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視野下的經濟危機與階級鬥爭:2016世界綜觀(2016年底補充)

以下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IMT)於近日在巴基斯坦支部Lal Salaam全國大會上討論並表決通過的文件。[這份文件是做為在國際馬克思趨勢2016年世界大會上表決通過的“2016世界綜觀”的補充所起草,在閱讀時應互相連結。]

資本主義系統已經進入自它誕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這這是一個在早已超過本身的極限下苟延殘喘,並正在腐蝕與衰老的社會系統。這解釋了千百萬人在生活條件上的持續惡化,戰爭在世界各地的爆發,還有自然環境的破壞。這些影響是掠奪成性、無人管制、毫無理性可言的資本生產模式所造成的。

誠如我們在“2016世界綜觀“文件中的闡述,資本主義正在經歷一個完全是自然性(結構性)卻毫無出路的危機。一方面我們看到巨大的生產過剩(或者是媒體所稱的 “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整個系統在大量吸收財富(從工人身上剝削的剩餘價值)的一片(公共與私有)債務汪洋中載浮載沉。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全體成員國的公共支出赤字從2007年開始至今成長了八倍,這些國家的公共債務共計是50兆美元的天文數字。單看歐元區在這段時間的赤字就成長了十二倍,總債務超過了8.6兆的歐盟記錄。(註:OECD合計有35個會員國,雖然不包含像是中國,俄羅斯、巴西這些國家,仍然通常被認為是集合了世界主要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的組織。)

就算是在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這些所謂的"新興國家",都能看到在經濟上顯著的衰退。第二季中國經濟成長率為6.3%(在過去是雙位數的成長)。巴西下降了5.7%。俄羅斯持續著蕭條與衰退中,在第二季經濟成長率萎縮了2.1%

只有一個統計數據總結了這個系統的荒繆:62個億萬富翁所擁有的財富,等同於這個世界上半數人口所擁有的。(據樂施會‘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所指出的)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了解,資本主義系統基於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國家邊界劃分這兩大主要限制上所表現出來的反動和腐敗本性,是不可能以改良來解決的。

經濟危機與保護主義的興起

持續了將近十年的經濟危機,對世界經濟中造成了許多深遠的、歷史性的變化。

最明顯的變化可以從世界貿易的發展脈絡中看出。在經濟危機之前,世界工業生產在各國之間的分配偏重於離開傳統西方工業中心。但經濟危機結束了自1980年代開始就大量發展的工業轉移現象。所謂新興國家的崛起也因此受挫,比過去慢上許多。

經過擁有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以及二十年另人稱羨的發展,中國空前的在世界工業生產的分配上的擴張(2000年:8.3%,2007年:14.3%,2012:28.3%,2014年:32.8%),現在已經到達它的極限。所謂的全球化似乎嘎然而止。

從九零年代到兩千年初,世界貿易以飛速成長。而自危機爆發,其成長率急劇的減緩變成不快不慢的腳步,而現在事實上已經比GDP成長還要低。

在2014年世界貿易成長了3.3%,已經比GDP(成長3.4%)還低。在2015年只成長了2.6%,而根據WTO(世界貿易組織)的說法:“2016年的成長會比預期要緩慢,漲幅僅為1.7%,將低於世貿組織於最近於四月所做出的2.8%漲幅預測。對於2017年的預測也被推翻,預料漲幅只有1.8到3.1%之間,比之前預期的3.6%要低。2016年全球GDP成長預期只有2.2%,是自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在貿易與出口成長的新低點。

目前的情況與1929年華爾街股災持續到1930年代工業化世界的危機有很多相似之處。當時的危機並不是由於股市崩盤而轉變為蕭條,而是信貸的緊縮與世界貿易的急遽下滑,加上同時在全球各地保護主義政策擴大的趨勢。

理論上,沒有政府會坦言自己是保護主義者。事實上,他們擁抱保護主義的程度之高是數十年來沒有見過的。一份由GTA(世界貿易警訊) 所出版的分析中(可能是自2008年危機後對保護主義措施最詳盡的分析)解釋道:世界各地的各種衝突不再只是軍事性質的,也進到貿易與金融範疇內。

