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哲學革命 ­—《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反思

(按:本文為艾倫·伍茲於2013年5月17日發表的文章,探索了馬克思為辯證法所樹立的各個重要唯物主義哲學原則。)
譯者:Jui Hung Chang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關於知識的這個問題已經佔據了哲學的中心位置好幾個世紀了,然而這個所謂的“問題”的形成只會發生在當知識:

a)分離於物理上的軀體時;同時

b)分離於物質世界。

而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一個片面觀點的意識,他作為一個障礙物用以阻絕我們於“外在”的世界。然而事實上,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分離於它之外;意識也並不是將我們分離於它,而是連結它。人類與物理世界的關係從一開始就不是冥想而是主動的。

我們不只在用我們的大腦思考,而是用上了整個身體。思考必然被視為,不是一個封閉性的活動(“一個在機械中的鬼魂”),而是作為整個人類經驗的一部分,包含人類感官活動以及與世界和其他人類的交流。它必須被視為是這個永續互動中複雜過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個封閉的活動,機械性的並列於它。

唯物主義反對將心智、意識和靈魂等等視作是分離於物質的。思考只是大腦存在的方式,就像大腦本身只是物質以特定的方式組成的。心智就是我們稱為大腦和神經系統的活動總和。不過辯證上來說,整體比部分的總和還要來得更多。

這樣唯物主義的觀點緊密地接續著科學上逐漸揭開大腦運作秘密的諸多結論。相反地,唯心論者一再堅持意識是一個“謎”,沒有辦法被理解。此時我們熟悉的靈魂又再度得意洋洋地出現了,伴著其他早就該被科學掃進博物館裡的至聖所、天使、魔鬼和所有五花八門零零總總的神祕事物。

笛卡兒與心物二元論

躲在哲學上的唯心主義的高尚表象後的其實就是宗教和迷信。唯心主義的最裡面總是宗教。潔白無瑕的內在靈魂應該要被鎖在骯髒、不完美且短命的物質軀體裡,渴望著死亡那一刻的解脫而終於能釋放靈魂,飄浮到天堂上(如果我們夠幸運的話)。從這觀點來說,物質被視作像是二等公民一樣,一個粗鄙的老百姓,注定要給尊貴的不朽靈魂讓位。這個想法至少跟柏拉圖和畢達格拉斯一樣老,他們把物理世界視為是對於比世界還要更早被思索的完美形式的一種粗劣模仿。

靈魂獨立於軀體之外存在這個概念被有名的法國哲學家笛卡兒帶進了現代,之後他把這個問題變得複雜了,而這個問題也就從此一直這麼混沌不明。他引介了心物二元論的概念,也就是思考(意識)是獨立於物質的。在此心智被認為是在身體之中,但和身體不一樣的東西。心物二元論難以克服的爭議是:如果心智和物理軀體完全不同的話,他們之間如何能夠互動?

錯就錯就在誤把意識當作一個物體,一個獨立的存在、分離且單獨於人類的感官活動。現代科學早已經永久排除了意識作為一個獨立之“物”的這個概念。我們現在知道笛卡兒並不知道大自然的運作、包含分子、原子和次原子粒子的世界,以及電脈衝是如何影響大腦的運作。至於那神秘的靈魂,我們也正在科學上開始了解人體和大腦是如何運行的。

神經細胞的功能包含電子和化學的。在每一個神經細胞的末端有一個專門的區域,也就是突觸終端,包含大量乘載著神經傳導物質的微小膜囊。這些化學物質會在細胞間傳遞神經脈衝。當一個電位的神經脈衝在一個神經元上傳導過後,它抵達終端時會刺激神經傳導物質從膜囊中的釋放。

神經傳導物質傳導過突觸(相鄰神經元的接合部分)並刺激產生能帶著神經脈衝前進的電荷。這個過程會一直重複再重複,直到某個肌肉產生位移了或是大腦接收到某個感覺神經元的訊息。這些電子化學能的結果能被視為是神經系統的“語言”,藉由它資訊被從身體的一處傳遞到另一處。這個科學上的解釋馬上解答了神秘的唯心論者把思考和意識視作不可思議又不可解釋、且脫離正常自然運行及人體運作的觀點。

