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反思

(按:本文为艾伦·伍兹于2013年5月17日发表的文章,探索了马克思为辩证法所树立的各个重要唯物主义哲学原则。)
译者:Jui Hung Chang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知识的这个问题已经占据了哲学的中心位置好几个世纪了,然而这个所谓的“问题”的形成只会发生在当知识:

a)分离于物理上的躯体时;同时

b)分离于物质世界。

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片面观点的意识,他作为一个障碍物用以阻绝我们于“外在”的世界。然而事实上,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分离于它之外;意识也并不是将我们分离于它,而是连结它。人类与物理世界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冥想而是主动的。

我们不只在用我们的大脑思考,而是用上了整个身体。思考必然被视为,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活动(“一个在机械中的鬼魂”),而是作为整个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包含人类感官活动以及与世界和其他人类的交流。它必须被视为是这个永续互动中复杂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活动,机械性的并列于它。

唯物主义反对将心智、意识和灵魂等等视作是分离于物质的。思考只是大脑存在的方式,就像大脑本身只是物质以特定的方式组成的。心智就是我们称为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活动总和。不过辩证上来说,整体比部分的总和还要来得更多。

这样唯物主义的观点紧密地接续着科学上逐渐揭开大脑运作秘密的诸多结论。相反地,唯心论者一再坚持意识是一个“谜”,没有办法被理解。此时我们熟悉的灵魂又再度得意洋洋地出现了,伴着其他早就该被科学扫进博物馆里的至圣所、天使、魔鬼和所有五花八门零零总总的神秘事物。

笛卡儿与心物二元论

躲在哲学上的唯心主义的高尚表象后的其实就是宗教和迷信。唯心主义的最里面总是宗教。洁白无瑕的内在灵魂应该要被锁在肮脏、不完美且短命的物质躯体里,渴望着死亡那一刻的解脱而终于能释放灵魂,飘浮到天堂上(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从这观点来说,物质被视作像是二等公民一样,一个粗鄙的老百姓,注定要给尊贵的不朽灵魂让位。这个想法至少跟柏拉图和毕达格拉斯一样老,他们把物理世界视为是对于比世界还要更早被思索的完美形式的一种粗劣模仿。

灵魂独立于躯体之外存在这个概念被有名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带进了现代,之后他把这个问题变得复杂了,而这个问题也就从此一直这么混沌不明。他引介了心物二元论的概念,也就是思考(意识)是独立于物质的。在此心智被认为是在身体之中,但和身体不一样的东西。心物二元论难以克服的争议是:如果心智和物理躯体完全不同的话,他们之间如何能够互动?

错就错就在误把意识当作一个物体,一个独立的存在、分离且单独于人类的感官活动。现代科学早已经永久排除了意识作为一个独立之“物”的这个概念。我们现在知道笛卡儿并不知道大自然的运作、包含分子、原子和次原子粒子的世界,以及电脉冲是如何影响大脑的运作。至于那神秘的灵魂,我们也正在科学上开始了解人体和大脑是如何运行的。

神经细胞的功能包含电子和化学的。在每一个神经细胞的末端有一个专门的区域,也就是突触终端,包含大量乘载着神经传导物质的微小膜囊。这些化学物质会在细胞间传递神经脉冲。当一个电位的神经脉冲在一个神经元上传导过后,它抵达终端时会刺激神经传导物质从膜囊中的释放。

神经传导物质传导过突触(相邻神经元的接合部分)并刺激产生能带着神经脉冲前进的电荷。这个过程会一直重复再重复,直到某个肌肉产生位移了或是大脑接收到某个感觉神经元的讯息。这些电子化学能的结果能被视为是神经系统的“语言”,藉由它资讯被从身体的一处传递到另一处。这个科学上的解释马上解答了神秘的唯心论者把思考和意识视作不可思议又不可解释、且脱离正常自然运行及人体运作的观点。

双手与大脑

唯心论者对于意识和语言的观点跟进化论的事实并不一致;他们的观点抽象而武断,同时也不符合历史。早期人类(及原人)和物理环境的关系是由寻找食物的需求及躲避掠食者的注意所影响的。直立人(基于气候变迁下环境变化所演化而成)空出了双手,因此之后能用来进行体力劳动。

意识在大脑和中央神经系统的演化中产生。这个演化进而与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就是劳动,有了密切的关系。人经由体力劳动来转变他们的环境,同时藉由这个行为也转变了他们自己。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数百万年,并且影响了演化的早期阶段,尤其是从无脊椎到有脊椎,影响了中央神经系统的发展,最终演化成大脑。

