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文件原稿寫於2006年4月，在同年7月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全球大會上經討論和投票通過。
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看，1949年的中國革命雖然具有官僚主義變質性，但仍然是繼蘇聯革命之後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事件。它消滅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可是現在，資本主義正充斥著中國。這是如何發生的？在第一部分中，我們將回顧從1949年革命到毛澤東時代結束這三十年間的歷史事件。
緒言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1949年的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二偉大的事件。它消滅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這片廣闊領土上的統治。
在俄國革命中，在具有國際主義視野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建立了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然而，1949年的中國革命建立起的卻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畸形的工人國家。
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不具備工人民主最基本的條件。這裡沒有蘇維埃，沒有工人管理，也沒有獨立於國家的真正的工會，甚至沒有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其原因是開展這場革命的斯大林主義者所領導的農民軍隊，而不是城市裡的工人階級。農民軍隊是波拿巴政權的慣用工具。毛澤東依靠農民軍隊，用波拿巴主義的方式操縱不同的階級，把紅軍作為武器先反抗地主、再反抗資本家。
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勝利離不開一系列特殊的客觀條件。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帝國主義干預失敗。其次，在資本主義下，特別是在完全墮落的蔣介石的資產階級政權下，中國無法獲得發展。再次，一個強大的斯大林主義畸形工人國家——蘇聯，就在中國的邊境上。
毛澤東和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在中國以斯大林主義的蘇聯為藍本建立了一個新政權——這是對工人國家的糟糕模仿。因此，1949年中國革命開始於俄國革命結束之處。
我們需要記住的是，不管中國共產黨具有什麼不正確的觀點，中國革命仍然消滅了資本主義。毛澤東最初的想法是要發展一百年的資本主義。他贊同斯大林的“兩階段論”，即在落後的經濟欠發達的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第一階段需要開展“民主”革命，即資產階級革命。只有當資本主義得到發展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才有可能成功。然而，這一理論卻被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的歷史進程所推翻。
在初始階段，毛澤東與一系列資產階級政黨組建了“統一戰線”，這讓一些人認為毛澤東將“背叛”革命。這是因為在西班牙和其他國家，“統一戰線”就被用於約束工人階級的運動。但1949年的中國與這些國家相比有本質的區別。政權掌握在毛澤東手中，“武裝隊伍”也並非由資產階級所控制。在資產階級跟隨蔣介石逃往台灣後，留在國內的資產階級已不具備與共產黨開展真正合作的實力。
在這樣的條件下，“統一戰線”成為遏制城市工人、防止他們突破斯大林主義政權所設的約束的工具。但是，由於缺乏能有效管理和運營國家和經濟、建立“民主”資本主義中國的“進步資產階級”，同時由於真正的國家政權由紅軍所掌控，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接管經濟制高點。這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是用一種扭曲的方式證明了不斷革命論。
盡管中國革命並沒有采取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仍然支持中國革命，因為它將中國的生產力從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中解放出來，並為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沒有中國革命， 這些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就曾指出，雖然中國共產黨以及國家官僚能夠在中國的發展中起到相對進步的作用，但是這些官僚的變質性也同時意味著中國人民只有通過開展第二次政治革命，才能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工人政權。
1949年之後，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只要將1949年到1979年間中國和印度兩國的經濟發展情況相比較。兩個國家初始水平相似，但中國的增長率在這30年間一直都遠遠高於印度。這要歸功於中國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盡管在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權下經濟還能取得更大的發展，但是毛澤東領導下的計劃經濟已經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所帶來的發展也是當今中國所依靠的基礎。
但是，官僚階層存在很多缺點。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這也是所有斯大林主義政權的特征。如果中國和蘇聯是真正的工人階級的國家，那麼它們將與東歐各國一起組成社會主義聯盟，並制定一個國際生產計劃來綜合、理性地運用各個國家的人力和物力。可是正如很多馬克思主義者所預測的那樣，中國和蘇聯官僚階層各自的民族主義觀點最終卻導致了衝突。
1960年，中蘇交惡。蘇聯官僚階層試圖將中國控制在其“勢力範圍”之內。但這是中國官僚階層所不能容忍的。不同於東歐許多國家，毛澤東上台並沒有依靠先進的蘇聯軍隊；與鐵托相似，他有自己獨立的基礎。當時有馬克思主義者指出，對斯大林而言，毛澤東可能是第二個鐵托。隨著衝突的爆發，蘇聯斯大林主義者撤回了他們的援助和專家等等，這給中國當時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打擊。正是在這之後，中國官僚階層開始走上了一條徹底反動的自給自足的道路，把中國從世界經濟、也就是從國際分工中孤立出來。
為了給與蘇聯斷交尋找意識形態和理論基礎，毛澤東譴責蘇聯是“修正主義”。但從本質而言，中國官僚階層與蘇聯官僚階層並無區別。中國官僚階層也在試圖建立中國版本的“一國社會主義”，可是即使是一個大陸尺度的國家也無法實現“一國社會主義”。
因此，落後封閉的中國無法獲得當時技術相對先進的蘇聯的幫助，不得不從很低的水平上開始發展生產資料 。這也意味著中國的發展伴隨著人力和物力的巨大代價。盡管如此，中國還是從一個落後的殖民地國家、一個帝國主義的游戲場，發展成一個強大的國家。
雖然擁有種種缺點，中國官僚階層還是取得了真正的國家統一，並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國家。而這正是沒落的中國資產階級徹底失敗的地方。土地制度改革順利完成，生產資料國有化則為中國經濟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打下基礎。
1949年到1957年間，中國經濟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增長；1957年到1970年間，工業生產繼續以9%的速度增長，遠遠高於資本主義國家（印度同階段的增長率不及中國的一半）。1952年，中國每年只能生產1000輛拖拉機，這意味著當時的農業生產方式仍非常原始。到1976年，中國每年生產的拖拉機已達到190000輛。
這些還都是在有諸如1958年的大躍進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冒進的干擾的情況下實現的。大躍進造成了農業生產的嚴重倒退，直接導致奪走1500萬人生命的大飢荒；1967年至1968年間工業產量下降15%，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倒退。之所以在這樣兩次重大的干擾後國民經濟仍能恢復，這主要依賴於國家計劃。
1974年，世界其他國家都處於經濟衰退之中，這是戰後第一次全世界範圍的經濟衰退，世界生產減少了1%，而中國仍然以10%的速度增長。與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相似，這充分體現了國有計劃經濟的優勢。
迅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社會，並將其帶入了20世紀。在1949年之前，中國的文盲率高達80%。到1975年，93%的兒童能夠進入學校接受教育。在醫療、住房等方面，中國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革命前嚴重的貧窮被消滅，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1945年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為40歲，到1970年增長至70歲，已接近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婦女的地位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們再也不用裹小腳，並能夠參加勞動。
托洛茨基論官僚
盡管官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它並不是中國經濟發展中具有歷史必要性的社會階層。計劃並不需要依靠官僚才能運轉。相反，我們應該說，盡管有官僚的存在，計劃還是運轉了。在托洛茨基的書信文章集——《為馬克思主義辯護》中，有一篇寫於1939年10月的文章分析了當時俄國一些同志對於官僚的錯誤看法：“假如波拿巴獨裁的混賬們等於獨立階級，就意味著蘇俄的現狀絕非階級鬥爭進程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長久生命力的歷史產物；假如克裡姆林宮的趁火打劫和政治寄生行為等於科學意義的‘剝削’，就意味著官僚層——作為必要的統治階級——在經濟系統內有獨立的歷史未來。”
托洛茨基在之後的分析中解釋了，與此相反，官僚並沒有歷史未來。它是蘇聯在極端落後和封閉的條件下走向退化的產物。然而，中國政權卻以這樣的斯大林主義俄國為藍本，中國的官僚階層與蘇聯官僚階層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官僚的存在意味著，在各種口號和說辭下，中國存在著社會特權和社會不公。比如：1976年，一個每周工作48小時的工人的行業工資為每月12美元，但專業人員卻能拿到超過120美元，也就是說工資上存在著10:1的巨大差距。
在蘇聯，列寧接受了4:1的收入差距，但這是為了讓經濟更好地運轉而采取的“資本主義的妥協”，這也是布爾什維克黨在等待世界革命展開時所采取的臨時措施。布爾什維克黨具有國際視野，認為自身唯一的出路在於世界革命。他們認為，一旦更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推翻了資本主義，那麼經濟就可能更和諧地發展，因為這些國家可以向落後的蘇聯提供更多的現代技術。不幸的是革命在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失敗了，蘇聯變得更為孤立，也從而正式開始了其走向官僚變質的進程。
中國官僚並不像布爾什維克黨那樣看待收入差距。革命後的收入差距並不是由於革命孤立和經濟落後而采取的暫時的“資本主義”妥協，而是官僚階層鞏固財富和特權的方式。官僚的生活水平高於普通工人，這也為未來的資本主義復辟埋下了伏筆。
只要計劃經濟能確保他們的權利、收入、特權和威望，官僚階層就會捍衛計劃經濟。但是，正如托洛茨基針對蘇聯所指出的那樣，官僚不會只滿足於基於行政職務的特權，他們還希望能把這些特權傳給下一代。要讓這成為可能，財產關系就不得不發生變化。他在《被背叛的革命》的第9章中說道：
“讓我們假設第三種情況，即既不是革命的政黨也不是反革命的政黨獲取政權。官僚繼續擔任國家的首腦。即使這樣，社會關系也不會定形。我們不能期望官僚會和平地自願地為了社會公平而放棄自己的地位。如果官僚在目前操作如此不便的情況下，都已經開始設置等級，他們在未來必將在財產關系上為自身尋求支持。也有觀點認為，只要能確保一定的收入，大官僚並不關心財產采取什麼樣的形式。這種觀點不但忽略了官僚權利的不穩定性，而且忽略了他們子女繼承的問題。家庭中的新一代是很現實的問題——如果特權不能傳給子孫，那就只相當於只值其原本價值的一半。但是繼承權與財產權是不可分割的——光做企業的領導是不夠的，需要成為股東才行。官僚在這具有決定性的領域的勝利意味著他們成功轉變為新的有產階級。”
