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原文写于1934年7月15日。摘自《新国际》第1卷第2期，1934年8月，第37-38页。以下译文是以收录于英语马克思主义文库的版本为基础。译者：杨进）
在急剧社会冲突、政治快速动移、情势突变的时期，一个正确的理论取向的巨大实际重要性最为显著。在这样的时期，既有的政治观念和概括迅速耗尽用途，并需要被完全取代（这比较容易），或者需要具体化、精确化或部分修正（这较为困难）。在这样的时期里，各种过渡、中间的情况和组合不可避免地出现，并扰乱了我们先前习惯的判断思维，因此对于理论问题上的注意就需要更加持续。简言之，在和平和“有机”的（也就是战前）时期，我们仍然可以受益于几个现成的抽象概念，但在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每一次新事件都强烈地验证了辩证法的最重要规律：真理始终是具体的。
斯大林主义者对于法西斯主义所做出的理论分析，无疑是由于在每个具体阶段、每个过渡阶段，也就是在其逐渐变化以及革命（或反革命）跃迁中，由于基于局部和不足的历史经验（或对整体的狭隘和有限视角）而制定的抽象范畴，因而带来了有害的实际后果。斯大林主义者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在当代，金融资本无法适应议会民主，因此前者被迫诉诸法西斯主义。他们从这个在一定范围内是绝对正确的观念中，纯粹以演绎、形式逻辑的方式对所有国家和所有发展阶段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对他们来说，普里莫·德·里韦拉、墨索里尼、蒋介石、马萨里克、布吕宁、多尔福斯、毕苏斯基[1]、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塞弗林、麦克唐纳等人都是法西斯主义的代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忘记了：（a）在过去，资本主义也从未适应于“纯粹”的民主，有时辅以公开镇压，有时用另一种策略取而代之；（b）“纯粹”的金融资本到哪里都是不存在的；（c）即使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资本也不能在真空中行动，而是必须考虑到其他阶层的资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抵抗；(d)最后，议会民主和法西斯主义政权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系列过渡形式，它们相继出现，有时“和平地”，有时通过内战而产生。而且，如果我们要前进而不落后于事态发展，每一种过渡形式都需要正确的理论评估和相应的无产阶级政策。
基于德国的经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首次绘录了一种过渡性的政府形式（尽管它本该在意大利经验的基础上成立），我们称之为波拿巴主义（布吕宁、帕彭、施莱谢尔政府[2]）。后来，我们在奥地利观察到了更为精确和完善的波拿巴主义政权。这种过渡形式的决定论已经明显，当然不是以宿命论的意义，而是以辩证法的意义，也就是说，在某个国家和时期内，法西斯主义在没有遭遇无产阶级的抵抗胜利的情况下，越来越成功地攻击议会民主的立场，并以此来扼杀无产阶级。
在布吕宁-施莱谢尔时期，马努伊尔斯基-库西宁[3] 宣称：“法西斯主义已经到来”; 对于我们所提出的中间阶段、波拿巴主义阶段的理论，他们宣称我们在掩盖和掩饰法西斯主义，以便更容易让社会民主党采取“较小恶”的政策。当时，社会民主党人被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而齐罗姆斯基-马索·皮韦尔-朱斯等“左派”法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托派”之后被斯大林主义者认定为最危险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所有这些现在已经改变了。对于今天的法国，斯大林主义者不敢重复说：“法西斯主义已经到来”; 相反，他们接受了之前被他们驳斥的联合阵线政策，以防止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获胜。他们不得不将杜梅尔格政权[4]与法西斯主义政权区分开来。但他们是作为经验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来做出这种区分的。他们甚至不试图对杜梅尔格政权给出科学定义。在理论领域中只会运用抽象范畴的人，注定会盲目地向事实认输。然而，恰恰在法国，从议会制度向波拿巴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的过渡具有特别引人注目和示范性的特征。我们只需回顾一下，杜梅格政府正是在法西斯分子预演内战（2月6日）和无产阶级大罢工（2月12日）之间出现的。一旦不妥协的阵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采取了备战姿态，议会制度这部精算机很快就会失去其所有重要性。确实，杜梅尔格政府如同当年的布吕宁-施莱谢尔政府，乍看之下似乎是在得到议会的同意下执政。但这是一个已经让出权力的议会，一个知道在面对抵抗时政府会遗弃它的议会。由于反革命阵营攻击和革命阵营之间的暂时相互抵消，权力的轴心已经提升到了阶级和他们的议会代表之上。他们也必须在议会之外和“党派之外”寻找政府首脑。政府首脑征召了两位将军来帮助自己。这个三人通过其右翼和左翼对称排列的议会人质来支持自己。政府不是作为议会多数派的执行机构出现，而是作为两个斗争阵营之间的裁判者。