雙手與大腦

唯心論者對於意識和語言的觀點跟進化論的事實並不一致;他們的觀點抽象而武斷,同時也不符合歷史。早期人類(及原人)和物理環境的關係是由尋找食物的需求及躲避掠食者的注意所影響的。直立人(基於氣候變遷下環境變化所演化而成)空出了雙手,因此之後能用來進行體力勞動。

意識在大腦和中央神經系統的演化中產生。這個演化進而與人類的實踐活動,也就是勞動,有了密切的關係。人經由體力勞動來轉變他們的環境,同時藉由這個行為也轉變了他們自己。這個過程已經進行了數百萬年,並且影響了演化的早期階段,尤其是從無脊椎到有脊椎,影響了中央神經系統的發展,最終演化成大腦。

雙手和大腦之間的聯繫都被好好地調查、記錄了下來。手工操作的靈巧度及多樣性的強化帶來了大腦的急速成長以及思考能力上的增加。事實上,巨大的大腦、直立的站姿,以及能夠處理特定工作的發達雙手之間就有著辯證上的關係。人類雙手的演化是多麼了不起的成果啊!大拇指及手掌其餘部份的相對是人類能夠掌、握及操作的最主要的適應性的變化。這是其後所有的進化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黑猩猩用他們的雙手來在樹間擺盪,他們也用雙手來握住樹枝,並且有時候用它來當作原始的工具來挖掘白蟻。一旦我們遙遠的祖先採用了直立的站姿後,解放的雙手就能夠嘗試許多其他的工作。不斷的練習後,雙手就越來越熟練,並且能夠進行更精細且複雜的工作,尤其是以自然物件為工具的運用。

使大腦發達的是雙手,而不是大腦發達了雙手。這樣的現象也能在較低層級的動物中見到。他們也不觀察這個世界—而是用吃的。這就跟人類的嬰兒把東西放進嘴裡來“認識”世界是一樣的道理。同樣地,語言不是如同錘子或鏟子一樣被生產及運用的“工具”;語言作為社會交際下的集體產物是跟意識一起演化的。它並不是人創造出來的,而是在人類長遠的集體活動和社交生活中自然產生的。

對於工具的規律使用和集體勞動必然使得某些語言變得必要,並帶動了一連串相互依存的要素。所有生理和心理的運作都是緊密關聯的。因此,辯證上來說,原因就成了結果,而結果也成為了原因。人類雙手和雙眼及大腦緊密連結在一起;即便是為了製作最簡單的石器,其中所需要的協調能力也非常可觀。所有人類製作並使用器具,以及製作器具所需的雙手、雙眼及大腦的相互關係,正是數百萬年來推動大腦演化的原因。“工具的使用似乎比大腦主要的進步還來得更早,並且與非洲南猿的人類化石有關。”(H.J.福樂、M.戴維斯《不列顛人的自然歷史》,47頁)

有意識地製造簡單的石器很明顯地帶動了初步概念的形成,並且帶動了思考的發展,這毫無疑問地影響了大腦的內部構造;這點可以從腦部尺寸的發育上看出來。這些轉化總體上來說代表了一個質的飛躍,使得人類和其他生存物種區隔了開來。人類並不是被上帝形塑的一個特別的創造;而是進化下的產物,而其中決定性的元素就是體力勞動。因此,正如恩格斯一百多年前所解釋的那樣,使人類進化的不是大腦—而是使大腦發展的手。

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三節中,馬克思寫道:

“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必然把社會分成兩部份,其中一部分高出於社會之上。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

