表中的字母数量增加了，一个不断重复“ ABC”的学生不会被认为是特别聪明的。正如列宁多次解释的那样，辩证法是全面地处理现象的。把复杂方程中的一个单一要素抽象出来，与其他所有要素对立起来，是对辩证法的幼稚误用，被哲学史称为诡辩。这种滥用会导致逻辑学中最粗糙的错误。在政治上，特别是在民族问题的政治上，它们直接导致保卫反动国族主义和放弃社会主义。这个民族问题是一个雷区，穿越这个雷区需要一个可靠的指南针。离开阶级立场，就算只是一厘米，也会让你迷失。因此，许多今天试图援引列宁捍卫自决权的人落入了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持续压力投降的陷阱，这与列宁的立场正好相反。让他自己说吧：

“我们也绝不是无条件地主张小民族独立；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我们当然拥护集中制，反对小市民的联邦制理想。”（“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列宁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小国拥有自决的权利。正如他仔细解释的那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总是支持较大的国家单位反对较小的国家单位，在民主的基础上支持集中化反对地方分权。但所有其他条件并不一定相同。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压迫的事实迫使无产阶级及其组织与民族压迫作斗争，捍卫民族的自决。

民族享有自决的权利是一项民主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支持它，就像我们支持任何其他民主要求一样。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对民主要求的支持看作是某种定言令式。这种要求总是从属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正如列宁清楚地解释的那样：“在实践中，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使它为一切民主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从属于它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而不排除建立共和国的要求，才能保持它的政治独立性。”（同上）

这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或令人吃惊的事情。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要求的一般立场。例如，离婚权是一项民主要求，我们也支持这一要求。这项权利包括哪些内容？这意味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以生活在一起，只要他们相处融洽并且都很幸福。但是如果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破裂了，那么他们就有权利分开。没有人能强迫他们住在一起。或者让我们考虑一下堕胎的权利。那是由什么组成的？妇女有权决定自己是否有孩子，因为很明显，妇女有权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自己的身体。我们捍卫这些民主权利，但我们是否说离婚或堕胎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我们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堕胎，还是说每对夫妇都必须离婚？这太荒谬了。离婚和堕胎不是什么好事，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一个较小的罪恶。我们捍卫的既不是离婚也不是堕胎，而是离婚和堕胎的权利。自决的权利也是如此。支持自决权和支持自决权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这是马克思主义政策和小资产阶级国族主义的区别。

列宁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

“因此，‘为了不违犯自决权’，我们不应当象机灵的谢姆科夫斯基先生考虑的那样‘投票赞成分离’，而应当赞成让实行分离的区域自己去决定这个问题。”（《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

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列宁看来，自决权并不意味着工人“有义务为分离而投票”，而仅仅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以及反对任何民族在另一个民族的边界内强行保留- 就是让人民就此事自由决定。这是布尔什维克捍卫的基本民主权利。 但是即使到那时，权利也从未被视为绝对的东西，而是始终服从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利益。列宁的政策不是分裂，而是自愿联盟。自决权的口号远非意味着支持分裂，它是反对分裂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列宁继续说：

“谢姆柯夫斯基先生断言：承认自决权‘有利于臭名远扬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是幼稚的胡说，因为承认这种权利，既毫不排斥鼓动和宣传反对分离，也毫不排斥揭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是，否认分离权则“有利于”臭名远扬的大俄罗斯黑帮民族主义，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

让我们举一个现代的例子。 魁北克讲法语的民族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加拿大的压迫。魁北克民族主义者正在敦促分离。马克思主义者会对魁北克人说：是的，你有权自决。我们将捍卫这项权利。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分离将损害魁北克人和加拿大全体人民。如果举行全民公决，我们一定会鼓动并投票反对分居[1]。我们代表加拿大社会主义魁北克的社会主义魁北克，充分尊重国家权利，这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唯一方法。这大约是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

列宁绝不认为自决权是万灵药，在任何情况下都普遍适用。这种白痴行为后来被那些口头上支持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却丝毫不知道这是什么的团体所利用。列宁并没有把自决视为一种超越时空的绝对权利，而仅仅是无产阶级争取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并且严格地服从于这种斗争。在斯大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这一观点实际上是由列宁发表的，毫无疑问地表达了他对民族问题的看法：

“民族有权按自治原则处理自己的事情。它甚至有权分离。但这并不是说它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这样做，

也不是说自治或分离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利于该民族，即有利于该民族中的多数，有利于劳动阶层。

但是如何解决才最符合于劳动群众的利益呢？自治，联邦，还是分离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要根据该民族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解决的。

不仅如此，条件也和其它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因而在某个时期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在另一个时期也许是完全不可以采纳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这是绝对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决权利的要求所持的立场不能事先确定。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及其对无产阶级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这一直是列宁的立场。因此，他在《论民族自决权》中写道：

“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 （《论民族自决权》）

列宁对在民族问题上具有极左立场并原则上否认自决权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争论反对，列宁解释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社会民主党没有义务支持每一场为自决而进行的斗争。 列宁说：

“从一般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论据简直令人气愤，因为它显然不合逻辑：第一，如果不使局部服从整体，那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局部的民主要求不致被滥用；我们既不必支持争取独立的‘任何’斗争，也不必支持‘任何’共和运动或反神父运动。”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在一种情况下，列宁明确表示不支持民族自决的权利：这意味着它将把工人拖入一场战争。他认为支持自决的要求（即使其本身是合理的） ，如果这意味着将大国拖入战争那么则是一起荒谬的提议。布尔什维克在某一特定情况下是否支持民族斗争取决于具体情况，而且在每一个情况下，列宁是从世界革命的立场而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来处理这个问题。1916年7月，列宁警告波兰人不要发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他解释：“现在，在毗邻的帝国主义大国处于目前这种关系的形势下提出波兰独立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追求空想，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忘记了全欧革命或至少是俄国和德国革命这个前提。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波兰人把他们为自决组织的斗争服从于俄国和德国革命的前景之下。事实证明，列宁是正确的。只有俄国革命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创造了条件，而其他所有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这就是列宁在警告“不要追求乌托邦”和“沉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时的意思列宁给波兰人民提出了多么好的建议！以自决为借口，鼓吹南斯拉夫分裂，简直是对列宁立场的荒谬讽刺！这正是为了追求乌托邦（当然还有反动的乌托邦） 而陷入最恶劣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列宁和“实际精神”

那些屈服于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经常使用的伎俩之一就是指责马克思主义者的乌托邦主义。“你说的团结工人是乌托邦主义” ； “建立社会主义联邦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 “我们现在必须做点什么？！ ”诸如此类。列宁是如何回答这个他所熟知的问题的呢？

在民族问题上要求‘实际精神’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支持一切民族要求；或者对每个民族分离问题作出‘是或否’的具体回答；或者使民族要求一般能够直接‘实现’。

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要求‘实际精神’的这三种可能的含义。

在一切民族运动开始时很自然地充当运动首领（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把支持一切民族要求称为实际的事情。但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也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始终同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一致。工人阶级只是为了获得民族间的和平（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实现），获得平等权利，获得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主义才提出了民族问题上的原则政策，始终只是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打算使本民族取得特权，或者使本民族获得特殊利益；这也叫作‘实际精神’。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地位。要无产阶级讲‘实际主义’，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论民族自决权》）

列宁在1914年写下这些格言时，仍然对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所保留。布尔什维克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阵营的最左翼而战斗。他们的目的是动员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不是为了把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列宁在1917年才得出这个结论） ，而是为了在俄国进行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当然，列宁的观点并不止于此。他设想，俄国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为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强大的推动力，而这反过来又将使俄国工人ーー以及欧洲工人ーー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革命的直接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个任务的中心是土地革命和民族问题。

即使在列宁还持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时，他仍然坚持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完全独立于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工人必须独立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必须反对民族压迫，但是他们必须在自己的旗帜下，用自己的政策和方法进行斗争。只要民族资产阶级在反抗压迫者的斗争中向前迈进一步，工人阶级当然就必然支持他们。但是，首先，这种支持是高度有条件的，决不是假定工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列宁警告民族资产阶级的背信弃义、自私的贪婪和反动倾向，并敦促工人们不要屈从于民族主义的煽动性的“团结”。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立场的论点总是相同的： “这种关于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论调是空想的。我们正在遭受民族压迫，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列宁提前回答了这个煽动性的问题：

“对每个民族分离的问题都要作出‘是或否’的回答吗？这似乎是一个很‘实际的’要求。其实它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让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政策。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

“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借口自己的要求合乎“实际精神”而号召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支持它的要求。最实际的莫过于直接说个“是”字，赞成某一个民族的分离，而不是赞成一切民族的分离权！“

“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同上，我们的重点）。

从这些路线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列宁并没有认为无产阶级有义务支持每一个对自决的要求； 他号召工人们反抗资产阶级（或者，我们可以加上，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企图，通过呼吁他们天生的同情一个民族被压迫的人民来迫使他们支持民族主义；民族问题总是从属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般利益；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支持推进无产阶级事业和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民族自决。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无产阶级非但没有义务去支持它，反而必须坚决地拒绝它。

无论如何，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是随着时间演变的，就像他对俄国革命本质的总体看法发生了变化一样。二月革命之后，列宁放弃了他早期的观点，即俄国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 ”） ，转而采取托洛茨基自1904-1905年以来一直捍卫的立场。托洛茨基解释说，虽然客观上俄国革命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但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与贫农结盟。俄国资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来得太晚，没有发挥进步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了权力之后，才能由工人阶级来完成。但这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观点在1917年10月得到了精彩的证实。

即使在此之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列宁从来没有主张支持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至少只是设想在一定条件下得到最有限度和最有条件的支持，同时始终强调无产阶级必须保持独立于所谓进步资产阶级的阴谋。但是1917年以后，他明白了像沙皇俄国这样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完全不能发挥任何进步作用的。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公开改变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发挥进步的作用。后来的所有历史都证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

注释

[1] 译者注：然而，自这篇小册子发表的几年后，加拿大魁北克问题对于该国整个阶级斗争的作用出现转变，具有增强阶级意识的倾向。因此尽管我们加拿大支部目前仍然对该问题持“捍卫魁北克自决权”的主张，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出现独立公投，我们不会一定主张反对票。详细分析请参见我们加国支部“反抗者联盟”于2018年发表的文章。当然，这个立场需要就具体阶级斗争情势而改变。

第四部分：十月革命后的民族问题

“民主运动的个别要求，包括民族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整个民主主义（现在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总体相矛盾，那时就必须抛弃这一部分。某一国家的共和国运动可能只是其他国家教权派或财阀君主派进行阴谋的工具，那时我们就不应当支持这个具体的运动，但是，如果根据这点就从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纲领中抛弃共和国的口号，那就可笑了。”（《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这句话表明，自决权只是一种相对的权利。工人阶级是否应该支持自决权的要求要看每个个案的具体情况。这是一个具体问题，不可能采取对所有情况都适用的一般立场 。列宁当然从未采取过这样的立场。必须研究每一个具体的情况，非常仔细地区分什么是反动的，什么是进步的。否则，你最终会陷入混乱。而列宁的立场在1917年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在俄国，民族问题不是由资产阶级解决的，而是由社会主义革命解决的。这是所有诽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拒绝承认的事实。从所有真正希望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的人的角度来看，这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波兰人只是由于俄国的革命而获得独立，十月革命為波兰的分裂創造了條件。波兰社会党右翼被推上了政府首脑的位置，在那里他们急于把权力交给波兰资产阶级。波兰资产阶级在英法的怂恿下于1920年对俄宣战。布尔什维克不仅抵御了波兰资产阶级的反动而且把战争带到了波兰。这是不是剥夺了波兰的自决权？列宁在1916年7月写的《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中预先回答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是沙皇政府在国际政治方面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时代，如果这具体形势又以同种形势重演，即有几个民族开始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如1848年在欧洲开始实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其他民族却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那我们还是应当主张同后面这些民族进行革命战争，“粉碎”它们，摧毁它们的一切前哨，不管它们那里已经掀起了什么小民族的运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这些话充分表达了列宁对自决问题的真实态度。民族问题（包括自决问题）始终服从于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总体利益。无产阶级必须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只要后者是针对帝国主义和沙皇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国族运动可以像农民一样成为无产阶级的盟友。但是，当这种国族运动是针对革命的，当小国被当作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棋子时（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那么工人运动的态度就必须是彻底的敌对，甚至对这种运动发动战争。这一点从列宁的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布尔什维克关于民族问题的方案旨在团结沙皇俄国各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沙皇主义。俄国工人一旦夺取政权，就向被压迫的民族提供了自决权，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民决定留在一起，自愿参加苏维埃联邦。的确，波兰和芬兰分离了，并且都建立了反动独裁政权敌视苏维埃政权。乌克兰落入德国的控制之下。布尔什维克没有对芬兰和波兰进行干预，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自决权，而是因为他们太弱小了，不能这样做 。后来，他们确实对波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进行了干预。