双手和大脑之间的联系都被好好地调查、记录了下来。手工操作的灵巧度及多样性的强化带来了大脑的急速成长以及思考能力上的增加。事实上,巨大的大脑、直立的站姿,以及能够处理特定工作的发达双手之间就有着辩证上的关系。人类双手的演化是多么了不起的成果啊!大拇指及手掌其余部份的相对是人类能够掌、握及操作的最主要的适应性的变化。这是其后所有的进化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黑猩猩用他们的双手来在树间摆荡,他们也用双手来握住树枝,并且有时候用它来当作原始的工具来挖掘白蚁。一旦我们遥远的祖先采用了直立的站姿后,解放的双手就能够尝试许多其他的工作。不断的练习后,双手就越来越熟练,并且能够进行更精细且复杂的工作,尤其是以自然物件为工具的运用。

使大脑发达的是双手,而不是大脑发达了双手。这样的现象也能在较低层级的动物中见到。他们也不观察这个世界—而是用吃的。这就跟人类的婴儿把东西放进嘴里来“认识”世界是一样的道理。同样地,语言不是如同锤子或铲子一样被生产及运用的“工具”;语言作为社会交际下的集体产物是跟意识一起演化的。它并不是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人类长远的集体活动和社交生活中自然产生的。

对于工具的规律使用和集体劳动必然使得某些语言变得必要,并带动了一连串相互依存的要素。所有生理和心理的运作都是紧密关联的。因此,辩证上来说,原因就成了结果,而结果也成为了原因。人类双手和双眼及大脑紧密连结在一起;即便是为了制作最简单的石器,其中所需要的协调能力也非常可观。所有人类制作并使用器具,以及制作器具所需的双手、双眼及大脑的相互关系,正是数百万年来推动大脑演化的原因。 “工具的使用似乎比大脑主要的进步还来得更早,并且与非洲南猿的人类化石有关。”(H.J.福乐、M.戴维斯《不列颠人的自然历史》,47页)

有意识地制造简单的石器很明显地带动了初步概念的形成,并且带动了思考的发展,这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大脑的内部构造;这点可以从脑部尺寸的发育上看出来。这些转化总体上来说代表了一个质的飞跃,使得人类和其他生存物种区隔了开来。人类并不是被上帝形塑的一个特别的创造;而是进化下的产物,而其中决定性的元素就是体力劳动。因此,正如恩格斯一百多年前所解释的那样,使人类进化的不是大脑—而是使大脑发展的手。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节中,马克思写道: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份,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在这几个浓缩的句子中包含了一个哲学革命。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已经距离发现真相很近了;但尽管他有着巨大的才华,却未能从理论到实践上跨出决定性的一步,因为他被他先入为主的理想主义成见所蒙蔽了。在黑格尔的论述中,辩证仍然模糊不清、深奥的真理也隐藏在大量抽象和晦涩的推理之中。需要马克思的天才才能发现隐藏在黑格尔逻辑中的理性核心,并且将它应用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中。

随着马克思的哲学终于离开黑暗而密不通风的地窖,摆脱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的经院哲学思想的束缚,一闪一闪地,进入白昼的光亮之中;在此,终于,思考与人类活动联合在一起—不是学者片面而纯粹知识上的活动,而是真实、感性的人类活动。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在回答圣经中的断言“在起初已有圣言”时写道:“在起初已有了行为。”

然而真正的人类活动(劳动)并不是如同被孤立的原子一般的活动。它本质上必然是集体的。它是人类的个人努力、奋斗与创造力的结合,并带来了文明世界所有的奇迹。这是原先黑格尔称之为特殊与普遍团结在一起的具体实现。然而,这种必要的团结一直都被顽固地否决;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不被认为是一个集体的活动,而是一个个孤立个体的运作。

这个错误的观念不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偏见,同时也企图为资产阶级这样一个自我(“个体”)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社会的架构、道德与价值做辩护。在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的个体性都被一小撮人的个体性给辗压和奴役;这小部分的人他们拥有并控制着生产的工具,因此也掌握了生存本身的关键。而事实上,即便是这群少数人也得服从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影响。

劳动异化与资产阶级社会

已故而无人哀悼的玛格丽特.柴契尔(Margaret Thatcher)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这世界上没有社会这种东西。”但是当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一种政治动物时,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人类是一种社交的动物。所有人类发展(包括思想和言论)的关键是社会活动,而这则是起源于集体劳动。黑格尔说过,一个人性格的丰富性在于他们关系上的丰富性。如同一个被困在荒岛上或被单独监禁多年的人会发现他们在思考和沟通的能力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资本主义倾向于孤立和疏远人们。他们被教育成要将自己视为“个体”,其实也就像是一颗颗孤立的原子。这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不断相互竞争的社会现实,也在政治、宗教和哲学中得到了反映。资产阶级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时就首次与封建主义斗争;当时的新教徒声称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敬拜上帝。