然而，一个将自己提高于国家之上的政府并不是悬空、无支持基础的。当前政府的真正轴心在于警察、官僚机构和军事集团。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军警独裁制，只是用议会制度的外衣掩饰而已。而以军刀作为国家的裁判者的政府，正是波拿巴主义的。
军刀本身没有独立的纲领，它只是维持“秩序”的工具。它被召唤来维护现状。波拿巴主义，正如其前身凯撒主义一样，在社会意义上，始终代表着剥削者中最强大、最坚定的一部分的政府；因此，当代的波拿巴主义除了能够是金融资本的政府之外，没有其他可能，而金融资本则指挥、鼓吹和腐蚀着官僚机构、警察、军官阶层和新闻界的高层人员。
近几个月来持续有关于“宪法改革”的讨论，其唯一任务就是使国家机构适应波拿巴主义政府的要求和便利。金融资本正在寻找合法的途径，以便每次都能在强迫名存实亡的议会作出同意下，向国家强加一位最合适的仲裁人。很明显，杜梅尔格政府并不是“强势政府”的理想典范。备选的波拿巴人选还存在着。如果未来的阶级斗争的进程给予足够的时间，这个领域可能会有新的经验和组合出现。
在进行预测中，我们不得不重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曾对于德国所做的发言：当前法国波拿巴主义的政治机会并不大；它的稳定性取决于无常的、根本上不稳定的无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临时平衡。这两个阵营的力量关系必将迅速发生变化，部分受经济形势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先锋政策的质量。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过程的时间尺度将以月份计算，而不是年份。只有在冲突之后，根据结果而定，才能建立起稳定的政权。
法西斯主义执政，和波拿巴主义一样，只能是金融资本的政权。在这个社会意义上，它不仅与波拿巴主义相似，甚至与议会民主也无法区分。每一次，斯大林主义者都会重新发现这一点，忘记了社会问题终究是在政治领域内解决的。金融资本的力量并不在于其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时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权；它并没有这种能力。它的力量在于非无产阶级政府被迫为金融资本服务；或者更准确地说，金融资本具有能力在旧的统治体系衰败时，替换为更适应变化条件的新体系。然而，从一个体系过渡到另一个体系意味着政治危机，而在革命无产阶级的活动帮助下，这种危机可能转化为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危险。从议会民主制度过渡到波拿巴主义本身，在法国就伴随着内战的激发。从波拿巴主义过渡到法西斯主义的前景充满了更为可怕的动荡，因此也存在着革命的可能性。
直到昨天，斯大林主义者认为我们的“主要错误”在于将法西斯主义视为小资产阶级，而不是金融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抽象的范畴放置在了各阶级辩证的位置。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将小资产阶级动员和组织起来为金融资本的社会利益服务的特定手段。在民主制度下，资本不可避免地试图让工人寄望于改良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相反，过渡到法西斯主义是在之前的过程中，小资产阶级充满对无产阶级的仇恨。在这两个体系中，同一个上层阶级——金融资本的统治建立在直接相反的被压迫阶级的关系之上。
然而，要将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动员起来对抗无产阶级，除非使用社会性的煽动，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对于大资产阶级来说就像玩火一样危险。最近在德国发生的事件恰恰证实了被发动的小资产阶级反动对“秩序”的威胁。因此，尽管法国资产阶级支持并积极资助反动暴徒（以其一翼的形式），前者却不希望将事态推至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胜利。他们的目标只是建立一个“强势”的政权，最终鞭策两个极端阵营。
上文所述已足够证明，将波拿巴主义形式的政权与法西斯主义形式区分开来是多么重要。然而，陷入相反的极端，即将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视为两个逻辑上不相容的范畴，也是不可饶恕的。正如波拿巴主义始于将议会制度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因此，得胜的法西斯主义不仅被迫与波拿巴主义者建立联盟，而且其内部会更加靠近波拿巴主义体系。金融资本不可能通过反动的社会性煽动和小资产阶级恐怖手段来维持其长期统治。法西斯主义头目上台后，被迫通过国家机器来控制追随他们的群众。与此同时，他们失去了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其中的一小部分被吸收进官僚机构，另一部分陷入冷漠，第三部分则以各种旗帜转入反对派。然而，虽然失去了社会大众基础，但通过依靠官僚机构并在阶级之间摇摆，法西斯主义转化为波拿巴主义。在这里，渐进的演变也被暴力和流血事件所打断。有别于反应着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极度不稳定和短暂的平衡的前法西斯主义或预防性波拿巴主义（乔利蒂、布伦宁-施莱谢尔、杜梅尔格等），源自于法西斯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也就是源自于两个阵营群众的的毁灭、失意和士气低落，有着更大的稳定性。