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止一次被迫向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动战争，例如亞美尼亞的“革命联盟”（Dashnaks）和烏克蘭的“拉达议会”（Rada）﹐这只是外国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干涉的幌子 。1920年，列宁赞成对波兰发动革命战争。托洛茨基反对这场战争，不是出于原则，当然也不是出于波兰自决的理由（波兰反动的皮尔苏斯基政权只是充当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傀儡，而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鼓励它对苏俄采取侵略姿态），而只是出于实际的原因。

当芬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反动原因在十月革命后脱离俄国时，布尔什维克没有试图进行干预。但这反映了当时苏维埃国家的软弱，工人政府在许多战线上进行着生死斗争，托洛茨基不得不从零开始临时组建红军。在芬兰国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白卫军和工人之间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内战。如果布尔什维克有红军，他们肯定会介入支持芬兰工人反对反革命的芬兰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恰好，当时在物质上不可能进行干预，但这与“自决权”完全没有关系，正如列宁一再解释的那样，“自决权”只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战略的一部分——相对较小的一部分。前者总是从属于后者，就像部分总是从属于整体一样。

1922年，托洛茨基在他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干涉战争》（有时也称为《红白之间》）一书中写道：

“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强烈的中心主义特征。资本主义已经为世界范围内的规整经济奠定了初步基础。帝国主义只不过是掠夺性的资本主义表达了在世界经济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欲望。一切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发现，在国民经济的狭小范围内没有足够的余地，都在寻求更广阔的市场。 他们的目的是垄断世界经济.

“我们时代的根本任务是在世界各地区的经济体系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在最经济地利用一切力量和资源的基础上，建立协调的世界生产。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任务。不言而喻，自决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取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统一倾向。在这方面，自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一般民主所具有的从属地位。但是，如果没有过渡，社会主义集中制不能取代帝国主义集中制，必须给被压迫的民族提供机会，让他们伸出在资本主义胁迫的枷锁下变得僵硬的肢体。

”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方法绝不是机械地消灭民族特点，也不是采取强行合并的办法。 干涉各民族的语言、教育、文学和文化，当然是与无产阶级革命格格不入的。那是关心知识分子的职业利益和工人阶级的'民族'利益以外的其他事情。胜利的社会革命将给各民族集团以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自己解决一切民族文化问题，同时把经济任务归到一个头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并征得工人的同意），而这些经济任务需要以深思熟虑的方式处理，并与自然、历史和技术条件相适应，而决不是以民族团体的方式处理。在协调国家和经济需求方面，苏联代表着最具适应性和灵活性的国家形式。

“第二国际的政客们和资产阶级外交大臣的导师们齐声嘲笑我们承认民族自决的权利，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大众解释其有限的历史意义，我们从不把它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之上。”

列宁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列宁了解并热爱俄罗斯的民族传统、历史、文学和文化。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他却也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的生活和文化中。然而，列宁从不向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出丝毫让步，他一生都在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残酷的斗争。当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古老的偏见和思想习惯的立即消失，也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用马克思的话说，传统“像阿尔卑斯山一样”压在人的意识上。仅仅靠推翻剥削者的统治和生产资料国有化，并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人们的思想。社会仍然背负着旧秩序的伤痕和畸形，不仅在它的背上，而且在它的思想上。

男女之间、原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只能在一个时期内发生变化，而这个时期的长短，将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工作日的长短和群众的文化水平来决定。这正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意义所在。就俄国而言，革命发现自己被孤立在最可怕的落后条件下，苏维埃政权面临的问题是巨大的。这直接关系到民族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列宁写道：

“无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就应当考虑到大俄罗斯农民的民族主义（不是对它让步，而是要同它作斗争），而且将来也许还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考虑到这一点。 ”（《论民族自决权》，我们的重点）

“这种实际情况就使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负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中的各种民族主义胜利地进行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使它们不顾资产阶级的民族隔绝的倾向而极紧密地融合为一个国际整体。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融合起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 （同上）

列宁在处理苏维埃国家的民族问题时总是非常敏感。布尔什维克履行了他们对前沙皇帝国被压迫民族的所有义务。最初，俄罗斯的名字从所有的官方文件中消失了。布尔什维克刚刚提到了“工人国家”。后来又有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动议 。虽然列宁显然赞成十月革命后立即成立的自愿联邦，但他极力避免给非俄罗斯民族留下布尔什维克只是想用一个新的名字重建旧的沙皇帝国的印象。他敦促人们要谨慎和耐心。然而，因为是格鲁吉亚人而被任命为民族委员的斯大林却有不同的想法。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一个压迫性的多数民族的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小国成员往往会成为最坏的大国沙文主义者。因此，拿破仑，尽管是科西嘉人，却成为法国中央集权主义最狂热的支持者。

斯大林，官僚主义的产物，尽管俄语说得很差还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但他也成为了一个同样狂热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1921年，斯大林不顾列宁的反对，组织了对格鲁吉亚的入侵，格鲁吉亚（理论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列宁不得不接受这一立场。但他强烈建议在与格鲁吉亚人打交道时要谨慎和敏感以避免任何俄罗斯欺凌的迹象 。当时的格鲁吉亚是一个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的国家，由孟什维克统治。列宁赞成采取和解政策以期赢得格鲁吉亚人的信任。他非常重视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坚持任何联盟或联邦的自愿性。斯大林则相反，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推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与外高加索联邦、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的联合。当斯大林的建议草案提交给中央委员会时，列宁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提出了与斯大林草案原则上不同的替代方案。列宁典型地强调了平等的因素和联邦的自愿性，他写道： “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 ”（《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与此同时，在党的领导层的背后，斯大林在他的爪牙奥尔忠尼启则（Sergo Ordzhonikidze，和他本人一样是俄国化的格鲁吉亚人）和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波兰人）的帮助下，在格鲁吉亚发动了相当于政变的行动。他们不顾列宁的具体建议清除了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当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提出抗议时，他们被无情地推到一边。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践踏了一切批评。换句话说，他们执行的政策恰恰与列宁为格鲁吉亚倡导的政策相反。他们欺负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如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了一名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这是闻所未闻的行为。当因病失去行动能力的列宁终于发现后，他大惊失色，并口述了一系列信件给他的秘书们，用最严厉的措辞谴责斯大林的行为，并要求对奥尔忠尼启则进行最严厉的惩罚。

在1922年12月24-5日口述的一篇文章中，列宁称斯大林为“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是一个粗俗的“伟大的俄国恶棍”。（见伯兰诺夫：《列宁的遗嘱》，p. 46）他写道：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列宁把这一事件的责任牢牢地放在斯大林的肩上：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同上）

列宁把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行为与苏联国家机器在可怕的落后条件下的官僚堕落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他特别谴责斯大林不顾有关人民的意见，以“统一国家机器”的需要为借口，急于推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做法。列宁坚决反对这种论调，并解释说这是来自官僚制的腐朽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表现，而这种官僚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从沙皇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我们的重点）

格鲁吉亚事件发生后，列宁倾其所有，竭力争取解除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死后于1922年担任的党总书记职务。然而，列宁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在当时的情况下，领导层的公开分裂可能会导致党按照阶级界限分裂。因此，他试图将斗争限制在领导层之内，笔记和其他材料也没有公开。 列宁秘密地给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写信（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全心全意”地承担起他们反对斯大林的事业。由于他无法亲自追究此事，他写信给托洛茨基，要求他在中央委员会中承担格鲁吉亚人的辩护工作。

列宁最后一次与斯大林和官僚机构斗争的文献证据被莫斯科压制了几十年。列宁的最后著作被俄国和国际上的共产党员阶层所隐瞒。列宁写给党代会的最后一封信，不顾遗孀的抗议，没有在党代会上宣读，一直被锁起来，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等人把它和其他一些内容，包括关于格鲁吉亚和民族问题的信件一起发表。因此，列宁为捍卫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真正政策而进行的斗争被遗忘了。

一国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民族主义是斯大林主义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 。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所谓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是马克思和列宁永远不会赞同的。直到1924年，斯大林仍然支持列宁的国际主义立场。同年2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这样总结了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总的说来，这就是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特点。”（《论列宁主义基础》，p, 2462 ）

这些正是“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特点”，这一点直到1924年上半年都没有任何争议。自1905年以来，它们在列宁的数百篇演讲、文章和文件中一再被重复。然而在1924年底之前，斯大林的书已经被修改了，并把完全相反的东西放在了它的位置上。到了1926年11月，斯大林可以断言完全相反：“党始终把在那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而这个任务是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完成的。”

这几句话标志着与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彻底决裂。当列宁还在世时，斯大林决不可能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初，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映了那些从十月革命中得利的新兴官僚阶层的心情，现在希望结束革命风暴和压力时期。这是小资产阶级反对十月的理论表现。在一国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斯大林官僚集团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一面倒的内战，最终摧毁了列宁的政党，建立了一个可怕的极权政权。

建立在布尔什维克党骨架上的政权最终摧毁了十月革命的一切残余。但这一点事先并不明显。俄国革命后，共产国际又在民族问题上维护了正确的立场。但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和第三国际的堕落，所有的基本思想都丧失了。大多数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盲目地追随莫斯科的路线。那些试图保持独立立场的人被驱逐了。 共产国际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载体转变为斯大林外交政策的被动工具。当它不再适合他时，斯大林在1943年轻蔑地解散了它， 甚至没有召开代表大会。

只有一个人事先解释了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何方。早在1928年，列昂-托洛茨基就警告说，如果这一理论被共产国际采纳，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进程的开始，这个进程的结局只能是世界上每一个共产党的民族改革主义堕落，无论是执政的还是下台的 。三代人之后，苏联和共产国际躺在废墟中，各共产党早已放弃了在各地主张真正列宁主义政策的任何借口。

托洛茨基和乌克兰问题

对托洛茨基和列宁来说，是否应该支持自决的权利的问题是一个具体的问题，答案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利益。托洛茨基的方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对乌克兰的态度。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乌克兰的荒谬行为严重破坏了十月革命建立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团结联系。

与格鲁吉亚一样，乌克兰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绝大多数是农民。 乌克兰幅员辽阔，人口数量可与法国媲美，对布尔什维克党具有战略重要性。乌克兰革命的成功对于将革命扩展到波兰、巴尔干半岛以及最重要的德国至关重要。1919年1月，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表示：

“乌克兰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战略中心。创造一个革命的乌克兰将意味着在巴尔干半岛引发革命，给德国无产阶级抵抗饥荒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可能性。乌克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决定性因素。”（《拉科夫斯基选集》，p. 24）

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的建立遇到了一些困难，外国干预在这问题上只是部分的结果。主要的困难是农民占压倒性优势，这一点因民族问题而加剧。虽然乌克兰语与俄语非常接近，两国人民几个世纪以来拥有共同的历史（基辅最初是古代俄罗斯的首都），但乌克兰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国家认同——这一事实并不总是被大俄罗斯人认识到，他们传统上将乌克兰人称为“小俄罗斯人”。

乌克兰的民族分裂很大程度上与乌克兰社会的阶级分裂相吻合。80%的人口是讲乌克兰语的农民，而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是俄罗斯人。因此，布尔什维克在城镇有强大的基础，但在农村却极其薄弱。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乌克兰革命的命运。布尔什维克的弱点在于他们看起来是一个“俄罗斯和犹太人”政党。然而，随着革命在乌克兰扎根，农民内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分化，这反映在旧的乌克兰传统国家组织的分裂中。 最重要的发展是“斗士派”（Borotbists）的左翼演变，他们实际上相当于乌克兰的俄罗斯左翼社会革命派。内战期间 ，斗士派与布尔什维克联手对抗白军（佩特留拉）。尽管在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心存疑虑，列宁还是坚持要求他们与斗士派统一 。在经历了许多困难之后，斗士派最终与共产党合并，从而使共产党第一次在乌克兰农民中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对乌克兰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的确，此后在乌克兰党内出现了许多“民族主义”偏向的问题。但是这些都被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和所特有的耐心和机智所克服。然而﹐斯大林的崛起和苏维埃国家官僚体制的堕落极大地加剧了乌克兰民众的不满情绪。在1923年的第十二次党代会上， 拉科夫斯基领导了反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斗争。拉科夫斯基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勇敢的讲话，用与列宁本人密切相关的语言明确指出了问题的根源：

