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下的經濟危機與階級鬥爭:2016世界縱觀

本文是在2016年夏季的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的世界大會上討論的文章第一部分的初稿。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梳理當今世界主要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趨勢,並為接下來的歷史時期提供一個階級鬥爭的分析視角。本文起草於2015年10月。


2016年的到來伴隨著中國股市的暴跌,全球投資者為之恐慌不已。這種緊張形勢折射出資產階級對世界經濟陷入新一輪衰退的擔憂。資本主義是一部繁榮與衰退交替上演的歷史。這種循環將持續到資本主義終結的那一天,就像一個人在死亡之前仍然呼氣和吸氣一樣。不過,在此之外,我們需要辨認出較長的歷史階段內發展或衰退的大趨勢。每一階段都有各自的不同特征,這些特征會對階級鬥爭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及其當代的模仿者們試圖通過一種較為機械的方式來詮釋資本主義的發展 。當下,康氏的理論正變得流行起來,因為該理論預測每一次經濟衰退之後必然伴隨的是一段長期的復蘇過程。這樣的預測對那些拍破了腦袋想要理解危機的本質並且尋求解決之道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來說,可謂是: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當今世界正處在經濟、金融、社會、政治、外交以及軍事等等全方位的危機之中。危機的主要原因資本主義無法在世界範圍內發展生產力。經合組織(OECD)預測未來五十年之內世界經濟不會有快速的增長。繁榮與衰退的循環將會繼續,但是經濟發展總的趨勢是不斷下行的。在這種大環境下,人民群眾將不得不面對數十年的經濟停滯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在所謂的發展中國家,情況將會更糟——階級鬥爭的火焰將因此燃遍世界。

新一輪經濟衰退

越來越多的資本主義的虔誠策士都得出了和馬克思主義者相同的結論,盡管他們慢了幾拍,並且視角仍然被自身階級所局限。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悲觀情緒從他們自己預測的經濟“長期停滯”這點上看就可見一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警告說,全球的經濟危機將比之前出現的間歇性混亂更為嚴重,大多數主要的經濟體應該做經濟長期處於低增長狀態的准備。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道確實令人沮喪。他們已經數次降低了對經濟發展的預期。在有關2012年的經濟預測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新評估了各國經濟發展狀況,到2020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將下降6%,歐洲下降3%,中國下降14%;新興市場也會下降10%,世界經濟整體將下滑6%。在過去的四年裡,工業國家的增長率也沒有超過2%。

相比於從2001年到2007年發達國家2.2%的長期增長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從2015年到2020年,這一增長率平均下來將下降到僅僅1.6%。當然,這是假定了在此階段內不會出現大的滑坡,但是這種假定恰恰是很難成立的。無數種跡像表明,世界範圍內將會出現新一輪劇烈的經濟衰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克裡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說:“雪上加霜的是,中期增長前景也變得更為艱難。我在一年前確切提到了‘新型平庸化’這個趨勢,即長期的低增長的風險正日益逼近。高負債,低投資和脆弱的銀行將繼續給發達經濟體增加負擔,尤其是在歐洲。並且許多新興經濟體在危機後的信用和投資繁榮後,也將持續面臨產業結構的調整。

拉加德警告,中國經濟的放緩將對那些嚴重依賴中國對他們原材料需求的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她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可能會出現商品價格走低情況,尤其是大量出口的生活日用品。她很怨念低迷的生產率阻礙了經濟的增長。但是這樣的解釋卻也什麼都解釋不了。

拉加德還警告說,“危機正在日趨嚴重,我們需要新的策略。”不幸的是,她也無法告訴大家新的策略究竟是什麼。但是國際貨幣基金仍然只能拿出他們舊時的策略老調重彈:呼吁新興市場的政客們“實施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說,通過外國資本家的掠奪打開他們的市場,使國有財產私有化,勞動力市場更加的“靈活”:即拿工作,工資和工作環境開刀。

危機的本質是生產性投資——這是任何繁榮的關鍵——在不斷萎縮。盡管不景氣的經濟正處於緩慢恢復之中,但是投資支出估計比危機前的水平還要低。這意味著資本主義制度已經達到它所能承受的極限,或者說其實早就超出了。這從上一階段遺留下的堆積如山的債務可見一斑。多少年來,跨國公司往“新興經濟體”大把砸錢,但鑒於生產過剩對經濟的影響,最近也放緩了速度。

資本家已經對制度失去了信心。他們坐在數以萬億計的美元堆上盤算著怎麼把錢用出去。不過,當他們連現有的生產力都消耗不完的時候,再大筆投資去促進生產又有什麼意義呢?投資的減少同時也意味著勞動生產力的停滯不前。美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僅為0.6%。資本家的投資只是為了獲取利潤,但那必須建立在他們出售的商品擁有市場的前提下 。而他們不願投入足夠的資金來發展生產的根本原因,就是目前全球範圍內的生產過剩危機。

資本家們正競相在世界各地最大限度地降低勞工實際工資,以此來促進生產,而不是向新工廠,機器和技術投入資金。然而一味減少需求只會加劇矛盾,反過來導致投資的進一步萎縮。

根據國際貨幣組織的預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2015至2020的年均潛在產出增長率在1.6%左右。這比過去七年的發展速度略有提高,但比起蕭條期前潛在產出每年2.25%的增速,也還是差得遠了。而即使是這個數據,相比現代工業,科技和技術的巨大潛能,也是少得可憐的。反觀當下,經濟在龜速前進,發展前景不甚明了。

下跌的物價和低利率,這在平時是喜聞樂見的,現在卻成了致命的危險。它們是經濟停滯和需求萎縮的反映。利率在過去的十年裡不斷下降,已經跌到谷底,甚至變為負值。據英格蘭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霍爾丹(Andy Haldane)所說,這已經是5000年來所達到的最低利率了。

低增長,低通脹和零利率構成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說的長期經濟停滯的基本特征。工業化經濟體的經濟引擎很難在這樣緩慢的速度下運轉下去,那樣不可能維持太久。一些資本家的謀士們認為,當今全球經濟面臨的危機要比自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以來的任何時候都來得嚴峻。

霍爾丹於2015年9月的所做的講話很准確地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擔憂。他警告說,“近年的動蕩說明我們陷入了危機三部曲之中:其一是2008-2009的盎格魯-薩克森(意指以北美為主的)危機,其二是2011-2012的歐元區危機,其三便是我們當前正在經歷的新興市場危機。”

資產階級的問題在於,他們對如何走出衰退或者減弱其影響已然是黔驢技窮。當下一輪衰退來臨(不是來不來,而是何時來)的時候,他們是真心缺乏應對的手段。因為利率已經很低很低了,而不斷上漲的債務必然導致貨幣大水漫灌停不下來。馬丁·沃夫(Martin Wolf) 不情願地承認,“我們找不到能夠應對當前形勢的手段。”

全球債務與金磚四國

危機以來全球債務不斷攀升。目前只有少數地方得到了金融救助。債務水平可謂是史無前例的。政府債達到了和平時期(戰爭除外)的最高點,家庭債和企業債則達到歷史新高。危機爆發前,各國的債務均處在上升狀態。2007年美國的債務達到了GDP的 160%,英國則為200%。葡萄牙2009年的數據為226.7%,2013年仍高達220.4%。目前美國的總債務達到了GDP的269%,歷史上只有一次達到過這麼高的水平——處於大蕭條的1933年左右的數據為258%,之後迅速跌落到180%。

撙節政策的全部目的就是要降低債務水平,特別是國家債務。然而現實的情況差之千裡。2015年2月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報告顯示,自2007年以來,全球債務增加了57萬億美元,從GDP的269%增加到了286%。世界經濟的各個部門的債務都在上漲,政府債增長尤為快速,年均增速為9.3%。每一個國家的國債(或稱“杠杆”)都不斷攀升。少數幾個依賴中國或者石油價格的國家雖然一度降低了自身的債務水平,但是好景不長,近兩年來債務下降的勢頭戛然而止。世界經濟被沉重的債務大山壓的喘不過氣來,陷入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停滯的兩難境地。

所謂的金磚四國經濟體正面臨危機:巴西、印度和俄羅斯都在困難之中。事實上,巴西和俄羅斯經濟都在衰退。所謂的新興市場的經濟放緩程度將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劇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這些經濟體的潛在經濟產出雖然在通往危機的路上仍然會擴張,但其增速將從2008-2014年間的6.5%在未來五年內下降為5.2%。

這些經濟體的增長,是阻止2008年的金融危機發展到讓世界經濟陷入更加深度衰退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過去的五年裡,所謂的新興市場占了全球經濟增長80%的份額。這些市場,尤其是中國,在經濟衰退之前和之後都起到了世界經濟火車頭的作用。先前當西方盈利渠道匱乏的時候,他們是一片重要的投資天地。

但是現在形勢發生了逆轉。新興市場從支撐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要素,變成了可能會拖累整個世界經濟的威脅。不僅僅是傳統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大幅上升,新興市場的債務也膨脹到前所未有的規模。麥肯錫公司的研究表明,新興市場的債務總額上升到2013年底的49萬億美元,占2007年以來全球債務增長的47%,是2000年到2007年間其占全球債務增長份額的兩倍多。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外彙儲備(資本流動的關鍵指標)來看,2014年的新興市場遭遇了自1995年來的首次年增長下降。這些資本流入市場就好像血液流向一個需要輸血的人。沒有一個穩定的資本流動,所謂的新興經濟體在投資基礎設施和擴大生產時將沒有錢來支付他們的債務和財政赤字。

英國廣播公司(BBC)還引用來自國際貨幣和銀行業研究中心(ICMBS)的數據稱:

“自從08年以來,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推動了債務的上升。以中國為例,其債務上升幅度高居第一。若不包括金融企業,中國的債務已經增加了72個百分點水平,遠高於其他新興經濟體。報告還提到,土耳其、阿根廷和泰國的債務也有顯著的增加。”

報告的作者對新興經濟體感到非常擔憂:“他們也許就是下一次危機的震中。盡管發達市場的杠杆水平較高,最近在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亞洲)的杠杆化速度也著實令人憂慮”

最重要的一些資本外流來自於快速堆積債務的國家。舉例來說,2007到2013年間,韓國債務占GDP比例增加了45%;與此同時,中國,馬來西亞,泰國和台灣分別經歷了83%,49%,43%和16%的債務增長。

這些經濟體增速減緩或者正在經歷一個經濟衰退期,未來更猛烈的經濟衰退正在醞釀。

中國的困境

最嚴重的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個急劇減緩的時期。新興經濟體的經濟減緩一方面是因為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需求的持續衰落,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衰退。這種情況一定會轉化為世界貿易的嚴重萎縮。辯證地看,每件事都是相互聯系的(事物是普遍聯系的),所以,疲軟的需求和市場導致疲軟的生產和投資。疲軟的投資使得復蘇乏力,這反過來使需求更為疲軟。

中國工業的爆炸性增長可以從2010到2013年的統計數據中看出來,中國消耗了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都還多的混凝土。但是中國工業巨大的生產能力並沒有世界範圍內的需求增長來與之相應,因此產能過剩危機就成了命中注定的結果。

2007年之前,全球的需求被信貸和房地產驅動,特別是在美國和西班牙。這種模式破產了,需求被中國所取代,因為它在基礎設施建設和銀行貸款方面投入了數十億。超過40%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由投資構成,這增進了生產力,拉高了對原材料的需求,但也積累了巨量的過剩產能。

西方泡沫的破裂開始於2008年,中國政府不得不抽出大量資金來刺激經濟,這反過來導致了在中國經濟的各個層面出現了巨大的投機泡沫和巨大的債務積累。這個泡沫正處在破裂的過程,其影響是深遠的。中國正在走日本的老路,即長期經濟停滯的道路。中國經濟的減緩,反過來意味著商品價格的雪崩,重創了“新興經濟體”。更重要的是,中國代表16%的世界總產值和30%的世界經濟增長量,當中國經濟減速,世界經濟也減速。

中國的產能過剩正在鋼鐵及其它工業產品中漫延。資本市場已經產生了大量的債務累積,人們擔心過熱的資本市場將會崩潰。超過一千個鐵礦礦井正處於崩潰的邊緣。《金融時報》預測:“為了盡力平衡經濟,使經濟增長由投資支撐轉向由消費支撐,中國潛在產出的增長可能縮減得尤為厲害。”

中國總理李克強告訴美國大使,他通過三個指標來判斷經濟增長:電力消費,鐵路貨運量以及銀行貸款。基於此,利用這三部分的經濟數據,法托姆咨詢公司(Fathom)的經濟學家編輯了一個“中國發展指標”。這個指標顯示,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速可能低至2.4%。鐵路貨運量急劇下降,電力消費實際上變化平平。增速下滑導致的結果是,在過去的十二個月裡,中國已經六次下調利率。同時,中國也在使人民幣貶值以刺激出口,這加劇了它和美國的貿易衝突,並且在其它地區制造著不穩定因素。

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降已經衝擊了所謂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那些嚴重依賴中國的。對於中國增速放緩的擔憂,也在中國國內體現出來了,尤其是股票市場的下跌。當局用2000億美元介入以穩定市場,但最終也不得不放棄。恐慌情緒已經籠罩了投資者。“如果我們不進行改革,中國經濟將緩慢走向崩潰”,北京一所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陶然說道,“我們過去二三十年經濟發展的成果將毀於一旦”

