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他的思想在今天的意义

八十年前的1924年1月21日,苏联领导人、共产国际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因长期疾病而逝世,终年53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他的一生经历了深刻的动荡、危机和变革,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17年俄国革命。他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家,是一个改变了20世纪历史进程的巨人。(按:本文原写于2004年。译者:洪磊)

下述并不是列宁一生的详细记录,因为那样恐怕连厚厚的一卷书也承载不下。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或温习艾伦·伍兹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书籍,以及泰德·格兰特关于俄国的书籍,来了解更多的细节。本文写作于列宁逝世的周年纪念日,意在简要地概述这位伟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历史地位。也就是说,这是一篇为列宁这位革命者的辩护,以反驳一切在他生前或逝世后如同瀑布般向他倾泻下来的攻击与诽谤。本文不是一篇简单的写给革命英雄的悼词;它的价值在于协助我们理解真正的列宁和他革命性的贡献,以及如今这个革命与反革命交错的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最重要的是,本文旨在为今天的斗争提供启发与知识。

关于马克思,列宁这样警告那些在他死后将要弱化其革命讯息的人: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而在在他们逝世以后,这群人又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将其奉为圭臬,把某种光环加冕于他们的名字之上,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与此同时,却又在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列宁,《国家与革命》)

这些人对待列宁也正是如此。斯大林主义反动势力蓄意地严重扭曲了列宁的思想,以为苏联官僚机构的一切反革命政策正名。全世界资产阶级弹冠相庆,看着斯大林主义的拥护者们可耻地损害列宁的革命精华,将其彻底颠倒过来,以掩盖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罪行。因此,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一直在试图将斯大林主义错误地等同于列宁主义或共产主义,来污蔑列宁的名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出生于1870年4月10日,生在伏尔加河上的辛比尔斯克。他在一个富裕家庭的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三。这时,沙皇俄国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法则以其最显著的方式展露无遗,而半封建的俄国则照搬着在英国、德国和法国已经确立起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模式。1861年,农奴制被废除,新的西方影响开始在长期遭受沙皇压迫的俄国知识界发酵。乌里扬诺夫一家被袭卷进了这场时代激流之中,在其苏醒之际被裹挟前行。此时正值民意党执政时期,革命理想主义的“人民意志运动”正希望通过个人恐怖袭击的方式来推翻沙皇统治。1881年,他们终于成功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而这恰恰将会在接下来的野蛮压迫的浪潮中削弱民意党自己的势力。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加入了民意党,直接参与了未遂的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1887年5月,他和另外四人被逮捕并处以绞刑。这场个人悲剧对当时年仅17岁的列宁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年秋天,列宁到喀山读大学,学习法律专业。不久后他便因为参加了一项反抗权威的学生运动而被开除,从此开启了他革命的一生。

虽然列宁部分同意他哥哥的观点,但他还是决定加入喀山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圈子,在那里学习了《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等等许多内容。

“由于人口在沙皇政府的统治下被迫外流,俄国的革命者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拥有了丰富的国际联系,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都十分熟悉,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从未有过的。”(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这时候的列宁自然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献身来之不易:直到1891年,在集中详细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后,他才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当中。他肩负起了这项新的职责,以其为全部生活的中心,而所有其他事情都要为这个目标让步。他主动离开了自己的特权背景,全心全意地和无产阶级站在了一起。这段革命运动初期的经历改变了列宁的一生。

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直击当时尚存的民粹派(即后来的社会革命派),对抗其将农民理想化、否定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视村社为社会主义的基础等一系列混乱倾向。如人们所见,民粹派为个人恐怖主义作辩护,以之为消灭压迫的有效手段。与此相对,马克思主义则看到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作为其掘墓人队伍的壮大。与个人恐怖相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斗争才是推翻独裁、带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革命武器。“资本主义正走在路上,”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写道,“它正在把个体生产者从他们岌岌可危的位置上驱逐出来,正按照在‘西方’已经经过了检验的方式,在俄国创造着一支工人队伍的力量。”然而,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存在着分歧,出现了以斯特鲁维领导的非革命、墨守法律的一派。他们虽然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分析,但是却回避其革命性的结论。