“斯大林只是停留在解释的门槛上。”他宣称：“还有第二种更重要的解释，即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与我们的国家机器之间的根本差异。这是核心、关键的问题。”（同上，p. 33）

他接着说：

“我们的中央当局开始从方便的角度来看待整个国家的行政管理。自然，管理二十个共和国是令人厌烦的，如果把整个共和国统一起来那将是多么方便。从官僚主义的观点来看，这将更简单、更容易、更愉快。”（同上）。

权力集中在享有特权的新官僚贵族手中，这对苏联的民族问题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强迫集体化的官僚冒险在整个苏联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但没有什么地方比乌克兰更严重。斯大林的清洗在乌克兰比其他地方开始得更早，因为对这一疯狂行为的抵抗程度迫使乌克兰广大农民反对斯大林。这又反映在乌克兰共产党队伍中的反对。1933年至1936年，乌克兰党被斯大林斩尽杀绝。仅1933年一年，就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党委书记被清洗。被肃清的人中，有很多是斯大林的支持者，比如老布尔什维克、乌克兰党的著名领导人斯克里普尼克（Skrypnik），他在1933年为抗议肃反而自杀。这只是第一次打击。1938年，在莫斯科大清洗的高峰期，几乎一半的党组织书记又被清洗。这是一个警告，只有完全服从莫斯科官僚机构才会被容忍。

托洛茨基在国外流亡期间，对这些事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注意到大清洗对乌克兰的打击比任何其他共和国都大，他得出结论：俄国官僚机构的压迫性措施将对乌克兰与苏联其他地区的联系造成不可容忍的压力。他清楚地看到了乌克兰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复兴的危险，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种趋势会在农民中得到强大的回响。托洛茨基已经警告全世界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必然性，在这场战争中，希特勒将试图征服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问题对世界的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托洛茨基正是在这样的特定条件下，提出了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乌克兰的口号。他的意图相当明确：要从乌克兰资产阶级国族主义者的脚下割断土地，因为这些人力图在反动的基础上把乌克兰从苏联分裂出去，这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把具有巨大农业和工业潜力的乌克兰交给希特勒。托洛茨基明白，乌克兰的政治革命将不可避免地把民族问题摆在当务之急。他明白，要阻止乌克兰脱离一个强制的联盟，事情已经走得太远了，这个联盟现在在群众心目中与暴力、苦难和国家耻辱联系在一起。因此，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任务是赋予乌克兰民族运动一个以社会主义而非资产阶级的内容。

乌克兰革命的成功将对俄罗斯和周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在乌克兰西部，该国正处于皮尔苏斯基的波拿巴独裁统治之下。 在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上统一乌克兰将导致皮尔苏斯基的垮台和波兰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反过来又会鼓励德国工人阶级反对希特勒。因此，和1919年一样，乌克兰是“世界革命的关键”。如果乌克兰工人阶级上台执政 ，即使这导致了与俄国的分离，以后与俄国建立联邦的大门也会敞开。然而，事情的发展与托洛茨基的预期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他的预测。

当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条约，并派红军占领了包括西乌克兰在内的波兰部分地区时，托洛茨基警告说，希特勒将不可避免地违反协议进攻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的民族不满情绪将对苏联构成致命的威胁：“希特勒的政策是：为他的征服建立一个确定的秩序，一个接一个的征服，并由每一个新的征服建立一个新的‘友谊’体系。在现阶段，希特勒将大乌克兰作为临时存款让给他的朋友斯大林。在下一阶段他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是这个乌克兰的主人，是斯大林还是他希特勒？“（托洛茨基，《1939-40文集》，p. 90）

他警告，俄国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对乌克兰的民族压迫将把乌克兰人推向希特勒的怀抱。正因为如此，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托洛茨基提出了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的口号，作为打击乌克兰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争取乌克兰工人和农民接受苏维埃政权的手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写道：

“乌克兰一部分舆论的亲德倾向现在将同时暴露其反动性质和乌托邦主义，只剩下革命倾向。这场战争将加快事态发展的步伐。为了不被措手不及，有必要在乌克兰问题上及时和明确地采取立场。” （同上，p. 86）

正如托洛茨基所预言的那样，在1941年，就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特工暗杀了一年之后，希特勒入侵了苏联。而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许多乌克兰人，尤其是农民，最初对德国抱有一定的希望，至少是甘愿让他们进攻。但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因为纳粹的肮脏的种族主义政策和他们疯狂的“劣等种族”理论。如果苏联被美国军队用装在行李车上的廉价商品入侵， 结果很可能会不同。但希特勒的部队来的时候不是带着廉价商品，而是带着毒气室。结果，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整个苏联，广大民众都奋起反抗纳粹侵略者。最后，与纳粹合作者的数量相对较少，即使在乌克兰也是如此。尽管斯大林主义犯下了种种罪行，但人民认为它是罪过较轻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托洛茨基把乌克兰看作是一个特例。他出于特殊的原因，占时性地提出了“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的口号。他从来没有为苏联的任何其他共和国提出过同样的口号。而且，这个口号如今也不再适用于乌克兰。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和其他所有前共和国一起——获得了独立。但是在经历了十年的独立和资本主义的双重祝福之后，乌克兰的群众现在两样都不要了。他们从由此导致的可怕的经济和文化崩溃中得出了结论。现在有一种强大的、日益增长的赞成返回苏联的情绪。当然，乌克兰人要的是民主权利，包括管理自己事务的自主权，尊重他们正当的民族愿望、语言和文化。他们希望得到平等的待遇，而不是沦为二等“小俄罗斯人”。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联邦，以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这也是我们的纲领。在这种具体情况下，推进“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的老口号是荒谬的。它将使我们比普通的乌克兰人更落后，因为他们明白独立并不能解决问题。

更愚蠢的是试图将托洛茨基的旧口号机械地套用到科索沃，就像某个宗派团体试图做的那样。他们偶然发现了托洛茨基1930年代著作中的一句话，就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这句话，丝毫不明白托洛茨基为什么提出这个口号，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列宁和托洛茨基所使用的辩证法，是从“真理总是具体的”这一基本命题出发的。我们已经解释了托洛茨基在这一特定情况下（也只有在这一特定情况下）试探性地提出特定口号的具体原因。但是，半个多世纪后的科索沃问题，与这一情况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解释我们对科索沃问题的态度（我们以前已经多次解释过）。南斯拉夫的解体与苏联的解体一样，是一种完全反动的发展，我们不能支持。在巴尔干半岛，每一个民族运动的背后，总是有某种强大的力量在幕后操纵。对于大国来说，小国只是只棋子，可以被犬儒地随意利用和抛弃。在这个等式中，决定性因素是伪装在北约旗帜下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行动。科索沃解放军是一个完全反动的运动，它当时充当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地方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重复的那样，科索沃战争——据称是在科索沃“自决”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能以在科索沃建立美国保护国而告终。而这正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果还有人到看不到这一点，我们为他们感到可悲。

我们想知道这与自决有什么关系？目前的恶行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有什么帮助？科索沃解放军是一个主要由黑帮分子组成的组织，它参与了毒品走私、强收保护费和有计划地谋杀塞族人、吉普赛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活动，它正试图让自己掌权，希望以后能获得独立。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独立的科索沃将意味着巴尔干地区的战争，不仅涉及南斯拉夫，而且涉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希腊、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为此，美帝国主义是反对的。但俗话说，“傻子冲进天使不敢踏足的地方”。如果这导致了巴尔干半岛的全面战争，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宗派的呼声。 重要的是科索沃独立了！这样的疯狂已经够糟糕了。但是其他更疯狂的宗派分子却又加入了一个新的、最原始的扭曲：“独立，是的，但它必须是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

令人遗憾的是，北约的总参谋部无法获得这些智者的著作，他们无疑不时需要一点轻松的娱乐 。这会让美国的将军们笑得无奈。如果没有美军在背后支持，科军过去和现在都不算什么，它实际上是美军的一个辅助部门。因此它没有独立的意义，只有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英勇的”科军才重新进入科索沃，只有在美国允许的情况下它才能运作。如果（尽可能）科索沃解放军越界，这将很快得到处理。现实情况是，帝国主义现在统治着科索沃，而且这种情况将长期存在，因为他们不能轻易撤离科索沃。这就是科索沃的具体现实，这就是美国炸弹带来的“自决”。期望有什么不同是十分愚蠢的。然而也有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支持这一行动，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这样做。 其中有一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家”的先生居然给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Robin Cook）写信，要求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是的，他们都赞成“自决”和“独立”，甚至赞成“独立的社会主义科索沃”。但现在，当面对帝国主义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新飞地的具体现实，以及一个曾经被压迫的民族谋杀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可怕景象时，他们还能说什么？

民族问题恰恰是那些没有把事情想清楚到底的人的陷阱。除非你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否则你最终总会以一种压迫换取另一种压迫而告终 。科索沃就是这方面的又一个例子。

民族问题与斯大林主义

列宁解释说，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面包问题。国有化的计划经济使苏联经济迅速发展 ，标志着苏联各族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改善最大的是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最落后的共和国，从1917年到1956年，苏联的总体工业生产增长了30多倍。但哈萨克斯坦增长了37倍，吉尔吉斯增长了42倍，亚美尼亚增长了45倍。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也有类似的增长。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苏联仍然存在着民族压迫。官僚主义的吹嘘是没有根据的。以下是典型的例子：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多民族国家，它建立在兄弟般的合作 和相互信任的原则之上。它居住着社会主义国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乌兹别克人和其他人。这些国族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型国家（?）。他们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没有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他们因道德和政治上的团结以及建设新社会的人民的真诚友谊而联系在一起。这些国家有一种新的道德和政治构成，它表现在共同的文化中，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共产党用苏维埃的爱国主义精神、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权利，用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他们。”（《列宁的民族政策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问题》苏联进步出版社导言，p. 11）

官僚机构的糖衣炮弹以理想化的方式介绍苏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这些与现实毫无干系。这里不是详细讨论列宁死后苏联民族政策演变的地方，我们请读者参阅泰德·格兰特的《俄国——从革命到反革命》一书，书中对苏联的民族问题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在此我们只想说：斯大林和官僚机构的畸形沙文主义起到了破坏苏联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团结的作用，从而为苏联的解体铺路，这对所有民族都是不利的。如果接受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并认为一切都只是完美的，那就无法解释苏联崩溃的速度。但事实却截然不同。

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对苏联少数民族犯下了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大清洗完成了斯大林在1922年就开始的工作——清算布尔什维克党的残余。大约在1937年年中，每一个共和国的共产党都遭到了全面攻击。在 1938 年 3 月对布哈林进行的臭名昭著的公开审判中，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被列入其中。这些领导人通常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国族主义者”并被处决。在这之后，大规模逮捕和驱逐出境的途径开放了 ，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的确切人数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但他们的人数肯定是数以百万计。对于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来说，俄罗斯人民遭受的痛苦并不亚于他们。1945年5月25日，《真理报》转载了斯大林的一篇讲话，总结了斯大林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他在讲话中说，俄罗斯人民是“苏联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的“指导力量”。言下之意，所有其他民族都是二等民族，必须接受莫斯科的“指导”。这种观念违反了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政策的文字和精神。

斯大林犯下的最滔天罪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大规模驱逐民族的行为。在战争期间，至少有七个民族在最不人道的条件下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和中亚。这就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日耳曼人、卡尔米克人、卡拉查人、巴尔卡人、印古什人以及车臣人的命运。NKVD——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把所有人——男人、女人、孩子、老人和病人、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都抓了起来，用枪指着他们，命令他们带着所有能带的东西上牛车。许多人在运输途中或抵达时死于寒冷、饥饿或疲惫。在前线作战的士兵，甚至那些因为英勇而被授予勋章的士兵，也同样被逮捕和驱逐出境 。这种残酷专横的野蛮行为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苦难遗产一直持续到今天。它表现为苏联的解体和车臣的噩梦。