2009年秋季,為了防止各國由於前一年的經濟危機而採納保護主義措施,重演1930年代的經濟蕭條,各個G20(二十國集團)國家試圖共同起草並遵守共同規定。後續的發展都證明了這一舉動是異想天開的。之後他們之間制定合計共4,400種保護主義措施限制了各自的貿易和金融利益。

單單2016年的一月初到八月十九日,G20各個成員國就引進340種對其他國家商業利益有害的措施。比2009年同一時間內相似的措施多出四倍。這些措施中,由G7(七大工業國)與澳大利亞所推行的就有179項,金磚五國則一共111項。換句話說,這些最強的經濟體是保護主義措施競賽的開展者。這當中特別有五種規範:各種對外國企業參與招標的限制、金融貿易、進口關稅、國家補助(最常見的)、自身貿易上的保護。

最惡劣的莫過於美國,在絕對形式上最具保護主義的國家,自2008年十一月以來引進1066種保護主義措施,其次是印度、俄羅斯、阿根廷、巴西、德國、英國、義大利; 德國是施行最多保護主義措施的歐洲國家。即使是之前協議過的自由貿易協定,現在都被拿出來質疑。TTIP(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議)入土為安,現在已經是公開的祕密。

事實上,現在保護主義措施已經被推行到所有經濟活動的範圍內,包括金融、貨幣兌換、貿易與工業。最近由法國和德國開始的以保護主義措施來保衛汽車工業以及其他經濟部門的風氣也在世界各地開始蔓延。如同1930年代的危機中,它們一面高聲宣稱保護主義是死路一條,卻同時又持續的去實施保護主義。正如當時的情況,今天更高一層的衝突正在被催生,但是這一次的衝突將是全球性的。

中國是否能拯救資本主義?

這理所當然的不是指資本主義註定維持在一個不斷衰退的狀態,或經濟循環已經被廢除。我們已經見過2014到2015年的歐洲,特別是由於歐元的貶值以及原物料價格下跌之後,經歷了相對的經濟復甦。但在2016年,我們已經看到一股相反方向的走勢。英國脫歐的影響,所有經濟成長的預估現在都被下修,新一波的世界經濟下滑正蓄勢待發。

 過去,在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蕭條,會因為“新興國家”的發展而得以平衡,特別是中國。而某些因素也幫助造就這樣的趨勢,如:

 1. 從1980年代中期以來的資訊通訊科技發展。

 2. 從1990年代起,過去的計劃經濟體(蘇聯、中國、東歐...等等)向世界市場的開放。

 3. 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

這三個因素,以及所謂的新興國家早期工業化階段,現在都失去效力了。20年前,中國的工人們一個月還只能掙得50美元,今天在中國上海或巴西聖保羅,工資已經和例如南義大利相同了。

中國會以空前的規模持續地投資。然而2008年前,各種投資都是具高度生產性的,現在卻變成越來越嚴重的投機性質。同為警訊的則是大部分的債務已超出中央政府的控制,這是因為向快速成長的所謂”影子銀行”部門(在官方監管之外提供放款的機構)融資而造成。過去五年,每年所釋出的信貸翻了四倍,總債務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超出60%,上探180%(包括影子銀行則為240%)。

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幾年前說過:“影子銀行的快速成長,跟在美國導致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的次級房貸市場,兩者相似度之高令人憂心。"(原文摘自彭博新聞)。換句話說,銀行危機將會出現在中國未來幾年的日程上。

如我們在歐洲與美國的過去經驗中所見,信貸泡沫通常會導致公司與家庭借貸能力的下降,從而導致了國內生產總值的銳減。2014年,中國經濟經歷了自1990年代以來的經濟成長率的最低點,掉到了7.4%,這也是十六年的經濟成長以來,首次無法達到政府的年度目標(7.5%)。根據摩根史坦利公司的預期,未來十年,中國的GDP成長幅度會減少到只有5-6%,而這會帶著嚴重的反彈作用,不只在世界經濟(首先是那些向中國出口原物料的國家),還有中國自身內部的平衡。對歐洲來說,5-6%成長率形同是新的復甦。但是在中國,這樣的成長在顯著的人口增加以及每年從由百萬人從偏遠地區大量湧入城市尋找工作的情況下,是遠遠不夠的。