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原本是民粹派的一个活跃成员。在看透了民粹派运动的幻象之后,他联系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并从此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建立了第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其组织斗争的对象不仅是民粹派,还包括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以及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并在此过程中写出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尤其是哲学方面。

列宁同样也投入到了他的斗争之中。直至1895年,他在俄国国内的不懈工作已经结出了胜利果实——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立,即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前身。然而,他被当局逮捕,并在长达一年的监禁之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三年。正是在这样的地下状态中,列宁完成了他的经典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曾在彼得堡团体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克鲁普斯卡雅很快也和他流亡到了一处。从这时起,他们便以同志和同伴的身份亲密工作,直至列宁在1924年去世。“总的说来,”克鲁普斯卡雅回忆道,“我们的流亡生活并没有那么糟。那些年正是认真学习钻研的时候。”

到了1898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在明斯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但列宁此时依旧处于流放当中。这次代表大会被突击搜查,几乎所有参会人员都被逮捕,终究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当时,以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斯坦为中心,第二国际中出现了一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趋势。他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宣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需要被更新以适应新的局势。虽然伯恩斯坦在政治上被打败了,但这股修正主义的潮流却藏在“经济主义”的伪装下,在俄国逐渐兴起。这一倾向认为政治超出了工人的理解能力,因此社会民主运动应该专注于经济和日常需求。这就直接把政治战场拱手让给了抗争独裁统治的新兴资产阶级,而刚刚觉醒的工人阶级则被落在了后面。

列宁充满激情地加入了对“经济主义”的抗议,为此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并于1902年出版在《怎么办?》一书上。但是这本书并非仅仅是对“经济主义者”的批驳,而是被列宁用以发展其关于政党组织的想法,尤其是建立一个基于专业革命者、拥有一份全俄语中心报纸以“集中鼓动并组织”群众的必要性。俄罗斯社会民主党需是一个有纪律的政党,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现实上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模板。虽然这本书存在着不足之处,即考茨基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具备工会意识的错误(这个错误观点后来被列宁所否定),它还是在党派活动家的问题上教育了一代人,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列宁尤其强调党内对理论的需求。他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他接着引用了恩格斯的相关言论:“让我们引用恩格斯在1874年说过的关于社会民主运动中理论重要性的话吧。恩格斯认识到,流行在我们之中的,不是社会民主主义伟大斗争的两个形式(政治和经济),而是三个,还包括理论的斗争……”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把各个行业组织得很好,但是前进得很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列宁,《怎么办?》)

从1900年12月开始,由于俄国的压迫,政党报纸的发展被挪到了国外,以《火星报》的形式出版。时年30岁的中年列宁搬到了慕尼黑,与普列汉诺夫等人合作创作报纸。1902年,在德国出版《火星报》变得过于困难,因此大部分编辑人员又搬到了伦敦。列宁和克鲁普斯卡雅于当年四月到达伦敦,与马尔托夫、维拉·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会合。另外两名编辑(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虽然留在了瑞士,但依然会前往伦敦进行咨询。报纸的第22至38期是在克拉肯维尔—格林编写而成的;列宁在那里和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领袖哈利·奎尔奇共享一间办公室。因其流畅的写作风格而被人称为“钢笔”的列夫·托洛茨基此时还很年轻,也同样在十月份到了伦敦来加入其他的移民者。根据克鲁普斯卡雅在她回忆录的第一版中的回忆(这后来被斯大林主义者所抹去),列宁热情地欢迎了托洛茨基,并坚持让他成为《火星报》的主要供稿人之一。不过几个月之后,在1903年3月,列宁就提名他加入了编辑部。

