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原本是艾伦·伍兹在1989年，为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而写。他在1999年加上了新的序言。伍兹解释了革命之中的内部张力，及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角色。
翻译：Henry Chan
校译：大王
原译本刊登于香港“夜猫”网站
以下这些文章是为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所写，当中所述的事件，至今依然具启发性及参考意义。对现代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运动家而言，法国大革命的种种细节，蕴含海量的学习资源。所以，现时重发这些文章，本就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不过，因为文章是在十年前（译按：1989年）所写，当中提及当年的政局，也许对现在的关系不太大，尤其是提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部份，现在仿已成了久远的往事。不过，当年所有人都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欢呼喝采的时候，我们借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为何这些改革最终会失败，而我们的估计亦成为了真实。苏联极度腐朽的史达林主义政权，没有带来一个通向真正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反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为前苏联的人民带来最为灾难性的后果。不过，这并不是文章的主题。
起初我曾经打算重写这些文章，但这又太花时间，所以我决定就这样重新发布，但加上一篇序言，以聚焦和探究其中的某些主题。法国大革命不只只是法国的革命，与俄国革命一样，是影响整个世界的历史事件。现代的社会主义者，如果要了解革命是什么一回事，就应该深入研究1789到1793年的事件。同样地，如果要了解俄国革命之中史达林主义所导致的倒退，研究法国波拿巴主义的崛起就是很有价值的线索。
今日，柏林围墙已倒下十年，资产阶级发动了前所未见的大反击，对抗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波反击所围绕的信条是：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能的制度。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厘清这个谎言，向人们揭示资本主义跟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妮的政权一样，注定失败。理论层面的探讨，对革命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年一整代优秀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持续地对建制进行激进的批判，为革命铺路。而今日，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更彰，社会内现成的制度、道德、宗教、政府和偏见，都是变革的重大阻碍，它们必须被挑战和揭发，才能促进社会的改变。
群众的角色
仔细研究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就能够反驳所谓“革命只是一小撮人煽动”的诋毁。革命向前的每一个关口，都由群众推动，而当群众的热情开始冷却时，革命就立即终结，而且不进则退，转为走回头路。这在法国和俄国也同样发生了，直接导致反革命，首先是热月政变（译按：革命政府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及雅各宾派其他二十一人被逮捕及处死），然后是波拿巴派崛起。读过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后，很难不为革命群众的成就感到骄傲。这正是切实的证据，足以否定所有质疑群众强大潜能的懦夫。
托洛茨基认为，所谓“革命”，就是群众（也就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投身政治，决意亲手掌握自己的生命和命运的时刻。革命把社会从根本地改变，使本来处于被动和“非政治化”的人民也鼓动起来。女性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角色就是十分贴切的例证。 1789年10月5日，是法国大革命其中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六七千名巴黎女性在倾盆大雨之下向凡尔赛宫进发，要求食物以及迫使国王迁到巴黎居住，使男人们因为自己的不作为感到羞耻，一同加入这个被称为“面包师傅、妻子和儿子”的游行，并把法国国王变成革命群众软禁下的囚徒。
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固然是伟大的人，米拉波是优秀的演说家和政客；丹敦不论生前死后，都是革命的旗号，在革命处于严峻关头时的集结点；而罗伯斯庇尔，尽管有其过失，但始终代表着雅各宾派中最倾向巴黎贫苦大众和半无产阶级的一翼，维持着革命的动能。毫不意外，日后的资产阶级的评论员往往会把用尽最毒辣的言论，去抵毁那些始终坚持倾向贫苦大众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经历一代又一代的史家丑化，现在才终于勉强获得承认。但马拉这个优秀而勇敢的人，至今仍然被视为无关重要的死者，至于埃贝尔这类群众领袖，则是往往被完全无视。
但是，革命之中最重要的主角并没有名字，他就是革命群众本身，是在整个过程之中无数的无名英雄。不少历史分析之中，群众要不是被忽视，要不就是被视为一群因为受苦所以就造反的愚昧动物，但这种认知并不公允。群众自发的运动，的确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但也不是全然“自发”。这些运动一定有自己的领头人，运作着各种有如政党般的组织，只是绝大部份的名字也没有流传下来。