各共和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组成情况表明了俄罗斯以外各国人民的俄罗斯化趋势。 1952年，中亚共和国和波罗的海共和国的所有领导官员中，只有大约一半是当地人。在其他地方，这个比例更低。例如，在摩尔多瓦党中，只有24.7%是摩尔多瓦人，而据说1948年塔吉克党的新兵中只有38%是塔吉克人。

斯大林主义最令人厌恶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反犹太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在与反犹太主义作斗争。因此﹐犹太人把十月革命视为他们的救星。布尔什维克给予犹太人充分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受到鼓励。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共和国，以便那些想要一个独立的家园的犹太人能够得到它。但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所有旧的种族主义污秽都复活了，犹太人再次成为替罪羊。早在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就准备用反犹太主义来对付托洛茨基。由于犹太人在旧布尔什维克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他们在大清洗中遭受了过大的伤害。二战后出现了一场反犹主义运动，只是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或“无根的世界主义者”——这些词只是“犹太人”的代号等借口来部分掩饰。在臭名昭著的“医生阴谋”中，一些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指控试图毒害斯大林，这是公然反犹运动的信号，因为有关的医生是犹太人。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后（最初得到莫斯科的支持），迄今为止被容忍的犹太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压制。意第绪语出版的所有出版物都被关闭，意第绪语剧院也被关闭。1952年，也就是斯大林去世的前一年，几乎所有犹太文化界的领袖都被枪毙，大量犹太人被捕。只有斯大林的死，才阻止了新一轮的大清洗。即使在今天，由现任俄共党魁久加诺夫领导的所谓“共产党”中，也存在着反犹太主义的因素。这本身就足以说明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与真正的列宁主义之间的鸿沟。

现在，所有的鸡终于都归巢了，苏联已经在纷乱的战争和冲突中解体 。 列宁喜欢引用“生活本身教会了我们”。而生活本身也给苏联人民上了一堂非常残酷的课。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失败已经刻在了官僚机构的鼻子上，而官僚机构现在正忙于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剥削者阶级。没有人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代时代，世界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一国社会主义”已被揭露为反动的乌托邦。

目前经济崩溃、战争和种族冲突的噩梦，是莫斯科几十年极权官僚统治的有毒遗产。然而，资本主义没有为前苏联各共和国提供任何出路。正式的独立对他们来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相反地。 把它们与一个共同的生产计划联系起来的联系的中断，导致了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崩溃，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比起现在的苦难，大多数人民无疑更愿意选择以前的情况。苏联的重组将是一个进步的步骤——但回到旧的官僚制度将不是一个持久的解决办法。所有旧的矛盾都会回来，结果将是一场新的危机。所需要的是回到列宁和托洛茨基最初的纲领和思想：建立一个工人（苏维埃）民主政权，在这个政权中，所有共和国的劳动人民都能在真正平等和博爱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联邦，没有一个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

尽管如此，社会转型的前景仍然存在。尽管俄罗斯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了可怕的崩溃，但它已不再是1917年那个落后的文盲农民国家。一旦工人阶级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前景就会存在，尽管最后的胜利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然而，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拥有巨大的生产潜力，尤其是拥有庞大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队伍——这是发展新的信息技术的关键因素。资本主义已经表明，它无法挖掘这种潜力。但民主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可以迅速改变整个局面。

在工人阶级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现代经济基础上，实行利用广大的自然、人力和技术资源的民主社会主义生产计划，以至于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丰硕的资源，所有过去的国家竞争和猜疑都会消失得无足轻重，就像对过去的不好记忆一样。这条道路将为自由的社会主义联邦中的人民的自由交流开辟道路，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这样的未来愿景比狭隘且本质上反人类的民族主义乌托邦更具启发性。

第五部分：今天的民族国家

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古典时期，即大约从1780年到1871年这一段时期内，民族国家的建立在打破地方特殊主义，粉碎封建主义残余，为生产力在全国市场的基础上的发展奠定基础等方面起了比较进步的作用。但在当今时代，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生产力早已超出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狭窄界限。目前，民族国家已经不再发挥任何进步的作用。它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对生产力的巨大阻碍，这是资产阶级自己含蓄地承认的。欧盟的成立是欧洲资产阶级承认过去的欧洲的小国无法与帝国主义的美国和强大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这两个巨人竞争。但是欧盟的成立并没有废除欧洲的民族国家。恰恰相反，旧的民族对立仍然存在，实际上德意志帝国主义目前统治着欧洲，法国是一个二流的伙伴。但是民族对立仍然存在，而且在世界经济衰退的基础上，这种对立将进一步加剧。

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喜欢把所谓的全球化描绘这样一幅美好的图景，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充满喜悦地朝着更大的自由和自由化迈进。但事实却截然相反，世界并没有像他们所假装的那样变得全球化。在一个方面，它倾向于分裂成三个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美国控制加拿大和南美洲。在亚洲，有一个由日本主导的日元集团，相对弱势。以德国为主导的欧盟，也主导着非洲、中东、东欧和加勒比地区的大部分殖民地。这些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对抗现在和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一样激烈。事实上，在任何其他历史时期，这都意味着这些集团之间的战争。现在似乎已经排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因为可怕的毁灭手段——核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出现意味着大国将面临相互毁灭的危险。但是，市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各地的战争。只要提一下为争取势力范围、市场和获得该区域丰富矿产资源的斗争就足够了，这些斗争导致了非洲中部灾难性的大规模战争。这些通常被认为是非洲人部落主义和纯粹的野蛮行为的结果。但实际上，在大多数这些冲突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法国和英国之间利用各自阵营中的傀儡在非洲获得立足点的斗争所产生的影响。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所描述的世界，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今的世界形势 。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争夺市场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即使是为了最小的市场。这与一个美好的全球化世界的舒适画面截然不同，在这个画面中（全球化），所有的矛盾都得到了解决。而实际上，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像狗一样为争夺一块骨头一样地争斗。只要看一眼非洲地图，就可以看到帝国主义的罪行如何残酷地扭曲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和进化。这里边界是用尺子在地图上画的直线。《经济学人》对实际发生的情况给出了相当准确的描述：“欧洲官僚随意地将大约10,000个不同的部落和国家聚集成几十个几乎是殖民地的国家。”目前在非洲中部发生的战争，部分是这种跨越所有自然地理、语言和部落分界的巨大分裂的遗产。在刚果、卢旺达、布隆迪、塞拉利昂这些国家，恐怖是没有尽头的，甚至带有陷入野蛮主义的危险。《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提到了塞拉利昂的战争：“孩子们杀死了他们的父母，食人团伙在乡下游荡，混乱统治，野蛮盛行，塞拉利昂是最新一个陷入血腥混乱的非洲国家。结果可能是迄今为止最糟糕的。”

帝国主义瓜分非洲是一种可怕的行为。但是现在，一百多年后，一系列的民族国家在非洲建立起来了。要使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各国具有真正的民主、理性和进步的特点，只能在无产阶级最终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地方官员的统治之后才能完成。只有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将分裂的非洲团结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抵抗一切外国统治企图的能力。联合开发非洲大陆的巨大自然财富、其巨大的农业潜力和矿产资源，可以改变各国人民的生活，从而结束部落和种族冲突的恶梦。然而，企图在资本主义基础上重新洗牌，通过战争改变现有的边界，只能产生最具破坏性的结果，甚至直接导致野蛮行为。在千千万万绝望的人们面前坚持认为，通过改变边界就可以解决他们最迫切的问题，这是一种卑鄙的欺骗。

滥用反动性质的自决口号在非洲最为明显。在非洲，自决的口号曾多次被用于反动目的，通过分割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来削弱某些国家，使得这些省份更容易被外国势力和大型跨国公司所控制。帝国主义者每一次都参与其中。美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为了争夺非洲市场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战斗。而且，如同模仿大狼一样，英国这只小贵宾犬也试图涉足塞拉利昂，虽然，可以预见的是，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功。

尽管台面上又不少所有关于前殖民地国家自由化和民主的漂亮演讲，但现实则是帝国主义正在对前殖民地人民进行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近50年来，低廉的原材料价格一直是西方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本身就表明了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事实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形式上的独立，虽然本身是一个进步的发展，但什么也解决不了。殖民地国家在理论上是自家的主人，但实际上完全服从于世界市场，也就是说，服从于帝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看到了殖民革命的巨大高潮。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被压迫人民最大的运动。这是殖民地人民的巨大觉醒，中国、非洲、中东、印尼、印度、巴基斯坦，这是一个个鼓舞人心的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前殖民奴隶起来反抗他们的奴役主，为他们的民族解放而斗争。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殖民革命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场革命运动，是对帝国主义的一次打击，是对群众的一次激发，是对阶级斗争的一次推进。然而，50年后，如果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例，资产阶级解决了什么问题？他们有形式上的独立，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根本不是独立。前殖民地国家通过世界市场机制与世界帝国主义的战车拴在一起。事实上，他们现在比50年前更受奴役。唯一的区别在于，取代军事和官僚统治的是间接统治，即通过贸易条件——即以较少的代价换取更多的劳动力——以及通过负债。

商品价格下跌和债务

亚洲股市的暴跌反映在全球市场上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下跌。仅在1998年，石油价格就从大约每桶20美元下降到每桶不到10美元。这会每一个产油国内造就革命的浪潮。的确，随后几年，由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产油国同意限制生产，石油价格已经回升。但这种影响不可能持久，特别是因为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完全依靠石油获得外汇收入。他们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卡特尔的整个历史表明，迟早有一个国家会开始试图通过销售更多的石油来获得优势，而整个事情就会因此失败。所有的原材料都是如此。

前殖民地国家受到双重剥削。剪刀有两点，宗主国还通过债务压榨殖民地人民，10年前，殖民地世界累积的债务约为8000亿美元，所有这些都已经付清。但是从1990年到1997年，仅仅是偿还债务的利息，殖民地世界就支付了1.8万亿美元。这是原来欠款的两倍多。累积的债务发生了什么变化？1994年为1.4万亿美元，1997年为2.1万亿美元。这笔钱永远不会还清。

在尼日利亚，石油占外汇收入的95% 。1997年，尼日利亚从石油销售中获利120亿美元。到了1998年，这个数字减少到了68亿。这种可怕的下降并没有被随后的石油价格上涨所抵消。石油价格剧烈波动导致的不稳定反映在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中。在任何情况下，社会中最贫穷的阶层并没有从石油价格上涨中获益，而是在价格下跌时遭受最严重的后果。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尼日利亚曾经是非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现在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种情况造成了可怕的社会后果，其最严重的表现是不同地区和族裔群体之间日益增长的对立。

如果工人们不能成功夺取政权，按照社会主义路线改造尼日利亚，那么一场噩梦就要来临了。尼日利亚至少有120个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三个主要民族ーー北部占主导地位的豪萨族，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传统上统治着该国，并压迫该国南部和东部的约鲁巴人和伊博人这两个主要民族。帝国主义介入比亚法拉战争，企图分裂伊博地区，导致了一场可怕的大屠杀。如果尼日利亚按照民族界限分裂，那将会造就一场让比亚法拉战争变得像儿戏的更可怕屠杀。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宗派主张尼日利亚主要民族的自决要求，甚至主张部落群体的自决要求，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印尼，民族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立场对印尼马克思主义者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同样重要。如果印尼的无产阶级不能成功地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指明前进的道路，印尼的分裂将成为现实的可能。考虑到种族和宗教的爆炸性混合，其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可怕。东帝汶的血腥事件是对印尼所有人民的警告。现在，我们看到 Aceh、 Molucca 和其它岛屿出现了种族间的血腥冲突。军队高层中的反动势力、地主、资本家和旧政权的成员，在面临失去权力和特权的情况下，他们将毫不犹豫地使印尼陷入混乱和流血的噩梦，用以分裂和迷惑群众运动。只有巧妙地将承认群岛所有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愿望的方案与联合各种民族和宗教的工人和贫穷农民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方案结合起来，才能找到出路。