这时,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能在1903年顺利举行,人们正在积极准备着。事实上,这次代表大会也就成了建党的会议,而起草其章程的任务就落在了列宁肩上。会议先是在布鲁塞尔举办,然后在被警察追捕后被迫转移到了伦敦,在那里完成了剩余的流程。在代表26个组织的大约44名代表当中,只有4人是真正的工人。最后,《火星报》的支持者以绝对多数超过了“经济主义者”和分裂主义的崩得分子。

自从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崩得就将自己列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一个独立自主的组成部分。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想要更进一步地松弛他们与党之间的联系。克鲁普斯卡雅对此这样解释:

“当时生死攸关的问题就在于,俄国是要有一个能够将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的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的、统一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呢,还是要有几个民族的、各自为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这是关乎在俄国国内实现全世界团结的大问题。《火星报》的编辑部主张全世界国人阶级的大团结,而崩得则主张民族分离主义,主张在俄国各个民族的工人政党之间只保持友好的协议关系。”(《列宁回忆录》)

在这个问题上,《火星报》获得了绝对胜利,实现了党内所有工人的团结统一。

然而,在会议后期,《火星报》团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马尔托夫所领导的孟什维克(少数派)之间的分歧,因为党章中的一项条款和领导班子的组成问题而被激化了。列宁在党章中所写的一段话提出,只有那些“认同党的纲领,且不仅能够在经济上支持党,还能亲身参与到党的组织中来”的人才能被接纳入党。马尔托夫则希望把“亲身参与”替换为“定期与党合作”、“接受党组织的管理”这样更“有弹性”的概念。同时,列宁还希望把《火星报》的编辑部成员减少到三名,即列宁、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尽管列宁最终以多数取胜,但在普列汉诺夫站到了马尔托夫一边之后,列宁还是在领导团队中被孤立了。由于这次将党专业化的失败尝试,列宁从《星火报》编辑部辞职,在巨大的压力下几乎精神崩溃。

围绕着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及这次著名的分裂,有许多误传。其一,据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正是在这次会议中以成熟的形式出现;其二,据说从那时起,铁板一块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在列宁的带领下前进,最终促成了1917年十月的成功夺权。事实上,这与真相差之甚远。1903年的分裂不仅仅是在原则问题或基本问题上产生的,同样也关乎相对次要的组织问题。在1903年,还根本不能清晰地看出这两种倾向日后的差异;差异是在具体事件的影响下长期酝酿产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之间的重大政治分歧——即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态度——直至1904年才成型。而直到1905年革命,二者之间的界限才清晰起来。

对于孟什维克来说,俄国所面临的革命将会扫除封建主义残余,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那将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像西方早已完成的那样。俄国远远没有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此新兴工人阶级的任务是自愿隶属于资产阶级,奉他们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

虽然列宁同样也注意到俄国革命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他从中得出的结论却是截然不同的。对他来说,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已经太迟了,他们已经与独裁统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只能是反革命的。唯一能领导革命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与贫农的联合,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与贫农的民主专政”。此外,俄国革命的命运还将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相连,西方的成功将会促进俄国自身的革命。

真正的政治分歧出现了:孟什维克成为了阶级合作的拥护者,依靠资产阶级的支持而与革命群众对立。实际上,1903年的分裂已经预示了未来的政治差异。最终,这些差异都会变成革命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之间的分歧。

最后,在组织问题上,托洛茨基投了孟什维克一票。他后来诚实地承认了他的这个错误。他当时未能理解这场争端的真正本质,以及列宁在试图建设什么。尽管如此,在相关政治问题上,托洛茨基赞同列宁与孟什维克相对的所有基本观点。事实上,托洛茨基对于参与革命的社会力量甚至有着比列宁更为清晰的认识。他们两人都认为,唯一有能力领导革命的阶级就是联合了贫农的无产阶级,即使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他与列宁观点不同的地方在于,工人阶级在掌权之后,并不会止步于引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是会继续走向社会主义任务,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1917年以前,列宁所设想的是一个依然受到资产阶级革命限制的俄国革命。他把俄国革命的命运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连。然而,托洛茨基却相信俄国的无产阶级能够比欧洲的兄弟姐妹们更早成功地获得权力。那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正像1917年实际发生的那样。这个理论被称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1917年,列宁没有任何阻碍地接受了现实局势,从实际情况中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前景。