在未來相對短期的時間裡,中國很可能會耗盡在近年內能夠讓政府執行凱恩斯主義政策以刺激國內需求的資源。五年前,中國並沒有重大的債務問題,但是現在這些問題是明確而且巨大的。

中國政府大量增加基礎建設投資(五年內在公共建設上的花費增加了六倍),並灌輸大筆金錢到經濟體內,卻沒有達到刺激經濟成長的效果。經濟成長率,與過去相比,仍然在繼續減少當中。

中國財政會很快的進入入不敷出的狀態,就連債務利息也付不出來,數十萬家中國公司可能都會倒閉。中國政府對此展望相當的憂心,但它們卻未必有能力去迴避這個趨勢。

這一切都在表明我們觀點的正確性,全球性危機會拖垮中國,而不是中國帶動全球發展。

自2011年起FDI(外境投資)的下滑也證明了我們的觀點。在最近幾年,越來越多本部設於現今資本主義經濟體內的跨國企業,尤其是美國,都開始撤回本國,還原了之前被他們遷址海外的廠房。

如同我們之前所解釋的,中國的經濟減速對整個世界經濟有嚴重的各種後果,像澳大利亞與巴西這些近來都靠在中國經濟成長的背後而經歷過繁榮的國家,都直接受到衝擊。但中國經濟成長的減緩也會造成內部的動搖,伴隨著更高層次的罷工與抗議浪潮。

根據中國勞工公報所收集的數據,2014年有將近1400次工人罷工與抗議活動,是2013年(超過650次)的兩倍與2012年(382次)的三倍。這些現象持續到2015年,有了戲劇性的擴大,比較起2014年的1379次的事變,這一年來到了2774次,是2014年的兩倍。而整個2016年上半年的罷工抗議,比2015同一時期多了20%。今年三月在黑龍江省雙鴨山市內將近有一萬多名的煤礦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要求國有煤礦公司把積欠的工資發還給工人。如此龐大規模的抗爭行動也預示了未來的發展。

中國工人階級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烙下自己的印記。這也解釋了政府開始對安檢措施上拉緊發條,來壓制異議人士與抗議活動。但這也阻擋不了這些在中國已經開始運作的社會過程,最終導致階級鬥爭空前的上升,並與中共政權產生直接的衝突。

英國脫歐與歐盟銀行業

如同我們在其他文件解釋過的,英國的脫歐公投從根本性地震撼了歐盟,並且大大加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不穩定性。

投機商人索羅斯曾公開地斷言 “歐盟即將瓦解的趨勢是無法被逆轉的”。國際貨幣組織(IMF)也承認因英國脫歐而引起的不安,也將讓世界經濟陷入巨大的險境。英國脫歐對市場的影響立即反映在股價的崩盤,尤其是銀行業股價下跌了20%到30%之多的窘境。自六月二十三號後,只有“驚慌失措”能形容他們的舉措。

因為英國脫歐的劇烈影響,義大利各家銀行出現突然快速的股份下降。事實上,義大利銀行業計有著驚人的三千六百億歐元的不良貸款,足以在歐洲引發大型的金融危機。義大利有著全歐洲最多的不良貸款。但回頭看2008年的估計,也只有四百二十億歐元。

義大利政府對於拯救其各大銀行的迫切需要加深了歐盟內部的矛盾。這也解釋了在這個問題上,義大利總理倫其(Matteo Renzi)與歐盟的緊繃關係。在德國的觀點看來,他們無法容許對於義大利銀行業採取鬆散政策,特別是在整個歐洲銀行業的不良貸款高達一兆歐元,相當於歐盟GDP 7.3%的情況下,義大利很可能會開啟一系列的連鎖效應。據歐洲銀行業管理局(EBA)所言,這等不良貸款的嚴重性“相當令人擔憂”。以平均來說歐洲各國銀行不良貸款是總放款數的5.6%,是美國的兩倍。但是義大利的不良貸款高達其總放款數的16.7%,足足高過歐盟平均的三倍。