他接著寫道：
“要把蘇聯政權定義為過渡性或中間的政權意味著要擯棄既有的社會類別——資本主義（也包括‘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除了自身的不足之外，這個定義也會導致一種錯誤的印像，即現在的蘇聯政權只可能向社會主義過渡。事實上，向資本主義倒退也完全可能。一個更為全面的定義也必然會更加復雜和繁瑣。”
“蘇聯是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矛盾的社會形態：(a) 生產力還遠沒有發展到使國家財產具有社會屬性的程度；（b）欲望導致的原始積累傾向從計劃經濟的各個毛孔中爆發出來；（c）保留資本主義特征的分配方式是新的社會分層的基礎；（d）經濟發展雖然在緩慢地改善勞動者的生存條件，卻促進了特權階層的快速形成；（e）通過社會對立，官僚將自身轉變為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不受控制的階層；（f）被執政黨所背叛的社會革命仍然存在於財產關系和勞動群眾的意識中；（g）積累的矛盾的進一步發展可能導致走向社會主義，同樣也可能導致向資本主義倒退；（h）要向資本主義倒退，反革命則需要擊敗工人階級的反抗；（i）要走向社會主義，工人階級需要推翻官僚階層。歸根結底，這一問題將由當前國內和國際範圍內現有社會力量之間的鬥爭決定。”
“毫無疑問，教條主義者不會滿足於這種不同可能性的探討。他們喜歡明確的公式：是——是，否——否。如果社會現像都具有確定的特性，那社會學問題自然會簡單一些。但是，為了邏輯的完整而拋棄現實是最危險的，今天或明天違背這一構想的元素在未來可能會完全推翻該構想。在我們的分析中，我們首先避免給沒有先例和相似案例的動態的社會構成下粗暴的結論。科學和政治的任務，不是給未完成的過程下確立的定義，而是關注它的各個階段，區別出其中進步的傾向和反動的傾向，揭示他們的相互關系，預測多樣發展的可能性，並在這一預測中找到行動的基礎。”
我們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認為向資本主義的倒退具有明確的可能性。他指出，國家集權的計劃經濟在官僚手中是不安全的，它意味著資本主義有可能在某一階段復辟。
根據定義，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政權，它或者被政治革命所推翻，或者倒退為資本主義。歷史上，它第一次產生於退化的俄國革命。這是生產力發展中不必要的階段，而不是不可避免的階段或必要的社會形式。如果俄國革命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傳播到發達國家，斯大林主義就不會產生。
雖然有諸多缺陷，這些政權仍然使生產資料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就這個意義而言，它們具有進步性。這種進步性來自於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和計劃經濟。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對此作出分析並預言：“只要這種政權能夠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它就能獲得某些成功。但是隨著經濟的復雜化，官僚將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桎梏。”
隨著經濟的發展，官僚所消耗的財富比例逐漸增加。隨之而來的則是浪費、腐敗和對工農所生產的財富的大規模掠奪。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和復雜化之後，這種政權的官僚指令系統將無法處理更為復雜的經濟的各個細節。官僚從生產力發展的相對桎梏轉變為絕對桎梏。
托洛茨基也強調了生產力的問題。這一問題是理解斯大林主義政權如何以及為何在東歐和蘇聯崩潰的關鍵。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的第一章中這樣寫道：
“蘇聯工業的動力系數是無法比擬的，但這仍遠不具有決定性。蘇聯將自身從極低的水平提升起來，而資本主義國家則從很高的水平下滑。當前的力量關系並不是由增長率所決定，而是由兩大陣營的整體力量所決定。整體力量表現在包括物質積累、技術、文化以及最為重要的勞動生產力等各個方面。當我們從這一統計角度來考察該問題，情況一下子就轉向了對蘇聯極其不利的方向。”
他之後提出了以下重要觀點：
“但是，蘇聯仍將面對在全世界範圍內誰戰勝誰這一問題。這一問題的本質不僅體現在軍事力量上，更體現在經濟力量上。軍事干預是一種威脅，但運送資本主義軍隊行李的火車中的廉價商品的干預則毫無疑問是更大的威脅。”（《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
早在1925年8月，托洛茨基寫了一篇文章，很有遠見又極其深刻地剖析了年輕的蘇聯所面對的問題。文章題為《蘇俄向何處去》（後被名為《通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在這篇著作中，托洛茨基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這一問題：“從全世界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們（指蘇聯）的發展速度是怎樣的？”
他這樣回答道： “正是因為我們的成功，我們開始進入到世界市場，即我們進入了國際分工體系中。同時，我們被資本主義所包圍。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經濟的發展速度將決定我們抵抗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壓力以及抵抗全球帝國主義政治軍事壓力的力量。”（《左派反對派的挑戰》，1923-25，Pathfinder, 1975, 第330頁）
托洛茨基在1925年就著重強調了蘇聯經濟增長率的問題。他進一步強調：“……增長率就是決定性因素！”他繼續寫道： “很明顯，在我們成為世界市場的一部分的過程中，我們的希望在增加，我們的危險也同樣增加。與其他很多問題一樣，這一問題的根源也在於我們農業經濟的分散性、技術水平的落後以及全球資本主義與我們相比所具有的巨大的生產力優勢……”（同上，第344頁）
“從根本而言，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的優勢在於現階段資本主義生產的商品比社會主義生產的商品更物美價廉。換句話說，當前，仍遵循資本主義的國家比在舊有落後的生產條件下實行社會主義方法的國家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我們熟知歷史的基本規律：勝利最終屬於能給人類社會帶來更高經濟水平的社會制度。”
“歷史爭論最終會由勞動生產率的比較系數所決定——當然這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同上，第345頁）
托洛茨基的這些論述對於理解幾十年後斯大林主義國家的蛻變顯得至關重要。雖然計劃經濟讓蘇聯在生產資料上迅猛發展，但它仍然落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然而，只要官僚仍然有能力持續發展生產力，那斯大林主義政權就仍然能保持相對穩定。事實上，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生產力不但在繼續發展，而且在以高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速度發展。正因為如此，斯大林主義政權在那段時期具有較強的適應性，而黨內的親資本主義傾向則不成氣候。
托洛茨基也解釋了，發展到一定階段，官僚主義會從生產資料發展的相對桎梏轉變為絕對桎梏。增長會減緩，資本主義復辟也將重新成為可能。這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蘇聯的情況——首先經濟增速下降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之後經濟則陷入停滯。
托洛茨基指出，一旦到達這一階段，就只有兩種可能：要麼，工人推翻官僚，保留計劃經濟，並將其納入工人對生產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中；要麼，反動地回到資本主義。
歷史證明資本主義復辟是這些國家的結局。蘇聯和東歐，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一直處於危機之中。在這些國家我們看到， 一旦經濟無法得到發展，政權就會傾覆。由於蘇聯解體非常突然，蘇聯經濟在動蕩好幾年之後才逐漸穩定，再次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
吸取經驗的中國官僚
中國的情況略有不同。中國官僚仔細觀察蘇聯的情況。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派官僚從蘇聯吸取經驗，並與自身的經驗相結合。中國人口眾多，可與大洲的尺度媲美，但即使這樣巨大的一個國家也無法脫離世界經濟而獨自發展。“一國社會主義”已被證明是要失敗的。毛澤東領導的官僚所試圖建設的獨裁政權已經顯示出局限性。
鄧小平一派目睹了蘇聯和東歐政權進入危機，並在1989到1991年間相繼崩潰、走向資本主義。他們看到曾經統一、強大的蘇聯政權如紙牌屋般傾覆。在東歐和蘇聯等所有斯大林主義國家，特別是前蘇聯，經濟嚴重衰退。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官僚失去了對這一過程的控制。在一段時間之後，經濟才穩定下來，並重新開始增長。在這些事件中，中國官僚看到了自己可能的未來。他們決定不重蹈覆轍，因此需要在政策上做出一些改變。
在同一歷史時期，六四事件也向中國官僚證明了他們可能也會面臨類似的下場。蘇聯解體和六四事件對中國官僚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使他們從之前“利用市場機制取得生產力發展，保持國有經濟占主導原則”的階段進入到加速改革的階段，最終形成了今天私有經濟占主導的局面。
與蘇聯類似，毛時代的經濟發展伴隨著官僚的欲望擴張和不同經濟部門之間不協調的加劇。這也是出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現像的原因。毛澤東試圖通過這些方式推動經濟發展，同時抑制影響政權穩定的官僚的發展。
官僚集團的過度發展會影響官僚階層整體的利益。正因為此，斯大林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為了保持政權穩定而打擊了官僚內部的一些元素。斯大林甚至槍決了一些官僚，即為了挽救官僚這一整體而打擊其中最為腐敗的一部分。文革也有相似的元素，一部分中國官僚受到了攻擊。毛澤東嘩眾取寵地攻擊了“資產階級當權派”，一方面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則為了抑制那些危及政權的更極端的腐敗形式 。
從本質上而言，文革並不像西方一些人所聲稱的那樣，是工人和青年通過官僚表達他們意志的一場運動。曼德爾等人將文革和巴黎公社相比較，這說明他們完全沒有理解事實真相。他們把一派官僚為了打擊另一派官僚發起的運動，與1871年巴黎真正的工人階級的起義相提並論。他們沒有認識到文革從始至終都是由上層——以毛澤東為最高仲裁者——所控制。如我們所解釋，毛澤東通過這一方法並沒有能夠發展經濟，相反卻造成了經濟嚴重的錯位和混亂。長達三年，工農業生產完全崩潰，而所有的學校和大學都被關閉。鄧小平所代表的一派官僚被現實所驚嚇，並開始從這些經歷中總結經驗。
我們必須明白，計劃經濟只有在工人階級在各個層面上的監督下才能高效運轉。計劃需要在各個層級由工人們充分地討論商定。這就是為什麼工人階級民主、工人階級控制和管理是計劃運行的關鍵要素。工人，同時作為消費者，確保計劃在各層級有效執行是對其切實的物質利益的保證。而官僚只關心保證他們自己那部分的利益，而不在乎產品的質量或者這部分產品的生產是否與其他生產相協調。此外，中央集權的官僚無法決定生產的每個方面。如果所有事情都由官僚中央命令決定，那會造成嚴重的錯亂和低效。整體計劃需要由工人在各個層級上進行檢查。這也是大躍進和文革失敗的原因。無法通過官僚手段打擊官僚。因此，這兩個嘗試最終以官僚引起的混亂而告終。
文革對於理解之後鄧時代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以毛為首的官僚依靠群眾來打擊另一派的官僚。通過這種波拿巴主義的方式，他們激發了來自底層的力量，但這也存在危險。允許群眾進一步行動意味著官僚有可能會失去控制權。毛和他的追隨者一抑制另一派官僚的過度發展，就開始壓制他們發起的運動，並在1969年全面掌控了這一運動。而主要的口號也從“人民群眾是正確的，人民群眾所說的是正確的”逐步演變為了“毛主席所想的是正確的”。
