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的虚假承诺:“大重置”揭示了当权者对革命的恐惧

过去几年的政治动荡困扰了全球统治阶级。他们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抗议和不稳定的浪潮。他们正在越来越拼命地利用国家开支和其他让步来稳定局势。这一点在上个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就可以看出。(按:本文原文发表于2021年2月19日。译者:洪磊)

在瑞士雪山上的达沃斯镇,每年都会有世界富豪们来参加一次世界经济论坛。今年,疫情迫使他们在网上参会。这个在线活动显然不是通常降落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上的那个门票19000美元的完整马戏团。这是一个规模缩小了的公开活动,没有任何“非官方”的对话或网络。

尽管如此,参加此次活动的依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民选和非民选政府首脑,以及各大跨国公司的CEO。

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大重置”(The Great Reset)。这是以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今年夏天出版的一本书命名的,由英国王位继承人威尔士王子查尔斯·温莎(Charles Windsor)赞助。这本书被传得沸沸扬扬,甚至引发了一波围绕它的阴谋论,其中右翼评论员(比如澳大利亚天空新闻的罗文·迪恩)也搞不太清楚应该认定这是准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当然,它两者都不是。

施瓦布和他的同道中人对处理气候变化和不平等等问题缺乏进展感到担忧。他们认为,应对这场疫情是“重置”资本主义、恢复到某种稳定状态的机会。他们给出的警告是,在这个问题上,统治者们如果不做出改变,就会被改变:

“如果不能解决并修复我们社会和经济的深层弊端,风险可能就会增加,就像历史上发生过的那样,最终将通过冲突甚至革命等暴力冲击来完成重置。我们有责任迎难而上。这场疫情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它‘代表了一个难得而狭窄的机会之窗,让我们得以反思、重新想象并重置我们的世界’。”

这对世界统治阶级来说是一个相当严厉的警告:如果你们继续沿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道路前进,你们就将面临暴力冲突甚至革命。施瓦布认为,这是一个改变的机会,是时候抓住它了。

他提出的补救措施是什么呢?施瓦布提出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即不总是把股东放在第一位,而是应该考虑到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环境、工人和消费者。他所谓的措施是环境税、商业税、教育和大规模的绿色投资。

在很多方面,他们呼应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国和其他大型国际机构提出的观点。这些机构一直坚持在医疗卫生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及大规模的赤字支出,以应对这一疫情。

疫情的效应,以及对弗里德曼的抛弃

当疫情在去年三月真正爆发的时候,统治阶级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们要么面临医疗系统、社会关怀系统和文明社会许多其他方面的崩溃,要么关停经济,让数百万人失业,要么在等待疫苗的同时发行巨额债券,为经济提供资金。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

资本家在疫情期间为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积累了巨额债务,而非放任体系崩溃。图片来源://Paul Kagame, Flickr资本家在疫情期间为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积累了巨额债务,而非放任体系崩溃。//图片来源:Paul Kagame, Flickr

在过去的一年里,各国政府在和平时期的开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比2008至2009年危机时的开销多了一倍。巨额赤字已经积累了起来,平衡账目的前景十分渺茫。今年的政府债务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甚至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水平。中央银行印制了数万亿的资金来维持企业和政府的运转,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永远无法偿还。由于担心泡沫破灭,他们让泡沫进一步膨胀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向凯恩斯主义的全面掉头。突然间,像克鲁格曼(Krugman)这样的人成了本月的风向标,甚至连人们对现代货币理论中一厢情愿的经济学也越来越感兴趣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几十年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思想主导了资本家阶级的思想。他认为大萧条是由政府管理不善造成的,一般来说,政府做的越少越好。这对“底线”,也就是利润,也有极大的好处。他们告诉我们,如果富人真的富起来了,那么这些财富就会有一部分“涓滴”到穷人手中。这当然是个谎言,但这是一个官方的谎言,在全世界每一门经济学课上都会讲到。国家是坏的,而私人企业是好的。

2008年,黎曼兄弟的倒台给这个想法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一时间,所有的银行都跑到国家那里寻求施舍。要求越高、越离谱,就越有可能得到批准。大型金融机构挟持了政府,称如果不给他们数千亿美元,就会引发崩溃和灾难。他们的要求确实得到了满足。“自由”企业也就到此为止了。