今天的殖民地革命

殖民地革命之所以呈现出如此畸形的形态，如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这样的畸形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延误，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存在这样的党派，就完全有可能按照经典路线进行革命。毕竟，1917年的俄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帝国主义强权。在一个有1.5亿人口的国家里，只有350万产业工人，如果把阶级、交通、采矿等各个方面都算上，也只有1000万。然而，列宁把自己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并在俄国进行了一场经典革命。

毫无疑问，如果在巴基斯坦或墨西哥等国建立起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场运动就不会偏离正轨，成为游击战和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欠发达国家的农民战争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附属物，但它不能发挥主导作用。然而，不发达国家的大众不能等到群众政党成立，或者等到英国或法国工人掌权。因此，暴力冲突、起义、甚至游击战争，正如我们在哥伦比亚看到的那样，在当今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在没有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下，殖民革命可以采取各种奇特的形式。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者将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任何运动，特别是那些导致消灭地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运动。但是，解决殖民地人民问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列宁和托洛茨基1917年在俄国实行的苏维埃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没有出路的。工人阶级必须掌握自己的权力。通过将生产资料国有化，在工人阶级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下，可以立即着手解决社会上最紧迫的问题。

然而，在现代条件下，这是不够的。国际主义政策是一项基本要求。国族主义不能提供前进的道路。例如，如果厄瓜多尔的工人和农民掌权ーー这完全有可能，就像我们在去年1月的宏伟运动中看到的那样ーー美帝国主义不会袖手旁观。华盛顿不想卷入拉丁美洲（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战争，因为担心对国内造成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会竭尽全力破坏革命。它不仅会组织经济封锁和支持厄瓜多尔境内的反革命组织，而且还会煽动邻国干预革命。在过去的几年里，厄瓜多尔和秘鲁之间已经发生了一场战争。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帝国主义会毫不犹豫地促使秘鲁右翼藤森政府与厄瓜多尔革命发生新的武装冲突。

因此，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的政策。这需要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是国家形式，但在本质上总是国际性的。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工人，虽然可以而且必须首先同本国的资产阶级算帐，但不能仅仅停留在纯粹的民族革命的基础上。它必须采取步骤把革命扩大到本国以外，否则就会面临失败和毁灭的前景。正因为如此，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概念。

例如，一个革命的厄瓜多尔能够对抗它的敌人的唯一方法就是立即呼吁秘鲁、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整个拉丁美洲的工人和农民来帮助它。这样的请求不会被置若罔闻！整个拉丁美洲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是生产资料和民族国家私有财产反动性的最生动的表现。一旦革命在拉丁美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开始，它就有可能蔓延开来。有意识的国际主义政策将极大地促进这一进程。事实上，拉丁美洲的民族国家具有人为的特征。通过使拥有共同历史、文化和除巴西外拥有共同语言的人民之间的分裂永久化，我们正在使拉丁美洲的巴尔干化永久化，也就是说，这是帝国主义强盗奴役数百万人民和掠夺一个潜在繁荣和先进大陆的先决条件。

很久以前，委内瑞拉革命领袖西蒙 · 玻利瓦尔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拉丁美洲的前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这个想法仍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但是，在工人力量的基础上，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联合会将意味着汇集该大陆的所有巨大资源，造福于所有人民。这反过来又会对北美的工人产生令人震惊的影响，因为现在北美20% 的人口是西班牙裔。这将为格兰德河南北的社会主义胜利奠定基础，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奠定基础。

巴勒斯坦问题

民族问题对中东至关重要，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在以色列帝国主义手中被实行了几十年的民族压迫统治之后，巴勒斯坦群众对不公正有一种强烈的反应，这种感觉表现为对自己家园的渴望，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马克思主义者将坚持并为之奋斗。但是，过去三十年的经验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教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人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所谓的反以色列武装斗争来获得自决。在实践中，这归结为简单的个人恐怖主义、爆炸、绑架、劫持飞机等行为。这些行动丝毫没有削弱以色列。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说服了普通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意图“把犹太人赶入大海”，但把以色列人民推入了反动者的怀抱。他们非但没有削弱以色列国，反而加强了它。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的战术使巴勒斯坦人一次又一次地失败。首先，他们在1970年被约旦侯赛因王击溃，尽管他们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该国夺取政权。随后，他们在黎巴嫩重演了同样的故事，并帮助挑起了一场血腥的内战以及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干预。当他们继续干涉个人恐怖主义的灾难性策略时，他们没有策略在约旦河西岸发动群众起义。当起义最终爆发时，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并没有在其中发挥任何实际作用。巴勒斯坦青年不得不只身面对强大的以色列军事机器，除了棍棒和石头没有武器。尽管如此，西岸群众运动在短短几个月内为巴勒斯坦事业所做的贡献，比阿拉法特及其同伙三十年来所做的贡献还要多。

特拉维夫当局提供的“让步”根本不是巴解组织流亡者行动的结果。它们部分是起义的结果，起义震动了以色列社会，引起了全世界同情的注意。但它们也是新世界形势的反映。自从斯大林主义崩溃以来，世界力量的平衡被改变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压倒性的统治地位。这意味着华盛顿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依赖以色列。美帝国主义在中东地区有着至关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这意味着它有兴趣支持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阿拉伯政权，并维护该地区的稳定。因此，华盛顿向特拉维夫当局施压，要求其与巴勒斯坦人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达成妥协。阿拉法特欣然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条件。几十年来，巴解组织领导人未能推动巴勒斯坦事业前进一步，他们贪婪地享受人民所争取来的“官位成果”。他们所接受的妥协相当于对巴勒斯坦人民族斗争的背叛。

华盛顿希望通过强行达成妥协来建立该地区的稳定。然而民族问题是出了名的动荡和复杂，帝国主义过去所造成的爆炸性局势，不可能总是在帝国主义改变主意时轻易化解。正如英国帝国主义在爱尔兰北部创造了一个它无法控制的弗兰肯斯坦怪物一样，美帝国主义现在发现，在以色列建立了一个附庸国之后，傀儡并不总是在牵线时跳舞。以色列统治阶级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不一致。因此，所谓的中东和平协议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根本问题都没有解决。

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阿拉法特与以色列签署的协议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陷阱。这不是自决，而只是一幅可悲的漫画和一个骗局。这个新的巴勒斯坦整体是一个畸形的流产，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分离，耶路撒冷仍然牢牢处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还有各种各样的羞辱性条件。更糟糕的是，大量犹太定居者仍然留在那里，并对巴勒斯坦人持续挑衅。实际上，所谓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只是以色列的一个工具，而以色列实际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民众的状况可能比以前更糟，大量失业，尤其是青年人失业。以色列可以随时关闭边界从而剥夺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就业和面包。更糟糕的是，阿拉法特和他的帮派已经形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官僚精英阶层，他们充当特拉维夫当局的警察，却牺牲普通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来填满自己的口袋。

在华盛顿方面的压力下，经过大张旗鼓而促成的协议正在破裂。随着内塔尼亚胡的下台和工党政府的当选，华盛顿希望最终能成功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但正如我们预测的那样，犹太定居者的压力已经导致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特拉维夫政府试图与叙利亚就戈兰高地问题进行谈判，但未能与巴勒斯坦人取得任何进展。但是，归还戈兰高地的问题一提出，以色列国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示威活动。而与叙利亚的谈判破裂，导致黎巴嫩南部爆发新的敌对行动。

最严重的是，西岸和加沙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有可能引发新的起义。这种情况是不言而喻的。一场新的起义将包含一个明显的革命潜力，但有一个条件： 它拥有一个坚定的革命领导层，代表一个国际主义的解决方案。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不可能有任何解决办法。有远见的领导人将努力把巴勒斯坦人的革命运动与以色列工人阶级的运动联系起来。这就解释了阿拉伯和以色列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以色列的银行家和资本家。这将表明，巴勒斯坦革命运动并非针对普通的以色列公民。它将系统地在以色列社会中寻求支持：在学生和进步青年中，在工厂和军营中。中心思想必须是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以色列进行社会根本转变的必要性，这是摆脱僵局的唯一途径。

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是一场可怕的悲剧。30多年来，巴勒斯坦人一直在为自决组织而战，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领导了什么？导致了一场彻底的灾难和背叛。教训是明确的，必须吸取：巴勒斯坦的民族问题不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通过革命手段，在以色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周边的所有阿拉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约旦开始，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没有背叛革命的话，30年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本可以在约旦掌权。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在中东社会主义联邦的基础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享有充分自治。

小资犬儒主义者会说这不“实际”。但是，我们并非没有看到这些自作聪明的人在过去三十年中提倡“实用”的解决方案所带来的后果。这些“务实”的政策——归根结底是个人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愚蠢行为的疯狂——无一例外地带来了灾难和背叛。我们在库尔德工人党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领导人的投降，和曼德拉和姆贝基如何出卖了南非黑人无产阶级的愿望中，再次看到了这一点。列宁对民族主义者所谓的“务实”政策嗤之以鼻，这句话千百次后依旧正确。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巴勒斯坦人唯一的出路是建立在革命性的、国际主义的阶级政策基础之上。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案都会带来新的灾难。唯一真正实际的纲领是社会主义革命纲领。

为反动服务的自决口号

马克思主义与和平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原则上并不是反对所有战争，并承认有些战争是进步的。但“所有闪光的并不都是金子”。并不是每一场在自决的旗帜下进行的战争都具有进步的特征。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中，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审查一场战争或民族斗争以确切阶级内容，确定战争或民族斗争背后的利益，以及它对工人阶级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才能说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才能根据这种决心采取一种立场。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以自决的权利为由支持南方联盟是正确的吗？这个问题不言自明。在给定的条件下，维护联邦的斗争具有进步和半革命的性质。北方各州将其意志强加于南方，无疑侵犯了南方自由决定其命运的权利。但是，与基本问题，即阶级问题相比，这些考虑完全是次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是谁在幕后操纵对自决的需求？南方的奴隶主。工人阶级必须支持北方，因为联邦的维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解放黑人奴隶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必要和进步的一步。这个案子很清楚，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反对。但是，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对自决的要求完全是为了反动的目的而提出的，必须果断地予以拒绝。例如，意大利北方联盟要求他们有权脱离并组成一个单独的国家，这显然具有反动性质。

这些例子足以证明民族愿望和自决权利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要求可能具有进步的性质，但它也可能是完全反动和倒退的。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必要审查具体的内容，确定涉及哪些阶级利益，并弄清楚一个特定的运动对工人阶级的总体利益和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斗争会产生什么影响。虽然国家问题非常复杂，但通常只要提出具体的问题就足以得出正确的立场。1991年，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初，本文件的作者与一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进行了一场辩论，在辩论过程中，一个宗派主义者打断了格兰特的讲话，大厅后面大喊： “你对克罗地亚自决的立场是什么?”泰德迅速回答了一个恰当的反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们支持乌萨塔西还是切特尼克? （即塞尔维亚法西斯主义者或克罗地亚法西斯主义者）。”那个起哄的人也无言以对。

任何了解战争和外交历史（这两件事密切相关）的人都会知道，揭露争斗各方的真正战争目的，消除谎言和半真半假的事实的迷雾，证伪一方或另一方试图就战争的性质愚弄公众，是必要的。从外交口号的角度来看待战争的人是有祸的！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自决的口号可能具有进步和革命的内容。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自决的口号被用于反动目的，作为帝国主义阴谋诡计的便利伪装，这种情况已经有过很多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帝国主义派遣其代理人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煽动阿拉伯人对抗土耳其，并许诺他们自决。伦敦把巴勒斯坦承诺给了阿拉伯人，同时也承诺给了犹太人，然后又迅速背叛了他们，在战后自封为新的殖民主人。巨大的凡尔赛条约奴役了欧洲，为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创造了条件，它的旗帜上还铭刻着各国享有自决的权利。后来，希特勒使用了苏台德地区德国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人的自决权利的口号来推进他的帝国主义扩张和奴役人民的政策。他的警察局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写道： “...在与东方的外国人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培养尽可能多的单一民族群体; 波兰人、犹太人（原文如此）、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 Kashchuben 人以及其它许多小民族。”

这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罗马人很久以前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后来英国统治阶级在他们涉足的任何地方都使用这个公式： “分而治之”。分裂国家和设立一个民族或种族对抗另一个民族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工具。相比之下，革命者力图团结工人阶级和所有受压迫的人民反对各地的剥削者。