发生在俄历1月9日的彼得堡大屠杀催生了俄国1905年革命。这一年的革命事件证实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为,并坚定地确立了新生工人阶级的独立革命地位。在革命中,工人们自发地组成了他们自己的斗争团体,采取了苏维埃或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形式,是工人力量的摇篮。在十二个月内,这场运动涉及到了斗争的方方面面:从请愿到罢工、总罢工再到起义暴动。托洛茨基在这些事件中的参与使他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而这就是领导了十月总罢工的那个苏维埃。然而,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之后,随着政府粗暴地重申其权威,革命运动逐渐衰弱了下来。尽管如此,列宁依旧将1905年革命称为是一次“最后彩排”。如果没有这次经历,1917年的十月革命无论如何都不会成功。

几年内,一场血腥的反动统治就到来了。于1905年已经回到俄国的列宁,在1907年再一次被迫流亡。反动时期给新生的革命造成了许多困难,使得很多被迫转移到地下的革命斗士丧失了信心,索性退出了革命运动。“那是一段困难的时期,”克鲁普斯卡雅说,“俄国的组织正在分崩离析。”当孟什维克正面临着“清洗”非法政党的举措的威胁,专注于法律公开工作(这在当时的反动状况下将意味着对革命行动的拒绝)时,布尔什维克则正在受到极左和宗派主义倾向的影响——那些人希望彻底放弃合法途径,而这在当时也就意味着放弃革命工作。另外还有一些人则陷入了哲学理想主义的泥沼。作为对这种理想主义的回应,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为辩证唯物主义作了精彩的辩护,而此书至今依旧是一本经典的哲学著作。

又一次地,列宁被迫在流亡中与一小部分人相互依靠,对左右双方的取消主义都要进行斗争。即使在那时,他的工作似乎还是被小型罢工和移民生活中的琐事所支配。1905年的失败后不久,俄国国内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就被缩减成了小小的空壳。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们与孟什维克合作,共同出版了一份报纸,名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由马尔托夫担任编辑。然而这并没能持久下去。

“在1910年,”托洛茨基回忆道,“整个国内其实有不少同志,这当中有些人正在西伯利亚。但这些人并没有被组织起来。列宁通过书信或中间人能够接触到的,大概只有不超过30或40人。”

在整个反动时期里,列宁都尝试着对抗各种极左倾向,以保证布尔什维克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样的坚持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分裂,尤其是与抵制派之间的分裂。但是总的来说,列宁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始终是非常灵活的,只是在原则问题上强硬坚定。

到了1910年底,一场新的革命开始在俄国兴起,并将一直持续到1914年8月世界大战的爆发。1912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歧造成了双方公开决裂,各自成立了独立的党派。这时候,布尔什维克出版了一份新的日报,名叫《真理报》。两年以内,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这份报纸将五分之四的有组织的工人吸引到了他们这一边。在受了操纵的杜马选举上,他们赢得了六个代表席位,而这六人在战争爆发后全部被逮捕。

1914至1918年的世界大战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已然被耗尽,其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私人所有制和国家的约束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战争带来了最为严峻的挑战,揭露了第二国际中领导者们的不足。1914年8月,他们背叛了工人阶级而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损害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尊严。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投票支持他们自己的统治阶级的战争贷款时,他们也在假借“正义”之名,号召工人们自相残杀。他们不顾最初的反战宣言,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反而转身投降。工人们震惊了,甚至列宁也以为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支持战争的言论不过是一篇伪造品而已!事实上,第二国际可耻地垮掉了。用罗莎·卢森堡的话来说,它变成了“一具恶臭的尸体”。