在不良貸款的比重上只有賽普勒斯銀行系統的50%、斯洛維尼亞的28.4%、愛爾蘭的21.5%,以及匈牙利的18.9%要比義大利還要糟糕。然而,義大利的問題是不良貸款的這座高山絕對性的來說遠遠地更大出許多,因此這也帶給歐洲銀行系統的不穩定性更大的威脅。

從2008年10月到2014年十月之間,歐盟委員會批准了450項國家干預以拯救陷入危機的銀行,共計達3.8兆歐元。然而情況不但沒有由於如此龐大的支援有所好轉,實際上還惡化了。這一個清楚事實就只有經由馬克思主義理論可以給出解釋: 為了重新讓市場復甦,生產力和資產必須要受到一次重大的破壞,抹殺它的價值,才能創造出殘存的資本能夠恢復並重新累積的條件。因此大量的資本和銀行必須被摧毀。如馬克思說過的: “在所有情況下,資本必須要經驗或大或小的毀滅才能夠恢復平衡”。如果銀行不崩潰,最後至少也要被大型銀行合併。

通常樂觀的歐盟央行董事馬里奧·德拉吉在最近一次歐洲高峰會說: “我看到歐盟陷入混亂的危機,而歐盟將會變得越來越失控的觀點是導致混亂的因素”。而德拉吉在脫歐公投前,談到英國脫歐時則是另一種語氣:“情況還不是太壞,會由於投資而穩定成長,通膨變慢,同時就業市場對貸款的波動會有所改善。一切就在六月二十三號來臨就會有所改變。”

歐洲的情況已經病入膏肓,現在甚至出現了關於創建兩種歐盟貨幣的和兩種會員梯次(亦即將歐盟分為較強的北歐和較弱的南歐)的激烈爭論。這當然是不可行的,而可能的情況是德國選舉後,如果梅克爾在來年秋季還能掌握主導權(但這怎麼也說不準),她很可能必須拋棄對於將所有成員國留在歐盟或至少歐元圈內的堅持。德國聯邦財政部長沃爾夫岡·蕭伯樂(Schäuble)在去年希臘危機期間,提倡希臘必須暫時退出歐盟,至少五年。這個想法會在德國資產階級間成長,尤其是當他們意識到在葡萄牙、希臘和西班牙施行貸款和撙節已經越來越困難。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正處在來自自己人民的巨大壓力下。

這個情況將導致歐元區的解體,而且很有可能讓歐盟退化成像EMS(歐洲貨幣體系)的系統。

歐洲危機在政治上的衝擊

歐洲的危機加劇了歐盟會員國間的緊張關係。希臘的危機已經透露出歐盟不同會員國之間利益上的分岐,反映出在歐盟不同部份中的不相等發展層次。但是英國脫歐公投尖銳地把焦點帶到在資本主義世界危機的壓力下,歐盟分崩離析的可能性。

然而,緊張不是只在會員國們跟各自的政府之間,也同時存在於各個會員國的各個社會階級之間。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所有歐洲國家中政治兩極化的成長,同時也反映了社會的兩極化。

低於貧窮線的人口越來越多,而就算有工作的人要生存也越來越困難。同一時間正在發生的是社會光譜的另一端大量的財富聚集在越來越少人手裡。

如同樂施會關於2015年情況的一則報導, “2009年到2013年間,沒有足夠金錢生活且維持家計或應付意料之外的開支,也就是‘物質嚴重缺乏’的歐洲人人數,從750萬人上升到5000萬人。這個數字幾乎是歐盟人口總數(1億2300萬人)的四分之一,他們面臨生活貧窮的危機。同時,這塊歐洲大陸上還住著342個億萬富翁。”而億萬富翁的數字也隨著他們的財富繼續增長。