90年代中期,当货币主义和弗里德曼學說正处于巅峰时,泰德·格兰特(Ted Grant)就預言了他们無可避免的終末:

“‘每一个动作都有与其相等和相反的作用力。’这一定律不仅适用于物理学,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私有化的趋势将达到其极限。这在英国已经开始发生了。在某一阶段,国有化的趋势将重新表现出来。”(泰德·格兰特《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与俄国的阶级本质》)

实际上,这揭示了金融市场明显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一些银行是大到根本不能倒闭的,而国家(政府和央行)就是银行系统的最后保证人。几十年来,政府和媒体评论员一直坚持认为,没有钱能用于医院、学校、病假津贴等。现在,突然间,却有数千亿的资金可供银行使用。

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Bernanke)私下里表示,他当时很惊讶没有更严重的反弹,但他认识到,反弹在一段时间的延迟之后,还是随占领华尔街等运动开始了。早期这种工人阶级反应的缺位,可能给了统治阶级采取更大胆措施的信心。

从2010年左右开始,在最初的震荡平息之后,他们决心通过紧缩撙節政策让工人为危机付出代价。这对公共部门的工人影响最明显,但对私营部门的工人也产生了严重影响。临时工制,以及对养老金、工作福利和工资的攻击,都助长了媒体所谓的“民粹主义反弹”。

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当时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受到了2008年危机的严重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为了试图修补经济状况,公司和政府对工人的条件和福利国家发起了攻击。随后,这导致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和选举的极大不稳定,选民纷纷转投新的政党,旧政党或被抛弃,或被迫转型。因此,旧的政治秩序正逐渐被破坏。换句话说,恢复经济平衡的企图破坏了政治和社会的平衡。然而,资本家阶级及其代表将为他们的过度自信付出代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编制了今年夏天的大规模抗议指数。这是他们第一次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了解时间的发展速度。他们利用多语种报纸文章的庞大数据库,模拟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议运动的兴衰。不出所料,2019年迎来了该指数中最大的抗议高潮,遍布世界各地。唯一一个接近这种抗议水平的时期是“阿拉伯之春”期间,但那时也没有这么广泛。

不稳定性上升

谈到2020年该指数的发展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评论称,由于疫情,抗议活动有所缓解,但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不会持续:

“我们有理由预计,随着危机的消退,动荡可能会在以前存在的地方重新出现。这并不是因为新冠肺炎危机本身,而仅仅是因为潜在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危机暴露出或者加剧了一些问题,例如对各机构缺乏信任、治理不善、贫穷或不平等,那么威胁也可能更大。”

然而,即使是在疫情期间,2020年美国也出现了可能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数千万人参与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议活动。當時的群眾參與程度让後來冲进国会大厦的特朗普支持者相形见绌。如果说2020年对政治稳定来说是糟糕的一年,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的那样,未来几年可能会更糟糕。

人们对当权派的信任度正处于历史最低点。爱德曼公关公司在27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7%-59%的人认为政府领导人、企业领导人和记者在故意误导人们。这背后的原因是对未来深深的忧虑:84%的人担心失业(53%的人对此感到恐惧);54%的人所在的公司已经出现了失业或工作时间减少的情况;56%的人担心疫情会加快工人被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所取代的速度。

去年,在疫情发生前,同样是这家公关公司透露称,56%的受访者认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弊大于利”,74%的受访者表示有不公正感,73%的受访者渴望改变,还有48%的受访者认为“制度让我失望”。

然而,除了抗议活动以外,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在议会中也同样明显。民意的快速波动和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正在破坏各地议会的稳定。在西方,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大约五分之二的国会投票不承认总统选举的结果,大多数人都试图弹劾即将离任的总统,因其组织了叛乱。历史学家能想到的这个事件的唯一先例是美国内战前,也就是第二次美国革命之前的时期。

1915年,列宁描述了革命形势产生的条件:

“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

他描述了这种形势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并且其中的一部分情况直至今天还依然成立:

“政治危机已经存在:任何一个政府也不敢担保明天会怎样,任何一个政府也摆脱不了财政破产、割让领土、被逐出自己国家(就像比利时政府被逐出比利时一样)的危险。所有的政府都坐在火山口上,所有的政府都自己在要求群众表现出主动性和英勇精神。欧洲的整个政治制度已被震撼,恐怕谁都不会否认我们已进入了(并且日益深入——我是在意大利宣战这天写到这一点的)巨大政治动荡的时代。”(出处同上)