群眾被壓制後，力量又重新回到了走資派的手中。也就是說，一旦毛澤東限制群眾的力量，力量對比就由官僚內部的力量對比所決定。毛澤東有理由擔心發動群眾，因為當時出現了各種罷工行動和來自底層的運動浪潮。在1966年、1967年和1976年都發生了這樣的運動浪潮——工人們通過形成大量的工人組織，來表達他們對工資和工作條件的不滿 。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工人階級想要超越官僚設立的局限。我們需要明白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官僚雖然想要捍衛國家計劃經濟，但並不願意為此而將權力拱手讓給工人，因為他們也不願失去自身的特權。
但是，他們仍然需要面對發展經濟的問題。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角度出發，唯一的辦法是實行真正的工人階級民主，這當然也是官僚階層最不願意做的。我們不應忘記，維護計劃經濟的一派官僚是出於維護自身利益和特權的目的。托洛茨基在《保衛馬克思主義》（中譯本又名《論蘇聯國家性質》）中解釋得非常清楚：“官僚首先最關心自身的權利、威望和收入。相比保護蘇聯而言，他們更好地保護自己。他們可以為了保護自己，而犧牲蘇聯的利益，犧牲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這就是官僚階層的本質。
更大一部分的官僚在文革宣告結束時松了一口氣——他們希望回到穩定，享受體制內的特權。當時，已經有一部分官僚開始討論要在經濟中引入一些市場刺激。
毛時代的結束
毛澤東一去世，“走資派”就開始發動反攻，他們提出了市場經濟和全球市場的問題。事實上，鄧小平等人從某一層面上而言是正確的：要將中國從世界經濟中孤立出來是不可能的，它勢必會參與到世界市場之中。他們最初的想法是，在缺乏工人階級民主的情況下，世界市場可以用來粗略地考察管理不佳和效率低下。
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即使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也不會排除某種新經濟政策，就像布爾什維克黨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時所做的那樣。只要經濟的主要杠杆由國家通過計劃所控制，這些方法可以用來刺激和發展一個孤立的工人國家的經濟。
列寧在西伯利亞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做出妥協的問題上也有同樣的考慮——西伯利亞有很多原材料，但經濟卻很不發達。當時這個年輕的工人階級國家沒有辦法發展西伯利亞。所以列寧堅持，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獲得發展生產力所必需的投資和技術，唯一的途徑就是向國外資本作出妥協。他的設想是通過確保資本家的利潤，蘇聯可以發展這部分地區，獲得新的生產方式和技術等，從而為革命服務。
在他1918年的著作——《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中，列寧指出：“我們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只能從一流資本主義專家那裡獲得在托拉斯的流水線上組織大規模生產的能力。”次年2月4日，他在人民委員會理事會上遞交了一份決議，其中他指出“人民委員會理事會……原則上認為向外國資本代表做出妥協在有利於發展國家的生產力的條件下是可以允許的…”不同在於，1918至1919年間的蘇聯在國家性質上毫無疑問是健康的工人階級國家，或者說最起碼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階級國家——這樣的妥協可以用於增強、而非削弱工人階級國家。
而且這一妥協也是在世界革命被延遲的壓力下做出的。在世界革命延遲的情況下，只要國家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經濟制高點由國家掌控，那麼這一妥協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問題在於，國外資本家在1921年並不想與蘇聯建立經濟條約，而是打算摧毀蘇聯。中國的情況與之不同，外國資本家願意與特權階層進行交易，即使是反動的尼克松都能夠與中國官僚取得共識。
毛澤東去世後，向境外資本開放的想法在官僚中獲得支持，而鄧小平則是這一想法的主要代表。這反映了大部分官僚認為閉關自守的政策失敗了，中國不能在孤立中發展。
鄧小平曾經擔任共產黨總書記，但在文革中被免除領導職務。1974年1月，他再次回到政治局。在再次被解除所有職務之前，鄧小平不但擔任總理，還擔任黨的副主席和軍委總參謀長，是毛澤東之外的第二人。盡管具有如此高的職位，他在文革中仍被譴責為“牛鬼蛇神”、密謀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領導。但是他仍然能保留黨籍。一般失信於“偉大領導”就最起碼意味著被開除黨籍。但鄧小平卻是個例外，這也說明他在黨內享有較高的支持。根據事後的結果來看，我們可以認為大多數官僚——最起碼大多數上層領導都支持鄧小平，之前只是由於毛澤東的地位而無法采取行動。
黨內對鄧小平的廣泛支持在毛澤東死後被進一步證實。四人幫（包括毛的遺孀）在毛去世後仍堅持“按既定方針辦”，“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但是，官僚中起主導的一派已經明確了觀點。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逮捕，此後再也沒有奪回權力。1978年，鄧小平成為黨的實際最高領導者。
中國的現狀可以在那時找到根源。1977至1978年，黨內開始就針對外資開放問題展開爭論。鄧小平一派提議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們認為毛時代把國民經濟搞得一團糟。但事實並非如此，盡管存在動亂時期，中國經濟在約25年的時間中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
需要承認的是，隨著經濟日益的復雜，官僚指令系統的局限性開始展現出來。與蘇聯相似，中國不同經濟部門之間缺乏協調，存在投資失衡；一些產品生產過剩， 而另一些產品卻生產不足。貽誤、腐敗、怠工、浪費和無序大規模存在。工業生產率開始下降。隨之而來的，則是通貨膨脹的趨勢、消費產品的短缺以及社會不滿。
工人和農民已經開始感到不安，而上述因素則進一步讓他們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這一切本可以通過引入工人對經濟真正的控制和管理而解決，但這需要通過政治革命來實現；換句話說，官僚統治需要被推翻。但是官僚不會輕易放棄權力。鄧小平一派認為，只有通過市場激勵機制才能繼續發展生產力、提高生產率。
雖然當時中國在工業總產量上已經超越英國等國家，但在勞動生產率上，中國和蘇聯都遠遠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蘇聯，危機以增長率大幅減緩的形式表現。而在中國，鄧小平一派官僚認識到引入最發達的技術來發展中國經濟的必要性，而這只能通過向外資開放和參與全球市場的方式實現。
如果國家權力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那麼資本主義復辟的傾向就能夠被工人階級所遏制。但是國家權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引入資本主義激勵機制，則可能最終導致計劃經濟的徹底瓦解。
但是，我們不能采用機械主義的方法來思考這個問題。現在很容易“放馬後炮”地說在1978年鄧小平上台後，官僚們就有預謀地引入資本主義。但這一說法是錯誤的。官僚是憑借經驗，根據既定時期的需要而不斷做出反應。即使在斯大林時期的俄國也曾有過對市場力量高度開放和高度分權的時期，但之後又重新回到中央集權。這是這部分官僚為了經濟運行而做出的嘗試。官僚們明白，如果他們不發展生產力，他們自身的特權地位就會受到威脅。
鄧小平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發起的改革旨在提高國民經濟的效率。但一旦中國官僚走上了資本主義激勵機制的道路，整個過程就會遵循資本主義自身的邏輯，使中國在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下面我們將分析幾個重要的轉折點。
1978年鄧小平的轉向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提出有必要對外資開放是出於以下考慮。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召開。會上就新的轉向進行了討論。盡管會議指出中央計劃經濟仍然是主導形式，但已開始嘗試將權力下放，並鼓勵開展私營經濟。其背後的想法是通過引入市場來滿足經濟需求。
這最終促使鄧小平於1979年提出要在南部沿海即香港附近、澳門附近、廣東省和福建省建立4個經濟特區。這些就是即將對外資開放的區域。最初，針對以什麼程度向外資開放以及對何種外資開放等問題都有很嚴格的限制。這也證明了我們之前的論述——即使鄧小平一派也只是把這些嘗試視為在堅持中央計劃和公有制經濟不動搖的情況下、促進生產力現代化的手段。一開始，他們非常謹慎，只作出很有限的讓步。
然而，也正是因為這些限制，四個經濟特區並沒有像預期那樣馬上取得成功。因此，1983年這些限制有所放松。比如，外商獨資企業獲准進入特區。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按經驗主義行事的官僚並沒有一個完全構思好的“計劃”。但是一旦官僚走上了這條道路，之後的發展就會開始按照其自身的邏輯展開。官僚發現市場的力量越來越難控制。如果他們希望資本家來投資，那他們就必須為資本家們創造有利的條件。
與此同時，相似的進程也在農村展開。土地集體所有制被廢除，取而代之的則是私人生產。土地被承包給農戶。雖然在法律上土地仍為國家所有，直至現在也是如此，但實際上它已經成為私人財產。比如，被承包的土地能由承包者的子女繼承。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出現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轉賣和作為遺產留給子孫等現像。
這也導致農民的貧富分化——一些農民發家致富；而另一些農民則失去了生活來源，不得不前往城市打工。一方面是土地生產率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則是大量陷入貧困的農民。由此產生的大量廉價勞動力則為城市中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基礎。
這一過程與1861年米爾解體後俄國的經歷非常相似（米爾是俄國沙皇時期的一種村社組織）。隨著米爾的衰落，農民開始向城市遷移，在1880年至1912年之間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必須的勞動力。而當今中國這一過程的規模要遠大於當年的俄國。這也可與英國資本主義早期的發展相比——當年英國農民被殘暴地驅逐出土地，被迫進入條件惡劣的城市生活。這甚至可以與美國資本主義擴張時期的西進運動相比。盡管與所有上述歷史先例都有相似之處，但中國的這一過程卻有著史無前例的規模和速度。
為吸引外資，中國政府所采取的第一個方法就是創造“勞動力市場”。部分國有企業開展了一系列的改革，打破了勞動“終身制”，使解雇工人成為可能。
1983年，改革更進一步——國有企業可以與新招工人簽訂有期限的勞動合同。勞動合同制的實行意味著新招工人不能享受國企工人以往所享受的福利。到1987年止，750萬工人作為合同工被招入國有企業，另外還有600萬工人從固定工轉為合同工。
同一時期，個體私營勞動力開始增長。1979年個體私營勞動者人數只有約25萬人，到1984年就發展到340萬人，他們大多都在非常小的企業中工作。最初，國家對於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設有限制。到1987年，這一限制被取消。此外，還有一種變相私營企業獲准發展，即城鎮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雖然這些企業歸地方政府管理，但它們以營利為目的，像資本主義企業一樣經營。（之後我們將單獨討論鄉鎮企業的發展。）
盡管如此，國有經濟在這一階段仍然占主導，引導整體經濟進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國有經濟勞動力仍占總城鎮勞動力的70%。但這些工人的地位卻在變化，他們中有越來越多人被轉為合同工。
國有企業的倒閉使得失業現像首次出現。推行“市場改革”後不久，通貨膨脹開始出現，並引起社會不安。出於對政治後果的擔憂，政府在1981年決定減緩改革進程。之後每次出現危機，政府都會采取這一措施。但我們也看到，每當減緩改革穩定局勢後，官僚都決定再次深化和加速改革，而從未有過倒退。
1982年，中共官方仍然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這時我們看到的仍是一個畸形工人國家的官僚試圖用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發展國民經濟。1984年，改革向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方向進一步發展。私營個體經濟和市場的地位越來越高。大多數消費品和農產品價格放開，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