在這幾個濃縮的句子中包含了一個哲學革命。偉大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已經距離發現真相很近了;但儘管他有著巨大的才華,卻未能從理論到實踐上跨出決定性的一步,因為他被他先入為主的理想主義成見所蒙蔽了。在黑格爾的論述中,辯證仍然模糊不清、深奧的真理也隱藏在大量抽象和晦澀的推理之中。需要馬克思的天才才能發現隱藏在黑格爾邏輯中的理性核心,並且將它應用在現實的物質世界中。

隨著馬克思的哲學終於離開黑暗而密不通風的地窖,擺脫了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受到的經院哲學思想的束縛,一閃一閃地,進入白晝的光亮之中;在此,終於,思考與人類活動聯合在一起—不是學者片面而純粹知識上的活動,而是真實、感性的人類活動。偉大的德國詩人歌德在回答聖經中的斷言“在起初已有聖言”時寫道:“在起初已有了行為。”

然而真正的人類活動(勞動)並不是如同被孤立的原子一般的活動。它本質上必然是集體的。它是人類的個人努力、奮鬥與創造力的結合,並帶來了文明世界所有的奇蹟。這是原先黑格爾稱之為特殊與普遍團結在一起的具體實現。然而,這種必要的團結一直都被頑固地否決;人類的思想和行動不被認為是一個集體的活動,而是一個個孤立個體的運作。

這個錯誤的觀念不但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偏見,同時也企圖為資產階級這樣一個自我(“個體”)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社會的架構、道德與價值做辯護。在現實中,絕大多數人的個體性都被一小撮人的個體性給輾壓和奴役;這小部分的人他們擁有並控制著生產的工具,因此也掌握了生存本身的關鍵。而事實上,即便是這群少數人也得服從於他們無法控制的力量的影響。

勞動異化與資產階級社會

已故而無人哀悼的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曾經說過一句名言:“這世界上沒有社會這種東西。”但是當亞里士多德說人類是一種政治動物時,他的意思其實是說:人類是一種社交的動物。所有人類發展(包括思想和言論)的關鍵是社會活動,而這則是起源於集體勞動。黑格爾說過,一個人性格的豐富性在於他們關係上的豐富性。如同一個被困在荒島上或被單獨監禁多年的人會發現他們在思考和溝通的能力上受到了嚴重的損害。

資本主義傾向於孤立和疏遠人們。他們被教育成要將自己視為“個體”,其實也就像是一顆顆孤立的原子。這反映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之間不斷相互競爭的社會現實,也在政治、宗教和哲學中得到了反映。資產階級在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宗教戰爭時就首次與封建主義鬥爭;當時的新教徒聲稱每個人都有權以自己的方式敬拜上帝。

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在資本主義崛起時曾是一股先進的力量。當時資產階級仍然有能力發展生產力,推動人類文明和文化的視野。但這些已經在歷史的迷霧中變得退散而模糊了。在資本主義衰敗的時代,個人主義已經變成了不過是自我主義、殘酷和自私自利。它滋養了對他人痛苦的漠不關心,同時也挑起了可能威脅並破壞文化與文明根基的野蠻行為和態度。

我們都想認為我們擁有選擇去做我們喜歡的事情的“自由”,然而並非如此。正如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曾經觀察到的那樣,如果磁針能夠思考的話,毫無疑問地它會想像自己依著它自己的自由意志指向北方。十九世紀時,達爾文極力表明人類並不是全能上帝的特別的作品,而是從動物界演化而來的。二十世紀時,弗洛伊德則證明我們的許多行為是無意識的,而“自由意志”實際上是一種幻覺。

然而,在每一個階段,人類都試圖否認這些事實,並且試圖在偉大的秩序中為人類樹立一種特殊的、特權的地位。強調我們不是自由的個體、我們的行為是由我們所無法理解和控制的力量所決定的,這種觀點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難以接受的。然而,正如黑格爾所解釋的那樣,真正的自由不是對必然性的否定,而是對必然性的理解。

意識是被物理環境所決定的。如果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出生在一個印度村莊某個農夫的小屋裡,他出生地的智慧可能會讓他成為一個水稻種植的專家,但誰又能相信他將會發現相對論呢?托洛茨基曾經問過:“有多少亞里士多德正在放養豬群,又有多少養豬人正坐在王座上?”