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资本主义崛起时曾是一股先进的力量。当时资产阶级仍然有能力发展生产力,推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视野。但这些已经在历史的迷雾中变得退散而模糊了。在资本主义衰败的时代,个人主义已经变成了不过是自我主义、残酷和自私自利。它滋养了对他人痛苦的漠不关心,同时也挑起了可能威胁并破坏文化与文明根基的野蛮行为和态度。

我们都想认为我们拥有选择去做我们喜欢的事情的“自由”,然而并非如此。正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观察到的那样,如果磁针能够思考的话,毫无疑问地它会想像自己依着它自己的自由意志指向北方。十九世纪时,达尔文极力表明人类并不是全能上帝的特别的作品,而是从动物界演化而来的。二十世纪时,弗洛伊德则证明我们的许多行为是无意识的,而“自由意志”实际上是一种幻觉。

然而,在每一个阶段,人类都试图否认这些事实,并且试图在伟大的秩序中为人类树立一种特殊的、特权的地位。强调我们不是自由的个体、我们的行为是由我们所无法理解和控制的力量所决定的,这种观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解释的那样,真正的自由不是对必然性的否定,而是对必然性的理解。

意识是被物理环境所决定的。如果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出生在一个印度村庄某个农夫的小屋里,他出生地的智慧可能会让他成为一个水稻种植的专家,但谁又能相信他将会发现相对论呢?托洛茨基曾经问过:“有多少亚里士多德正在放养猪群,又有多少养猪人正坐在王座上?”

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都是自我的,但是工人阶级就非常不一样了。马克思解释道,若是没有组织,工人阶级只是供人剥削的原料。工人被要求在生产线上分工合作进行集体的劳动时,生产方式是集体、而不是个人的。一个庄稼人可以自称说:那个卷心菜是我种的;但没有一个福特汽车的工人可以说:那辆车是我造的。

因此,工人的意识自然是集体的。工人阶级斗争的武器,罢工、大罢工、群众集会和群众示威等等,在性质上就具有集体性。个人主义只是那些把自我利益优先于同侪之上的罢工者的戳章;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媒体总是称赞那些不参与罢工者的“勇气”,并称他是为了“个人的自由”而挺身而出。

人类通过努力改变和形塑他们周围的环境来创造自己的历史。然而在改变群体条件的同时,我们也在改变自己。认为“人性”永恒且不变是一个根深蒂固、但却没有事实根据的成见。所谓的人性在历史上不但早已改变了许多次,现在也仍在变化,并且会在未来发生更大的变化。

我们活在一个人们无法理解的异化而不理性的世界中。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理性思考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在这样的世界里最好是不要去思考。现代资产阶级虚无的哲学观完全反映了这种观念,就像后现代主义空泛的陈词滥调一样。人们都觉得他们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主宰,自己又被无法控制又陌生而无法理解的力量所取代;生命的所有价值和人性都被剥夺,陷入了破坏文明理性的生存原则的野蛮和暴力之中。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理性终成了不理性”。

在资产阶级的现代社会中,异化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特征,甚至在大众文化中也有所描绘。当代对于机器人不可思议的迷恋应该如何解释呢?这些机器人经常被描绘为要逃离人类的控制并接管世界,就像在电影《魔鬼终结者》里那样。这些科幻小说的作品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意识的本质,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人的,反而是花了篇幅在讲述这个人类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所居住着的异化的世界。

在电影《魔鬼终结者》中的恶梦世界里,那些“东西”(机器或机器人)不但占领了世界还奴役着人们,但这场恶梦早已成真。在我们的时代里人被降低到如同物品般的地位,而事物(特别是金钱)却被提升到高过于人的地位。古代的异教徒将婴儿献给了邪神;现在则是每年都有数百万婴儿在名为资本主义的祭坛上被牺牲。

要消除这种异化感的唯一方法只有消除它在物质上的基础:要消除非理性思想的唯一方法只有消除资本主义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非理性关系;要消除我们感觉已经失去对生活和命运的掌控的唯一方法也只有推翻自相矛盾的生产关系,并建立一个所有的决定都是经由自由的人们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的理性的计划经济。

在一个理性,也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方式的计划社会中,原先物质对人的统治将被取代为自由的人对物质的管理。并非我们作为机器的奴隶,而是后者将成为我们顺从的仆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每一次的科技进步都只会延长工作时数,并增加工人的所增受的劳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将不再需要更长的工作时间来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是工作的更少,生活的更多。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科学和技术的惊人进步已经使我们掌握了改变地球所需的一切。比起那些宗教应该要展现出来的“真理”,科学揭露的宇宙运行的原理看起来更令人着迷、兴奋而美丽。藉由彻底改革我们的生活条件,人类将为改变自己做好准备,结束我们作为物种的史前史,让我们活得、表现得像人类而不是动物,像是自由的人类而不是奴隶。

这又把我们带回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节中,他写道: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份,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这明白地意味着:要彻底改变思想,就必须彻底改变社会。

伦敦,201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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