同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我們可以看見，計劃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即使在政府的措辭中都開始顯現。十四個新設立的口岸城市進一步擴大了經濟特區所覆蓋的範圍。一年以後，珠江三角洲、閩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地區也加入經濟特區的行列。此時，中國漫長的海岸線上的所有區域已基本全部向外資開放。
1986年，開放進程繼續加速。一些新措施進一步促進了外商投資，例如：對外資征收較低稅金，更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員工，以及更容易獲得外彙。與此同時，政府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廢除了平均工資制，打破勞動“終身制”，讓工資與生產力掛鉤，並簽訂短期合同。這些制度都為西方國家的工人階級所熟知。
1987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提出著重發展“外向型經濟”。工業產能的增長帶動了對機器及其它貨品的進口需求。因此，80年代中期，中國貿易赤字大幅上升，通脹壓力迅猛增加。1988和1989兩年的通脹率均達18%。這使得工人階級家庭的實際購買力受到重創。
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不穩定迫使政府放慢改革進程。1988年底，政府迫於壓力減緩所謂的“改革”，企圖收緊貨幣供應並控制通貨膨脹。這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新的景像 – 1989年的經濟衰退。這一切使得社會動蕩愈演愈烈，罷工的浪潮接踵而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六四”抗議運動醞釀而生。
“六四”事件說明了什麼？毫無疑問，這一運動具有政治革命的元素。大批學生走上街頭，青年們唱著國際歌，仿佛在對政府和世界輿論說，“看，我們不贊成資本主義，我們不是反革命”。
然而，運動從一個學生和青年的抗議活動逐漸發展到工人當中。這讓政府感到十分懼怕，並讓斯大林派決定不惜以流血的方式徹底粉碎這場運動。正是通過這種殘酷的鎮壓，政府確保社會仍被其牢牢地掌控。有些人也許會問何時是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過程中關鍵的轉折點。因為我們所分析的是開始於將近三十年前的整個進程，所以要確定這樣一個時間點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加速這個進程的關鍵事件確實存在。因此，我們認為更合適的問法是這一復辟過程存在哪些轉折點。毫無疑問，“六四”事件就是這一系列轉折點中的一個。
“六四”運動被粉碎後，形勢進一步右轉。“六四”點燃了許多工人和青年的希望，但人民群眾最終卻被擊敗。“六四”之後，政府搜查所有運動主要領導者，他們中的許多人或失蹤或入獄多年。同時，官僚為重新穩定局面又暫時放緩了市場改革的進度。但之後當它認為局面已得到控制，官僚又再次加快了邁向資本主義的步伐。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記住當時的東歐和蘇聯發生了什麼。1989年所有東歐前斯大林主義政權相繼倒塌。隨著官僚失去對局面的控制，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混亂時期開始了。蘇聯抵抗了更久一些，但隨著前斯大林主義政權於1991年崩潰，它也最終屈服於同樣的過程。正如我們之前所說，這些政權已經糜爛到如此的程度——當其倒下時官僚內部沒有任何抵抗。俄羅斯曾一度存在發生內戰的可能，但態度強硬的斯大林主義者是如此的腐敗，他們無力抗衡任何成氣候的反對力量。他們所代表的制度已經達到它的極限。
這些事件無疑對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形成影響。 直到那時，他們都在實施市場改革，在全國範圍內對外資開放；然而公有制經濟仍占主導地位，並且共產黨的立場是公有制經濟將繼續維持主導地位。官僚手中仍然操控著掌控經濟的杠杆。向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仍有逆轉的可能性，但他們並沒有逆轉的打算。正如我們所說，他們從未向回邁出過一步。面對不穩定的時刻，改革過程會有所減緩，但卻從來沒有逆轉。
1992年：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六四”事件、東歐斯大林主義的失敗及蘇聯解體對中國官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些事件之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決定加速市場經濟改革。他們開始認為資本主義復辟是他們自身危機的解決途徑，不過他們堅信這個過程必須在他們的牢牢掌控下完成。本質上，這意味著官僚們在准備著將自身轉變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
盡管官僚正在向資本主義復辟的方向前進，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能成功。聲明意圖是一回事，實現意圖又是另一回事。如果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出現了和1929年大蕭條那樣嚴重的經濟衰退，那麼中國資本主義的復辟可能會以不同的結果收場。但事實是，這樣的情況並沒有出現。在其他文章中，我們探討了西方經濟之所以在那段時間能持續增長的一系列原因。然而，經濟增長只是在進一步積累新的矛盾，為將來更大的危機埋下伏筆。但是，中國官僚並不明白這個道理。因為他們沒有以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分析整個進程，而只是以經驗主義的方式應對這些事件。他們看到的只是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繁榮發展，而斯大林主義卻在土崩瓦解。
1992年，官僚明確表達了自己針對這一系列事件所做出的結論。在那年的黨代會上，他們正式放棄公有制經濟占主體的提法，並宣布將建立所謂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年，鄧小平開啟了其“改革方案”的新階段。他在深圳等幾個經濟特區的南巡旅途中發表了那段著名的講話：“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這也是政權內部又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當時，市場機制已經在中國運營了一段時間。1992年的重要意義在於中國共產黨正式決定放棄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他們決定縮減國有部門。在那以前，私營經濟只是在公有制經濟之外發展。而現在，政府決定開展國有企業私有化。他們首先選擇了2500個地方所屬國有企業和100個中央所屬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這些企業的改制於1998年完成。
1994年，他們擴大了改革方案：除中央將繼續控制的1000個最大型的國有企業外，其余所有國有企業都可以被個人租賃或買賣。到九十年代末，國有企業共雇佣8300萬員工，這只占總就業的12%、城市就業的三分之一。與1978年國有部門占城市就業的78%相比，變化極其巨大。
九十年代末，國有經濟對GDP總產值的貢獻下降至38%。1999年9月十五屆四中全會上，中共又進一步提出所謂的“放開搞活政策”，即國家放松和放棄控制。國家繼續放開對中小型國有企業的管制。比如，2000年7月，北京市政府宣布三年內所有中小型國有企業將不再實行國家和集體擁有制。到2001年，國有企業只占制造業總就業的15%，國內貿易就業的不到10%。
中國之所以能幸免於東南亞經濟危機，一部分原因是國家仍在一定程度上對外貿具有控制，同時人民幣也尚未實行自由兌換。這兩個因素使中國能夠屏蔽危機的影響。實際上，中國反而在危機中增強了實力，並在該區域形成了主導。大致在1998年至2001年期間，改革進程進一步加速，而改革的方向也非常明確。共產黨領導層已經完全相信私營企業比國營企業更有效率。他們之所以會這麼認為，是因為他們唯一能想像的國有企業是在官僚計劃下管理不善的國有企業，他們完全無法想像在工人管理下高效運轉的國有企業。
一篇名為“中國的所有權轉換”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數據。該文章發表於2005年，由國際金融公司（隸屬於世界銀行的一個分支機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學的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Stoyan Tenev及Yang Yao等所撰寫，發表在國際金融公司的網站上（www.ifc.org）。
作者強調私有化正式於1992年開始。關於1995年作者這樣寫道，“政府決定保留500至1000家大型國有企業，允許較小的企業由私人租賃或買賣”。文章解釋說，這一決定存在充分的理由，因為1997年，500家最大的國有企業持有37%的國家工業資產，為國家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收入，而這些企業中的大多數由中央政府控制。
關於加速改革，文章解釋道，“這一趨勢反映出的理念是，一個企業要做到真正意義上的轉型，管理層必須擁有多數股份”。而這在中國以“國退民進”的口號出現。他們希望通過這一口號將信息傳遞給民眾。
文章提供了大量的數據來勾勒改革的過程、揭示改革的加速。比如，文件這樣解釋，“如果這（六個樣本城市）是全國其它地區的典型代表，那麼中國已經在私有化的道路上走得比許多東歐和前蘇聯國家更遠了。”
然而，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出售國有企業的過程。這不僅是國有和私有經濟所占百分比的問題（盡管最終這是一個決定性因素），也不僅是國家掌握了多少的問題；這還是國家掌控的這個部門如何運作、以什麼目標運作的問題。我們還必須關注進程發展的總體方向，而這一方向正是資本主義。
在中國向資本主義轉型的過程中，尚未形成一個能脫離政府的幫助、運行與美日一些跨國公司規模相當的大型企業的資產階級。國家在一段時間內將繼續發揮其關鍵作用，不過最終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將會產生。
官僚一面出售大部分曾經由國家掌控的中小型企業，一面鼓勵一直在國家掌控之外的民營企業的發展。如今世界500強跨國公司中，有450家企業在中國經營。因此，民營經濟的發展快於國有經濟，這個事實至關重要。再看看國有經濟還剩下些什麼，我們會發現其中一部分即將被進一步私有化。國有大型企業集團正被分割成不同的公司，其中效率低下的部門被關閉，而利潤較高的部門被拋售。
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正忙著參與資產剝離。他們在私營單位有朋友，於是他們就把最好的機器、最好的部門等等賣給他們，而讓國營企業逐漸失修、衰敗。這些管理人員認為，“這個工廠遲早都要被私有化，而到時候我將收購這個工廠”。所以他們的想法是盡可能降低公司的價值，讓自己能低價收購。在許多城鎮，地方政府認為企業運作的最好辦法是將其廉價出售給管理人員以阻止資產剝離。他們認為當管理人員成為企業所有者時，他們會為了從企業獲得利潤，而充分利用資產、使企業得到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工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數以百萬的人們失去了工作。1990年至2000年期間，3000萬個國有部門崗位被摧毀。傳統工業領域出現了所謂的“鏽帶”，中國國有計劃時期的工業中心－東北工業區就是其中之一。那些未被裁員的工人則被剝奪了他們曾經長期享有的權益。短短幾年之間，1949年革命的成果都被逐漸摧毀。雖然工人階級在此期間曾積極抵抗，但遭到了官僚們的無情打壓。
市場機制被引入醫療、住房以及勞動力領域。現在連教育都不再是免費的。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已出現濃重的資本主義元素。1992年，銷售收入的40%來自私營部門。1991年，民營企業家達到1300萬，他們雇佣了2100萬工人。雖然其中大部分是小型企業，但這僅僅只是個開始。在農村，他們給較富裕的農民出台優惠政策，允許他們租賃土地、在市場上銷售產品。這進一步打破了集體所有制，並進一步拉大了農民的貧富差距。1998年，中國仍有23.8萬家國有企業，而到2003年這個數字已經下降到15萬。
鄉鎮企業
我們之前提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另一個元素是鄉鎮企業的發展。目前鄉鎮企業占GDP的30%。它們的性質並不是很清晰，並帶有矛盾性。這意味著，如果官僚將這些企業簡單地私有化，就會造成經濟和政治的混亂。簡單的一步走的私有化對很多企業和部門來說意味著關閉或者破產 。這也有可能使中共的統治因此結束。