只有俄国和塞尔维亚的政党还站在国际社会主义一边。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投票反对战争贷款,而因此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1914年12月,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投票反对战争贷款。领导重建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重任,落到了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国际主义者肩上。

在瑞士流亡期间,列宁对有阶级意识的、因这次严重背叛所迷茫的工人们发表了致辞。他将世界大战描述为一场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由全球掠夺、市场、利益和势力范围所组成的金融资本巨头们所领导。在这个解读中,他尖锐地将其区别于由被压迫阶级和民族所发动的、受到社会主义者支持的社会和民族解放的进步战争。列宁称,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则在根本上与此不同,并呼吁工人阶级“将帝国主义战争扭转为国内战争”,使其成为推翻资本主义、促成社会主义胜利的战争。马克思说过,工人是没有祖国的。一场对抗帝国主义的真正斗争,其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对其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的斗争。借着以上分析,列宁勇敢地呼吁一个全新的第三国际的到来,来维持国际社会主义的纯洁旗帜。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国际会议,以及1916年的昆塔尔会议,为左翼国际主义者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集结点,最终促成了1919年3月第三(共产)国际的成立。

战争期间,列宁将大量时间投入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研究中去。他尤其收集了关于经济问题的资料,用于创作他的经典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他还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哲学方面进行了细致全面的研究,是他1908至1909年间研究的延续。最重要的是,他投身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借此阐释马克思的辩证法。对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掌握,对于理解复杂的局势发展来说是极为必要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决定性要素,”列宁说,“就是其革命辩证法。”

列宁明白,战争经历势必是在为新的革命浪潮做出准备。危机终于在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1917年2月的俄国爆发。在国际妇女节当天,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开始罢工,在街上喊着“打倒战争!”“打倒沙皇专制!”“给我们面包!”的口号游行示威。就像1905年那样,苏维埃政府和临时政府一起被推举出来,形成了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但最初依旧由改良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主导。社会革命党并没有夺取资产阶级权力的打算。革命将权力交给了那些发动革命的工人和士兵们,但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并不自知,于是又将其转交给了改良派领袖们,而后改良派又将权力拱手让给了李沃夫亲王掌控下的资产阶级政府。两个政权并立的形势在如此局面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不是苏维埃政府取得完全的控制,就是革命彻底沦为反革命。

在结束苏黎世流放生活后的几个月内,列宁将会成为“世界上最被仇恨但也最受爱戴的人”。第一次革命完成八个月后,随着几次形势急转以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阶级斗争的迅猛开展,工人们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并夺取权力组建了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

当然,这绝非易事。当列宁于4月3日抵达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时,他用如下的话语来问候人群:“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正如《真理报》的编辑(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所承认的那样,他对临时政府不抱有任何信任。他严厉地训斥了临时政府,并着手征服他自己的党派,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著名的《远方来信》即是在那个时期写成,而他在其中已经定义了革命的关键性任务:

“(1)要通过最可靠的途径走向革命的下一阶段或第二次革命;(2)这次革命应当把国家政权从地主资本家(古契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克伦斯基之流)政府手中夺过来,交给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府;(3)后一政府应当按照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式样组织起来。”

列宁不得不发动艰苦的斗争,来克服“老布尔什维克”最初的抗拒,引导布尔什维克党走上赢取广大群众、通向第二次革命的道路上。当布尔什维克还是少数派时,他们的关键任务是对工人群众“耐心地解释”他们的政策。终于,在现实事件的基础上,他们借助“面包”、“土地”与“和平”的口号,成功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列宁在这个时期的写作组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具备的深刻知识体系,指引其领导革命、决不投降。在这些历史事件之间,他完成了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国家与革命》,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划清了改良主义和革命的界限。

到了九月初,布尔什维克已经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赢得了多数。10月25日,旧的体制被一扫而除,一个由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组成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列宁担任其主席,托洛茨基担任外交部长,新术语称他们为人民委员。世界历史由此彻底改变了。