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单位，尤其是在巴黎，是协会和秘密组织。这些革命协会的重要性不可能被低估，因为其中最著名的协会，正是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宪法之友协会”）。在这些地方，群众会辩论当日最热门的议题、聆听最受欢迎的领袖演说、去欢呼、去责备、去辩论——还有去做决定。通过这些革命协会，群众向国民议会的民选代表施加压力；他们动员这些群众表达意见；他们成为表达不满的渠道。其实这种模式很像苏维埃，革命的进展就在不同协会的崛起和衰落所体现出来，而比较激进的一方总是胜过比较温和的——直至革命终于退却，因疲惫而止步。类似的过程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革命也同样发生，当时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就同时有着革命协会和苏维埃的角色。
到了1790年底，雅各宾俱乐部有1,100名成员——也就是差不多整个激进中产阶级都参与其中。到君主制终于被推翻时，有另外超过一千个组织隶属于雅各宾俱乐部，而成员亦包括了越来越多工匠和其他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虽然领导层仍然是牢牢控制于罗伯斯庇尔这种中产专业人士之手。更重要的是，巴黎公社和其他地区的公社都模仿这样的模式。在1789年6月，三级会议中的407名民选代表在巴黎市政厅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地区政府。到了同年12月，多次地区起义过后，法国市镇和村落已经遍布同类的组织。这些组织很多都成为了日后革命运动的组织，尤其是在巴黎，但在很多其他地方亦如是。
1792年8月，巴黎的工人阶级为主的地区爆发了起义，人民攻入杜乐丽宫，逮捕国王。他们要求男性普选和成立新的国民公会取代立法议会，同时成立了巴黎革命政府，或称为“公社”，罗伯斯庇尔获选为代表。公社由巴黎雅各宾中的激进派把持。实际上，这情况就像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双重政权，巴黎公社长期向并立的国民议会施加压力，为罗伯斯庇尔和其他左翼雅各宾派提供力量。在公社的压力下，男性普选单议院制的国民公会终于在1792年底成立。这就是推动革命前进的力量。
关于暴力
革命的敌人永远会以暴力和流血，试图玷污革命的形象。事实是，群众的暴力是对旧统治阶级的暴力无可避免的反弹。 “恐怖统治”﹙the Terror﹚之暴力，源于应对内外的反革命敌人推翻革命政权所施行的暴力的需要。革命政府向所有跟随法国的脚步，为自由而战的各国人民提供“友谊和援助”。法国大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体现于国民议会的十二月决议：在所有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废除所有封建义务，充公教会和贵族的资产。欧洲的战争不再是贵族间的矛盾，而是一场革命，这是法国革命军队对抗君主制封建反动力量取得极大成功的原因。
因为革命战斗的需要，然后有革命的专政。革命党人专政之所以得到群众支持，是因为当时法国对外要面对封建制国家的军队，对内则要进行阶级斗争。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国民议会，用了很多措施对付富人，尤其是暴发户，另外也有很多惠及穷人的措施。税收和充公财产都是为了重新分配财富、《全面限价法令》尝试透过限制加价，控制通胀。一开始，恐怖统治是群众的武器，用以对付革命的敌人——贵族、地主、奸诈的资产阶级和顽固的教士。的确，当中有很多其他人受害，尤其是在内战频仍的地区，但初心是为了消灭和吓唬反动势力，连David Thompson这个经常批判罗伯斯庇尔和“恐怖统治”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一点。 “虽然十分残暴，”他写道，“但和现代的独裁统治相比，恐怖统治算是温和而且有针对性。”（D. Thomson, Europe Since Napoleon, p.41）
不过，当革命开始衰落，“恐怖统治”的枪口指向了革命份子，这有着根本性的分别。罗伯斯庇尔死后的“白色恐怖”，除了90名雅各宾领袖被即时处决，也有无数革命份子被秘密地杀害。雅各宾派的改革被反改革取代、《全面限价法令》被废除、流亡的反动份子被允许回国，同时革命份子则被杀或囚禁。 David Thomson这样描述新的督政府及其支持者的阶级本质：
“支持督政府的新统治阶级，和后期的国民公会一样，包括生意人、金融界、军火商和地主农——所有从革命和战争之中赚得最多的中产阶层。这些新的富豪，品味庸俗而且没有道德，只是想巩固和增加自己的收获。”（ibid., p.44）
法国与俄罗斯
以上的形容，基本上可以整个套用在俄罗斯在列宁死后篡夺政权的暴发官僚，他们迫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如同热月党的反动份子迫害雅各宾派。在这两个情况，我们看到的都是在群众被多年的努力和牺牲过后，开始跌回被动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小资产阶级就抓紧时机进行反革命。这是法国雅各宾派和俄罗斯托洛茨基支持者，在对抗道德上和知识上远逊于他们的对手时遭遇失败的原因。
当然，法国大革命的阶级组成与十月革命是十分不同的。所有历史的类比都有它的限制。热月党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真正得益的新资产阶级代表，史达林主义官僚则不是一个阶级，至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指那个意思。它不是拥有生产资料，而是寄生于工人国家，它的权力和特权来自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国有财产形式。为了保住这些财产形式免被俄国资产阶级抢走，史达林主义者可以利用工人阶级去攻击富农和生意人。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回到列宁和托洛茨基建立的民主苏维埃政权，而是建立一个讽刺的、野兽般的独裁工人国家。在法国，拿破仑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资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但在俄罗斯，史达林领导之下，无产阶级革命的倒退，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