日本第二大證券公司——大和公司的研究部門,做了此前無人涉足的研究並發布了一個報告,在報告中,它認為全球經濟崩潰,是不折不扣地由中國經濟災難引起的,這還是最好的情況。報告還說,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將是“有史以來最嚴峻的”。

世界貿易

對世界經濟最嚴重的威脅是再次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世界貿易在過去幾十年的增長以及國際分工的深化(“全球化”)充當著世界經濟的發動機。通過這些方式,資產階級在局部以及一個短暫的時期克服了民族國家的界限。但現在所有這些因素都轉向了反面。

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歐盟,歐洲的資本家(最初被法國和德國領導,現在被德國獨自領導)試圖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只有一種貨幣——歐元的市場。馬克思主義者者們預測這將會失敗,並且第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將會導致舊的民族分裂與敵視衝破統一市場關系的掩蓋而沉渣泛起。

歐元相對美元急速貶值的危機反映出了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希腊的經濟危機只是歐元瓦解和歐盟分裂的一個最明顯的表現。這樣的發展將會對全世界的經濟產生很嚴重的影響。這就是奧巴馬催促歐洲各國不惜一切代價解決希腊經濟危機的原因,他明白歐盟的解體將會導致美國自身的危機。

2015年標志著連續五年的新興經濟體的平均增速的下降,世界經濟的發展由此被拖累。在2008年之前,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世界貿易總量以每年6%的速度增長,在這之後的3年,增速下降到了2.4%,在2015的前六個月,它經歷了自2009年以來最差的表現。

在過去,貿易是促進生產的一個主要因素,但現在不再是了。從2013年開始,每1%的全球經濟增長只產生了0.7%的貿易增長。在美國,從2000年起制造業的進口占GDP的份額就再也沒升高了,而在這之前的10年裡該份額是翻了倍的。

結論是毫無疑問的:經濟全球化的速度在變慢。經濟增長的引擎——世界貿易,正在停轉。世界貿易總額在2015年的5月下降了1.2%,在2015年的前五個月下降了4%。多哈回合談判已經持續了14年並且實際上被放棄了。相反美國正在圍繞自身的帝國主義利益建立一個地區性的自由貿易同盟。相關國家最近在協商簽署泛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參與國共占世界經濟總量的40%,但是這充滿了爭議。這需要被眾多國家批准,包括美國,能否達成仍未可知[1]。奧巴馬面臨著議會的強烈反對,該協議可能不能在他在任期間被批准。

不平等

馬克思預言的資本集中程度已經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它已經創造了空前的階級不平等。龐大的財富和權力集中在少數真正地能夠掌握全世界人命運的富人手裡。

年輕人、婦女和少數族裔過多地承擔了危機的後果。他們是最先被解雇的,也是工資降得最厲害的。危機加重了不平等和性別歧視,在人民中的落後階層中滋長了對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仇視和不滿情緒。

年輕人正在經歷幾代人以來最慘淡的經濟前景。所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承認這一點。年輕人收入和就業率下降得最厲害。年輕人接受的各階段教育都受到了削弱,為了金融資本的利益,教育事業被無情削弱和私有化了。大學正越來越成為少數特權人群的保護地。

大部分年輕人沒有了上升機會,而在過去這些機會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這是引起社會不穩定並引發社會爆炸的主要原因。在所謂的阿拉伯之春中,這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世界各地也到處在醞釀著類似的暴亂。

放眼世界,滿是窮者越窮,富者越富。反貧窮的慈善機構樂施會發表的報告表明,世界上最富的1%人口占全部財富的比例,從2009年的44%提高到了2014年的48%,然而,最窮的80%的人只擁有5.5%的財富。2015年底,最富的1%所擁有的財富(50.4%)已經超過了剩下99%的人口所擁有財富的總和。

資產階級中的開明人士深諳貧富分化對其制度的威脅。經合組織指出經濟問題之外不能忽視的是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樂施會(Oxfam International)執行理事Winnie Byanyima指出,2008-2009大衰退之後的財富集中是“危險的和亟需逆轉的”。

善意的改革家敦促各國領導人解決不平等、歧視、社會排斥以及氣候變化和其他人類面臨的迫切問題。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樣的奇跡如何實現卻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一個接一個的峰會和會議,一個接一個的演講,一個接一個的決議。但什麼都沒有改變。

永久性撙節

可以預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經濟衰退將伴隨若干的微弱增長周期,同時經濟困境也將愈演愈烈,換句話說,永久性撙節將成為常態。這是戰後五十年時間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從未經歷過的新景像。其政治後果也將大為不同。

我們已經說過無數次,資產階級每次維持經濟平衡的努力都會破壞社會和政治的平衡——這正是世界範圍內正在發生的狀況。持續的經濟衰退創造出新的經濟困境,並衝擊著舊有的平衡。過去被認為一成不變的東西消逝了,現有的社會狀況及其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遭到了廣泛的質疑。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超過61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了。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估計,未來五年失業人數仍將不斷攀升,到2019年將超過2.12億。ILO認為“全球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特征是低增長率、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和混亂”。如果我們把那些在非正式部門的邊緣就業人群計算在內,世界失業人口將不少於8.5億。這個數字本身已經足以證明資本主義已成為社會發展難以容忍的障礙。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通過削減工資和養老金來降低危機期間累積的債務水平。然而撙節政策在大幅降低生活水平的同時,卻沒有對債務積累如山的情況造成實質性的改觀。群眾在過去七年所被迫承受的痛苦犧牲並沒能消除危機,相反的是,情況卻越來越糟。

不管是凱恩斯主義者還是正統的貨幣主義者都黔驢技窮了。已經相當難以承受的債務水平仍在無情地上升,經濟增長因此步履維艱。政府和公司正試圖把負擔轉嫁給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來降低自己的債務水平,而這樣做必然加劇社會關系的緊張,並促進各階級的政治覺醒。

[1] 2016年2月4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文萊、加拿大、智利、馬來西亞、墨西哥、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12個國家在奧克蘭正式簽署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協議。(譯者注)


經濟危機的政治後果

然而,我們面臨著乍一看令人費解的矛盾情形。最近,銀行家和投資家們在彈冠慶祝他們順利地度過了史上最嚴重的危機,躲過了誘發革命的危險。這樣出乎意料的結果使得他們產生了一種愚蠢且不合時宜的沾沾自喜。

資本家們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對辯證法的基本認識——一切事物都遲早會走向它的反面。在表面的平靜之下,百姓對包括富人、高官和特權階級在內的政治精英的憤怒正不斷滋長。現狀引發的民怨沸騰中就埋藏著革命運動的火種。

辯證唯物主義一個基本觀點是:人的思想意識常常是落後於客觀事件的發展的。但是當群眾的思想意識迎頭趕上時,劇變也隨之而至,這就是一切革命的規律。在很多國家,政治意識的革命性變化開始顯現了,並且已經衝擊著政府機構和政黨體制的核心。不可否認的是,往昔的記憶對政治意識的塑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要破除群眾頭腦中舊的改良主義幻想仍需時間。不過在各種事變的輪番衝擊下,群眾覺悟是會有一個迅速和明顯的提升的。沉浸在早已成為過眼雲煙的舊政治意識中只會徒增傷悲,馬克思主義者要做是立足當下的社會進程,為未來做好准備,而未來必將是與過往經驗迥然不同的嶄新篇章。

為了走出危機,群眾在一個又一個政黨身上尋求出路。這批領導人上台了,旋即下台,這項執政計劃出台了,不久又被拋棄。政黨被選上台,便很快背棄人民的期望,對競選時許下的諾言大打折扣,於是很快名聲掃地。主流意識形態的根基動搖了。政客們早上名揚天下,晚上就可能遭萬人唾罵。劇烈變革的日子不遠了。

對現存政治體制的憤恨日益增長,甚至超過了對暫時的經濟形勢的不滿。人民不再相信政客們的講話和承諾。政治體制和政治黨派的根基發生了普遍的動搖,幻想在不斷破滅。整個社會中充斥著普遍而深重的怨憤。不過,這種怨憤目前難以得到有效渠道來有組織地集中爆發。

在法國,社會黨贏得了最近的議會選舉。不過奧朗德總統的支持率跌到了1958年以來歷任總統中的最低,並且社會黨在最近的地方選舉中遭遇了嚴重挫折。在希腊,泛希腊社會主義運動黨(Pasok)下台了,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取而代之。在西班牙,左翼政黨Pedmeos嶄露頭角。蘇格蘭國民黨(SNP)也興起了。在整個英國,我們見證了科爾賓的異軍突起。這些現像無疑顯示,社會上的不滿積壓已久,人民正在尋找突破口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在整個歐洲範圍內,人們擔心當下的撙節政策或許並非暫時的應急之策,而是對生活水准的持久性打壓。在希腊、葡萄牙和愛爾蘭這些國家,撙節政策已經導致名義工資和養老金大幅下降,然而赤字問題並未因此得到解決——人民在危機中忍受的苦難和貧窮無異於徒勞。

在最近的愛爾蘭公投中也發生了相同的事情。幾個世紀以來,愛爾蘭是歐洲天主教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在並不遙遠的過去,教會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著絕對的掌控。然而同性婚姻在公投中的通過(62%贊同)對羅馬天主教廷來說無疑是一記重擊。教會對政治與人民生活的干涉遭遇了普遍的抗議。這顯示出愛爾蘭社會正在經歷根本性的變革。

美國

美國是唯一有些許復蘇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盡管這一復蘇顯得孱弱乏力。去年記錄在案的經濟增長主要來源於存量(未售出的存貨)增加。實際上,美國的經濟增速正在放緩,而日本和歐洲已經進入了增長緩慢期。2015年7月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所有預期都是負面的。因此,被過度吹捧的復蘇就根本不剩下什麼了。

世界經濟特別是所謂新興經濟體的虛弱使美元變得搶手,因為它仍然被視作危機時代的避風港。但是美元的強勢對美國來說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這會給予對手貿易競爭優勢,同時損害美國的出口。去年美國的進出口下降反映了世界經濟的總體虛弱。

美國的危機正在加劇社會的分化。奧巴馬政府被認為是失敗的。事實上,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反建制的言論在很多美國人中引發共鳴,這反映了千百萬美國人民所遭受的忽視和異化。左和右的兩極分化正在加劇,世界其他地區也在經歷類似的過程。

川普的反動言論緊扣那些被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忽視的人們的心弦。他高漲的支持率對於共和黨領導層來說是一個打擊,這一黨派正在面臨危機和分裂。

美國總統選舉顯示了一個極有趣的社會進程。由於美國政局瞬息萬變,我們當然不可能對結果做出准確的預測。媒體幾乎全部聚焦在共和黨人唐納德·川普身上。美國統治階級似乎不可能放心把事務交托給一個反動的小醜和笨蛋,盡管他們過去曾經做過兩次類似的事情,如讓羅納德·裡根和喬治·W·布什當總統。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希拉裡·克林頓當然是一個比較穩妥的賭注。

但是,比特朗普或克林頓的選舉遠為重要的是,公開宣講社會主義的伯尼·桑德斯得到了眾多支持。伯尼·桑德斯逐漸成為民主黨總統提名的一個嚴重挑戰者,這是社會上醞釀的不滿和騷亂的征兆。他對億萬富豪階級的抨擊和對“政治革命”的號召與數百萬群眾發生共鳴,他的政治集會參加者數以萬計。

“社會主義”一詞現在在主流媒體上正被越來越頻繁地使用。2011年的一項調查發現,18歲到29歲的人群中有49%對社會主義持正面態度,只有47%的人對資本主義持有正面態度。2014年6月的一項最近的調查表明,47%的美國人會投票給社會主義者,其中30歲以下的人69%的人都贊成社會主義。

包括許多年輕人和工會正式會員在內的大量人群,現在急切地想聽到伯尼·桑德斯的消息。的確,他的提議很類似於北歐形式的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即便如此,這也是一個顯著信號,表明美國社會正在發生某種轉向。

伯尼·桑德斯傾聽到了人們對建制派、百萬富翁和華爾街銀行家的政府的仇恨情緒。世界經濟衰退已經動搖了美國的根基。五分之一的美國家庭現在生活在貧困中或貧困邊緣上。自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差不多有570萬人淪為最低收入階層。

美國政府誇耀失業率水平已經降低到了5%。但其原因並不是經濟增長,而是勞動參與率的降低。如果這些工作的或者致力尋找工作的人所占的比例和2008年一樣大的話,那麼失業率將超過10%。工人被迫從事低收入的無保障的工作。

伴隨著歐元區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失業率的居高不下,日本陷入衰退,美國增長率在整個“復蘇”期間徘徊在微不足道的2到2.5%之間,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勝任新的繁榮的引擎了。在過去的時間裡,發達工業國家依賴於“新興市場”得以支撐起全球經濟,然而現在這一選項已經不復存在。

歐洲

歐洲大陸的人們逐漸意識到這一事實:政府的撙節政策並不只是暫時的應急之策,而是對生活水准的永久性打壓。在希腊、葡萄牙、愛爾蘭等國家,當局政策已經嚴重削減了名義工資和養老金,然而財政赤字的問題卻沒能因此解決。因此,人民所受的所有貧窮和折磨都變得毫無意義。