列宁个人在1917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因此突出体现了个人在历史特定条件下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总体来说,个体在历史事件中往往只扮演次要的角色。然而,总有些关键性的时刻,特别是生死攸关之时,个人的力量是能够影响整体存亡的。事实证明列宁的存在不可或缺。他将自己融入了事态进展之中,抓住了事情发展的本质规律,塑造了将要开展革命的社会力量。托洛茨基在回顾他自己在1917年所扮演的角色时,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为了清楚起见,我就这样说吧。如果1917年我不在彼得堡,十月革命依旧会发生——只要列宁还在那里并且亲自指挥。如果列宁和我都没在彼得堡的话,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一定会阻止革命的爆发——我对此没有丝毫怀疑!”(《流亡中的日记》,1935)

毫无疑问正是这样的。党派领袖们对新道路的抗拒是非常强烈的,而如果没有列宁,这种抗拒还会强得多。托洛茨基相信,单凭他自己的个人力量,很可能不足以拥有扭转局势所必需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将无法及时走上夺权的必要途径。这可能便会使得资产阶级将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镇压无领导的无产阶级起义,并在波拿巴主义的政权之下建立其统治权威。整个历史进程将会截然不同,而未来的历史学家就要耻笑布尔什维克乌托邦式的荒唐举动了!

至今游离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阵营之外的托洛茨基,此时终于认识到了他企图将双方统一起来的错误。在他1917年返回俄国的旅程中,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并被选举为其领导。回看革命成功后的两年,列宁写道:“在夺得政权、创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主义吸引了周围社会主义思潮中最优秀的元素。”毋庸置疑,这指的正是托洛茨基——他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袖,为十月革命的成功做了技术和军事上的准备。事实上,那些年里,列宁对托洛茨基这位革命共同领导人的依靠是巨大的。在那段时间里,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个名字密不可分。“如果我们牺牲了,”列宁曾经这样问托洛茨基,“你认为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能够胜任吗?”在革命的命运还摇摆不定的当时,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顾虑。

内战初期,社会革命党转向了反革命一方,并企图谋杀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1918年8月30日,列宁被一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子弹射伤。虽然他得以恢复并重返工作,但这次受伤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大约五年后的早逝。社会革命党人还为托洛茨基的红皮火车安置了炸弹,不过他十分幸运地死里逃生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局势。史无前例地,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统治。摆在列宁和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任务是实现和平、巩固统治,并把社会主义革命扩大到世界范围。然而,苏维埃共和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国际资产阶级立即开始通过协助内部反革命势力、派遣二十一支帝国主义军队进行干涉的方式,企图摧毁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托洛茨基的命令下,由五百万士兵组成的强大红军成立了,以抵御外国入侵、打败内部白军。

在1917至1923年这段重要时期中,列宁全身心专注于防御与世界革命的紧迫问题。列宁在此时期的工作是任何传记都不足以完整总结的,其涉及到的领域包括世界政治、国内战争、新的经济秩序、共产国际的建设,以及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除了大量的演讲和报告之外,他还抽时间写下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到了1920年末,伴随着弗兰格尔白军的溃败,反革命和干涉主义势力已经濒临消亡。苏维埃政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而赢得了喘息之机。这使得两股力量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平衡”,让布尔什维克得以借机在工人阶级中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浪潮。“我们实现了一种平衡,”列宁称,“虽然极不稳定,但依旧确实是一种平衡。它会持续很久吗?我不知道;我觉得也没有人知道。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保持警惕。”

不幸的是,此时俄国经济一片狼藉,世界革命也被推迟,苏维埃政权内部出现了腐化,官僚主义如同癌症一般在国家和政党中生长。力竭的俄国大众每遭受一次令人气馁的挫败,官僚们就会将工人们推开一点,让自己逐渐成为权力的中心。不可避免地,这样的官僚主义反动逐渐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得以公开化,并在斯大林身上集中体现了出来。在列宁去世后,工人政府身上这种寄生虫般的倾向最终导致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失权,催生了斯大林的极权统治。