今天的民族问题比列宁时代要复杂得多。列宁以挪威为例，挪威在1905年从瑞典分裂出去。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作为维也纳会议同意的反动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挪威被割让给了瑞典。这不是一个自愿的结合。挪威人反对这样做，但不得不被瑞典军队强制收编。尽管瑞典语和挪威语相当接近，而且挪威人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他们仍然被瑞典人的统治所折磨。1905年8月，挪威议会决定，瑞典国王不再是挪威国王，人民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脱离瑞典。列宁这样写道： “这个例子向我们表明，在现代经济和政治关系下，民族分离是可能的，而且是实际发生的，在政治自由和民主的条件下，分离的形式是可能的。”（《论民族自决权》）

瑞典工人捍卫挪威人民脱离联邦的民主权利这一事实解除了瑞典反动派的武装，他们在最初的犹豫之后决定不干预。这有助于巩固瑞典和挪威工人之间的团结。但是，尽管列宁认为这个例子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但实际上它是历史上的一个例外。目前，民族问题所呈现的形式完全具有不同的性质。列宁本人也经常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自己的立场的。1905年在挪威发生的事情很简单，和今天的北爱尔兰、黎巴嫩或巴尔干半岛相比简直是小菜一碟。挪威是一个种族单一的国家，没有这种复杂性。挪威人只需在议会通过了一项投票，就获得了独立。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与北爱尔兰的情况毫无关系，那里的人口分裂，英国军队的撤离将意味着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一个更清楚的例子是巴尔干半岛最近的历史，我们将看到这一点。

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歪曲

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来看，民族问题并不是昨天才提出来的新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献。然而，矛盾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可能没有一个领域如此鲜为人知，如此被恶意歪曲。最好甚至是不要去谈论斯大林主义者，他们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就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直接放弃。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但今天每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宗派团体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都是完全错误的。

在巴尔干地区，几乎所有宗派都支持一个或另一个匪帮集团，据称他们是基于支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特别是，他们声称支持科索沃的“自决” ，导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向美国帝国主义投降，成为科军最热情的拉拉队。我们从一开始就警告说，这种立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最反动的结论。我们曾预言，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反动战争远非自决，最终只会在科索沃建立一个美国的“保护国”。今天，我们请那些如此热情地支持科索沃解放军的女士们和先生们表明，他们是否认为目前的局势推动或损害了巴尔干地区的社会主义事业。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在这一切中没有一点进步的内容。美帝国主义不仅为其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建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科军本身也对手无寸铁的塞族男女老少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和大屠杀。在民族问题上放弃阶级立场就导致了这样的怪物。

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就爱尔兰而言，这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过去30年里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个人恐怖主义运动。这是对民族主义最卑鄙的投降，完全违反了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则。 这一切都导致了什么呢？ 经过一代人所谓的“武装斗争“，3000多人死亡，爱尔兰共和军的任何一个目标都没有实现。 北爱尔兰的工人阶级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痛苦地分裂。 天主教和新教的孩子分开生活和学习。 这两个社区被围墙和铁丝网隔开。 爱尔兰重新统一的前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

在阿富汗，同样是这些人在与喀布尔斯大林政权的战争中可耻地为所谓的圣战者“自由战士”辩护--他们再次以阿富汗人民的“自决权”为借口。 美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派巴基斯坦也捍卫了这一“权利” ，他们武装并资助了这些反革命黑帮。现在，这件事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应的胜利而告终，这是最可怕的形式。 提到自决权，塔利班统治下的赤裸裸的反动的胜利又能以什么方式来证明是正当的呢？

这只是几个例子，说明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必然走向何方。这些宗派的“智慧”整体来说就像鹦鹉学舌一样一直重复一句话：“毕竟，列宁不是提倡自决吗？” 在读了几行列宁的著作之后，这些宗派主义者认为自己是伟大的天才。 人们不禁想起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一知半解是一件危险的事”。他们就像一个不太聪明的小学生，通过不断重复“ABC”来炫耀自己的知识。 但是在“ABC”之后，字母表中还有其他字母。 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并不是在每一个情况下都拥护自决权，而是在仔细研究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仔细区分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

矛盾的是，那些早已走上这条道路，抛弃马克思和列宁的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立场，转而支持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却试图批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偏离了“正确的”路线。对于这些批评家，我们只能说： 我们感到骄傲的是，只有以《社会主义呼唤报》（IMT英国支部）和《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趋势保持清醒，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所有其他问题上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立场。我们的记录不言自明。我们今天重新出版我们在过去五十年中所写的任何东西，并不以此为耻。问题是，那些在这个问题上以列宁的名义发言的人只是表明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的无知。这份文件的目的是澄清事实。当然，它不是针对那些无法学习任何东西的宗派的。

马克思主义者与爱尔兰问题

正如在巴尔干问题上，在北爱尔兰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趋势可以为自己的记录感到骄傲。30年来，我们一直保持冷静，始终捍卫阶级立场。其他人就不一样了，1969年，当北爱尔兰“动乱”爆发时，英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和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IMG）的曼德尔派以及所有其他宗派都支持派遣英国军队到爱尔兰北部，理由是他们要保护天主教徒，现在他们都宁愿忘记这件事。但事实是不可改变的。工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唯一谴责它的人。我们是唯一在1969年秋天的工党大会上提出反对派遣英国军队决议的组织。我们说过，英国军队不能扮演进步的角色，军队是被派去保卫帝国主义的利益的。

这些支持向北爱尔兰派遣英国军队的女士和先生们后来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形成了所谓的撤军运动。他们都向爱尔兰共和军的个人恐怖主义投降了。这场所谓的武装斗争持续了三十年。1970年，爱尔兰共和军认为他们可以用武力击败英帝国主义，并轰炸北爱尔兰，迫使其接受与南爱尔兰的统一。我们当时指出，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永远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因为新教徒拥有武器，并将为抵抗它而战斗。如果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爆发战争，爱尔兰共和军将被击败，天主教徒将被驱逐。所有将发生的事情都将是边界的重新绘制。但这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这将意味着一场可怕的屠杀，就像我们最近在前南斯拉夫看到的那样。这将最终在北方形成一个100%的新教政权，在南方形成一个100%的天主教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南北双方很可能最终都会成为军警独裁政权。这将是试图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唯一可能结果。

南斯拉夫的教训可怕地证实了这一点。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伦敦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从北方撤军的问题。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帝国主义现在对维持对北爱尔兰的控制没有兴趣。与1922年不同的是，留在那里既没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没有战略上的原因。但问题是，撤军将引发一场血腥的混乱，这将蔓延到英国的其他地区。这是伦敦不能允许发生的噩梦场景。因此，他们注定要留下来。如果爱尔兰共和军再战斗30年，也会有同样的结果。爱尔兰共和军的政策导致了完全的僵局，给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带来了负面后果。结果是什么？ 三千人死亡，整整一代人丧生，工人阶级在宗教界限上完全分裂。西方媒体大谈分裂柏林的柏林墙。但没有人谈到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那堵墙。他们彼此不说话，他们不能见面。 这就是所谓的“和平线”，是民族分裂疯狂的最骇人听闻的表现。 这是爱尔兰共和军个人恐怖活动的直接结果。

马克思主义趋势站在阶级基础上，争取工人阶级的团结。 这是可能的。 在1969年的工厂里，工人们本能地进行了团结运动，如果当时有一个有意识的领导在场的话，这场运动本来是可以成功的。 我们要求在工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工人民兵组织，而工会是唯一仍然联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组织。当然，在具体情况下，它必须武装起来，以抵御双方的宗派疯子。 我们的口号是“为了统一的武装工人的国防力量!”的革命口号！ 这是打击宗派主义者的唯一办法。 极左人士认为这很有趣。 他们总是觉得列宁主义的立场很滑稽。 但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也常常嘲笑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是乌托邦的。 列宁用他们应得的轻蔑的口吻回答了这些“务实”的人。

他们现在对北爱尔兰的局势有何看法？ 爱尔兰共和军同意休战，原因很简单，即所谓的“武装斗争”毫无进展。 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他们认为可以用这种方式驱逐英国军队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 现在这一切在哪里结束了呢？ 就像巴勒斯坦的巴解组织领导人和南非的曼德拉和姆贝基一样，新芬党的领导人用炸弹和枪支换取了“政治”--也就是说，换取了一套时髦的西装和一份部长的薪水。 他们准备放弃支持者为之牺牲一切的事业，为了美好的事业和资产阶级的尊严。 这就是所谓的“武装斗争”（即个人恐怖主义）的结局。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把恐怖分子描述为“有炸弹的自由主义者”。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断言的字面真实性。 30年后，爱尔兰共和军在统一的爱尔兰的道路上再也走不远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新芬党（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分支）的领导人签署了耶稣受难日协议，该协议特别批准了北爱尔兰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的地位。 与南方达成的所谓”跨境协议”的”让步”只是为了迎合共和国的愿望，因为南北机构没有重大权力。

即使是这笔交易对许多联合主义者来说也太过分了，他们最终在所谓的“武器退役”（实际上，由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问题上固执己见。 这造成了一场危机，因为爱尔兰共和军并没有严肃的解除武装的意图。 撇开任何其他考虑不谈，枪支是必要的，因为共和运动有着长期的分裂和内部不和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昨天的领导人变成了今天殡仪馆的顾客。 像“继续爱尔兰共和军”这样的分离出来的组织已经继续上演了炸弹袭击 ，以表明他们仍在经营。 联盟党人要求立即解除武装，显然这是在进行挑衅行动，这肯定会遭到爱尔兰共和军的拒绝。 这将导致耶稣受难日协议破裂，北爱尔兰议会暂停，并重新引入伦敦的直接统治。

我们在爱尔兰问题上所谓的乌托邦政策与我们已经提到的列宁和马克思的政策是一致的。 在爱尔兰问题上，英国和国际上的宗派在爱尔兰扮演了一个特别可耻的角色。 他们奉行所谓的“实际”政策，可耻地尾随爱尔兰共和军，完全放弃任何阶级立场伪装，无偿的充当恐怖主义倡导者。 这更加卑鄙，因为他们自己不冒任何风险 ，这等于向小资产阶级国族主义和个人恐怖主义屈服，而这种屈服在每一个案例中都导致了民族问题上的灾难。列宁对这些所谓的在民族问题上的“实际”政策不屑一顾。生活本身说明，所谓向小资产阶级投降的实际政策，根本不是什么实际政策。这是对工人阶级的可耻背叛，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灾难。 让我们把这一点说清楚。马克思主义者支持爱尔兰的统一。但是，一个统一的爱尔兰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段都更加遥远。这是过去三十年来个人恐怖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策略的唯一结果。

在写这篇文章付梓之际，当地局势极不稳定。双方在看到深渊后，有可能会退缩。 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涉及爱尔兰共和军交出一些武器。 如果再次爆发敌对行动，英国人将进行恶毒的镇压。 此外，这样的发展将在宗派分裂的双方中都非常不受欢迎。 经过30年的流血冲突，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厌倦了战争。 爱尔兰共和军将冒着因谴责而失去许多人的风险。 这不是一个诱人的前景。 但是，接受妥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 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在共和党人的队伍中被提出：“我们过去30年的战斗和牺牲是为了什么？”

毫无疑问，共和主义队伍将开始发酵。 那些对领导层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但又不想回到个人恐怖主义死胡同的最具思考力的分子，将对阶级政治的替代方案持更开放的态度。 唯一的出路是回到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的思想，打上社会主义的旗帜。 这是唯一可以团结工人阶级，橙色（新教徒）和绿色（天主教徒），南北，以及爱尔兰海对岸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旗帜，与我们共同的敌人：银行、垄断和大英帝国主义作斗争。不是回到“武装斗争”，而是回到爱尔兰工党的最佳传统，回到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前进的道路。 过去曾提出：“先解决边界问题，再谈社会主义！” 但三十年的经验表明，这是一种错误的提出问题的方式。 现在我们有权说：爱尔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的解决，我们所说的爱尔兰统一，只有无产阶级在爱尔兰和英国都取得政权才能解决。爱尔兰资产阶级已经证明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上帝知道他们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这样做了！ 现在是时候把目光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了。马克思很久以前就解释说，爱尔兰革命和英国革命的命运密不可分。今天，这一论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正确。