歐洲正在面臨長期的低增長與通貨緊縮。在這樣的環境下,試圖降低債務的舉措將變得比我們以往經歷的更加“艱難和血腥”。作為一個整體,歐盟區的經濟仍然沒有恢復至2007年經濟危機前夕的水平,盡管一系列本應促進增長的因素都已具備:低油價,歐洲央行的量化寬松政策,以及本應刺激出口的歐元的疲軟態勢。

然而,極低的通貨膨脹率,並不是經濟健康的表現,而是一種慢性疾病;它反映出消費者需求不足的情況——這是巨大的債務積累和收入下降的惡果。它致使經濟以螺旋式下行,並將最終導致曠日持久的經濟衰退。因此,他們正在商議進一步削減銀行儲蓄率,以及加大量化寬松政策的執行力度。

針對這一現狀,歐洲央行的主席德拉吉(Mario Draghi)寫道:“經過上世紀70至90年代的蕭條期,歐元區現在的成員國曾歷經5至8個季度才恢復至危機前的實際產出水平。在最近的衰退——被公認為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糟糕的衰退——之中,美國經濟整整經過了14個季度才恢復到了危機前的巔峰水平。如果我們的貨幣評級是正確的,歐元區將等到31個季度後才能回到它在危機之前的產出水平——也就是在2016年。”

就連這都已經是一個過度樂觀的評價。在現在衰弱的狀態下,歐盟對外部衝擊十分敏感。中國經濟增速降低以及“新興市場”所出現的危機,正在對德國產生著全方位的破壞性的影響,因為德國是向中國出口機械制品的國家之一。由於在2014年,出口總額是德國GDP的45.6%,這個唯一可能成為歐洲經濟復興的驅動力的國家,不再有能力勝任這個角色。

增長率越低,債務負擔就越重。這是希腊的教訓。在這些狀況下,債務拖欠和金融損失將接踵而至,破產和倒閉的洪流隨之衝垮一個又一個的國家。

這場經濟困境已經加深了歐洲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並刺激了各國之間的緊張關系。難民危機,以及誰要為此做出補償的問題,則是激化所有這些矛盾的催化劑。它已經令德國和之前幾乎等同於德國殖民地的東歐國家(波蘭、匈牙利)之間出現了激烈的衝突。

在組建銀行業聯盟的問題上,法國和德國被困在一個矛盾的處境。法國正在努力推進這一計劃,而德國則屢屢阻撓。柏林的人們實際上並不樂於擔保其他國家銀行的正常工作,他們覺得這就像一個有著良好信用的人將自己的信用卡借給已經破產過好幾次的鄰居去使用一樣。

盡管其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已經做出了讓步,對於希腊進行經濟救援的方案仍未得到表決通過。如果要實行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等人提出的削減政策,他將步履維艱。因為這會導致國內的工人反對工資削減和私有化,使得希腊的階級鬥爭漸趨白熱化。在某個時間節點,這必將在希腊政府內部掀起一場危機,“三駕馬車”(注:歐洲委員會、歐洲央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會受到新一輪衝擊,由此希腊脫離歐元區的隱憂將重新浮現,歐元區將再次陷入危機。

另外,英國對脫離歐盟的全民公投即將到來。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所代表的保守黨執意反對進一步的歐洲一體化。這場談判必將十分艱難。卡麥隆必須顯示出他已經贏得了歐盟方面的某些實質性讓步,而默克爾則必須表現出她對他沒有絲毫退讓。

歐盟的擴張已經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停滯狀態,它已經不再吸收新的東歐國家作為成員國。在歐盟向烏克蘭開出拉近關系的空頭支票之後,不幸的烏克蘭現在孤立無援,逐漸衰弱。此外,邊境控制再一次被加強,歐洲的一體化進程正在走向它的對立面(離散化的程度甚至要高於我們的預期)。

歐洲的危機正在造就人民意識形態的劇變,2015年12月法國的地方選舉說明了這一點。極右翼政黨國民前線(National Front)成為了第一輪得票最多的政黨,而社會黨(Socialist Party)緊隨前總理薩科齊(Sarkozy)的保守派共和黨排名第三。然而選舉中最大的一派竟然是那些沒有投票的人(高於50%)。這顯示出,法國的一大部分人口與國內所有主流黨派都已經同床異夢。

2011年,西班牙的右翼政黨人民黨(Popular Party, PP)贏得了選舉。這一現像的原因是,之前由工人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PSOE)執政的“左翼”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令人民失望的削減政策,從而導致了人民黨的巨大勝利。然而隨著左翼政黨Podemos黨的崛起,我們又看到了相反的進程:它在18個月內從一無所有發展到擁有了數以萬計的黨員。

在西班牙,騷亂和極端化的進程仍在加劇。12月的普選徒勞無功。人民黨已經失去了大多數支持者,政府也陷入了瀕臨重新選舉的境地。Podemos的議會席位從0增長到69位,該黨獲得的廣泛支持已經對統治階級造成了威脅。

Podemos的蓬勃發展集中反映了人民對整個現有政治秩序的巨大不滿。現在,人民也許並不確切知道他們想要什麼,但他們非常清楚自己不想要什麼。Podemos的領袖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對銀行家和富人直言不諱的批判,以及對他稱為“一個種姓”(La Casta)(注:這是意大利記者的一本書,該書揭露了意大利當局的貪腐行徑)的政治當局的公開譴責,正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憤怒。

確實,Podemos的領袖所提出的政見是模糊和不明確的。這折射出人民現階段的意識仍然只是剛剛覺醒,逐漸開始參與政治生活,因此Podemos在人民中的發展起碼在一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多少阻力。然而,如果它始終不能明確自己的觀點,Podemos最終將步入毀滅。很快,它就必須要確立它的立場,以及它計劃要走的路。

以上所述的所有這些過程,都會在全球的經濟大衰退推動下得到加速。歐洲將面臨的局勢將類似上世紀20,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而非二戰結束後的穩定和繁榮的數十年:左翼和右翼的激烈競爭伴隨著社會和政治的長期動蕩。然而,當今局勢與當時也有著顯著的差異。階級力量的相互關系已經截然不同。

這說明,歐洲的資產階級將要面臨一個無從脫身的困境。他們迫切需要廢除半個世紀以來工人階級所贏得的一切改革成果,而工人階級卻一定會反抗到底。正因為如此,在風雨飄搖中,這場危機仍將延續下去。

唐納德·圖斯克的預言

在歐元區的相對貧困國家和相對富有的國家裡,失業人群數量如今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危機之前,歐洲幾個大經濟體中的失業率大致相當。

在2016年裡,歐盟將會打著“鞏固財政”這面蠱惑人心的大旗,試圖加速實行削減和緊縮的惡性政策。老資本戰略家能看到這種情形下隱藏的危險,他們已經得出與馬克思主義者們相同的結論。在2014.6.15日的金融時報中,專欄作者Wolfgang Manchau警告說,歐洲正處於“破產和政治暴動的持續威脅下...最終,危機後的總調整要比20年前日本所面臨的情況遠為嚴酷,在這種情形下,我期望政治情況得到實質性的反轉。就算去杠杆化(減少債務)可能有效(這事也很難說),它也不一定會對政治造成影響。只有通過減少政治的不穩定,他們才能制止財政不穩定的加劇。

最近,歐洲理事會負責人、波蘭前總理唐納德·圖斯克(Donald Tusk)聲稱,比起希腊危機的財務後果,他更害怕它所造成的政治傳染病。

他說“我真的害怕的是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傳染病,而非財務上的傳染病。在我們歐洲,有史以來最大的幾場悲劇都發生在多邊極端勢力之間組建戰術聯盟之後。如今,我們肯定會看到相同的政治現像。”

就是這同一個圖斯克,曾經伙同默克爾一起強迫齊普拉斯簽訂殘酷的大規模撙節政策條款,包括削減養老金、增加稅收,並對希腊價值500億的公共資產進行私有化。還是這同一個圖斯克,後來抗議道,他無法接受 “齊普拉斯或者希腊受到了懲罰,這一切都是為了幫助希腊”這種說法。

但是圖斯克同樣提及了他對於左派的擔憂。他相信這些左派勢力正在提倡在歐盟經濟模式外“有可能建立的激進左翼幻想。”他申論,這些左派領袖正在推動放棄如“節儉”這樣的歐洲傳統價值,以及過去對歐盟有助益的自由派市場經濟原則。

如同全世界的年輕人一般,歐洲青年遭受到特別嚴重的打擊,失業率久高不下。今天,在德國這個區域內最大經濟體裡,青年失業率達到7.1%。在意大利,在所有25歲以下並正尋找工作的人們中,有40%仍然無法找到工作。同樣的情況在法國是24%而英國是17%。更有甚者,在西班牙和希腊青年失業率都高達45%。

統治階級完全了解這個情況對他們系統所造成的威脅。倫敦經濟學院學者Reichlin說道:“在意大利有一大批面臨永久性事業的年輕人,這將會造成政治上的壓力。意大利的反對派雖然目前仍然是松散脆弱的,但是這並不一定會一直持續下去。”

談及齊普拉斯,圖斯克認為左翼領袖的火爆言辭,再加上數個國家內的高青年失業率,是一個極具爆炸性的組合。他說:“在我看來,今天的氛圍相似於1968年後的歐洲。我可以感覺到,雖然不是革命性的情緒,但也是某種廣泛的焦躁不安。當這種焦躁不安不再是單一個人的,而是一整個社會經驗到的感受時,這也是革命的序幕。”

希腊危機所造成的衝擊不止是在希腊國境內能感受得到。歐洲一體化的理念已經崩潰。在談判桌上,德國就如同一位獨裁專斷的樂團指揮家。默克爾毫不忌諱的表現出自己實際上正在指揮著整場演出。以往幻想著自己與德國共同主宰歐洲的法國資產階級,如今對自己的各種憂慮也不願太過著重於自己的考量。這些緊張將會隨著危機的深化而加劇。

資產階級民主作為一場騙局的事實已經畢露於千萬大眾之前。默克爾清楚的宣布:人民公投和選舉一點實際價值都沒有,歐洲真正的主宰者們,銀行家和資本家們,將會不顧多數民意的繼續做出所有決定。同樣的,齊普拉斯可鄙的讓步也暴露了改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局限。

這是一個充滿戰爭、革命與反革命的時代。但這並不如各個宗派們所想像,是有著法西斯主義和波拿巴主義立即性危險的時代。當然,如果勞動階級長期無法提出解決出路,那統治階級將會朝著反動的方向前進。但是由於階級勢力對比的改變,這也不會以過去法西斯政權的姿態表現出來,而是以某種波拿巴主義政府所呈現。盡管如此,他們仍然無法在免於觸動內戰(而且沒有把握獲勝)的情況下,立刻建立一個軍事獨裁政權。

統治階級遲早會確定民主是他們無法繼續享受的奢侈品。但是他們目前首先會一步步地小心翼翼的侵蝕民主權利並朝向議會波拿巴主義前進。但是在資本主義危機下,一個反動的波拿巴主義政權將會非常的不穩定。它無法解決任何事,大概也不會持續多久。它只會為更大的革命浪潮鋪路,就如同希腊於1967-1974年間的軍政府被革命所終結。我們必須對如此的發展做好准備,絕不能讓我們被事件的發展所打亂了。

英國

多數群眾將科爾賓(Jeremy Corbyn)選為工黨領袖,使得英國的局勢幾乎在一夜之間改變。事態正朝著蘇格蘭人民矯首以盼的方向發展,從蘇格蘭民族黨(SNP)的迅猛發展中就可以看出當地人民對政治當局的反抗趨勢。這一趨勢並非走向右傾而是走向左傾。它所表達的並非民族主義,而是對領導議會的疲弱精英階層激烈的仇恨。工黨之前由於自身在階級之間扮演著懦弱的和事佬角色,僅僅被視為當局的一個傀儡。

科爾賓的當選本身是是一系列事故巧合的產物。但黑格爾指出,事故巧合恰恰闡發了歷史的需求。科爾賓當選一事在哲學上應該歸屬於事故巧合的範疇——這事可能發生,但也很可能不發生。但它一旦發生,便會改變整個局面。

從他第一次出現在電視辯論時,科爾賓與其他候選人相比就顯得與眾不同。他所代言的政治立場更新鮮,更誠實、更激進、更符合數以百萬計的人的真實願望。這些人已經受夠了現狀,亟需表達他們對當局的抗議。

在大選之前,工黨表現出的生命力十分微弱。但科爾賓運動改變了這一形勢。這正是大勢所需的催化劑,促成了社會不滿的集中爆發。此前這種不滿積壓已久,人民無處求告,完全沒法指望右翼主導的工黨。

科爾賓的當選揭露了英國社會的缺陷:人民大眾沒有任何突破口來表達他們積壓的不滿和挫敗。科爾賓的當選是工黨重獲新生、走向左傾的開端。這對於統治階級而言有著致命危險,他們將不惜一切代價摧毀這一趨勢。

幾十年來,右翼主導的工黨是現有體制的頂梁柱之一。如今要拋棄這根頂梁柱,統治階級不可能不經歷激烈的掙扎。議會工黨(PLP)本身就構成了資本主義體制的第一道防線。在這場掙扎中,議會工黨(PLP)中屬於布萊爾派的大多數議員直接代表銀行家和資本家們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惜一起代價迫切地想要擺脫科爾賓。分裂工黨的戰陣蓄勢待發,這將造就英國政壇的全新形勢。