显然,由于战争,当时的危机特别严重,但其中许多内容在今天依然可以适用。事实上,很多人都表示,大规模流行病和战争形势十分类似,而这在一定范围内确实是成立的。列宁接着写道:

“战争正在扩大。欧洲的政治基础日益动摇。群众处于极端的困苦之中,政府、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为隐瞒这种困苦状态而作的种种努力,愈来愈多地遭到失败。某些资本家集团从战争中获得了空前的惊人的高额利润。各种矛盾非常尖锐。群众内心忿忿不平,闭塞愚昧的阶层模糊地期待着友善的(‘民主的’)和平,‘下层’中开始发出怨声——这一切都已存在。而战争拖得愈久,打得愈激烈,各国政府本身就愈是会鼓励而且一定会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号召他们做出非凡的努力和自我牺牲。”(出处同上)

对于目前的情况有很多可说的,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的苦难敏锐度却并不存在。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统治阶级一开始就明白,这将是对付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良方。在没有任何形式的安全网的情况下,任由大规模企业发展,在政治上根本不可能实现,更不用说无利可图了。

花钱消災,花钱消災,還是花钱消災!

于是,我们迎来了整个政治光谱上态度的巨大转变。突然间,政府不再是一个肮脏的词了。事实上,它正被要求撕毁自1980年代以来指导其活动的任何规则。

我们遇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即特朗普与共和党人创造了美国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福利计划。长期以来,美国的失业救济金确实低的不像話,但额外补足的每周600美元的联邦福利对许多工人来说,意味着失业比工作更好,这让他们的雇主非常失望,因为他们更愿意让工人处于绝望而被迫接受悲惨的工资。发给所有人的1200美元支票同样也是为了掩盖企业需要承担的大量施舍。

达沃斯上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像乔·拜登(Joe Biden)在总统竞选活动中所说的那样,“更好地重建”。换句话说,就是用国家来缓冲危机的影响,避免革命的发生。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长,Flickr达沃斯上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像乔·拜登(Joe Biden)在总统竞选活动中所说的那样,“更好地重建”。换句话说,就是用国家来缓冲危机的影响,避免革命的发生。//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长,Flickr

当时,救市措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支持,比如反对2009年经济刺激政策的参议员帕特·图米(Pat Toomey)现在也希望实行统一税,并希望废除美国联邦税务局(IRS)。他认为:“这应该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畸形的黑天鹅事件,而是不在普通情况下会被再次考虑的事情。”

今年达沃斯会议讨论的问题不是如何处理眼前的局势,而是如何在疫情之后继续沿着同样的路线前进。正如乔·拜登在总统竞选活动上所言,“更好地重建”。

不時能夠做出敏銳觀察的極右派政客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去年春天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已经造成了改变:

“‘(至於那些訴求回到)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的时代,小政府的保守主义(的人)?’谈起反对扩大政府项目和联邦借款的俄亥俄州参议员时,特朗普总统曾经的政治导师史蒂夫·班农这样说道,‘他們脫節了。跟本地脫節了。’“(《新冠病毒意味着大政府时代……回来了》)

达沃斯会议也反映出了同样的态度。例如,我们看到了福特基金会主席达伦·沃克(Darren Walker),该基金会正是通过宣传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意识形态而名声大噪的。他说世界经济论坛的参与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资本家,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他说他是资本家,因为他相信资本主义,但是:“如果资本主义想要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放弃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宣传的意识形态。”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谈到拜登时,也写了很类似的话:

“但所需的转变仍然可以发生,只要拜登政府能迅速证明,相信政府的人能够建立起一个称职可行的政府。它必须证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名言——‘英语中最可怕的九个字是:我是政府派来帮忙的’——是错误的。对健全体面的民主治理的信任不是自由的敌人,而是其最重要的保障之一。”

不难看出这种新出现的对穷人困境的关注来自哪里。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可口可乐公司的CEO詹姆斯·昆西(James Quincey)指出,企业领导人必须帮助塑造一个“对所有人都可行”的经济。Paypal的总裁丹·舒尔曼(Dan Schulman)问道:

“如果有人认为这个体系不适合他们,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他们接受民主呢?…我们作为企业确实有义务站出来,与公共部门合作,与我们所服务的所有社群合作。”