因此，鄉鎮企業的設立僅僅是私有化道路上過渡性的一步。它使管理者和其他寄生階層有時間積累足夠的資產，來最終實現對這些企業的所有權。這是老國有企業和國有部門如何在當今中國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典型案例——他們培育和扶持社會新生資產階級，直到他們能夠直接行使所有權。有些鄉鎮企業屬於地方企業，另一些則是地方政府與私人資本的合資企業。無論哪種形式，鄉鎮企業都按資本主義企業的方式運作，並逐漸歸私人資本家所有。
鄉鎮企業有時被納入數據統計，用以說明大部分經濟仍為公有制，有的甚至嘗試用其來宣稱這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形式。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從1987年到1993年，鄉鎮企業的數量從150萬增長至2500萬；1993年，鄉鎮企業的員工人數達到1億2300萬。但1996年以來，鄉鎮企業不斷被完全私有化，因此其數量也在不斷下降。即使名義上歸國家或地方政府所有，他們在實際運作和管理上也已經是資本主義企業，管理層有權雇佣和解雇企業員工。
Hart-Landsberg和Burkett認為，有研究表明，“……‘平均而言，鄉鎮企業的員工賺取的基本工資低於最低工資，這一差距他們必須通過加班和計件的獎金來彌補。他們甚至連基本工資都不能得到保障，因為設定最低工資的當地鄉鎮機關，無論在制度上還是在私底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確實，鄉鎮企業的‘競爭力和利潤空間’在很大程度上由‘充足的廉價農村勞動力供給’作保障。而這些廉價勞動力產生於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除和個體農民家庭的貧困化。”（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和階級鬥爭，第45頁）
鄉鎮企業的命運與經濟的整體進程緊密相連。隨著私營部門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鄉鎮企業不得不與之適應。Hart-Landsberg和Burket解釋，“鄉鎮企業也遭遇到了同樣的災難。隨著通過私人生產獲利的機會的出現，許多經營者開始非法地將鄉鎮企業的資產或產品轉移至私營企業，因為在那裡他們可以賺取更大的回報。隨著共產黨致力於小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這一資產剝離過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加速……面對利潤下降和去工業化，鄉鎮官員從國家政府官員那裡得到提示，從1996年起開始快速拋售鄉鎮企業。”（同上）
通過國家建立強大的中國資本主義
中國官僚不想成為帝國主義統治的獵物，他們也不允許這種情況發生。他們知道，要避免這種情況，他們必須在國內維持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而他們正在通過建立甚至加強一些國有企業來完成這一目標。他們手中擁有巨額可用資本，這些資本則通過國有銀行注入國有企業。
《中國的所有制轉型》的作者認為，“中國已培育超過20個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相當競爭力的巨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其中一些正在解雇數萬甚至數十萬名員工。這並不是因為它們處於財政困境中，事實上其中一些正獲利豐厚，而是因為它們希望在國際上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截至2002年，中國排名前12位的跨國公司（主要是國有企業）控制了超過300億美元的外國資產，雇有2萬名外籍員工，對外銷售額達330億美元。”
所以，雖然這些都屬於國有企業，但它們的目的是作為中國主要的國有企業、以資本主義的方式與美國和日本的企業抗衡。文中，作者提供了各所有制類型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組成表。我們看到，早在1988年國有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已下降至41%，2003年則進一步下降到34%。他們所說的“真正的私營部門”，在同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已經從1988年的31%上升至2003年的44%。但是，如果我們考察整個非公有制經濟，其在2003年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6%。文章總結道，“私營經濟現在是中國經濟的主導形式”。文章還指出，“如果我們考慮到以下兩個因素，那麼私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所占份額將更大：1）很大一部分的集體農場實際上為私人所有；2）私營企業總體而言比其他經濟部門生產效率更高。”
在其他國家，類似的過程曾以較小的規模發生。在韓國，國家曾發展大型企業，但這並不意味著韓國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或轉型中的國家。這只是一個力量弱小的資本主義，那裡的資產階級太弱小、無力，只能依靠國家投資來建立資本主義。在中國，這一進程正以更大的規模發展著。盡管一個更加強大的資產階級正在形成，但它仍然不具備運行和發展大型企業的資源，因為許多大型企業仍歸國家所有。因此，是國家支配著中國經濟，也是國家在建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中國的法律架構在過去三、四年中經歷了重大的變化，以與新的財產關系相適應。2004年，政府對憲法做出重大修改，強調國家將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直到最近，中國一直有法律限制或禁止民營企業進入公共事業和金融服務等領域。但在2005年，這些法律被廢除，民營企業獲許進入這些行業，其中包括銀行業。他們開始對銀行進行私有化，並允許外資進入。事實上，資產階級分析家在分析中國時，會詳細指出還需要對哪些法律條例和法律架構進行調整，以使其與新的財產私有制相適應。他們認為這些法律制度是過去時代的遺留，亟需被廢除，以促進民營企業的運作。
中國的財產關系已發生了改變，盡管法律結構也相應地經歷了重大變革，但是舊的法律制度的殘余仍然存在。新的財產關系的發展確實會與舊的法律形式發生衝突，因為法律形式不一定會立即與經濟基礎相適應。但最終這個“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正如馬克思在他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雖然，我們在中國面對的不是一場社會革命，而是一場反革命；但是，馬克思提出的觀點仍然有效。一旦財產關系發生變化，作為上層建築的法律也必須跟著變化。因此，我們可以預期，使法律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變化過程將繼續加快。盡管官僚當中有一些反對者，但這兩派“或快或慢”會站到同一邊 。憲法的修改證明了，木已成舟。
進入WTO
另一個關鍵的轉折點是2001年11月中國決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加入世貿組織時中國承諾將在之後五年內放棄所有對外貿的管制，從那時起他們正在逐步實現這一承諾。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理由非常清楚。目前的中國經濟只有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才能存活。它大量依靠出口，因此需要國際貿易協定。它必須充分參與到世界經濟當中，這又反過來加速了中國內部的資本主義轉型。
放棄國家對外貿的控制是中國向世界市場開放的一個重要環節。回顧蘇聯歷史，布爾什維克綱領中一個關鍵的要點，也是托洛茨基在反對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鬥爭中堅決捍衛的要點，就是被資本主義包圍的工人國家必須由國家壟斷對外貿易。這在欠發達國家尤其重要。
布哈林認為，要發展經濟，就必須讓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這是因為，他認為通過物質激勵能提高效率和產量。但是布哈林對他的想法會導致什麼後果毫無概念。他無法預見到他的提議將會導致資本主義關系的回歸。如果布哈林的觀點在當時占上風，那麼蘇聯在1928年就會遭遇資本主義復辟。當時，蘇聯也面對很大的來自資本主義的壓力。鄧小平和布哈林之間有相似之處，這甚至都體現到他們使用的語言上。鄧小平喊的口號是“致富光榮”，而布哈林喊的是“發財致富吧！”
國家壟斷對外貿易在本質上是為避免資本主義入侵而采取的保護措施。回顧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史，這些國家往往在開始階段采取保護主義來保護本土市場，而自由貿易只在後期才為資產階級所青睞。即使英國資產階級也在發展自己的工業時采取保護主義政策。一旦他們發展了有競爭力的現代產業，他們就不再需要保護主義。因為，到那時他們的工業已經強大到足夠稱霸世界市場。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的描述， “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直到最近，這都在欠發達國家發生著。以巴基斯坦為例，它在約20年前有很多關稅和保護主義措施。但是近期他們被迫開放國內市場。帝國主義國家主宰了這些欠發達國家的政策，而他們無法容忍保護主義措施，盡管他們同時卻在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的農業市場。帝國主義國家迫切地需要打開所有市場以出售他們的商品。
中國和巴基斯坦地的區別在於，強行打開巴基斯坦的市場意味著其產業和工廠遭到大規模地破壞。巴基斯坦的工業發展水平太低，以至於它無力抵御外部競爭。但是中國卻與之不同，中國政府一定在想，“我們如今足夠強大了，我們有能力依靠自身的生產力來面對外來的競爭。” 然而，這激發了各國的報復性措施。特別是美國，它通過保護主義來抵抗中國廉價商品對本國市場的衝擊。
冷轉型？
現在回頭看，我們明白中國正經歷著向資本主義的轉型，但這是如何發生的呢？沒有武裝反革命，沒有不同派別官僚之間的劇烈對抗。托洛茨基曾經把這種轉型比喻成一部倒著放映的改良主義電影。他認為，要實現反革命，必須經歷某種形式的暴力衝突，只有在那之後資本主義復辟才能實現。也就是說社會制度無法“改革”成資本主義。
在這裡，我們必須向托洛茨基學習。我們必須要從他那兒學習的不只是孤立的句子，而是他所用的方法。他所分析的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俄國，在那裡革命傳統仍然存在。俄國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也清楚資本主義復辟將意味著什麼。這一工人階級是會對資本主義復辟做出抵抗的。同時，當時的國際形勢決定了蘇聯內部存在與中國不同的力量對比，即官僚內的很大一部分支持維護國有計劃經濟。
然而，遠超出托洛茨基的預料，斯大林主義在蘇聯存在超過了70年之久。量變導致質變。在這期間，工人階級意識中的革命傳統逐漸被去除。曾經歷過革命的一代已經逝去。新的一代見證了一個貪婪的官僚一步一步凌駕於群眾之上。他們看見的只有各級官僚嚴重的管理不善、浪費和腐敗，以及一個最後剩下的快被銷蝕殆盡的系統。有時候，一個政權可以是那樣的腐爛，統治階級已無力抵抗來自底層的最小壓力。
有觀點認為，要為資本主義發展而打好基礎，就必須經歷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這個觀點是以1789年法國或者1640年英國的古典資產階級革命為根據。資產階級已經在封建主義的約束下積累了財富，逐漸發展起來，最終它不得不打破這些界限。年輕的資產階級領導國家對抗土地貴族，推翻封建主義，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但是，一旦資本主義在少數關鍵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發展起來，資本主義在其他相對欠發達的國家就不可能再通過同樣的方式發展了。馬克思認為德國就屬於這樣的情況。他指出，德國的資產階級在沒有奪取政權之前就具有反動的性質了。
孟什維克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認為所有國家都會經歷相同的階段。當時的俄國擁有大量農民和地主階級，非常落後。他們機械地將法國和英國的經驗硬搬到俄國。因此，他們認為，俄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支持“進步資產階級”。他們不明白托洛茨基在不斷革命論中的論述：在帝國主義時代，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並不能像當年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那樣起到進步的作用。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其它國家的資本主義並不總是通過資產階級領導群眾開展資產階級革命這種經典的方式發展起來。例如，當今世界上最強的國家的其中兩個——日本和德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沒有通過資產階級革命的方式。在日本，是封建官僚，而不是當時軟弱和沒落的資產階級，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壓力下引領了走向資本主義的運動。為什麼會這樣？原因是所有的進程都由世界形勢的發展所主宰。日本只有發展資本主義才能維持其強國地位，而日本資產階級沒有能力發揮其歷史作用，因此只能由另一個階級來替它完成這個任務。在德國，這一類似的過程是由舊的封建國家機器中的容克貴族完成的。