巴斯克地区

在西班牙，存在着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和加利西亚人的民族问题。几十年来，在佛朗哥独裁统治下，这些民族的语言、权利和民族诉求被压在脚下。推翻旧政权，自然会给各民族的民族运动以强大的推动力。托洛茨基不是没有说过，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只是不成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外壳。只要有正确的政策、策略和方法，就有可能为马克思主义赢得最优秀的民族主义青年。但先决条件是必须保持坚定的立场。在坚定捍卫被压迫民族的同时，必须批判民族主义的混乱思想。

这里的很大一部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道德权威的崩溃。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民族问题上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这很容易在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队伍中找到反响。但是，民族主义青年被工人组织的改良主义领导人的粗暴政策所排斥，他们在民族问题上不可避免地采用了统治阶级的路线，就像在其他所有问题上一样。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第二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混乱。我们在1914年看到了这种情况的结果。在西班牙，即使是在其最好的时期，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民族问题的理解也很差，尽管它在巴斯克地区有坚实的支持基础。当然，现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右翼领导人已经放弃了在民族问题上的社会主义立场的一切伪装，正如他们放弃了与其他一切问题有关的立场一样。费利佩-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和其他“社会主义”领袖在执政时，积极支持西班牙国安机构对巴斯克祖国和自由组织（埃塔）进行的肮脏战争。难怪巴斯克青年会对这种伪装的“社会主义”产生厌恶。

在过去，战斗性的民族主义青年被共产党吸引是很自然的。十月的革命旗帜和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路线上提供了一条出路。但由于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腐朽产生了各种混乱而怪诞的歪曲——毛主义、卡斯特罗主义、游击主义——它们把水搅浑了，把最可怕的混乱主义引入激进青年的头脑。现在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垮台，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混乱的程度还是比较大的，各种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情绪都在蔓延。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早就回答过的属于这场运动史前的思想，现在又重新出现了，伪装成“新的、现代的”理论，进一步迷惑了人的头脑。

除此以外，还必须加上所谓的第四国际在托洛茨基死后的畸形堕落。所谓的“托洛茨基派"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最基本的思想的彻底抛弃，最明显的莫过于在民族问题上。这些宗派与世界上每一个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恐怖组织调情，充当爱尔兰共和军、埃塔、巴解组织或非洲国民大会的拉拉队和无偿（通常是不需要的）“顾问”。在那些他们有一定影响力的情况下（还算少的），他们只是起到了加强年轻人偏见的作用，并把他们引向灾难。例如，1970年代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这些分子玩弄恐怖主义和所谓的“城市游击”。这些冒险的结果就是运动的粉碎和最凶残的军事独裁政权的胜利。结果，大量年轻干部丧生，革命倒退多年。

鉴于马克思主义完全缺乏权威性，巴斯克国家的年轻人在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驱赶下，理所当然地要在埃塔和巴斯克人民团结党（Herri Batasuna）中寻找另一种选择。在巴斯克激进民族主义者的队伍中，有一些非常英勇的年轻人。我们的任务是与这些人建立对话，让他们相信，实现他们目标的唯一途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战。不可避免的是，最优秀的分子会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必须通过友好而耐心的论证，通过在我们有原则性一致意见的所有问题上团结一致的行动来帮助他们这样做，同时强调整个西班牙国家的工人和青年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像巴斯克人民团结党这样的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当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总是倾向于沿着阶级路线分裂，这似乎是一个规律。这种运动的构成总是异质的。一方面，可能会有极端的右翼分子—通常，虽然并不总是与最“武装主义”的一派联系在一起——但左翼会包含许多诚实的战士和潜在的革命者。大约30年前，在埃塔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左翼的分裂。在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的情况下，曼德尔派倾向支持埃塔，并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这些人都是好人。如果有正确的政策和观点，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在西班牙可能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曼德尔的错误政策，这个阵地就失去了。这些小资产阶级丢掉了一个机会，并为这个罪行付出了代价。他们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已经被清算了，还有其他所有的宗派。因此，在巴斯克地区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趋势的道路是开放的。很明显，许多最优秀的干部将来自阿尔贝扎莱斯（激进的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队伍和外围。

随着停战协议的签署，巴斯克人民团结党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已经改名为巴斯克公民党（Euskal Herritarrok）。这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运动。群众对公民党有真正的热情。但现在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公民党政治领袖的机会主义地把自己和巴斯克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巴斯克民族主义党（PNV）联系起来。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一如既往地充当着使工人阶级从属于“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机制。但是每一个巴斯克工人都知道，巴斯克的银行家和实业家和西班牙的资本家一样坏。在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所有诚实的公民党成员都必须驳斥这个与民族主义党的可怕联合。

更糟糕的是，停战协议现在已经破裂 。有可能出现更多的恐怖主义行动，并遭到更多的国家镇压和出现更多的政治犯。这个古老的恶性循环已经毒害了巴斯克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数十年，却没有实现其宣称的目标。在这条道路上，巴斯克人没有出路！既然埃塔已经取消了休战协议，各方势必会展开激烈的讨论 。毫无疑问，他们会寻找一个解释和出路。必须以坚定而友好的方式向他们解释，巴斯克地区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独立。为了成功，西班牙和法国都必须进行革命。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采取阶级和国际主义的立场，放弃盲目的个人恐怖主义。

西班牙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记录，就是坚定的站在原则性阶级立场上。他们一贯捍卫巴斯克人的民族权利，包括自决权。最近，他们用巴斯克语和西班牙语编写了一份关于民族问题的非常好的文件。我们的书都被译成了西班牙文，巴斯克人民团结党的日报《Egin》对我们的书进行了热情的评论。这说明，巴斯克民族主义者中有一层是向马克思主义趋势看齐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可能在一场积极的运动的基础上争取到一大批青年斗士的支持。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民族问题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托洛茨基曾说过 ，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只是“不成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外壳”。如果我们对民族被压迫人民所面临的问题采取原则性的立场，有力地同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作斗争，同时把解决问题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观点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就有可能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争取到马克思主义中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基础上为尤斯卡赫里亚的民族问题提供真正的解决办法。

民族问题和巴尔干半岛

在民族问题上采取错误立场的后果的最令人震惊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的命运 。在一个先进和发达的欧洲国家里，战争、疯狂的沙文主义和“种族清洗”的血腥泥沼应该让那些不断鼓吹所谓"自决"是万能药的人重新思考。遗憾的是，似乎有些人天生就是无法思考任何事情。在巴尔干问题上，以《社会主义呼唤报》和《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趋势在过去十年中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巴尔干问题上采取了坚定的列宁主义立场。我们从一开始就解释说，前南斯拉夫的解体没有一点进步的内容（见《巴尔干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可查阅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文字集）。与此相反，每一个宗派要么支持克罗地亚人，要么支持塞尔维亚人，要么支持“可怜的”波斯尼亚政府，就像“可怜的”比利时政府一样，要么打着科索沃解放军的旗帜跑来跑去，每一个宗派都陷入了反动立场。

西方的宣传——无论是对非洲、俄罗斯还是巴尔干地区的宣传——都试图将这些斗争描绘成民族性格、所谓的落后、种族等的产物。据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等不能在一起生活，互相仇视等等。这是个谎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发生了可怕的冲突。顺便说一下，在其中，塞尔维亚人是受害者，受到克罗地亚法西斯乌什塔西政权的恶毒迫害，其残暴行为甚至引起了德国纳粹的抗议。然而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在国有化的计划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铁托采取了相当明智的政策，给予每个共和国自治权，尽量避免一个民族比另一个民族拥有更多的权力。各族人民相互友好交融，塞族人和克族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几乎消失了。这是在每年10-11%的经济增长率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为前提下达成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从本质上讲，民族问题是一个面包问题。

随着斯大林主义危机的爆发，南斯拉夫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和70年代的通货膨胀 ，所有的古老恶魔都开始重新出现。现在，如果我们特别回顾过去50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得出结论 ：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斯大林主义者，都不能解决民族问题。铁托成功了一段时间，但沙文主义是斯大林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阿喀琉斯之踵，就像埃塞俄比亚一样，门格斯图政权正是在民族问题的基础上垮台的。他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铁托建立了不同的共和国，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国家官僚机构，这些官僚机构把民族问题作为加强自身权力和特权的手段。这其中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逻辑，它直接来自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种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南斯拉夫解体中发挥了致命作用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其他敌对官僚的民族主义倾向热情地接受了这种"理论"--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他们刻意渲染民族差异：既然可以有俄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等等，为什么不能在斯洛文尼亚，在克罗地亚和马其顿也有“社会主义”呢？随着南斯拉夫官僚政权的经济危机，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每一个地区集团都以牺牲其他集团为代价，努力改善“自己”共和国的地位 。这为南斯拉夫的解体埋下了种子。

特别可怕的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反动和特权官僚机构所起的作用 。虽然它们的工业是由整个南斯拉夫的劳动和集体资源建立起来的，但它们想把这些资源全部据为己有。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南斯拉夫和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历史表明，在20世纪发生的所有为所谓的自决组织而进行的全国性斗争都牵涉到这个或那个大国。俄国沙皇主义、德国帝国主义、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都利用小国的斗争来实现它们的阴谋诡计。

托洛茨基谈巴尔干半岛

马克思主义者在1912-1914年巴尔干战争时期的立场是什么 ？尽管至少在最初，巴尔干斯拉夫人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中有半进步的内容，但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寻找对这些国家的任何支持都是徒劳的。托洛茨基当时在巴尔干半岛担任战地记者，他写了许多关于巴尔干战争的文章，其中他谴责了所有交战大国的野蛮行为。 但对这些敌对的民族主义帮派都没有任何支持的迹象，这些战争是反动的战争，是各方的掠夺性战争。如果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话，列宁会怎么看待南斯拉夫目前的处境呢？

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派似乎患有一种神经性抽搐。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立即开始喊：“你们支持谁？”好像马克思主义者在敌对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冲突中有某种绝对的义务选边站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在列宁那里得到了清楚的阐述 。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 。我们在战争中是支持哪方，要看战争的内容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这种判断不是由一般的“自决权”的宣示来决定的，而是完全由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的总体利益来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者在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的立场不是加入一个或另一个集团 ，而是为巴尔干地区的民主联邦而战。这就是列宁、托洛茨基和那位伟大的巴尔干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拉科夫斯基的立场，拉科夫斯基后来成为主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并在1941年被斯大林下令清洗和枪杀。拉科夫斯基作为巴尔干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有着悠久的资历。1903年，也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同一年，保加利亚党内也出现了类似的“广义”和“狭义”倾向的分裂。左翼（"tesnyaki"）由老牌马克思主义者布拉戈耶夫和拉科夫斯基共同领导。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主张建立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这个想法是拉科夫斯基在1917年以前就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反对把巴尔干半岛分裂成许多小国，这些小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或另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棋子。也就是说，他们为了联邦而反对巴尔干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托洛茨基在巴尔干地区担任通讯记者，非常密切和直接地关注局势，他写道：

“像诅咒一样压在[巴尔干]身上的不是它的民族多样性，而是它分裂成许多国家的事实。海关边界把它人为地分割成不同的部分。资本主义列强的阴谋与巴尔干王朝的血腥阴谋交织在一起。如果这些情况继续下去，巴尔干半岛将继续成为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托洛茨基，《巴尔干战争》， p. 12）。

当奥匈帝国夺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并陷入战争狂热和复仇的渴望之中时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保持了理智，坚决反对歇斯底里的沙文主义。同样，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也反对自己的统治集团和俄国对巴尔干地区的干涉。1910年1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一次巴尔干社会主义党派代表大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南斯拉夫社会民主党派的代表以及来自黑山的一小批社会民主党派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在其纲领中确定了巴尔干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把我们从地方主义和狭隘性中解放出来；废除把部分在语言和文化上相同、部分在经济上结合在一起的人民分割开来的边界；最后，扫除各种形式的直接和间接的外国统治，这些统治剥夺了人民为自己决定命运的权利”（同上，p. 30）。

他又说：

“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不断与巴尔干地区特殊主义的狭隘局限性发生冲突，联邦制已经成为统治集团自己调解的一种思想。不仅如此，沙皇政府无法在半岛上发挥独立的作用，正试图以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土耳其联盟的鼓动者和赞助者的身份出现，其矛头直指奥匈帝国。但是，这些只是巴尔干王朝和政党暂时结盟的模糊计划，这些政党根本无法保证巴尔干的自由与和平。无产阶级的纲领与这一切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的目的是反对巴尔干王朝和政治集团，反对巴尔干国家的军国主义，不亚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反对官方俄国，不亚于反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它的方法不是外交联合而是阶级斗争，不是巴尔干战争而是巴尔干革命。”（同上，p. 30，我们的重点。）