关于毕苏斯基政权“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的问题在我们的波兰同志们之间引发了一些分歧。这种分歧的存在最好地证明了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不可变的逻辑范畴，而是具有极为显著特点的生动社会形态，这些形态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阶段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毕苏斯基在一场以小资产阶级群众运动为基础、直接针对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统治的起义结束时，以建立“强势政府”的名义上台；这是这股运动和政权的法西斯特征。但是，波兰法西斯主义的特定政治影响力，也就是群众基础，远远弱于当时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更不用说德国法西斯主义了；毕苏斯基更多地必须使用军事阴谋手段，并且在对待工人组织问题上更加谨慎。只需回想一下，毕苏斯基的政变得到了斯大林主义波兰党的同情和支持。乌克兰和犹太小资产阶级对毕苏斯基政权日益敌对，反过来也使他更难以对工人阶级发起全面攻击。
由于这种情况，毕苏斯基在阶级和国家各个阶层之间的摇摆以及占据的地位，与相应时期的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相比，大规模恐怖行动的作用较小；在毕苏斯基政权中存在波拿巴主义因素。然而，将毕苏斯基与乔利蒂或施莱谢尔相提并论，并期待他被一个新的波兰墨索里尼或希特勒所取代，显然是错误的。鉴于毕苏斯基政权是在波兰国家的阶级和民族关系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具有当地所有的特殊性和矛盾性，若形成某种“理想的”法西斯主义形象，并将其与这个真实的法西斯政权作出对照，这在方法上是错误的。毕苏斯基能否将对无产阶级组织的摧毁行动进行到底呢？——形势的逻辑无疑将不可避免地推动他走上这条道路——这不取决于对“法西斯主义本身”的形式定义，而取决于真正的力量关系、群众之间正在发生的政治进程的动态、无产阶级先锋的战略，最后还有西欧，尤其是法国的事件进展。
历史可能会成功地展现，波兰的法西斯主义会在它能够找到“极权主义”的表达形式之前就被推翻并化为灰烬。
我们前面说过，源自法西斯主义的波拿巴主义比大资产阶级为了避免法西斯主义大规模屠杀而采取的预防性波拿巴实验要稳定得多。然而，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强调法西斯主义转化为波拿巴主义本身就意味着它的末日开始了。法西斯主义的消亡将持续多长时间，以及它的病情何时变为临终病榻，取决于许多内外因素。但是，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被扼杀、幻灭、瓦解，它对无产阶级的攻击日益减弱的这份事实，开辟了新的革命可能性。所有的历史都表明，仅凭警察机构是无法将无产阶级束缚起来的。的确，意大利的经验表明，巨大灾难经历所带来的心理遗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要比引发灾难的力量关系更长久。但是，失败的心理惰性只是一个不稳定的支柱，它可以被一次强大事件冲击的化解。对于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来说，法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成功很可能造就这样的冲击。
影响着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形势的革命关键，现在就是法国！
注释
[1] 译者注：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波兰独裁者和军事强人，原先为波兰社会党成员，但遂转为着重于改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而后成为波兰资产阶级共和国内主要政治人物之一。
[2] 译者注：布吕宁、帕彭、施莱谢尔政府：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库尔特·冯·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为德国威尔玛共和时期的三任总理。此三届政府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越发趋向于波拿巴主义手段来维持政权。
[3] 译者注：马努伊尔斯基-库西宁：德米特里·曼努伊尔斯基（Dmitry Manuilsky）和奥托·库西宁（Otto Wille Kuusinen）为当时全面斯大林化后的共产国际领袖。
[4] 译者注：杜梅尔格（Gaston Doumergue）：法国右翼政治人物。于1924至1931年担任法国总统。于1934年2月至11月期间担任法国保守派全国团结政府的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