不僅工黨,保守黨也遭受著分裂,尤其是在歐盟的問題上。英國全民公投的結果很難預測,但英國退歐會對歐洲和英國造成相當嚴重的影響。這將加速歐洲離散化的進程,最終可能導致歐盟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如果英國離開歐盟,親歐盟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將會要求再一次發起獨立公投,這可能導致英國的解體。

保守黨的裂縫將深化,可能導致反歐洲一體化的右翼分裂出去,與反歐洲一體化且反移民的英國獨立黨(UKIP)聯手,組成一個比保守黨更加右傾的波拿巴主義獨裁君主黨派。在另一個極端,布萊爾主義右翼分子顯然在力圖分裂工黨。盡管他們和資產階級都擔心此舉的後果,到了某個階段,工黨右翼可能仍然在所難免地被迫分裂出去,進而聯合保守黨“左翼”和自民黨¬以某種形式參與國家政府的組建。

這似乎是英國統治階級防止科爾賓領導的工黨政府上台的唯一手段。但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策略。它會導致極端的兩極分化,推動工黨進一步左傾。一次深刻的危機過後,工黨將恢復元氣,籌備組建工黨政府。高級官員們已經威脅說如果科爾賓政變上台,就會立即在英國打開階級衝突與革命危機的突破口。

從現在的事實看這個危機和工黨的分裂,這將為馬克思主義傾向提供更大的可能性。但是我們的首要任務仍然是贏得青年的支持並且教育他們。這將為我們為提供利用時機壯大力量所需的干部人才。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危機,當下的局勢中蘊藏著劇烈而迅猛的轉機 。我們只有期待這難以預料的一刻。時局可能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隨時改變。

所有的這些事件都反映了社會內部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這被托洛茨基恰當地描述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分子”積累過程:過程中一系列的微小變化逐漸積累,直到它到達臨界點時,量變將促成質變。

資產階級的幻想

隨著蘇聯解體與冷戰的結束,一幅光輝燦爛的前景呈現在歐洲資產階級的面前:永久的經濟繁榮,不斷加快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使得歐洲(在德國控制下)的邊界一直擴展到烏拉爾地區為止。陶醉在如此壯麗的美夢中,歐洲資產階級不斷地被誘使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在一些敏感地帶的國家主權。歐元區的誕生,可能是其中最顯著的例子。

馬克思主義者指出,沒有政治上的聯盟,財政上的聯盟是不可能的。我們斷定,歐元只有在經濟環境有利的條件下才能維持,一旦遭遇經濟低靡,所有的國家之間的敵對將重新出現,歐元體系將會在相互指責與爭吵中崩潰。二十五年後,預言得到了充分的證實。

馬克思主義者明確支持廢除所有的邊界限制,實現歐洲統一。然而,資本主義體系下的歐盟無疑是一個保守反動的烏托邦。布魯塞爾與柏林施加於希腊的野蠻措施就體現了這保守反動的一面。在銀行家與資本家的統治下,歐盟一直推行經濟撙節政策。一個非選舉產生且不負責任的官僚集團卻能夠控制民選政府的政策並且駁回其決定,歐盟對希腊左翼激進聯盟政府的所作所為就是一個例子。

與北約和美帝國主義結盟之後,歐盟在世界範圍內也扮演了非常反動的角色。它干涉了巴爾干半島事務,並在南斯拉夫的非正常解體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密謀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不曾給捷克與斯洛伐克留一點商量余地。它與美帝國主義介入烏克蘭地區,導致了當地目前的災難性的混亂。所有這些都基於德國帝國主義的利益。作為歐盟真正的主人,德國一直力爭恢復其在東歐與巴爾干半島地區的統治地位。

在歐洲其他帝國主義勢力中,當初老牌的英國與法國,現在位居德國之下。但是,在非洲、中東與加勒比海仍然持有帝國主義野心的他們,讓然在歐盟旗幟下在這些地區從事帝國主義活動。法國和英國領導了對利比亞的轟炸行動。英國是美國對伊拉克的非法入侵中最活躍的同盟國。而現在,法國在敘利亞問題上扮演了相似的角色。它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損人利己,當然是打著人道主義的旗幟。

與歐元一樣,申根協議也是歐盟的奠基石之一。這一協議減少了歐洲國家之間運輸貨物的時間與花費,因為卡車不必再等很長時間才能通過邊界線。它對游客和住在邊界線附近的人也有益處,因為護照與簽證不再必需。它也省去了浪費在廢棄邊界的無意義的巡邏費用。這一協議有望成為促成歐洲同盟的關鍵一步。

1955年,申根協議消除了簽約國之間的邊界限制,並且達成了26個國家之間的通用簽證政策。但是現在,歐洲進一步一體化的進程已經發生了逆轉。難民問題尖銳地暴露了歐盟的危機。

歐洲難民危機

2015年11月的巴黎大屠殺表明難民危極最終從中東波及到了歐洲。同時,由於對戰爭、飢荒和壓迫的恐懼,成千上萬的絕望的人逃到了歐洲,使得歐洲各國政府面臨一個兩難的境地。事實上,這是一個全球性的難民危機,而不僅僅是中東問題。在2014年底,全球範圍內因戰爭、對少數族裔的迫害和人權受侵而流離失所的人們數量已接近6000萬。這是對資本主義制度下世界危機的形像反映,這種制度無法給人最基本的人權——生存的權利。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和全球其他戰亂和貧困地區的難民潮導致對更加嚴格的邊境控制的訴求。

德國總理默克爾很快就對那些在敲她門的窮苦難民們張開了雙臂。在一定程度上,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將人們(很多來自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人)發自內心的同情資本化的企圖。對於普通人,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不會被那些銀行家和資本家冷漠的算計影響,而是始終表現出對窮人和受壓迫者的同情和團結。另一方面,大企業是支持開放性政策的,不是出於同情別人的痛苦,而是作為一種確保大量廉價勞動力的手段。

然而,默克爾的善心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德國期望在2015年接收一百萬以上的難民。但是對德國移民避難所的襲擊在不斷增加,同時增加的還有“另一個德國” (Alternativ fur Deutschland)之類右翼反移民政黨獲得的選票。現在,默克爾懇求土耳其不僅要阻止難民潮,還要遣返他們。柏林迫切要求歐盟按比例分配移民,這一建議在倫敦和布達佩斯都沒有得到熱情響應,在華沙和巴黎也被斷然拒絕了。

歐盟成員之間出現了尖銳的矛盾。法國和奧地利當局指責羅馬默許(甚至鼓勵)尋求庇護的人離開意大利,並威脅要關閉他們與意大利的邊境;事實上,法國對這一威脅付諸了行動,在6月下旬短暫的關閉了其邊境。德國,歐洲最富有的國家,是一個能夠承擔大量難民的地方。其他國家沒有那麼幸運。意大利和希腊的難民比大多數國家都多。他們一再要求歐盟提供更多的資源並且出台移民配額制,但這些呼吁無人理睬,中歐和東歐國家立即拒絕了配額制的提議。

現在的問題是:申根協定究竟是做什麼的,它使得移民可以在成員國之間自由通行。即使在巴黎事件之前,歐洲理事會的波蘭總理唐納德·圖斯克說:“毫無疑問,申根的未來岌岌可危而且時間不多了……我們必須收復外部邊界的管控權。”巴黎的襲擊為政府出台“臨時”邊境管控提供了一個方便的借口,不僅是對法國,還有其他國家包括德國和瑞典。

整個歐洲越來越不安,而且對歐盟的不信任和敵意也在與日俱增。在歐盟殘暴的對待希腊之後,越來越多來自歐洲南部國家反對撙節政策的工人和青年政黨開始反對布魯塞爾。在另一個極端,歐盟同時遭受著來自德國,法國,芬蘭,丹麥和歐洲北部其他國家的右翼、反移民和民粹主義政黨的反對。

國家維護邊境管控或圍牆的時間越長,歐洲的開放原則被破壞的就越多。德國、法國、芬蘭、丹麥、瑞典和匈牙利的民族主義者和反移民政黨的崛起,給歐洲各國政府進一步施加壓力,要求關閉邊境。申根協定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數。如果它沒有被完全廢除,原先在歐洲自由通行的“神聖原則”也會被修改到所剩無幾。

在重新引入邊界控制的問題上,成員國正在被賦予更多的權力和自由裁量權。有或沒有申根的改革,機場、火車站和汽車站都會配備更嚴格的警方控制。而且這已經在發生了。移民法將收緊,使得移民更難獲得福利。像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之類尚未加入申根國的國家會想要嚴格的管理權。波蘭和匈牙利(德國帝國主義的附庸國)現在在難民問題上正與柏林發生直接衝突。

申根協議的破壞必將導致人們自由流動的減弱——而這卻是歐盟的重要基石之一。一旦一個基本原則被削弱,更改其它原則的大門便開始敞開。人們自由流動的撤除或削弱是弱化商品自由流動的前奏。再加上歐元的崩潰(這完全是可能的),正如我們所知,這將是歐盟的末日。歐洲統一的夢想將會蕩然無存,剩下一副空殼。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國界大陸的想法仍將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歐洲一體化是歷史的必然和發展的使命,如果要實現它,只有靠歐洲的工人推翻銀行和壟斷的獨裁統治,並且以社會主義歐洲為基礎建立起一個符合人民自由意願的聯盟。


國際關係

在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我們經歷的時期沒是沒有歷史先例的。過往總有三四個超級強權在歐洲或全世界範圍爭奪霸權。因此以往的國際關係多半是由長時期的權力平衡和不時的戰爭所構成的。

經濟上的不穩定,也表現在更劇烈的政治上的不穩定。國際關係正在經歷自二戰以來最緊張的時期。自蘇聯瓦解後,美國帝國主義在各地表現極具侵略性的擴張趨勢如:巴爾幹半島、中東、中亞、北非、巴基斯坦,以及近來的非洲,造成了一個混亂局面。

托洛茨基在二戰前就預測:美國會成為統治級世界強權。但也加註道其強權的根基同時也混入了炸藥。911恐怖攻擊就戲劇性驗證了這個預測。

美國於1945年確立了自身為世界強權的統治地位。美國崛起的同時也伴隨著歐洲帝國主義力量的崩潰。二戰摧毀了日本與西歐。盡管受到了來自蘇聯力量的威脅,美國在經濟、軍事、政治上仍占據統治地位。

如此不安定的平衡被建立起來並持續約半世紀。權力不在倫敦、巴黎或華沙,而是在莫斯科與華盛頓。這個時期的美國無法介入如:伊拉克、敘利亞或南斯拉夫這些蘇聯影響範圍內國家的內政,遑論干預烏克蘭、格魯吉亞等當時還是蘇聯一部份的地區。

然而蘇聯在20多年前的瓦解完全改變了整個局勢。受制於內部危機與大規模抗議浪潮的壓力,莫斯科被迫撤出東歐,蘇聯主導的華沙條約組織也告終止。然而北約仍然繼續存在,持續對俄羅斯造成潛在威脅。

1980年代,美國總統裡根曾向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作出口頭承諾,保證西方無意將北約往東方擴張到蘇聯勢力範圍內。這是個謊言。過去二十年,美國已經有系統地把北約往東方擴張,並把先前在蘇聯勢力範圍內的幾個國家納入其陣營之中。

南斯拉夫解體的背後是德國與美帝的計謀。對南斯拉夫人民來說,這是完全反動的發展。對俄羅斯來說,這簡直是奇恥大辱。就算俄羅斯派遣軍隊駐紮南斯拉夫,他們也只能無助的旁觀、容忍西方勢力進入當地接管。

在過去,我們看到全球性矛盾通常會導向世界級大戰。但是這不再是可能的出口。世界上各個力量的勢力對比杜絕了世界大戰的爆發。但這不代表和平時代的到來。相反的,這些矛盾會通過一系列的無休止的小戰爭所爆發出來,導致駭人的流血和混亂。

盡管美國仍然保持有強大的力量,但它早已不是所向無敵的。美帝分別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中暴露自身的極限。就算是最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也不可能直接干涉世界上無數的衝突。當公眾輿論急劇轉變反對對於外國的干預時,美國將很快在經濟和政治上感到無力。目光短淺的小布什集團對此教訓完全無感,但他的繼任者則經歷了更加痛苦的學習過程。

俄國與美國

在美帝的催促下北約挺進到俄國的邊境。巴爾幹半島和波蘭先後加入北約。但美國人試圖拉攏格魯吉亞可說是下錯了棋。俄羅斯揮軍瞬間擊毀格魯吉亞。美國人反過來被羞辱了。俄國人奪走大量華府提供給格魯吉亞統治集團的武器裝備,連馬桶座也不放過。

對美國來說這個警告再明白不過了。克裡姆林宮怒喝:"到此為止,不准再進一步!"。但美國的統治集團是"三不猴",即所謂”不見不聞不言”。2013底,當德國準備從烏克蘭收兵時,麥坎與共和黨同盟卻跳出來逼奧巴馬介入。他們想對俄羅斯報格魯吉亞的一箭之仇,讓格魯吉亞加入歐盟與北約。但認為普京會不吭一聲接受烏克蘭損失的想法是愚蠢至極的。他們更荒唐地指望普京拱手讓出克裡米亞,這個俄羅斯海軍在塞瓦斯托波爾有一個大型軍事基地的地區。