然而，正是因為沒有經歷革命，舊的封建制度仍有殘余。在德國，這一矛盾由1918年的無產階級革命解決，盡管這場無產階級革命失敗了，但它至少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未完成的任務。在日本，同樣的任務在1945年之後由美國占領軍完成。麥克阿瑟害怕中國革命會對日本民眾造成影響，因而強行推動了日本的土地革命。
在這些例子中，“資產階級革命”並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從一種制度向另一種制度的“冷”轉型。列寧曾強調，歷史包含各種突變和轉化。真正鮮活的歷史進程並不會總是精確地重復教科書上的每一個細節！社會將如何轉型並不存在死板的規則。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一點，否則我們將會被不按機械的預想而發展的事件搞得暈頭轉向。
因此，我們必須將托洛茨基“冷轉型”的觀點放到其歷史背景下來考量。但我們同時也必須看到，托洛茨基向我們說明了官僚如何能夠輕松地適應資本主義復辟。他解釋說，拿蘇聯發生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情況和發生工人階級政治革命的情況相比，在前一種情況下新的統治階級需要從國家清除的元素要遠小於後一種情況。這被葉利欽上台後舊蘇聯官僚的經歷所證實，中國的官僚也非常類似。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這樣寫道：
“第二種假定是，如果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去推翻蘇維埃統治階層，那末，它在目前的一般官僚、行政官員、技術人員、經理人員、支部書記以及特權上層當中就會找到不少的現成奴僕。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也有必要把國家機關清洗一下。不過，資產階級復辟也許會比革命政黨要清除的人少一些。新政權的主要任務將是恢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首先，它必須創造條件從力量微弱的集體農莊中發展強有力的農民，把強大的集體農莊改變為資產階級類型的生產合作社，即改變為農業股份公司。在工業領域，非國有化將從輕工業以及食品工業部門開始。計劃原則在過渡時期將改變為在國家政權和個人“法人”之間采取一系列的妥協措施，這種個人“法人”即蘇維埃工業負責人當中的潛在業主、流亡國外的舊業主以及外國資本家。盡管蘇維埃官僚已經為准備資產階級復辟走了很長一段路，新政權在所有制形式和工業方法方面所必須進行的將不是改革，而是一次社會革命。”
雖然蘇聯是一個具有國有中央計劃經濟的工人國家，但是如果它轉變成一個資產階級政權，不會有太多的人需要被清除。這是因為蘇聯已經存在特權階層，如果發生資本主義轉型，他們就從工人國家的特權官僚轉型為資本主義的特權奴僕。但是，如果工人階級推翻官僚，發起政治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那這場革命將要去除多數官僚的特權，使他們的工資與工人平等，從而會發生更大的衝突。俄羅斯目前的情況證明，托洛茨基是正確的。
托洛茨基對蘇聯的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當前的進程。在中國，我們面對的也是一個特權階級。正如托洛茨基所強調的，這個特權階級到某一階段會希望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來捍衛他們的特權。
將中國官僚向這個方向推動的有幾方面的因素。首先是二戰後資本主義在西方的大繁榮，在那裡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發展。其次是斯大林主義政權在東歐和蘇聯的危機。我們在七十年代初期注意到了這點，而中國官僚也注意到了。蘇聯的增長速率下降到3%、2%直至為零，整個系統停滯不前。最後，東歐崩潰；兩年後，蘇聯也隨之解體，失去了其大片領土。
這些都是決定中國官僚想法的重大因素。他們開始時采用的基本上可以說是中國版的新經濟政策，旨在讓經濟更有效率、更具生產力。他們在觀察世界的發展，而整個世界形勢也將他們推向一個特定的方向。在蘇聯，他們看到了徹底的混亂和災難。他們一定在想，“我們不會讓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我們要引入市場的辦法，但是我們必須自己掌控整個過程。”於是他們逐步地去做了，雖然是一步步地前進，但是一旦他們走上這條道路，整個過程便遵循自身的邏輯發展到目前的境地。
現在，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已經逐步形成。新興資產階級利用共產黨來捍衛自身的階級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官僚還會想要逆轉整個過程、並將其成功實施嗎？我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超越了能夠不引發衝突而實現這一逆轉的階段。如果中國官僚中的一派決定走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他們就必定會與親資本主義派發生重大的衝突。因此，重新走向某種形式的官僚計劃經濟的“冷轉型”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所探討的只是一種假想的情況，因為沒有任何跡像表明中國官僚內部存在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一派。
影響中國走向的另一個重要元素是工人階級的規模和經驗。在目前的形勢下，任何反對資本主義的運動都必須依靠和發動中國的工人階級。這一工人階級將不會接受任何企圖回到斯大林主義的運動，他們將勇往直前地奔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工人階級政權。
毫無疑問，工人階級的運動將會影響中國共產黨中的一部分人。中國媒體所刊登的一些信件和文章表明，似乎仍有一部分中共黨員堅守1949年的革命理想。這些人將被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所影響，與占主導地位的親資本主義派發生衝突。這將意味著不同層級官僚的分裂。上層官僚將捍衛新的資本主義關系，而下層官僚中的一部分將被工人階級的運動所推動。
托洛茨基認為俄國官僚中存在“賴斯派”，即希望恢復十月革命的理想和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那一部分人。在1930年代，這樣的一派的確存在。那時，革命剛發生不久，許多經歷過革命的黨員可以看清斯大林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區別。
但是，斯大林主義政權在蘇聯延續了幾十年。斯大林逐漸破壞了每一個與十月革命理想有關的鏈接。盡管如此，在1991年蘇聯瓦解時仍有這樣追求真正列寧主義思想的一派，盡管他們占少數。
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托洛茨基所描述的“賴斯派”並不存在。1949年的革命並不基於列寧的思想。中國共產黨在上台前很久就已經轉變成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組織。因此，甚至是來自1949年革命前的人也已經把斯大林主義作為參考。
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退化的工人國家和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之間的區別。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必然已經轉變為退化的工人國家。但是歷史上唯一一個退化的工人國家是蘇聯。它最初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但由於後來革命被孤立、官僚開始奪取權力，而逐漸退化。但是，要真正完成這一退化，斯大林主義官僚們不得不清洗一批又一批真正的共產黨人，因為這些共產主義者明白他們所面對的政權只是一個可怕的仿制品，它與布爾什維克黨一直努力建立的國家之間存在很大的差別。
但是中國一直都不是一個健康的工人國家，也從未有過真正的工人民主和工人政權。從共產黨奪取政權的第一天起，中國就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事實上，共產黨繼承了舊中國的國家機器。當然，即使在蘇聯初期，列寧也指出，在工人國家的表面下是沙皇俄國的國家機器，因為在一個落後的國家，新的國家不得不依靠許多舊的官員。但是，至少在列寧時代，工人們能夠通過他們的權力機關——蘇維埃，來遏制這一階層的保守傾向。可是中國的情況並非如此。
盡管如此，黨內仍然有一部分人對中國走向資本主義感到恐慌，只是他們采取了一種扭曲的方式。他們看到工人失去權力，看到所有革命理想被踐踏。於是，他們重提毛澤東時代下的中國，因為那是一個更加平等的社會。但是當前，伴隨著如此龐大的無產階級的誕生，那完全基於農民的毛派思想對今日的工人階級毫無意義可言。如今，無產階級已經成為主導力量，他們在城市中尋求出路，因此他們要想重回毛時代，就必須提出工人掌握政權。這樣的發展將對共產黨產生巨大的影響，它將不可避免地以階級為界限發生分裂。
然而，官僚的上層並沒有回到國有中央計劃經濟的想法。從他們的角度來看，目前這個制度是可行的，甚至是運轉極其良好的！我們已經提到，托洛茨基指出官僚希望能把特權傳給他們的後代。今天這些官僚的子女中的很多人已經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他們絲毫不想回到國有計劃經濟，也沒有物質基礎讓他們希望回去。他們會抵制任何逆轉歷史的嘗試，國家也會支持他們。
雖然廢除國有計劃經濟是一個巨大的倒退，馬克思主義者也完全反對這一倒退，但是這個過程包含了一個積極的因素：它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無產階級。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階級矛盾正在蘊釀著一場新的革命。一旦這個龐大的中國無產階級堅決地起身反抗，它將撼動整個世界。
中國——世界第四大強國
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目前已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第四經濟大國，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工業制造國。2004年，中國的混凝土消耗量占全球的一半。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經濟上，它都已成為一個主要力量。
最初，外國資本家認為他們可以迫使中國開放，這樣他們就可以大量向其出口商品。然而，中國的發展不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預期——如今中國已成為一個出口大國。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赤字已經達到創紀錄的2050億美元。他們抱怨中國向歐洲、美國、甚至整個世界出口太多商品。他們經常討論如何通過設置關稅來控制中國的出口。但是要阻止中國商品的進入，他們必須設置極高的關稅，因為中國的生產力是如此之高，商品是如此之便宜。
隨著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經濟的快速騰飛和資本主義關系的鞏固，現在中國也開始像帝國主義強國那樣運作。它進口原材料，並向外輸出制成品和資本。它對石油的龐大需求，也是石油價格增長的一大因素。中國現在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淨進口國。同時它還進口大量的鐵礦石、銅、鋁土礦、木材、鋅、錳、錫和大豆。
中國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關系突出地體現了中國的帝國主義性質。以1999年為例，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出口值為50億美元，進口值為30億美元。到2004年，中國向該地區的出口值和進口值分別達180億美元和220億美元。拉丁美洲主要向中國出口食品和原材料，而中國則向其出口紡織品、服裝、鞋、機械、電視和塑料。2004年，中國向拉美投資63.2億美元。中國對外投資的近一半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光是委內瑞拉的石油，中國就計劃再向其投資3.5億美元。同時，中國已與巴西建立“戰略聯盟”，在那裡建有屬於自己的工廠。巴西15％的出口去往中國，這一數字還在不斷增長。中國還和印度爭奪亞洲的石油資源。在世界範圍內，中國也已成為一個主要競爭者。2004年，世界貿易增長了5%，中國貢獻了其中的60%。換句話說，中國拉動了世界將近三分之二的貿易增長。