他的意思是:当目前的经济制度只能为群众带来痛苦时,资产阶级怎么能指望群众避免革命呢?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论坛上的演讲中警告说,目前的时代与20世纪30年代初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就是关于不平等的问题。他说,不平等同时助长了右翼和左翼中的激进主义,并导致了极端主义运动的增加。普京本人也相当清楚政府面临的困难,在他自己的人气急剧下降之后,他越来越需要依靠欺诈和警方措施来维持政权。

一段时间以来,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等人一直主张对富人征税。2017年,他对特朗普的公司减税表示了怀疑。2018年,他在比尔·盖茨(Bill Gates)客串编辑的一期《时代》杂志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然而,市场体系也让很多人无可奈何地落伍了,尤其是当市场体系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的时候。这些毁灭性的副作用是可以改善的:一个富裕的家庭会照顾到家中所有的孩子,而不仅仅是那些适合市场的人才。”

马丁·沃尔夫最近也表达了非常类似的观点:

“各国政府必须花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必须将重点从拯救转向可持续性增长。如果最终必须增加税收,那么这些税收必须要落在赢家身上。这是政治所必需的,也是正确的。”(《长期经济疫情的威胁正在显现》)

恰恰是社会上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在推动着世界领导人的这种反思。正如马丁·沃尔夫所言,这是“政治所必需的”。人们对“民主”即资本主义的信心急剧下降,令资产阶级及其在媒体和政界的代表深感忧虑。因此,“大重置”所要做的,首先就是恢复对资本主义的信心。

一厢情愿

联合国秘书长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契约”:

“使人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我们需要一个]政府、人民、民间社会、企业和更多人之间的新的社会契约,将就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保护结合起来,并以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机会为基础。”

他们的问题是,这都是一厢情愿的做法。当然,目前他们正在做出一些让步。拜登正在大张旗鼓地将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翻倍至每小时15美元,但这只能在2026年实现,并且它也可能会发现自己其实有一个很方便的借口,那就是国会将阻止这一提议。同样,英国的保守党也从科尔宾(Corbyn)的工党那里学到了不少政策,比如在经济刺激方面。

他们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契约”。问题是,这全都是一厢情愿而已。//图片来源:Paul Kagame, Flickr他们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契约”。问题是,这全都是一厢情愿而已。//图片来源:Paul Kagame, Flickr

然而,在他们这样做的同时,酒店业、运输业和制造业正在准备大规模裁员,各大公司正在对工人的条款和条件发起重大攻击。这些公司不是投资机械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而是通过恶化条款和条件来竞争,试图让工人与工人对立起来。当工人被迫接受20%或更多的减薪时,工人们就会自己开始怀疑,这到底是怎样一份“新的社会契约”。

“大重置”还涉及到各类绿色投资策略的讨论,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趋势。英国首相约翰逊(Johnson)已经宣布了120亿英镑的“绿色工业革命”(这个名字借用了工党2019年的宣言)。据报道,拜登政府希望在可再生能源投资2000亿美元。绿色投资也是欧盟18000亿欧元复苏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都采用了类似的语言,像“重建”、“转型”等等,然而这种转型最终只会走回原点,即资本主义危机。因为无论是经济还是环境的危机,都是哪怕2万亿也无法解决的。

改革派的政客们现在正倒戈相向,试图支持这些计划。桑德斯(Sanders)和其他左翼美国民主党人对拜登的态度很有启发意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这场争论”。然而,他们大错特错了。现实情况是,统治阶级可以感受到来自下面的压力。他们能感受到火山爆发前的一阵震颤。事实是,统治阶级急于稳定政局,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出一些让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保守党曾经指责工党相信“神奇的摇钱树”。现在他们自己也都相信了。实际上,帝国主义大国的中央银行家和政府已经成为了现代货币理论(MMT)的追随者。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创造(印刷)新的货币来为政府支出提供资金,而且他们并没有平衡账目的计划。这与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者的想法非常相似,他们就认为没有必要平衡预算,因为国家只需要创造更多的钱就可以了。

美国一家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被彭博新闻社问到:“你们是否已经成为了现代货币理论的追随者?”他说“没有”,称央行人士认为只有在危机时期才应该这样做,或者像共和党人帕特·图米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应对“黑天鹅事件”。