在極端國族主義和法西斯份子的奧援下,基輔的右翼政變成功地推翻了亞努科維奇政府,但他們的行為也讓烏克蘭掉入經濟崩潰與內戰的深淵。但可預料的是,西方對烏克蘭人民的承諾並沒有兌現。而儘管他們舞刀弄槍語帶威脅,他們也沒有挺身而出對抗俄羅斯。

對俄羅斯進行的制裁並沒有削弱它的政權,反而是強化了它。普京的地位在烏克蘭危機與美國制裁前還算不是強而有力的,但是美國采取的“懲罰俄羅斯”的一系列舉措卻導致了與預期完全相反的結果。普京得以乘著"愛國主義"浪潮順勢而行,一度享有逼近90%的支持率。

表面上,普京的地位得以在烏克蘭與敘利亞危機中收益似乎是十分詭異的。而西方試圖孤立普京的努力付諸東流。現在的普京是敘利亞的司令官。縱使美國強硬地對其持續基於克裡米亞與烏克蘭事態發展的仲裁,我們也能自信地預見,歐洲同盟們會安靜的放棄仲裁行動。危機重重的歐洲經濟需要俄羅斯的市場與天然氣,而歐洲資產階級也同樣需要俄羅斯來收拾敘利亞的殘局,結束無止境的難民潮。

但如果深入去看,情況很明顯的不像我們看到的那麼穩定。俄羅斯經濟因原油價格下跌與西方的仲裁每況愈下。實際工資也開始走低。中產階級無法再享受在倫敦與巴黎美妙的週末,但它咕噥兩句,卻毫無作為。受到俄羅斯官方對於烏克蘭說辭的影響,俄羅斯工人對烏克蘭法西斯與極端國族主義的行動心生反感,讓普京能利用他們對東烏克蘭兄弟姊妹們的同情,使他的民眾支持率飆升。

一時之間普京也許還能咬著權力,但一切事物都有其極限,而歷史最後會把帳給結清。經濟危機快速地讓許多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尤其是在聖彼得和莫斯科之外的地方。群眾雖然有耐心,但是他們的耐心也是有極限的。於2015年底發起的長程卡車司機罷工,就能看到這個極限是那麼明顯。也許這是個些微的病徵,但俄羅斯工人會用嚴重抗議和罷工方式來表達不滿,也只是早晚的問題。

普京有足夠的自信在敘利亞發動軍事進攻,打得西方國家措手不及。因此,這位常被西方咒罵的「國際流氓」成為了今天在決定敘利亞命運的實際主宰者。

奧巴馬跟克裡不久前還氣極敗壞的怒斥克裡姆林宮掌門。然後轉眼間普京在聯合國亮相成了焦點,甚至公開地與美國總統一起出現,媒體更爭相報導了兩人一次絕不溫馨的握手。

普京在敘利亞的主要目標是鞏固阿薩德政權並確定其持續的做為有力盟軍,並要阻止伊斯蘭主義叛軍前進,以防它們靠近西邊阿薩德所支援的,俄國軍事基地的主要地區。至少我們能說,普京表現了明確、不含糊的意圖。這也產生了他強悍的形像。

奧巴馬的情況正好相反。他正面對著一個分歧嚴重的國會以及共和黨人的強烈反對。他敏銳地察覺到介入伊拉克戰爭是多麼危險,而美國人民也厭倦在外國的冒險行為。這不是基於和平及人道主義考量,而是他竭力避免美軍力量進入敘利亞的原因。

美國對敘利亞政策存在矛盾的原因不難看出。目前唯一對敘利亞聖戰士採取認真軍事行動是俄國與敘利亞阿薩德的聯軍。而唯一在伊拉克對伊斯蘭國(ISIS)採取認真軍事行動的,除了只在自己領域活動的庫德族人外,不是伊拉克軍方和美國後援,而是伊朗支援的什葉派民兵和伊朗軍方。

事實上,美國人已經被迫承認了這一點,並接受了俄羅斯和伊朗提出的讓巴沙爾·阿薩德在可預見的未來持續當權的要求。這也就是為什麼奧巴馬不得不與伊朗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以及他們在國會中的共和國朋友們所仇視的核武器方面達成協議。總之,他得面對來自各方的壓力。這也讓他看起來很軟弱。俄羅斯的領導人在啟程返回莫斯科前認定了在敘利亞方面美國會像對待烏克蘭一樣地行事——也就是不會做出任何大動作。他的認知是正確的。

俄羅斯加倍往大馬士革運送武器,大量提供輸入槍支和裝備。他們發動了一系列針對伊斯蘭國和其他目標的空襲行動。俄羅斯的空襲有效地改變了戰場上的勢力平衡。這迫使在此之前三心二意且只尋求遏制卻不是擊敗伊斯蘭國的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加緊轟炸行動。因此,俄羅斯一步步地逼退美國外交。在敘利亞,華盛頓不得不丟開面子接受莫斯科的條款。這不僅是在敘利亞,而且是在整個中東地區從根本上改變了力量對比。

中東

“C’est pire qu’un crime, c’est une faute”(“這比犯罪更糟糕,這是一個錯誤” )用這句出自路易斯-安東尼-亨利·德·波旁,昂吉安公爵的名言,來作為近幾十年來美國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的墓志銘,最貼切不過了。

整個中東地區之所以被戰火吞噬,是美國帝國主義非法入侵伊拉克以及對中東的不斷干涉直接造成的不幸結果。在破壞伊拉克社會穩定並將其轉變為一個遍地硝煙、受盡戰爭摧殘的廢墟後,先前被美國和其盟友們援助的敘利亞反動勢力,現在反而嚴重危脅著帝國主義自身的利益。而這場以反恐之名在伊拉克發動的戰爭,十五年來一無所獲。

毫無遠見的華盛頓政客們仍然對此毫無理解。諷刺的是,由於摧毀了薩達姆•侯賽因的舊政權機器和伊拉克軍隊,他們打破了這一地區的勢力平衡,並為他們的舊敵伊朗創造了可以介入的權力真空。當美國軍隊襲卷伊拉克時,基地組織還沒有在當地出現。現在整個地區都被伊斯蘭聖戰的瘋狂所影響。這正是美國帝國主義干涉的直接後果。

最近美國終於清醒了過來,認識到他們一手造成的爛攤子現在正反過來威脅他們的利益。目前美國正面臨日益嚴重的伊斯蘭聖戰暴力,如同一種失控的瘟疫不斷擴散。它橫跨中東與北非,穿越撒哈拉沙漠並殘害布尼日利亞,更卷入了尼日爾、乍得湖和喀麥隆等鄰近國家。

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是如何回應這一威脅的?它被迫將自己的行動限制在空襲轟炸。但是,僅僅依靠轟炸無法贏得戰爭已是公開的秘密,像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發生的那些戰爭更不可能僅用空襲來結束。伊斯蘭國所在地區已經被美國及其盟軍轟炸了一年之久,然而這對伊斯蘭國的影響仍然不彰。

的確,這個毫無正當性並對其領土內人民殘忍地實施酷刑、斬首、石刑並鎮壓女性和破壞文化、教育的伊斯蘭國,代表著一個反動的扭曲,一個對黑暗原始過去的追溯。但是,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罪行的映射——狂轟濫炸、嚴刑拷打和對阿布格萊布與關塔那摩海灣在押囚犯的虐待。自2001年以來,帝國主義對中東地區的干涉已經造成了130萬到200萬人喪生,並且導致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淪入慘不忍睹的生活環境中。對帝國主義來說,這些都只是軍事行動中的“附帶損害”罷了。

帝國主義者們需要為他們在中東地區可恥的侵略尋找一個理由,而聖戰組織的殘忍行為提供了便利的借口。帝國主義的宣傳機器孜孜不倦地為伊斯蘭國樹立起一個無比強大的形像。但是未來的事態演變將會顯示伊斯蘭國並非它看起來那樣強大。自從俄羅斯開始介入以來,伊斯蘭國和其他聖戰組織被迫迅速轉入防御狀態。

俄羅斯的干涉改變了一切。它迫使美國加強行動。但是為了戰勝伊斯蘭國,他們不得不派遣士兵直接參戰,但是他們也不能排遣美國的士兵。目前一小部分美國特種部隊已經加入地面行動,雖然其規模並不明顯。

對於奧巴馬來說,不幸的是,要戰勝伊斯蘭國需要的不是少數的特種部隊,而是大量的士兵。這一問題該如何解決?一些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將希望寄托在伊拉克軍隊上。但是這是所有徒勞的幻想中最無用的。當他們在2003年摧毀伊拉克軍隊時,美國也消滅了這一地區唯一能抗衡伊朗勢力的軍事力量。現在,剩下的這些殘兵敗將根本不能勝任與伊斯蘭國或任何其他力量作戰。去年夏天,當伊拉克軍隊像受驚的兔子一樣逃離,把摩蘇爾市拱手讓給伊斯蘭國的烏合之眾時,他們完全缺乏戰鬥力的事實暴露無遺。

與此同時,敘利亞內的“溫和反對派”已經被證明是完全的虛構的。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幾乎所有與阿薩德做鬥爭的團體都是伊斯蘭主義的狂熱分子。比起與伊斯蘭國的作戰,他們對與阿薩德政府的作戰更感興趣。這些“溫和派”的的主要作用,是作為一個讓美國提供聖戰團體武器的借口。美國人本來宣稱他們計劃籌組一支由5000名“溫和派”組成的軍事力量,但是後來卻不得不承認目前剩下的這些人非常少(他們現在的活動地點和行動仍然完全是個謎)。其他人不是被從美國的盟友土耳其得知其下落的基地組織殺害,就是已經投靠了基地組織,交出了他們的武器。

如今美國被迫全盤放棄了它在敘利亞的計劃。美國對“溫和派”叛亂的支持規模大幅減小。與此同時,它不得不將其重心放在志願庫爾德武裝組織人民保護部隊(YPG)。美國以人民保護部隊為軸心,建立起敘利亞民主力量(SDF)和民主敘利亞議會。

在敘利亞,人民保護部隊顯示出極高的效率,這主要是因為它是基於一個民主、非宗派的綱領組,所建立起來的民眾自己的民兵組織。人民保護部隊擁有5萬到7萬名士兵,它在數量上僅次於阿薩德的政府軍隊,而且相較之下,後者在訓練、士氣和作戰動機上都顯得遜色。隨著民主敘利亞議會的建立,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庫爾德小國。

人民保護部隊無疑是目前中東地區最進步的運動。然而,它正在被美國利用於在十足反動的用途上。美國帝國主義意圖將敘利亞分裂為幾個由不同的民兵組織和軍閥控制的小國,並以穿梭在這些小國彼此的衝突之間,來維持美國對這一地區的控制。對於帝國主義者來說,弱小國家與民族自治的口號,總是一直都是作為他們反動的欺騙與陷阱。就目前而言,他們不得不利用庫爾德作為代表來自己對與伊斯蘭國作戰。然而,一旦到了某個階段,帝國主義者將不可避免地試圖使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對付庫爾德族人。雖然馬克思主義者們支持庫爾德運動的進步方面並且捍衛庫爾德人民的自決權,我們也必須提出警告,以對抗將庫爾德族事業與美國帝國主義的陰謀的混淆視聽,並且批評對庫爾德領導階層的矛盾與缺點提出批判。

美國對庫爾德政策的轉變化已經加深了華盛頓與它的同盟土耳其之間的分歧,而土耳其與基地組織有聯系的的代理人不得不失去美國直接和間接的支持。土耳其把人民保護部隊與它的姊妹組織PKK(庫爾德斯坦工人黨)視作威脅,而美國的新路線也疏遠了土耳其。這十分諷刺地在美國支持下的SDF和沙特阿拉伯與土耳其支持的伊斯蘭主義組織之間釀成了一場低強度的戰爭,而這隨時可能激增為大規模的戰爭。

除了對庫爾德的支持外,美國已經意識到它還需要伊朗所支持的勢力以及阿薩德政府來穩定敘利亞局勢,並且阻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團體的泛濫。每個人都知道伊拉克地區衝突的主要戰鬥力量,除了只對保衛自己領域有興趣的庫爾德勢力外,即是由伊朗資助的什葉派武裝團體、伊朗革命衛隊,以及由伊朗指揮訓練的伊拉克國軍。對於建立基於“溫和伊斯蘭主義者”的戰鬥力量的嘗試同樣注定要失敗。各地派系並無意與伊斯蘭國為敵,反而更專注於與對抗阿薩德政府和其他派系。基地組織與屬於新形成的敘利亞民主力量(一個被美國支持的團體,由庫爾德人民保護部隊及自由敘利亞軍內可疑卻非聖戰性的派系組成)之間的衝突不斷增加。

因此,美國很自然地遺忘了所有更換敘利亞政府的主張,並被迫放棄了他們早期同德黑蘭的敵意,並且與伊朗達成了關於它的核計劃的不可靠的承諾——包括減少制裁的協議。毫無疑問,這對華盛頓外交政策來說是一記恥辱,同時也是德黑蘭外交上的重要勝利。伊朗現在實際上控制著伊拉克的南部、東部和中部地區(伊斯蘭國與庫爾德控制著西部與北部),並且在敘利亞發揮著主要影響。它同時也透過親伊朗的強大的真主黨勢力來影響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區。