基于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本质，其实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结果。的确，贫苦大众的参与造就了法国大革命的成功，达致只有资产阶级的反抗不可能达到的高度，但得出结果却是，群众继续受压迫，需要被“教训”！于是整个1795年爆发的一连串起义都被血腥镇压，尤其10月在巴黎的起义，就被巴拉斯将军和他的手下拿破仑·波拿巴打得血流成河。
大革命的终章，是1796年由巴贝夫领导，史称为“追求平等的密谋”的事件，是绝望之下的最终尝试。先贤祠协会在巴黎成立，希望阻止革命跌入反动，以及反对富人的权力和特权。大革命的旧梦被重新唤醒，以前的雅各宾派积极参与协会，在墓穴之内拿着火把会面，又发行自己的报纸。在意识到这协会很可能会成为下次起义的领头人后，督政府在1796年2月派了拿破仑亲自领军遣散协会。
协会之中的极左派，由巴贝夫领导，并建立了一个六人委员会去预备起义。但这只是空洞的组织，内里的骨干早已经瓦解。巴贝夫的运动，发生得太早，也太迟。在运动已经寿终正寝、到达了其历史限制的时刻，才注入新的气息，已经太迟；但在社会主义未成气候之际，以其口号发动革命，则来得太早。所以，由一开始，巴贝夫的密谋就注定失败。它的目的是很理想主义的：唤回1793年的宪法和大革命开初的理想。时光倒流当然是不可能，但巴贝夫的运动同时指向未来，不是回到1793年，而是向工人阶级的斗争、向社会主义进发。他把“平等共和国”、废除贫富差别的共产主义理想写进了他的旗帜。
常言道，“教会是建于烈士的血之上”。其实革命和更广泛的所有工人阶级运动也一样。巴贝夫的平等革命是一次勇敢的对抗，唤醒了后来很多个世代的人民。我们不能怪责组织者，没有理解到当时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未发展到能够实现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因为这是半个世纪以后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重要的是，他们始终站在人民的一方，永远没有放弃，宁愿赴死也没有投降。他们被打败——也注定被打败——但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一面旗帜和一个传统。同样地，俄罗斯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对抗史达林派政治反革命的斗争，建立了一个后世可以立足之上的传统。他们牺牲了自己，使革命的传统得以保留下来。
巴贝夫远远不是仅仅在造梦，他是一个切实的革命家，而且切实地一步步计划一次成功的起义。他的准备十分充足，储存了武器、屯积了弹药、仔细计划了如何发信号去攻占主要公共建筑和食店，但致命的弱点，其实在其重心放于渗透军队、警察和政府的时候已经能看出。这是默认了形势的改变，群众都疲惫而被动。他们的不满只能是小声甚至无声的责骂督政府，以前的好战精神已经消失。这也是为什么巴贝夫要把过份的希望放于渗透军队和政权。在这个情况下，运动只能密谋地进行——也就是一个在群众背后策动的运动。
这样的运动，很容易就被政府渗透。就像史达林这个前布尔什维克，自然清楚知道小型革命组织的危险一样，督政府的前雅各宾派也对革命战术非常了解，亦因而能够由一开始就安插间谍在这些阴谋家之中。在起义当晚，他们就毅然出击。起义领导者全部被逮捕审判。这根本是史达林“作秀公审”的开山始祖，为的是唬吓群众，以及所有想要挑战这个新的贵族社会的人。审判是在一个特别法院（也就是肯定会判处想要的结果）进行，持续了三个月。不过这就是与莫斯科审判的类比结束的地方。史达林那边的受害人，完全没有任何辩护或者表达意见的机会，但巴贝夫至少能在法庭上攻击政权和宣扬自己的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在巴贝夫体面地为自己辩护后，他尝试自杀，以逃过上断头台的命运，但却失败。巴贝夫的处决，标志着白色恐怖的落幕，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在此之后，所有的事件都只是倒退。
在腐败的督政府过后，是同样腐败的波拿巴的一人独裁，重建了旧贵族秩序的一切门面装潢，但保留了大革命的主要社会经济得益：土地划归于农民。于是波拿巴及其继承人得到了法国农民的疯狂崇拜。波拿巴主义，说到底就是以武治国——是一个军事强人的个人独裁统治。但同时它也有另一个特色，波拿巴主义的独裁者往往会平衡各阶层的利益，把自己塑造成国家的化身，站于所有阶层之上、正与邪之上。在针对左翼的极度迫害之后，督政府把天秤推得太右，令国民公会中的君主主义者越来越过份。 1797年9月，督政府被迫请求波拿巴协助驱逐国民公会中刚获选的君主主义代表，这一步令波拿巴化身成法国的最高仲裁者。之后的一连串事件，都只是为必然的结局铺路。 11月9日，波拿巴在巴拉斯和西哀士支持下，政变夺权。新宪法正正准确地描绘波拿巴政权的本质：“从下以来的信心，从上以来的权力。”
正如史达林会吸纳沙皇时代的官员，拿破仑的随从之中也有很多前君主主义者，很多旧政权的门面装潢也重新出现，法律以反革命的精神改革、女性的地位在父权思想下退化，妻子从属于她的丈夫，离婚变得更为困难。最重要的是，新法典极为强调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同时也保障那些从贵族和教会夺取土地的人民的产权，这拉拢了很多农民，因为他们大多在革命中取得社会经济上的得益。单是这保证，就解释了法国农民（因此整个法国军队）对拿破仑极度盲目的忠诚。
这些对法国大革命的丁点反思，固然不是事实的全部，但如果这些文章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继续钻研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最后到达必须的结论，这些努力就不会白费。
伦敦，1999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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