这句话是多么的现代！对巴尔干地区目前的危机是多么的重要！

巴尔干半岛被分割成小国，并被军国主义的负担压垮。在他的文章《巴尔干问题与社会民主》中，托洛茨基写道：

“摆脱民族和国家混乱以及巴尔干生活血腥混乱的唯一途径是半岛所有人民在各自组成部分民族自治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和政治实体。只有在单一的巴尔干国家框架内，马其顿的塞族、桑贾克族、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塞族才能团结成一个单一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同时享有巴尔干共同市场的优势。只有团结起来的巴尔干人民才能真正反击沙皇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的无耻伪装”。

而托洛茨基补充了一个预言性的警告：

 “中东巴尔干半岛的国家统一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要么从上面，通过扩张一个巴尔干国家，无论哪个国家被证明最是强大的，以弱小国家为代价ー这是一条灭绝和压迫弱小国家的战争之路，一条巩固君主制和军国主义的道路;。要么从下面，通过各国人民自己走到一起ー这条路意味着推翻巴尔干王朝，展开巴尔干联邦共和国的旗帜。”（同上，p. 40.）

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不是以所谓的“自决”为基础支持一个或另一个民族集团的立场，而是支持巴尔干联邦的革命方案。巴尔干地区的每一个民族集团总是喜欢以受害者和受害方的角色出现，为了所谓的“民族权利”和“主权”而与不公正现象作斗争。然而，事实上，在“民族权利”的口号背后隐藏着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他们只对夺取其他国家的领土和压迫其他弱小国家感兴趣。因此，一些人所谓的“民族权利” ，对另一些人来说往往是民族压迫 。此外，在每个统治的民族集团背后，总是站着一些“大哥”或其他人。因此，所谓的争取"国家主权"的斗争，结果总是意味着国家从属于某个外国大国势力：

“这些小规模的巴尔干半岛君主国及其部长和执政党所奉行的政策,其表面目标是将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统一在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但实际上，没有人把这些口号当回事。这些都是半官方的谎言，是为了赢得人民的欢心而编造出来的。巴尔干王朝是欧洲各国外交政策人为扶植起来的，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根基 ，他们的王位太微不足道了，太没有安全感了，以至于不敢冒险采取类似俾斯麦那样的广泛政策，当时俾斯麦用血与铁统一了德国。第一次严重的冲击就可以把巴尔干半岛上的卡拉乔格维奇、科布尔格和其他冠冕堂皇的小丑彻底扫地出门。巴尔干资产阶级和所有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走得太晚的国家一样，政治上是不健全的，懦弱的，没有才能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沙文主义的腐朽。农民群众太分散，太无知，对政治太冷漠，从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政治主动性。因此，在巴尔干地区建立正常的民族和国家关系的任务就落在了巴尔干无产阶级的肩上。”（同上， p. 40）

巴尔干地区的民族问题只能由无产阶级坚定地站在阶级独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主义的纲领上解决。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巴尔干地区独立和俄国自由的历史保证，在于彼得堡和华沙的工人和贝尔格莱德和索菲亚的工人之间的革命协作。”（同上，p. 41-2）他又说：“正如在俄国，反对家长制-官僚制的斗争的主要任务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一样，在巴尔干地区，无产阶级独自承担着为半岛上许多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共存和协作建立正常条件的艰巨任务。”（同上，p. 30）

争取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

南斯拉夫的经验完全证实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只要具体地提出问题，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敌对行动开始8年后，南斯拉夫的解体的真实结果是什么？它是否导致了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加强？它是否使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它解决了任何问题吗？它发展了生产资料吗？问题不言而喻 ，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南斯拉夫的解体绝对是一场灾难。而这种对工人阶级的犯罪，永远不能以任何民族的自决权为理由。现在我们在科索沃又发生了新的畸形斗争。我们当然支持科索沃人的自决权。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领土，有权不受压迫和屠杀。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人们必须始终说真话。真相就是：一个小民族的命运又一次被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犬儒地操纵和被利用。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预言的那样，北约在利用了科索沃人之后，将抛弃和背叛他们。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如果允许科索沃独立，它将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与阿尔巴尼亚国家融合，从而形成大阿尔巴尼亚的怪物——步上大克罗地亚、大塞尔维亚、大保加利亚、大希腊的后尘。小小的马其顿国家非常脆弱，而且有很大数量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如果马其顿解体，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战争。而这将是一场不同于我们迄今为止在巴尔干地区所看到的战争。南斯拉夫的战争主要是民兵之间的战争。如果马其顿解体，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以及最终的土耳其人，都会被卷入其中。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北约成员国——之间的战争，对所有民族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对美国人来说则是一场噩梦。这是华盛顿不能容忍的。他们试图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施加压力，迫使他作出让步 。当这一切失败后，他们就无意中陷入了一场毫无计划和远见的战争。中央情报局通知克林顿，爆炸案将在几天内使米洛舍维奇屈服。这个计划失败了，只有当俄罗斯向米洛舍维奇施加压力，迫使他达成妥协时，美国的立场才得以保全。但结果是什么呢？

科索沃人有自决权，正如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库尔德人、马其顿人、巴勒斯坦人一样。只是有一个小问题。如何实现这种自决？如何在实践中行使这一权利？塞尔维亚人不会自愿放弃对科索沃的控制，他们认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问题是，科索沃人--或者至少是科军--指望美帝国主义来帮助他们。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冒险解决了什么问题？什么也没解决。它使局势恶化了一千倍，播下了新的战争和噩梦的种子。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巴尔干地区一如既往地发挥着有害的作用，并导致了血腥的僵局。科索沃解放军的反动领导人被美帝国主义扶植上权力宝座 ，现在正扮演着最可怕的角色。在谋杀和压迫塞族工人和农民的同时，他们正在努力占领所有关键地位，同时通过掠夺、勒索、毒品交易和各种犯罪充实自己的钱袋  。但是，科索沃解放军将被允许实现的目标是有限的。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将会后悔他们如此盲目地相信帝国主义的诚意。

尽管华盛顿急于从科索沃撤出，但他们仍被困在那里，并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状态。还有另一个潜伏在背后的“老大哥”——俄罗斯，他们对该地区也有兴趣。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一直在增加。因此，莫斯科现在正在鼓励米洛舍维奇再次提出塞族控制科索沃的问题。事实上，在国际法上，根据贝尔格莱德和北约为结束敌对行动达成的妥协协议，科索沃在形式上仍然是南斯拉夫领土的一部分。北约（即美帝国主义）则不希望有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因为它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这将导致大阿尔巴尼亚的形成，从而立即破坏马其顿和黑山的稳定，引发新的甚至更具破坏性的战争。这种矛盾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阿尔巴尼亚科索沃人将在某个阶段与北约部队发生冲突。我们事先就预测到了这一点，而且正如米特罗维察的冲突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切已经开始 。因此，整个事件完全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对各方来说都变成了一场噩梦。再一次，试图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解决民族问题的努力以灾难告终。

很久以前，恩格斯就解释说，解决巴尔干地区民族问题的先决条件是消除外国势力的干涉。当时他主要想到的是沙皇俄国。后来德国和意大利也扮演了同样的恶性角色。现在是美国和德国。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有可能打破帝国主义对巴尔干地区的束缚，并允许一种真正民主的替代品，取代历史上所称的“巴尔干化”的怪物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恩格斯所写的这样一种境地：“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纳乌特人［编者注：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 （引自《马恩全集》，第22卷）

前进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回到列宁的位置上来。1916年，他不怕告诉波兰人，独立不是解决办法，是乌托邦式的。他们获得真正独立的唯一途径是俄罗斯革命和德国革命。今天，同样的真相必须告诉科索沃人。试图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基础上解决他们的问题是徒劳的。唯一的出路是在塞尔维亚和整个前南斯拉夫建立工人政权。只有南斯拉夫工农团结奋斗 ，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甚至科索沃的工人和农民现在一定在怀念地回顾铁托时期，与目前的血腥混乱相比，铁托时代看起来像是一场梦 。在国有化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恢复各民族的联邦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样的联邦必须由劳动人民自己进行民主控制和管理，而不是由既得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玩弄民族差异——也就是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只有劳动人民对压迫其他民族的人民没有兴趣。所以，正如列宁经常重复的那样，民族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任何其他的解决方案，往好了说，只会导致局部的和不稳定的进展，往坏了说，就会导致一场彻底的灾难。在这方面，前南斯拉夫的命运是对所有工人的严重警告。

为国际主义的政策而奋斗！

“只有拥有财产的人或是无论如何能拥有成为财产所有者的自由和手段的人，才有国家。而没有这种自由和手段的人是没有国家的。”-魏特琳

“工人没有祖国。”- 《共产党宣言》

民族问题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因此，本文件仅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要点。它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辩论的起点，通过这个起点 ，工人运动可以达成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场 。通过对民族问题的认真讨论，我们可以提高先进工人和青年的水平，就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很大影响，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实基石上建立国际运动奠定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算账“推翻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把自己摆在民族（国家）的前列 。 但是他们又说，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这是什么意思？ 很明显，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但是，马克思认为这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工人一旦征服了一个国家的政权，就会面临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反对。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内涵不是一国性的而是国际性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扩展到资本主义的主要国家，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共产党宣言》中不折不扣的国际主义精神从每一行字中迸发出来：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共产党宣言》）

当然，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与国家压迫、种族主义、歧视和不公正的每一种表现作斗争是一项基本义务。必须在每个国家制定出这方面的具体要求方案。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下日复一日的前进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就会成为乌托邦。群众只有通过参加一系列局部战斗和小规模冲突ーー罢工、示威等等，才能为最后的战斗进行训练和锻炼 。为每一个趋向于改善群众条件的进步而斗争，不管是多么局部的进步，都是正确的，必要的 。这不仅适用于社会改革、教育、卫生和住房、养老金等等，而且也适用于民主要求，只要这些要求还保留着丝毫的活力。

例如，在英国，必须为废除君主制和上议院——这些封建主义的反动遗迹而斗争。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支持妇女的权利，并将在堕胎和离婚等领域为最先进的立法而斗争。这也适用于民族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极力支持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自治。这是一个基本的民主要求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支持任何具有丝毫进步内容的民主要求。当然，让步于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议会并不能解决任何根本问题，但这毕竟是一种局部的民主改革，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反对。

然而，这还不够。在现代条件下，任何改良，无论是经济改良、社会改良还是民主改革，都不可能持久，除非它导致社会的根本变革。 早在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指出，民族问题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解决，他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明确地从国际纲领中删除，改为“民族解放运动”。对于那些屈服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压力，要求工人阶级放下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即接受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领导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一点已经完全丧失了意义。 相反，列宁解释说，在现代时代，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民族问题。托洛茨基这样总结列宁的立场：“民族自决权当然是民主原则，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但是，真正的民主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支持和实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们才与社会主义的任务交相辉映。”（托洛茨基《1939-40年文集》，p. 45，我们的重点）

这就是我们所捍卫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现今的条件下，在每一个阶段都必须把争取民主要求的斗争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观点牢牢地联系起来，同没收银行家和资本家资产联系起来。而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无条件团结。我们的战斗口号不是“民族反对民族”，而是“阶级反对阶级！”而且，我们的目标不限于一个国家。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这是过去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1916年，在欧洲处于灾难性战争的黑色反动时期，列宁写道：“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我们的重点）

尽管面对确凿的证据，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仍不愿承认一个对所有有会思考的人来说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即民族国家本身现在扮演着与旧的封建特殊主义、地方障碍和过去的地方收费公路一样的倒退角色。只有彻底摧毁这些陈旧的壁垒，代之以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有计划的和谐发展，人类文化和文明才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是过时的民族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才是人类的唯一希望。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不是建立新的疆域——即人类进步道路上的新障碍，而是废除一切疆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秩序。

“所有国家的边界都只是对生产力的束缚。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维持现状，即使疆界永久化，而是相反，要努力以革命的方式消除这些疆界，目的是建立欧洲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联合国家。”（托洛茨基，《1935-36年文集》）。

完笔于2000年2月25日，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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