華盛頓不得不顏面盡失地轉向唯一可行的選擇:與伊朗和俄羅斯做交易。因此對美國而言,伊朗不再是不久前一直被美國媒體妖魔化為“邪惡軸心國”一部分的那個伊朗。幾年前,約翰•凱瑞還成天憤怒地對著德黑蘭政府指指點點。現在,在華盛頓與德黑蘭之間的關系突然變得甜蜜和明亮起來。凱瑞先生面帶微笑地發表和解性的演講,卯力地歌頌伊朗領導人們的智慧和自我節制。

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的往來也是如此——甚至更加另人作嘔。不久前,普京還被認為在人類文明範圍之外,是一個需要封殺和抵制的人。現在,他突然成了敘利亞的救星。這些進展正在引發安卡拉與利雅得的焦慮。美國帝國主義的牆頭草行徑將他們帶入新的、解決不了的矛盾中。這些外交上的變節進一步顯示了美國人在中東地區已經使自己陷入混亂之中。巴格達政府十分依賴伊朗。沙特和這一地區的其他國家擔心,伊拉克正在變為伊朗的總督轄地。這一結果並非華盛頓所願,但卻是美國全部行動所造成的當然後果。

美國對於敘利亞的態度更加的自相矛盾。對外他們繼續公開指責阿薩德,並報怨俄羅斯“干涉”敘利亞事務,而實際上卻尋求緩和政策。美國埋怨俄羅斯沒有提供夠多的轟炸敘利亞目標的信息,以致於他們無法協調空襲行動,有發生意外的危險等等。他們大聲譴責俄羅斯不僅轟炸了伊斯蘭國目標,也轟炸了背後由西方國家支持,正在西部地區攻擊敘利亞軍隊的“溫和反對派”勢力。但是,俄羅斯仍然毫無顧忌且繼續冷酷無情地擊毀他們的目標。

沙特阿拉伯和葉門

“國與國之間沒有朋友關系、只有利益關係” 是一句古老的外交格言。在中東,美國正試圖平衡當地的四大區域勢力-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土耳其-忙碌地博弈它們之間的關系來尋求平衡。在伊拉克,美軍戰機配合伊朗地面部隊進行轟炸行動,而在葉門,美國支持沙特空軍轟炸受到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裝組織(Houthis)。美國一面聲稱它正加快運送武器到沙烏地阿拉伯,但在同一時間,奧巴馬政府正在拼命的示意德黑蘭,不希望就葉門問題與伊朗發生衝突。

沙特統治集團是整個中東地區的反革命中心。幾十年來,西方領導人一直支持反動的沙特王朝,盲目地容忍其所有邪惡的行為,卑鄙地取悅人面獸心的利雅得共主們,正如我們所看到他們在無人哀悼的阿蔔杜拉王葬禮上的表現。

這些虔誠的穆斯林“聖地保護者們”,也就是先前美國當地最忠實的盟友,除了樂於實行鞭刑和十字架酷刑之外,一年斬首就有50多人。但腐敗的沙特政權現在正站在非常不穩固的基礎上。民怨在受壓迫的什葉派人口以及很大部分年輕人之間發酵。這可能是未來階段人民起義的導火線。

但是同時,同情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視沙特王室為非法政權的瓦哈比派反動狂熱分子也開始失去耐心。這一矛盾正在破壞著正試圖維持權力的王室政府。

這些是決定沙特對也門事件的反應的主要因素。伊朗與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加大了華盛頓的難題。這激怒了將伊朗視為主要敵人的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伊朗與以民粹主義綱領席卷葉門,並控制了亞丁市,趕走了沙特傀儡的胡塞什葉派民兵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對此,沙特阿拉伯下令空軍轟炸這些叛軍。

沙特急忙地聚集十個政府試圖要血洗葉門的反抗行動。盡管他們避免直接參與轟炸,美國和英國勉強的加入了這個軍事聯盟。他們殘酷地轟炸葉門,摧毀其基礎設施、學校、醫院和殺害大量平民。高達二千萬人急需援助。殘忍的轟炸並沒有摧毀胡塞組織,反而讓普遍大眾更加仇視沙特和其盟友。事實上,巴基斯坦軍隊回絕沙特請求他們加入進攻胡塞組織的行動足以證明,對也門的地面進攻將會是一場災難。

目前的統治集團正在玩火。前任國王阿蔔杜拉是一個非常謹慎的人,他傾向於避免直接參與可能會破壞他政權的冒險。但他的繼任者是腐敗的新貴,無知,愚蠢和自負。所向無敵的幻想讓他們盲目地發動了一場無法取勝的戰爭。沙特阿拉伯對於也門的軍事干預很可能動搖了其自身政權的穩定,甚至引發了一場暴動。

沙特阿拉伯故意以挑撥宗派主義的方式來對抗胡塞,並導致了基地組織在葉門勢力的強化。沙特王室更玩弄司法、勒令處決德高望重的什葉派謝赫(教長)尼姆爾(Nimr-al-Nimr)。這是蓄意的挑釁,意圖煽動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教派衝突,並且促使德黑蘭政府對沙特阿拉伯采取軍事行動,進一步迫使美國的介入。

這立即導致了伊朗民眾攻擊位於德黑蘭的沙特大使館,以及沙特與伊朗的斷交。這一切都是預謀好的計劃,事件如一個芭蕾舞者的舞步一般一步步進行。但是沙特跳的這支舞是死亡之舞。這是一個發現自己深陷困境並面臨政權顛覆的政權所訴諸的絕望行為。

然而也門的事態發展則不盡沙特流氓們的意。他們激怒了沙特國內飽受壓迫、貧困但是占20%人口的什葉派民眾。在沙特個大城市裡,群眾發動了以 “沙特王室去死”為口號的遊行。高傲的沙特統治集團終將自食其果。

土耳其

土耳其與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一同代表了當地主要的反革命力量。雖然土耳其是北約組織(NATO)的正式成員,但處在埃爾多安的反動政權的統治下,土耳其實際上正在支援伊斯蘭國和其他敘利亞內部的伊斯蘭主義勢力。

埃爾多安的野心人盡皆知。他想重建像奧斯曼帝國一樣的政權,將大部分中亞和中東收歸土耳其的控制之下。為了進一步實現這個野心,他企圖利用能說土耳其語族例如土庫曼族,來推動他自己的卑鄙博弈,就像過去的俄國沙皇利用南斯拉夫人民作為爪牙一樣,實施擴張主義外交政策。

為了推翻阿薩德總統和霸占敘利亞領土,埃爾多安一直在支持伊斯蘭國和其他伊斯蘭主義幫派,這也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這就是他允許大量伊斯蘭武裝分子越過土耳其邊境進入敘利亞的原因,同時他也在阻止敘利亞反伊斯蘭國部隊的武器供給和志願者,並且殘酷地鎮壓反抗伊斯蘭國的庫爾德人。

土耳其試圖以擊落俄國戰機的事件來作為導火線,制造美國與俄國之間的衝突。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並向其盟友尋求幫助。雖然此時北約公開支持土耳其“捍衛自己國家主權的權利”,但是實際上它並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但普京利用此事為借口,把俄羅斯一個S-400導彈防御系統轉移到敘利亞,從而控制了敘利亞領空。

埃爾多安的挑釁一無所獲。這並沒有阻止法國總統奧朗德訪問莫斯科或是減少訴求建立反伊斯蘭國國際軍事聯盟的呼聲。事實上,埃爾多安政權很不穩定。2013年遍布土耳其的大規模起義就是對未來土耳其政權的一個警告。

以色列

巴勒斯坦問題依舊未解決,並繼續荼毒著中東的政治生活。阿巴斯總統和巴勒斯坦政府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論壇中在外交上孤立以色列的企圖是徒勞的。

奧巴馬政府和以色列政府的關系,自從去年內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接受美國共和黨的邀請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後,現在呈現公開的敵對狀態。

在內塔尼亞胡當選之際,白宮方面沒有慣例姓的祝賀。內塔尼亞胡並沒有接到來自奧巴馬的賀電,僅僅接到了美國國務卿約翰·克裡的簡短通訊。這個微小的事件本身雖然沒多大意義,卻像征著美國和以色列政府之間越來越強烈的矛盾。

為了向華盛頓施壓,內塔尼亞胡使出了最粗魯的勒索。以色列情報部門通過美國官員的機密概要以及線人,在歐洲的外交和竊聽,獲得了伊朗和美國之間的核會談的機密。他們把這個敏感的資料交給美國國會議員。

通過這種卑劣的手段,內塔尼亞胡試圖破壞美國與伊朗的交易。《華爾街日報》援引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的話說,“美國和以色列互相窺探是一回事。但是以色列竊取我們的機密,並泄露給美國國會議員來破壞美國外交政策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當內塔尼亞胡明確拒絕所謂的“兩國方案”,也就是華盛頓在當地建構和平的主要目標時,這種寒意就更深了。白宮則警告,奧巴馬政府可能“重新考慮”與內塔尼亞胡的溝通模式。

以色列一直保持對約旦河西岸區的鐵一般的控制。加沙正慢慢被壓制,在占領區的猶太人定居點被毫不留情地擴大。巴勒斯坦領導的無能導致了一部分青年的極端行動,而這這些行動正好對內塔尼亞胡有利。無法找到一個折中解決方案的奧巴馬和美帝國主義,再一次的受到了打擊。

中國的崛起

在東方,美國面臨另一個挑戰:中國的崛起。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靠著吸收驚人的大量過剩資本(生產過剩所致)拯救了世界經濟,但如今中國在世界的角色卻轉變成了它的反面。作為一個崛起中的經濟強權,並渴望著能餵養工業的原物料,中國在非洲、南美洲這些原物料的主要開採地進行滲透。但現在中國卻面對了生產過剩的危機。

如同1914年前的德國,中國生產力的累積,讓它無法局限在自身國境內,導致與鄰近國家和各個帝國主義強權的衝突。一整套刺激經濟的大型計劃無法持續發揮作用。中國發現自己被迫採取削價競爭,才能把大量的低價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卸貨。因而中國在世界經濟的角色轉換先前的反面。

也如同過去的德國,中國汲汲營營於獲取權力,企圖在世界事務上取得與其經濟影響力等同的地位,並尋求各個勢力範圍的重新劃分。對現存的強權來說,尤其是日本和美國,中國各種猛攻的野心,讓它們越發強烈地感受到威脅。美國公開地說:如果中國人能尊重國際慣例,並恰如其分的扮演"多邊系統"的一部份,對於中國把地位提升至強權水平,美國樂觀其成。但實際上無論何時,只要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有所舉動,美國都會試圖阻止。

美國有計劃地在如國際貨幣組織(IMF)的國際金融體系內遏制中國。就連一項些微增加對IMF補助(並稍微增加中國持有票數)的法案都長年卡在美國國會內。對中國在世界銀行為提升地位所做的努力,美國也是百般阻撓。為了反對中國在亞太區域中不斷成長的重要性,就算中國是西太平洋最重要的經濟體,美國還是計劃與環太平洋地區其他十一個國家簽訂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並把中國排除在外。但中國仍持續擴大它在區域中的影響力,使美國頭痛不已。

我們看到AIIB(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又稱亞投行)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而美國則一如往常採取抵制政策,但實際上也失敗了。現在中國有著世界最多的外匯儲備,用來規劃開設一間能夠資助在亞洲各地如造橋鋪路以及其他必要開發的新銀行。

中國統治菁英想要確保其軍備實力和政治影響都跟經濟實力一樣強勢,而中國擴張主義的趨勢將促使它與美國帝國主義在太平洋地區,這個註定成為歷史性關鍵區域的衝突。害怕(也應該要害怕)亞投行承載了中國影響力,並進入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地區,美國正試圖要破壞這個計劃。而美國則在背後對沒有加入抵制的盟友們施加壓力,迫使他們共同抵制亞投行。

然而當英國成為第一個申請會員資格的非亞細亞國家時,美國官方的指責道:英國是在"不斷的遷就"中國。但這也阻止不了卡麥隆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倫敦進行國事訪問,給予他紅地毯招待,以及在白金漢宮和英國女皇一同享用國宴。歐洲各國對北京狂現殷勤。在英國之後,德國、法國、義大利也都相繼表示他們期盼能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會員。

滬昆客運專線將預計於2016年內完工,加強了中國往東南亞的擴張。而於2015年成立,史上第一個由中國主導的跨國金融機構亞投行,讓中國有機會利用它的大量資金儲備,來達成政治上的各種野心。

過去兩年,中國積極的在南中國海上建設人造島嶼的大型競賽。作為回敬,美國打著“航海自由”的名號,把海軍驅逐艦派遣到這些人工島嶼的附近海域。中國海軍領導斷言這是一起 “隱蔽的威脅”大概不會遭到非議,只不過這個威脅並不是隱蔽的。

中國海軍上將吳勝利表示,面對美國在南中國海的種種“挑釁舉動“,他旗下的部隊已向展現了“高度的自我克制”。在過去,這些緊張關係將會讓戰爭一觸即發。但如今各個強權之間的勢力對比經過了戲劇性的轉變。中國不再是一個可以被日本、英國、美國侵犯,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而美國連對不斷挑釁的北韓都無法採取軍事行動,更遑論向軍力可觀的現代中國下戰帖。就算美國能號召區域內大部份的盟友如越南來對付中國,中國的崛起則會一再地考驗強權之間的平衡。之前美國各種對外干涉如烏克蘭、敘利亞的失敗,不單單北京,河內、台北、首爾也都看在眼裡。對這些國家來說,中國是最大的交易夥伴,而他們也無可避免的越發仰賴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在未來,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角力的影響下,這些矛盾將會導致這些西太平洋國家在政治上的不穩定。