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中國甚至派出軍隊加入服務於海地的聯合國維和部隊。為了日後能在太平洋和其它地區控制海上航線，中國正在建立一個強大的海軍。這意味著未來中國與美國可能會出現公開衝突。已經有美國國會議員開始擔心中國介入拉丁美洲，並引述“門羅主義”所確立的原則，稱不允許任何國家在拉丁美洲的影響高於美國。
工人階級的加強
中國經濟的巨大發展也存在另外一面：在生產力大規模發展的同時，中國的工人階級也在不斷壯大。中國平均每年都有兩千萬人向城市遷移。一方面中國的城市經歷了巨大的發展，另一方面極端貧困的農民試圖逃離貧窮的農村。目前中國已有4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並有166個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城市。未來的15年中，預計還將有3億人前往城市。中國的建築業也在蓬勃發展。光建築工人就有3800萬，他們在超過80個城市建設地下交通系統。這些都將增加對鋼、混凝土等的需求，從而對經濟產生影響。中國社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無產階級化。
預計在15年後中國將有8億城鎮居民，這將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中的無產階級。這一過程也將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現像，更將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場無產階級化的運動。一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將要產生，他們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無產階級。
這些進入城市的農民在農村的生活極其惡劣。隨著公社的解體，那些曾經由公社提供的福利、醫療保障和退休金也不復存在。中國三分之二的農村人口實際上不享有任何退休金計劃。於是，他們不得不到城市尋找就業機會。
這種現像曾經出現在從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前往美國和歐洲的移民的身上。他們願意接受最糟糕的工作條件和最惡劣的生活環境，因為至少這能給他們帶來收入，讓其補貼家用。對他們來說，這是擺脫貧困的一種方式。雖然這麼說，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只是勉強能夠生存。他們生產了巨大財富，卻只得到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這種情況蘊含了未來革命運動的可能。
這一發展的進步意義在於它創造了數以萬計的資本主義的“掘墓人”——無產階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贊許工業的發展。雖然這一過程代價巨大，但是它所創造的無產階級將完成向社會主義社會轉型的任務。龐大的工人階級社區正在城市中崛起，巨大的矛盾正在積累。
雖然資本主義在中國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但計劃經濟的解體仍然是反動和倒退的一步。如果存在一個真正的工人階級民主政權，那麼中國不但可以超越當前的經濟發展，而且還能避免目前增長所帶來的不平衡、混亂以及日益增長的兩級分化。
不同階級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資本主義區域和老國有工業區之間都出現了巨大的兩極分化。貧富差距不斷加大。城市中最富有的10%的人口擁有45%的社會總財富，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口只擁有1.4%的財富。一個新的富有的資產階級誕生的背後，是高達2億的失業人口。
發展的不平衡也對中國不同地區產生影響。中國的某些地區並未從東部和沿海地區的發展中獲益。這種不平等的發展正在點燃民族矛盾。中國有1億少數民族（如藏族、土庫曼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等），這些少數民族時常與警方發生衝突。隨著社會分化的加重，民族問題很有可能被再次推上風口浪尖。
的確，經濟的發展提高了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問題的另一面。經濟增長，不但沒有帶來穩定，反而正在加大工人的戰鬥性和社會不安。生活條件、工作條件以及財富的分配方式是主要的動因。群眾憎恨那些剝奪了他們所有權益的官僚。
中國工人階級的情況與恩格斯所描寫的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情況非常類似。全世界80%的礦難死亡事故發生在中國，可事實上中國只生產了全球30%的煤礦。1991年，8萬名工人死於工傷事故。到2003年，這個數字已飆升至136340（根據2004年12月3日的中國日報）。工人階級肩負著巨大的壓力。這並不是一個快樂穩定、有著美好願景的社會。在20至35歲的人中，自殺是死亡的頭號原因。中國每年有25萬人自殺，還有另外250萬至350萬人企圖自殺。數百萬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大型的抗議示威在發生，但無情的資本主義進程仍在繼續。
我們已經指出，中國當今的發展進程與一百多年前俄國資本主義的早期發展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舊的農業公社的解散以及19世紀後葉的工業發展，促使俄國農民離開土地，組成一個新鮮的無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的形成和資本主義進程所帶來的惡劣狀況催生了1905年的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如今的中國，階級衝突的條件正在成熟，這會帶來相似的結果——一場革命！
一些充滿仇恨的罷工行動已經在發生。勞資糾紛的總量在2000年增加了12.5%，在2001年增加了14.4%，達到15.5萬起。1999年共發生了近7000起所謂的“群體性事件”，通常為至少3人參加的罷工或者怠工，共涉及超過25萬人。這個數字自1992年以來增長了900%。而自1999年以來，集體爭議事件的數量正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增長。盡管絕對數字仍然較低，但是這些動向預示了中國未來的革命前景。這也表明，經濟增長並不一定會機械地轉化為社會穩定。事實上，中國的情況正與此相反。
中國經濟已遵循資本主義的規律。中國目前正接受著大量的投資，但這些投資的前提是全球市場的持續繁榮。然而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繼續，因此中國在某一階段也必定會面臨危機。雖然我們無法指出危機發生的確切時間，但是危機一定會發生，而且它將是一個嚴重的危機，將會對整個世界產生影響。
中國工人階級是一個嶄新的工人階級。其中仍有相當一部分在國有企業工作。盡管有官僚的存在，這些工人曾經贏得了一些非常有利的工作條件。但是，他們正在逐漸失去這些有利條件。如今這些國企工人和他們所效勞的公司之間的關系已與西方更加相似。這一過程發展下去將會以階級鬥爭的爆發為結局。
共產黨的地位
目前中國共產黨正主導並控制著局面，但是共產黨自身正在經歷著改變。中國共產黨目前有六千到七千萬人黨員，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這個黨過去曾是國家官僚的工具，但最近中國資本家也被允許入黨。如今中國資本家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共產黨員，這表明他們認為入黨能最好地保護他們的利益。雖然資本家在絕對數量上仍占少數，但是如此大量的資本家被允許入黨，其意義非常重大。
幾年前，中央委員會近一半的成員發生了變化。很顯然，一些被視為資本主義前進道路上的障礙的舊官僚被淘汰出局。於是，共產黨被資本家用作捍衛自己階級利益的工具。在黨組織的基層一定還有許多黨員仍然相信“共產主義”或至少他們理解中的共產主義，他們中會有一些人重新學習並掌握馬克思主義思想。然而在黨的上層，那些手握權力的人正在堅定不移地領導中國走向資本主義。
中國共產黨的未來將會如何？只要經濟仍以目前的速度發展，共產黨的領導就能夠維持，社會和黨內一定的穩定性也能夠保持。但一旦遭遇巨大的動蕩、嚴重的經濟危機 、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各種社會矛盾，共產黨內將出現不同派別，並有可能分裂。必須記住的是，中國共產黨自從1949年上台之後就一直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因此它並不是傳統資產階級民主意義上的政黨，我們不能把它直接拿來與西方的共產黨做比較。
然而，根據事態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絕對控制有可能被打破。對於蘇聯的官僚而言，這是以極其突然的方式發生。老的斯大林主義政黨分裂成許多代表不同利益的政黨。這其中也包括幾個共產黨，它們成為了真正的工人政黨。但這對中國來講仍是未來的情景。目前中國官僚掌握著局勢的發展，而中國共產黨也被用來發展資本主義。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的資本主義轉向將不會是一個順利的過程。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將帶來新的矛盾，這將挑起黨內矛盾。事實上，這樣的分裂已經有所顯現，我們在目前進一步修改財產法所引發的的矛盾中可以看出端倪。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解釋共產黨內這些分裂？我們應從整個過程開始分析，並觀察它是如何發展的。以目前來看，資本主義關系已經建立起來，雇佣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區別、市場競爭以及利潤動機等等都已存在。雖然舊體制仍有很多殘余，但是它們要麼正准備被私有化，要麼正按照國家資本主義企業運轉。我們在分析時必須考慮國有經濟部分，但是同時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目前私營經濟已經成為經濟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而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得到了鞏固。
作為這樣一個大國的官僚，其內部不可避免地存在逆流，存在觀點不同、利益不同的派別。其中有一派正關注著整體局勢，關心這一進程所引發的社會不穩定。總理和主席就為他們看到的持續的不平衡發展和兩極分化所帶來的危險而感到擔憂。這個派別希望引入社會改良，以減輕對廣大民眾的打擊。他們害怕來自底層的革命，因此要求增加對欠發達地區的投資並增加社會支出。
但是，他們不會質疑資本主義本身，也不會積極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鞏固。他們只是擔心，不平等和日益加劇的社會敵對會引發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他們當然是正確的。可問題是，維持舊有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構架也同樣會導致群眾運動，並使這一體系最終瓦解。因此，官僚中這一派並不會逆轉這一進程，只是會嘗試引入一些社會改良，用以減小改革對人民的打擊。
中國東部的官僚與新的資產階級有著更為緊密的關系。對他們而言，社會改良的做法無異於剝奪工業發展的重要資源。他們認為，不應該減緩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應該加快這個進程，應該一勞永逸地結束舊體制、消滅所有舊體制的殘余。因此，目前的矛盾並不在支持“倒退”的一派和支持資本主義的一派之間，而是涉及到如何保持整個體系的穩定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無論怎樣，這一進程最終很有可能導致共產黨的分裂，從而導致更大的不穩定。
官僚內部的矛盾反映在物權法下一階段改革的矛盾上。迫於來自某些方面的壓力，這個改革已經放緩。這強調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不是線性發展的。正如我們在多個場合所看到的，官僚在某些階段不得不放慢進程，但卻從未取消過市場改革的任何措施。
只要GDP能保持目前9%左右的增長率，中國政府就可以維持這一平衡，盡管它是暫時的、不穩定的。雖然國有企業每年裁減數以百萬計的崗位，但是私營企業則同時創造著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絕大多數流入城市的農民工能獲得工作。盡管這些工作工資非常低，但它仍遠遠高於農民工在農村地區的收入。雖然工作條件非常糟糕，但這份工作畢竟能讓農民工賺取收入、寄錢回家。