整個資產階級的觀點都是自我的,但是工人階級就非常不一樣了。馬克思解釋道,若是沒有組織,工人階級只是供人剝削的原料。工人被要求在生產線上分工合作進行集體的勞動時,生產方式是集體、而不是個人的。一個莊稼人可以自稱說:那個捲心菜是我種的;但沒有一個福特汽車的工人可以說:那輛車是我造的。

因此,工人的意識自然是集體的。工人階級鬥爭的武器,罷工、大罷工、群眾集會和群眾示威等等,在性質上就具有集體性。個人主義只是那些把自我利益優先於同儕之上的罷工者的戳章;這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媒體總是稱讚那些不參與罷工者的“勇氣”,並稱他是為了“個人的自由”而挺身而出。

人類通過努力改變和形塑他們周圍的環境來創造自己的歷史。然而在改變群體條件的同時,我們也在改變自己。認為“人性”永恆且不變是一個根深蒂固、但卻沒有事實根據的成見。所謂的人性在歷史上不但早已改變了許多次,現在也仍在變化,並且會在未來發生更大的變化。

我們活在一個人們無法理解的異化而不理性的世界中。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理性思考已經是不合時宜的了;在這樣的世界裡最好是不要去思考。現代資產階級虛無的哲學觀完全反映了這種觀念,就像後現代主義空泛的陳詞濫調一樣。人們都覺得他們已經失去了對生活的主宰,自己又被無法控制又陌生而無法理解的力量所取代;生命的所有價值和人性都被剝奪,陷入了破壞文明理性的生存原則的野蠻和暴力之中。正如黑格爾所說的那樣,“理性終成了不理性”。

在資產階級的現代社會中,異化是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特徵,甚至在大眾文化中也有所描繪。當代對於機器人不可思議的迷戀應該如何解釋呢?這些機器人經常被描繪為要逃離人類的控制並接管世界,就像在電影《魔鬼終結者》裡那樣。這些科幻小說的作品幾乎沒有告訴我們關於意識的本質,無論是人類還是機器人的,反而是花了篇幅在講述這個人類在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所居住著的異化的世界。

在電影《魔鬼終結者》中的惡夢世界裡,那些“東西”(機器或機器人)不但佔領了世界還奴役著人們,但這場惡夢早已成真。在我們的時代裡人被降低到如同物品般的地位,而事物(特別是金錢)卻被提升到高過於人的地位。古代的異教徒將嬰兒獻給了邪神;現在則是每年都有數百萬嬰兒在名為資本主義的祭壇上被犧牲。

要消除這種異化感的唯一方法只有消除它在物質上的基礎:要消除非理性思想的唯一方法只有消除資本主義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非理性關係;要消除我們感覺已經失去對生活和命運的掌控的唯一方法也只有推翻自相矛盾的生產關係,並建立一個所有的決定都是經由自由的人們以民主的方式來決定的理性的計劃經濟。

在一個理性,也就是一個社會主義方式的計劃社會中,原先物質對人的統治將被取代為自由的人對物質的管理。並非我們作為機器的奴隸,而是後者將成為我們順從的僕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每一次的科技進步都只會延長工作時數,並增加工人的所增受的勞役;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將不再需要更長的工作時間來產生更多的剩餘價值,而是工作的更少,生活的更多。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科學和技術的驚人進步已經使我們掌握了改變地球所需的一切。比起那些宗教應該要展現出來的“真理”,科學揭露的宇宙運行的原理看起來更令人著迷、興奮而美麗。藉由徹底改革我們的生活條件,人類將為改變自己做好準備,結束我們作為物種的史前史,讓我們活得、表現得像人類而不是動物,像是自由的人類而不是奴隸。

這又把我們帶回到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第三節中,他寫道:

“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必然把社會分成兩部份,其中一部分高出於社會之上。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

這明白地意味著:要徹底改變思想,就必須徹底改變社會。

倫敦,201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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