砸下一兆美元的“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項重點牽涉到巴基斯坦、阿富汗與中亞這些地區的策略,一部份是基於策略考量(不必經過麻六甲海峽),還有一部分基是於對生產過剩出口的需要。中國撥給新絲綢之路上各國的貸款之中,有70%是在借款國同意讓中國企業參與建設的條件下達成的。不過這也挑起中國與這些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之間的衝突。

中國以大型的CPEC(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計劃企圖讓巴基斯坦西南方的瓜達爾港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串連起來。這是中國21世紀新絲路的延伸。這表面上將為巴基斯坦在進出口、基礎建設、電信傳播還有能源供給上帶來利多。而事實上,這個計劃是要讓巴基斯坦變成中國的衛星國家。

而中國由於其西邊的交易路線開啟,以及讓中國可以直接通過阿拉伯海進入富含資源的中東地區,貨運路線也不必通過麻六甲海峽,因而將會獲得最大的利益。這些建設包括高速公路、鐵路、連結中國與中東的天然氣原油輸油管。中國在瓜達爾港的股權,也讓其影響力擴張到了印度洋這條大西洋與太平洋的重要原油進出口路線。

中國打算讓“一帶一路"為中國統治菁英在地緣政治上與策略上的利益所服務。這項政策受到美國帝國主義,以及俾路支(Baloch)國族主義中重要一派的反對。這項政策不會帶給在瓜達爾港內貧困的居民和工人們任何好處。相反的,它剝奪了這些居民在這個地區的所有權益。而信德族與其他民族由於這項工程並沒有經過他們所在的地區也相當的不滿。因此,中國擴張主義政策加深了巴基斯坦與整個區域的各種矛盾。

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

超過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南亞次大陸上,這裡有足夠創造一個人間天堂的豐富自然資源。但是經過了將近70年的所謂形式上的獨立,這片古老的土地是悲慘、貧困、文盲和壓迫的代名詞。長年以來,這個地區不斷的被戰爭和恐怖的種族團體暴力摧殘。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資本階級已證明了他們完全無法達成任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務。他們比獨立前更傾向於依賴帝國主義。巴基斯坦仍然無法完全消滅封建制度,而印度甚至還沒有廢除殘忍反動的種姓制度。

在巴基斯坦民眾的生活處境並沒有比印度好一些。政治腐敗以及無恥政客、資本家和軍隊將領侵占國庫的行徑,加深了這兩個國家的人民受到的剝削。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都將可以挪用於醫療和教育的經費來浪費在軍事開支上。

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授意下資助了阿富汗境內的反革命勢力。這項舉動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

偏激的塔利班和其他伊斯蘭原主義團體的行徑現在已經完全失控。巴基斯坦塔利班於2014年12月以極其殘忍並駭人的攻擊白沙瓦的一所軍隊公共學校。在這裡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殺害了132名兒童和9名公職人員,這些都是巴基斯坦軍隊官員的孩子。這起事件充分展現了整個局勢已經失去控制,而巴基斯坦軍隊軍隊不得不向之前作為他們的傀儡的塔利班開火。

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當地的魁儡要對毀壞亞洲最豐富的文化之一承擔責任。先前被這些人扶植的各個反動勢力如今儼然成為了不怕反咬主人一口的瘋狗。在被帝國主義占領了15年之久的阿富汗,普通人民的生活並沒有受到提高,而對婦女的壓迫也從來沒有減弱。西方時評者們所大聲鼓吹的的人權情況只變得更加糟糕。

喀布爾的政府正處於絕望的分裂和危機之中。它的無能已經被塔利班一系列對於政府先前認為是安全區域的血腥進攻暴露無遺。結果是,帝國主義者軍隊被迫繼續滯留在當地,無法如他們所願的撤退。喀布爾政府只能依靠美國軍力來維持政權,因為沒有的帝國主義的支持它會立馬被推翻。

直到最近,在黑暗籠罩的次大陸似乎出現了一道曙光。印度資產階級吹噓說經濟在增長,暢談成為“亞洲虎”的可能。但是先前的亞洲四小虎是在全世界的經濟都在增長的時期內形成的。就算現在經濟成長,任何方面的增長利益都主要優惠於占優勢的少數。對於絕大多數人民來說他們的環境並沒有提高。現在印度經濟正在感受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寒風。印度的貨幣盧比也劇烈地降值。印度將自己的命運寄托到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這也就意味著它自己無法逃脫資本主義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

盡管莫迪政府姿態強勢、以極具自信的言辭來鼓動支持,事實上他們正身陷泥淖。他的印度人民黨在比哈爾邦(Bihar)的選舉遭到挫敗。絕大多數投票者抱怨食物價格的膨脹。自從莫迪上台成為總理後,由於石油價格的下跌,通貨膨脹占時受到了控制。但是在最近的幾個月裡,部分食物產品價格的上漲推動了零售食品價格走高。在競選期間,作為人民日常食物的重要部分的羅漢豆價格一度飆升,使得其成為這場選戰的主要議題。

在2015年九月發生的,一場由十個最大工會發起的總罷工,癱瘓了整個印度,這也揭示了這個國家的真正處境。工會領袖和共產黨領導人原本的預期是,參與此次總罷工的人數最高會達到1000萬人。這個數字本身揭示了在印度無產階級所具有的龐大潛力。但事實上,當天有超過1500萬名工人響應了這場一日總罷工,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運動。

唯有無產階級和它的自然盟友貧農們才能夠將這片古老和極具潛力的土地從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造成的噩夢中解放出來。

南非

對於非洲大陸來說,南非是非常重要的。它有著迄今為止在非洲規模最大的經濟體和勞動階級,而且它是一個有著非常自豪的革命傳統的國家。1992年種族隔離制度的推翻是由革命群眾造就的,而不是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簡稱非國大,現為南非執政黨)領導們的談判技巧所達成的。不過,非國大24年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領導,卻沒有改變大部分在這個世界第二大礦產國家人民的生活。

這為日益激進的情緒奠定了基礎,尤其是在那些已經對過去的解放運動、如今加入資產階級行列的老領導人們不抱幻想的年輕一代中。馬瑞卡那(Marikana)大屠殺中,非國大政府為了保衛礦業主(黑人和白人都有)而武力鎮壓黑人工人的舉動深深地影響了許多人對這個執政黨的觀感。時至今日,非國大被很多人看作是滋生腐敗的溫床,除了偷竊還是偷竊。

擁有近40萬名成員的激進金屬工人工會(NUMSA,南非全國金屬工人工會)脫離了由非國大、南非共產黨和南非工會大會(COSATU)所組成的“三方聯盟”。NUMSA的領導人目前正在討論建立一個新的政黨。一旦發生,這將是對非國大的嚴峻挑戰。但NUMSA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裹足不前,反而致力於徒勞的官僚鬥爭和與非國大右翼的法院訴訟。

馬萊馬(Julius Malema),這個非國大青年聯盟的前領導人和他的經濟鬥士黨(EFF)踏上了這一真空階梯。他們的激進言辭使他們很受歡迎,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這一切都反映出了南非社會發展的巨大革命潛力。

革命也影響了其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去年在多哥、布隆迪、以及最重大的布基納法索相繼發生事變。在這些國家,革命運動已經爆發,在布基納法索,我們再次見證了一起大規模的運動——推翻了一個軍事政變的企圖。這突顯出極其有利的革命條件,甚至是在相對落後的國家。

委內瑞拉與改良主義的極限

在拉丁美洲,情況有所轉變。相對穩定的十年的經濟成長時期將要終結,這在社會與政治上有著最深刻的隱喻。

巴西的情況隨著經濟進入嚴重衰退而急遽變化,在去年,國內生產總值就下降了4.5%。這個情況隨著日益尖銳化的政府引進一系列不得民心、反對勞動階級的政策,清楚的暴露了先前執政的勞工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正在保護資本主義的利益,而不是工人們利益的事實。勞工黨掌握群眾大量忠誠的日子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整個社會的激進化,尤其是在年親人之間。而這個激進化的過程在近來一系列的罷工和抗議示威中表現出來。

在阿根廷,毛裡西奧·馬克裡(Mauricio Macri)在總統大選的勝出也終結了基什內爾(Kirchner)民粹主義十二年的執政,以經濟危機為其劃下句點。逐漸減少的外匯存底、25%的通貨膨脹、還有高於國內生產總值6%的財政赤字,這些現像都建立了右派勝選的基礎。但就算基什內爾主義者丹尼爾·肖利(Daniel Scioli)勝出,他同樣必須執行類似的撙節政策。資本主義的危機會讓他別無選擇。

這些都暴露出所謂民粹主義的各種極限,它試圖解決資本主義的矛盾,卻沒有完成對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徵收。就是說它試圖完成不可能的任務。就算操著激進和“革命性”的修辭,民粹主義仍然暴露出它的立場不過是左翼改良主義為了符合拉丁美洲傳統和民眾心理的變種。總的來說,民粹主義都只是嘩眾取寵的手段。

委內瑞拉的查維斯比任何人都要接近並擁護社會主義革命。但他最終沒有把革命堅持到底。在他死後,所有矛盾都浮上檯面,伴隨著慘痛的代價。

尼古拉斯·馬杜洛(Nicolas Maduro)既沒有魅力,也沒有查維斯雄心壯志的視野。這讓人想起羅伯斯庇爾:能對群眾一呼百應並一再地要求拯救革命,直到有一天群眾不再響應為止。當羅伯斯庇爾向右翼的移動是自毀性的一步。玻利維爾運動的領導們一再的讓群眾失望喪志,實際上也是為他們自己的毀滅鋪路。

2015年12月6號在委內瑞拉選舉的挫敗,就是拒絕執行對統治階級進行徵收、摧毀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最直接的結果。經由管制物價與外匯調節資本主義反而導致重大的經濟扭曲。玻利瓦爾運動的領導們之前利用原油的收入來資助各種社會福利政策和大型公共工程計劃。世界原油價格的暴跌讓他們完全失去的延誤革命的空間。

由試圖管控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扭曲必然要導致混亂的情況:通膨的惡性循環、走私、黑市、貪污與犯罪。馬杜洛政府堅持維持在資本主義的各種限制內因而無法解決任何問題。一大部份的群眾對政府失去信心,直接導致了選舉上的失利。2013年總統選舉到2015年議會選舉之間,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Partido Socialista Unido de Venezuela,即玻利瓦爾運動政黨)與其聯合戰線的票數從7,707,422票銳減到5,599,025。換言之玻利瓦爾主義者們失去了近兩百萬張的選票。而另一方面反革命陣營票數從7,363,264票增加到了7,707,422票,僅僅三十四萬四千票。

這些失敗不是社會主義或者革命的失敗。相反的,是做表面功夫、腐敗且官僚化的改良主義的失敗。在國家議會擁有三分之二絕對多數的反革命陣營,將會展開了翻轉由革命帶來的最進步政策,重新掌握了所有國家機構的決策階層,私有化原有的國有企業和土地,取消物價與外匯的管制條例,最後推動罷免總統的公投。

這些事件暴露出”原油社會主義”幻影的空洞,就如同希臘齊普拉斯的投降暴露了左翼改良主義的各種極限與矛盾。實際上,這兩者都是企圖在沒有與資本主義激進決裂的前提下實行社會主義政策的空想。最終這些政策只會打擊群眾的士氣,摧毀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並在任何形式上都為反動勢力舖設了通往勝利的道路。

馬克思曾解釋道:反革命可能會做為驅使革命前進的鞭子。經過一陣混亂的時期後,革命性的群眾會開始動員並以直接行動來抵抗反革命的各種攻擊。選舉的失利也會為加速玻利瓦爾陣營內部的分化過程。領導層內部會有向反對派妥協的巨大壓力。他們之中最腐敗的份子會跳槽到右翼陣線,但基層的革命行動者們將會得到更進步的結論,面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會變得更開放。這些都為在玻利瓦爾運動當中強化馬克思主義趨勢的工作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策略與群眾組織

要得出觀點是一門科學,但制定策略卻是一項技藝。因此要制定正確的策略,我們不能將我們本身立足在對未來發展的硬性框架和期待上。要記得,觀點是有前提的,是一種具條件性的假設,而不是摩西取下山的神旨。各種觀點必須發展與更新,並時常與活生生的現實做比較。在各種事件的基礎上,我們的觀點必定會有所修改,如有必要時,都能把它們撕碎了再從頭來過。

策略的制定必須要以不斷變化的具體環境做為基礎。在討論策略時必須記得,我們不是在探尋一種能與各種事態都合宜套用的公式。在處理上我們必須富有彈性,對情況是如何變化的也要睜大眼睛,並同時蓄積自己的實力,當時機成熟時我們才能投入行動。

制定我們的策略時,對群眾組織中正在發展的各種過程必須謹慎的注意。這些過程隨著時間而變動,並反映著群眾運動的潮汐起伏。經過長時間相對的階級平靜,工人運動伴隨著各個外來階級的壓力,群眾政黨和工會則衍生出厚重的官僚外衣。