从1922年底开始,列宁最后的生死斗争,便是对抗这样的官僚主义腐化。不幸的是,列宁在1922年春天出现了第一次中风,导致右臂和右腿瘫痪。疗养过后,他得以康复并在那一年晚些时候重返工作。12月,更加严重的第二次中风发生了。临终时,列宁正准备给斯大林及其盟友一记重创,而那些人则忙于筹划针对托洛茨基的阴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为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准备一颗炸弹,”他的秘书福季耶娃讲述道。作为这项计划的一部分,他与托洛茨基成立了一个对抗斯大林的秘密集团,关于格鲁吉亚事务以及其他关键性问题。最后,在12月24/25日写成的《列宁遗嘱》中,连同1923年1月4日附加的一篇后记,列宁强烈要求除去斯大林作为党委总书记的职务。两个月后,他与斯大林断绝了一切私人往来,并出版了著名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其中对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官僚主义不仅存在于苏维埃机构中,同样也存在于党内,”列宁说。在等待着对斯大林的一封便条做出回复时,列宁遭受了第三次中风,失去了语言能力。尽管其健康在后期又略有恢复,列宁最终于1924年1月因脑出血逝世。

斯大林禁止了《列宁遗嘱》的传播。在幕后,他紧紧掌控了党的各级组织。借助列宁的去世以及革命的孤立状态,斯大林将权力集中到了自己的手上,而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即为对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开除。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一场基于国有化财产权的政治反革命在1930年代中期横扫整个苏联。“大清洗”所造成的血流成河的景象,彻底分裂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政权。

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真实关系,在克鲁普斯卡雅于列宁去世后一周时所写下的这封信中被概括得最为准确: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写信是想要告诉您,在他去世前大约一个月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着您的书,在您描述马克思和列宁的段落处停了下来。他要我重读一遍那段话,非常认真地听着,然后又亲自读了一遍。

此外,我还想说:当您从西伯利亚来到伦敦我们这里时,您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直至他去世的那一刻都从未变过。

我祝愿您,列夫·达维多维奇,身体健康强壮。我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雅

早在1926年,克鲁普斯卡雅就在一个左翼反对派地圈子里说:“如果伊里奇还活着,他可能已经在监狱里了。”而在这之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不仅将会战胜反对派,还会占领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列宁的道路终将被废弃。

列宁无疑是一位政治上的巨人,是20世纪最为杰出的革命家。他的身上充满了对工人阶级最终胜利的信心,是一位完完全全的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列宁并不是生来就具备这些品质的,而是结合了理论上和时间上的学习和经验,自己造就自己的。他人格中所有的基本特质,以及他的人生观和行动模式,在他23岁时就都已经形成了。通过最伟大的历史任务和对目标一心一意的追求,他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经过多年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学习研究,以及与艰苦实践的结合,他成为了列宁,成为了我们所知的最伟大的人、最可敬的老师。

大体说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便成了伊里奇·列宁的任务。在广泛的工作和无限信念中,他为第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铺平了道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带领人类走出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的黑暗小巷,”列宁这样写道。“无论革命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暂时性倒退和反革命浪潮,无产阶级最终的胜利都是必然的。”

在革命运动中,享有列宁这样地位的个体是非常难得的。本文并不是要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列宁或者马克思。我们必须做我们自己。然而无论如何,本文还是想激励每一个人都能做出改变,把自己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发展成为未来所需要的角色。我们骄傲地站在伟大马克思主义前辈的肩膀上。我们,就像他们一样,要怀有强烈的历史感,并对一个不再有阶级对立的人类未来抱有热切的信仰。

列宁去世后,辩护并延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又落在了列夫·托洛茨基的肩上,由他来对抗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们。今天,伟大理论的延续则要依靠当下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断深化的世界危机以及动荡之中继续斗争下去,为了人类的新纪元,为了最终的胜利——这正是由列宁所成功开创,却未能亲自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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