但重点是,他们通过量化宽松印钞已经12年了。特殊情况已经成为了新常态。问题是他们能保持这种状态多久。美国新任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克林顿政府工作时,曾经是平衡账目的倡导者。当时的国家债务相当于GDP的50%左右。现在,她说,相当于GDP的100%——即目前的水平——的债务是可持续的,尽管她认为200%的债务就不可持续了。事实是,她其实并不知道。非常显然,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如果预算赤字相当于GDP的15%,还不认真对其进行削减的话,不到十年就会达到200%的水平。

不可持续

当然,现实是,没有人知道极限在哪里。绝对的限度是不存在的。不同国家的极限是不同的,因为这取决于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相对实力,且关键取决于金融资本。这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可以比巴基斯坦或巴西坚持得更久,中国能比泰国坚持得更久,等等。事实上,相对来说,很少有国家能长期在这样的政策下存活下来。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选择。

这种情况只能在通胀水平和利率保持历史低位的情况下得以维持。如果通货膨胀率上升,中央银行将被迫增加借贷成本,这就将很快使这些巨额债务无法持续下去。正如IMF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

“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危机都是在多年的低差之后发生的,市场的预期可能迅速而突然地发生转变,在几个月内就把各国拒之于金融市场门外。”

也就是说,一切都会显得很好,可以持续,直到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应该记住,希腊债务危机并非发生在2008年,而是在危机诞生几年后才发生的。只要央行在买入政府债务,风险就会减少,但这只是把问题从政府转移到央行身上。各国政府、央行行长和评论员都希望能够控制住局面,在灾难来临之前抽身而退,但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这纯属是一厢情愿罢了。

保守党痛斥工党的“神奇摇钱树”,但现在他们自己做出的政府支出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图片来源:唐宁街10号,Flickr保守党痛斥工党的“神奇摇钱树”,但现在他们自己做出的政府支出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图片来源:唐宁街10号,Flickr

已经有一些评论员发出了警报,包括奥巴马(Obama)的前任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他多年来一直在警告世俗的停滞。现在,他担心最新的刺激措施会造成“我们这一代从未见过的通胀压力”。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er Blanchard)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他警告说,拜登的190万美元计划“可能会导致经济过热,以至于适得其反”。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无计划的经济中,不可能实现判断出多少钱才算太多。

还有一个方面。让步越多,特别是斗争之后做出的让步越多,工人阶级就越能看到争取要求的好处。有趣的是,在前述的信任晴雨表中,50%的就业者表示他们“现在比一年前更有可能向管理层表达我的反对意见或参与职场抗议”。尽管这项调查也显示人们担心失业,但这一情况还是存在的。

统治阶级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极为艰难的抉择。如果他们发动攻势,试图让工人为危机付出代价,那么本已困难的政治局势就会迅速恶化。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试图做出让步,那么就会冒着鼓励工人提出更多要求的风险,就连临时方案也会变得非常难以收回。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政府的临时方案那样长久”。只要看看关于美国失业救济金的讨论,就足以明白他的意思。

此外,没有一个政府真正有资金来实施这些计划。每个政府都必须借钱,而且只有在中央银行印钞资助的情况下,它才能借钱。这就是一场早晚都会发生的灾难。“大重置”是以牺牲经济平衡为代价,试图恢复政治平衡的一次尝试。

最终,政府的支出并不能解决危机,而只是推迟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盈利为基础的。如果大企业的工厂所能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他们就根本不会建立新厂;如果连锁酒店有很多空余房间,他们就不会建设更多的酒店,诸如此类。大规模的能源投资并不能解决这种产能过剩的问题。

已经积累下的巨额债务是对世界经济的巨大拖累,制造越来越多的债务只会推迟算账的日期,正如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那样。目前的情况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自由市场”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一段时间内,“大重置”和类似的想法将占据统治阶级的头脑。他们需要为自己争取一些时间,试图稳定政治局势。然而,他们的措施将不足以遏制他们所激起的愤怒和怨恨;通过做出让步,他们将向工人群众表明,斗争是有成果的。当这一政策达到极限时,他们就会被迫回到紧缩和削减的轨道上,从而再次证明,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是没有出路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试图用国家来维持经济的发展,恰恰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失败。现代资本主义远没有像货币主义者想象的那样被国家束缚,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国家。正如泰德·格兰特所指出,这种国有化表明,生产力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有消除了利益动机,人类才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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