若沒有工人們的積極參與,這些群眾組織的內在活力逐漸僵化。工人們的領導層們在資產階級的影響下墮落得更加嚴重。那些所謂的”社會主義者”們與各個社會民主黨派,早在經濟危機的數十年前就開始取消之前的改革,如:貿易放寬、民營化、刪減預算。當2008年危機爆發後,資產階級在很多方面將權利交給改良派,用傷害工人利益的骯髒手段保護資本(如西班牙、希臘及其他地區)。在這樣的狀況下,老牌政黨會十分快速地失去他們的群眾基礎。過往的平衡已經被徹底瓦解。劇變、危機、分裂,某些政黨不復存在,而新的政治形態發跡,我們已進入一個具有這些徵象的時期。

“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的墮落促使“激進左翼聯盟”在希臘的崛起。同樣地, “西班牙工人社會黨”與西班牙共產黨朝向改良主義的敗壞也導致 “Podemos”在西班牙的迅速發跡。其實,委內瑞拉查維斯與 “玻利瓦爾運動” 的興起已經為這種社會現象提供了前例。

這樣的運動興起時,我們必須要注意這些團體,並且在其內外開展工作。但這些團體還是有它們的極限。他們往往趨於混亂和組織脆弱。若它們無法在勞動階級中紮好根基並且採取鮮明的反對資本主義政策,就會像當初崛起時那樣快速的分解。

右翼改良主義在過去的工人運動中多半是最主流的趨勢。然而在各種資本主義危機情況下,改良主義組織也容易陷入危機。這可能引領向左的轉移,進入左翼改良主義的導向,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英國局勢,或在左翼尚未發展的地方,這些組織都將潰敗。

我們可以看到在某些國家,具有傳統的群眾黨派不是土崩瓦解就是急遽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的新興團體。我們必須了解到一點:群眾是不會向小型組織靠攏的。各種宗派組織認為光靠大聲嚷嚷就能建立革命政黨的理論,是極其荒繆且與事實相互矛盾的。當舊有的組織開始背叛其支持者,人民可能會開始往新的團體聚集,但是這些團體必須已經要具備一定的群眾規模。這些新興模式多半趨於左翼改良主義,甚至在各種事件的壓力下走向中派主義路線。(編按:在馬克思主義術語內,所謂「中派主義」不是指左翼和右翼之間的「中間路線」,而是在革命和改良之間徘徊不當的政治立場。查維斯就算是「中派主義者」)

我們絕不能忘記,左右派改良主義的區別只是相對性的。不論左傾或右傾,改良主義本質上都認為沒有必要推翻資本主義的體制,而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逐步的去改善工人們和其它被壓迫者的生活情況是可能的。但希臘、委內瑞拉和世界各地的經驗向我們展示,這樣的意圖根本是不可能的。面對資本的專政,你必須做好要與它拼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打算。

這就是我們說的,背叛是改良主義的必然結果。然而問題不在於這些背叛是不是蓄意的,而在於只要你甘於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下,就必須接受其內在法則的這個事實。在現在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必須執行削減公共支出和撙節政策。在這方面,齊普拉斯的例子可說是格外的具有“教育意義”。

在予以左翼改良主義批判性支持時,我們不能起著任何幻想,或要為他們的行動負任何責任。讓我們反思齊普拉斯曾經享有廣大支持,直到他的政策面對考驗,最後妥協、降伏於資產階級的各種施壓下。之前對齊普拉斯持有幻想並認為我們的批判過於嚴苛的人們現在更能夠接受我們的理念。

我們必須樹立新的典範。當然,我們要避免像一些宗派般誇張譴責的口氣。我們要尋求進入對話,保持友善的語氣,強調我們所支持的政策改革,但也要解釋我們必須要進一步廢除資本主義的必要性。我們要問:如果他們不將銀行和重點工業國有化,那他們如何能夠資助他們所提倡的改革?

過去群眾組織迅速傾向右翼的趨勢,引起許多左翼團體發展出極左的結論,一口氣否決所有的群眾組織。他們自認為他們可以建立一個替代舊組織的左派組織。各個宗派發起革命政黨的嘗試都以慘烈的失敗而告終。極左派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無視所有群眾與群眾組織的現實動態。極左派也將必然的引出機會主義。為了試圖讓群眾的注意,他們最終通過淡化自身綱領來試圖獲得大眾支持。

這樣的機會主義最常用”過渡轉型需求”的呼聲來掩蓋自己,最後走向窮途末路。如果群眾尋求的是改良主義綱領,他們已經有足夠的改良派領導人們來支持。所謂”過渡時期的綱領”,並不是為了讓你可以與改良主義者們打成一片所做出的一系列的個別改良主義訴求。它是一個為了達到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為了工人政權,所制定的完整綱領。

我們在這個階段的首要任務不是觀望未來,而是立即轉向在我們可以深耕的社會階層。一般來說,這個階層是經常對革命理念持開放態度的年輕世代。當我們招募並訓練青年成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時,我們也在為條件成熟時的群眾工作順利開展奠定基礎。

新時期

長時間的經濟成長,特別是一戰前二十年間,是改良主義第一次落地生根的土壤。這也產生了認為經由民主議會制與工會行動就可以去和平漸進改良資本主義的幻想。而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粉碎了這些幻想,並將全世界帶入了一個以戰爭、革命和反革命構成的新時期。

1914-1945這個時期和以往完全不同。在舊有平衡被打破後,這個時期充斥著不安騷動。透過各種階級鬥爭的風暴狂潮,工人們開始做出革命性的結論。社會和經濟危機動搖了舊有改良主義組織的根基,工人階級政黨也陷入危機。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群眾形成左傾的趨勢,在各國產生了大型的共產黨。

在這篇綜觀分析內我們不便去從細節上去看各個過程。僅需指出由各社會民主黨與斯大林主義者領袖的背叛而造成的德國與西班牙革命的失敗,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以相當奇異的,不為托洛茨基預料到的,也不是羅斯福、斯大林、邱吉爾,或希特勒所能想像的方式告終。

之前我們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也不必重申二戰後資本主義得以復甦的各種原因。整個世界經濟在之後的數十年進入飛揚時期,同時對歐洲、北美、日本等,各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群眾,在意識上留下深刻的影響,如同在一戰前期所導致對改良主義幻想的堅持。數十年來,馬克思主義者們,就在群眾與時勢抗衡之下被孤立起來,被迫逆流而行。

以上僅是工業化資本主義世界的情況。對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群眾來說,整個情況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國、阿爾及利亞、中南半島、玻利維亞、古巴、智利、阿根廷,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次大陸的廣大群眾來說,這段時期自始至終都持續著動盪。但給數百萬民眾帶來獨立的殖民地革命被斯大林主義扭曲了。在許多個案上斯大林主義者們把群眾帶到慘烈的失敗。即便他們在如中國等地成功的奪下政權,他們以斯大林主義蘇俄為榜樣所建立的政府無法吸引歐洲、美國,各個工業化國家的工人們。

斯大林主義在這個時期所扮演的負面作用,複雜化了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在俄國和東歐的各個畸形官僚工人國家內,各種革命運動的發展,如1953年的東德、1956年的匈牙利,以及波蘭與捷克斯洛伐克所發展的運動,不是被導向與民族主義一路,就是受到俄國官僚的殘酷鎮壓。這使得歐洲和美洲的資產階級能夠對斯大林主義者指指點點,並說對工人們: “想要共產主義?看呀! 那就是‘共產主義’!”。讓大多數的工人得出了“認識的魔鬼總比陌生的魔鬼好。”的結論。

歐洲無產階級無比巨大的革命潛力在1968年的法國展現出來,那時法國還在戰後經濟起飛的高點,卻爆發史上最大、革命性的總罷工。事實上,1968年的法國工人已經掌握政權,但這個偉大運動還是遭受到法國總工會和法國共產黨的斯大林主義領袖們的背叛。1968年法國的事件預告了1970年代與從1945年以來第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一同橫掃歐洲大陸的戲劇性發展。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相繼發生革命。在義大利與其他國家內都看得見革命性運動。

但是再一次的,如1930年代一樣,葡萄牙、西班牙、希臘、英國、法國、以及義大利出現左翼團體,群眾組織內甚至還產生中派主義潮流。但當革命運動被領導層帶離正軌時,這股趨勢也就嘎然而止。當左翼改良主義的領袖們接近權力核心時,很快的就扔掉左翼的說詞並以迅速轉入右翼。這是資本主義復甦在政治上的前提。整整三十年,鐘擺又回到右翼。工人們又回到了冷漠狀態中,進步的階層則變得士氣低落並自我懷疑。這是一個我們所形容的緩性反動的時期。

在這些情況下,資產階級對勞工運動的領導層們所施加的壓力大幅增加。這個過程隨著斯大林主義的潰敗而變得更加嚴重。資產階級開心的手舞足蹈。他們恣意的放送所謂共產主義之終結、社會主義之終結,甚至是歷史之終結。但歷史最終對資產階級及它在勞工運動領導層中的辯護士做出了報復。任何事物,從辯證的角度去看,都會轉入它的對立面。

結語

然而,事態演變的過程被拖長了,其根本的原因在於階級力量對比的轉變。1945年後,農民人口仍然在大部分的歐洲國家內佔重要的比重。在當時的希臘,農民還是多數。這為波拿巴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提供了蓄水池。同樣的在學生、白領工人、教師、公務人員、銀行雇員......等等的,也是如此。但今日歐洲的農民人口已大致不復存在;白領工人被拋進無產階級的行列並轉為一個非常激進的階層。而在1945年前就為反動派與法西斯主義提供穩固基礎的學生勢力,現在絕大多數都站在革命陣營的一方。

因為如此,在最後謝幕前,危機會比過去拖延的更久。這不是說一切事物將更歸於平靜,恰恰相反,一切變化將更加的劇烈。在政治與經濟上會開始有了潮汐起伏。(資本主義的下滑不意味著興衰循環的停止,也可能有像在美國大蕭條期間發生的暫時復甦現象。)

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來,經濟上必然的漲跌迴圈,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經過長期的經濟衰退和高失業率,就算是一個些微的復甦(也就是他們僅能指望的)也會引起產業面上的罷工狂潮,工人們將會試圖贏回他們在經濟衰退期間被奪走的權益。然而在衰退中,罷工行動中可能會陷入低潮,但也會存在一股在政治上激進化的趨勢。

現在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已經蔓延開了令人不安的態勢。不久後,人們會開始了解,只要現存的不公與壓迫的體制繼續存在,他們就永遠沒有出路。革命的過程還在廣泛且深刻的發展中。一波接一波的罷工和示威浪潮將會湧現,群眾在其中將得到鍛煉。新的社會階層階層將會在投入鬥爭中,如英國的資淺醫師、希臘的農夫和法國航空的空服員。但是在極度嚴重的經濟危機下,僅靠著罷工行動,不管多麼的洶湧,都無法解決任何問題。

只有社會秩序的根本變革,才能解決危機。激進的政治行動是必要的。而既有的政治版圖則會在左和右翼之間激烈的擺盪。現存的政黨將進入危機並分裂。各式各樣的左右政治團體也會浮上檯面。勞動階級會依次將鬥爭從政治面轉移到產業面。新的甚至更嚴峻的對工人的攻擊已經開始準備。階級鬥爭將會在街頭上展開對決。

現今的危機會持續數年,甚至有可能數十年。原因在於主觀因素的缺乏,即沒有一個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所帶領的群眾革命政黨。不過這個情況不會直線性的延續。爆炸性發展將接二連三的來臨,而尖銳且瞬息萬變就在隱晦的現在情況之中。一系列的群眾運動和鬥爭將降臨於世界每一個國家。舊有的組織其根基將被動搖。我們回頭看看,Podemos是怎樣在一年半載內從無到有的成長到37,600名成員的。

最終各個國家的群眾將會呼喊:“我們受夠了!”然而沒有清楚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性的政策和綱領,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我們要怎麼做為從左翼改良主義中分離的,一股獨立的趨勢? 成功的先決條件是維護我們革命的本質,並且在把持我們銳利且清晰的理念。任何為了取得短暫的聲望而尾隨左翼改良主義潮流,必然會以災難收場。

偉大勝利的征途是由無數的微小成功所舖設的。我們的任務仍然是先招募人海中那一兩位認同我們理念且願意為社會主義奉獻的同志,並教育他們正確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而建立起與工人中的進步階層以及年輕世代的穩固連結,再透過這些人與群眾建立起更多連結。群眾則會從各種事件發展的經驗上學習。數以百萬計的人將會熱烈的探求現在還鮮為人知的理論,為形成一個具有規模馬克思主義者幹部的趨勢創造更好的條件。而這個趨勢,將足以成為塑造一個馬克思主義群眾潮流的基石,並且有能力為了領導勞動階級而戰。

我們現在還是是少數中的少數,這主要是客觀歷史因素所得出的結果。過去,在漫長的歲月裡,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是微弱且孤立無援的,而我們則在湍急的浪潮中逆流前進。但現在歷史的浪潮已經有所轉變,而我們將隨著浪潮開始前湧。我們的任務是在世界各地重建布爾什維克主義傳統,並打造一個註定要改變世界,強而有力的無產階級國際組織。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唯一值得為之奮鬥和犧牲的遠大目標:勞動階級的最終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