正如我們所見，中國經濟的主體正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運作。國有經濟只貢獻了GDP的三分之一。雖然私有化尚未全部完成，但是國有經濟已不再占主導地位。一旦剩下的這部分國有企業被進一步重組和私有化，還會有數以千萬計的就業機會將被摧毀。在這種情況之下，可持續發展成為重中之重。
如果中國能在未來10到20年仍保持7－10%的年增長率，他們也許能夠較順利地達到計劃中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但是這取決於全球市場。中國GDP的50％以上來自於出口。它擁有非常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非常現代化的生產方式，也就是說它擁有非常高的生產力水平。但是中國也開始遇到阻力。世界經濟在某些領域開始出現放緩的跡像，歐元區國家的經濟要麼停滯不前，要麼增長緩慢。生產過剩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出現，這部分是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因此，任何世界市場的明顯衰退都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就像韓國曾經經歷的那樣。中國的鋼鐵、鐵礦石、煤炭以及消費品都已經開始出現生產過剩的苗頭，這些都預示著未來生產過剩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為此感到擔憂。盡管他們不斷地鼓吹市場效率，他們還是認識到世界經濟所面臨的關鍵問題是生產過剩。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的說法，中國有超過75%的產業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這也將影響利潤率。但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中國有著近乎瘋狂的投資水平，投資構成了國內生產總值的45%，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即使是二戰後繁榮時期的日本也從未達到該水平。只要出口繼續增長，西方國家的債務繼續增加，那麼中國的發展還能持續。但是如果投資水平以這個速度增長，中國的生產力每4到5年就會翻一番，也就是說這個增長速度必然會導致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2005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了一份關於中國的綜合報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5年度工作人員報告，2005年7月8日）。這份報告把重點完全放在投資熱潮上。它指出，投資熱潮將大大提高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有機組成（從1984年到現在，資本—勞動比率增長了450%），從而使投資回報率從16%降至12%。
生產過剩首先將對銀行敲響警鐘，壞賬將逐步積累。然後問題會反映到就業水平上，並最終導致社會衝突。
美國也正對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否則它將提高中國對其出口的關稅水平。目前美國國會正在討論一項對中國征收27.5%的進口關稅的法案！中國計劃在2008年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但是中國畢竟不是海地或尼日利亞，它不會任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擺布。中國如今已經成為一個強國，因此未來在這個問題上很有可能出現較大的摩擦。
在2005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大幅度增加。多種纖維協議在去年一月終止了紡織品限額協議，也就是說紡織品的出口不再有配額限制。其結果是，去年一到四月，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增長了70%。中國能以更低的成本生產更多的紡織品，這意味著歐洲紡織品產業的結束。今天，中國已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首選。2004年，中國的外商投資額為540億美元，這標志著國際資產階級對中國新建立的資本主義關系充滿信心。
中美關系
未來幾年會發生什麼？有人認為1997年式的經濟崩盤正在醞釀，經濟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車。生產過剩的危機正在迫近，向我們預示著需要在制度上發生根本性的轉變。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而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征。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減緩，它將對美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產生深遠的影響。馬來西亞對中國的出口在近五年中已經從10億美元增長至70億美元。日本在中國也有著巨大的利益，中國境內有16000家日本企業。
中國因為其強大的產業競爭力而逐漸開始與美帝國主義發生衝突。然而，兩個大國之間的關系存在一個矛盾。中國和日本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而美國則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國之一。因此，中國希望美國的經濟繁榮能持續繁榮，而不希望其出現危機。盡管中國更希望與美國保持輕松和諧的關系，但這是不可能的。兩國在世界市場上存在衝突，美國龐大的貿易赤字中有很大一部分產生於和中國的貿易。這對美國而言也是一個矛盾。那些在中國投資的美國企業都在收獲著巨額利潤。他們在中國以低成本生產商品，然後以由世界市場決定的價格在美國將其銷售。幾乎每一個大型跨國公司都在中國有業務。既然美國的經濟和主要公司都依賴於中國經濟，它又將如何遏制中國呢？因此，互相矛盾的因素在兩國的關系之間向著不同方向施加壓力，而兩國間的衝突會在日後繼續發展。
為革命做准備
資本主義的發展伴隨著日益加劇的階級分化，這為中國的階級鬥爭奠定了基礎。事實上，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之前我們已經提到了城市人口中存在的不平等。中國最富有的20%人口占據全部國家收入的50%，而底層的20%人們只有區區4.7%。
這些數據來自一份聯合國的報告，我們轉引於一篇新華社發表的文章（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5-09/27/content_3549257.htm）。這篇文章還提到，“一份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發表的報告指出，從2003年起，中國的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劇，現在已達到了‘橙色’水平，即該研究所定標准中的第二嚴重等級。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它有可能會繼續惡化，達到最嚴重的‘紅色’水平。”
這份聯合國報告采用了基尼系數，該指數普遍用於衡量各個國家的不平等程度。數字0代表“完全平等”，而數字1表示“完全不平等”。中國的基尼指數目前已達到0.45。 根據國際公認的標准，當一個國家的基尼系數超過0.40時，該國家將出現不穩定。中國的這個指數已經超過了0.40，並在繼續上升。
正如新華社所說，“如果這個趨勢得不到遏制，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將無法實現，而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將引發社會動蕩。”我們看到在中國的現代化城市中建立起一座又一座新的摩天大樓，但這些摩天大樓的周圍卻是巨大的城市貧困區。光憑這一點就有可能引發中國未來的階級鬥爭。
在這樣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什麼？毫無疑問，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對正在發生的一切提供清晰的解釋。如果我們想要和中國的工人、學生和真正的共產黨員建立對話，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的分析能正確地反映和解釋中國的具體現實。因此，我們必須詳細地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各個方面。
如果我們試圖用一個現成的公式來分析一個復雜、矛盾且史無前例的過程，而無法正確地反映工人和學生正在經歷的一切，那麼我們會犯下一個嚴重的錯誤。在這樣的方法下，我們不會取得任何進展。
我們必須考慮到中國的傳統。俄國有布爾什維克、列寧以及托洛茨基的傳統，但中國並沒有這樣的傳統。對中國而言，它主要的傳統是毛澤東主義。當然，這並不是唯一的傳統。還有一個重要的傳統來自於陳獨秀（1879-1942）。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曾在某一時期向托洛茨基主義靠攏。
陳獨秀深受1917年十月革命的影響，他認識到只有推翻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才能取得社會進步。他是1919年反帝國主義的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之一。次年，他與其他革命者一起致力於創立中國共產黨，並於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會議。
他的命運是悲劇性的。1926年，由於聽取了斯大林的意見，中國革命被擊敗了。然而共產國際拒絕承擔任何責任，而把一切責任都歸咎於陳獨秀，並在1927年撤消了他在黨內的領導職位。陳獨秀此後要求認真地對共產國際的政策進行重新評估，這卻使他在1929年被指控為反對派而被開除出黨。之後，他加入了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
讓人欣喜的是，在現代中國仍有專門研究陳獨秀作品的社團。近年來，馬克思主義討論小組也在中國各地開始建立，特別是在學生中間。一些人正在如飢似渴地學習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這反映了人們渴望向真正平等的社會前進，而這樣的社會只有在基於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下才能實現。
對這些更為先進的份子以及工人階級和青年，我們必須清楚地說明我們對中國所發生的一切的看法。我們既要解釋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也要分析中國官僚的危機、這一危機為何發生、為什麼毛派政權無法繼續。
雖然舊制度仍以國有經濟和國家機器的形式存在，但是目前擺在中國面前最根本的任務就是社會革命。大部分經濟已掌握在私人手中，向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只是一塊遮羞布罷了，已經沒有人還相信這個說法，即使是中國官僚本身也不例外。雖然目前局勢中仍有一些與資本主義化抗衡的力量和趨勢，但是我們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進程已經無法逆轉。
中國的國家機器一直具有可怕的極權官僚體制的性質，現在不但仍然如此，而且已經融合了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最醜惡的特質。它以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國家機器為外在形式，卻以資產階級性質的國家機器為內容。這會導致一系列的矛盾，並最終引發一場革命性的運動。
如今，中國憑借自己的實力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它的命運與世界發展、尤其是世界經濟緊密相連。同樣的，發生在中國的事件也會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產生影響。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工人階級注定將在未來扮演重要的角色。拿破侖曾說，“中國是一只沉睡的獅子，一旦覺醒，將會震驚世界。”借用拿破侖的話，我們可以說：今天中國的無產階級是這只沉睡的獅子；當它覺醒時，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它，它將改變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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