這就是存活在撙節下的歐洲。這解釋了激進左傾勢力的成長,而鏡子成像的另一端則是往右翼的轉移。讓我們透過觀察部分歐洲國家內的發展來凸顯整個社會的動向。

德國

九月歐洲最大銀行之一的德意志銀行股價急遽下滑突顯了德國經濟的真正情況。德意志銀行的危機,是受到世界貿易劇烈減速衝擊的整個德國銀行業系統危機的反映。

德國的GDP幾乎一半是仰賴出口,而當德國的出口商與運輸公司遇到需求銳減時,償還貸款就會延期,最後壞帳必須沖銷,損害了貸方原本已經微薄的利潤。德國第二大的投資銀行德國商銀已經被迫取消一些週轉不靈的運輸公司的債務。

只要任何一家大型德國銀行破產,就足以對全歐洲乃至於全世界產生巨大衝擊,導致遠比2008年要更廣,更深的經濟與金融危機。

近期德國經濟看似繁榮,但是繁榮背後的秘密是對工人工資與生活條件的攻擊,導致現在德國臨時工的數字是歐洲最高的情形。這再加上高度投資率讓德國在世界市場上相當有競爭力,卻也意味德國對世界貿易擴張的深深仰賴。

世界貿易的放緩影響了德國,這也同時反映在社會與政治上的不穩定性上。根據路透社2014年的報導,德國也是整個歐元區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

“ 與歐元區其他國家相比,德國這個歐洲最大的經濟體與主要支出國,卻也是歐洲財富分配最不平均的國家...

“由德意志經濟研究所(DIW)智庫的一篇論文顯示: 德國最富裕的百分之一人口,個人財富至少有80萬歐元(一百零九萬美金),超過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口都沒有財富或是處於負債狀態。DIW研究員Markus Grabka表示: ‘在歐元區找不到比德國更貧富不均的國家’。”

而現在這也對政治上產生影響。在德國最近的選舉,投票的型態透露出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與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兩大建制政黨的衰退。在地方選舉的總得票數上能看出對主流政治勢力的不信任。梅克爾的民眾支持度也是在自她第一次參選來的最低點。這些都反映了社會上的不安氣氛,以及幾年來所累積的巨大的社會與政治上的不滿。

特別是我們看到右翼“德國的選擇”政團(Alternative for Germany)的崛起,在某些地區的地方選舉贏得了高達20%的選票,而梅克爾所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表現則是非常不佳。

社會朝向左翼的激進化潛力也同時得以表現,例如將近32萬名群眾在七大城市走上街頭並反對與美國簽訂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和加拿大簽訂綜合性經濟貿易協議(CETA,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加拿大歐盟全面性經濟與貿易協議)等貿易協定。

去年與今年我們也看到一系列的公共部門的罷工,從火車駕駛、護理人員到空服人員。在2015年上旬經由罷工而失去的工作天就有比整個2014年多出兩倍。這當中有德國鐵路史上最長的鐵路罷工。這些罷工是對每況愈下的工資與工作條件的反彈。

現在阻止社會朝向左翼發展的最大阻礙反而是左翼黨(Die Linke)的行為。這是一個由原社會民主黨左翼分裂而來,並融合舊共產黨員所產生的政黨。它與社會民主黨時常在地方政府上組成聯盟,甚至主張削減地方公共支出。然而它的領導人們還渴望與社會民主黨和綠黨聯合組閣。

左翼黨原本是以社會民主黨以左姿態出現並發展的政治勢力,還在2009年達到12%支持率的高峰,之後就漸漸的衰退。它的情況展現了德國新一代的左翼代表的潛力,卻也表現了左翼黨領導層的軟弱無能。

階級鬥爭的成長與社會兩極化在某些層面上會產生向左翼的轉移,也同時會反應了右翼發跡。德國勞動階級是在歐洲最具實力的,並且會在接下來的階級鬥爭中理所當然地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法國

如果說德國受到了世界貿易減速的影響,那對法國來說可是十倍數的衝擊。事實上最新的數據已經顯示這個國家正處在經濟衰退的邊緣。投資現在已經停擺,而失業率(目前站上10.6%)已經成長到了德國的兩倍。自2012年有一百萬個工作機會被消滅。同時法國的公共債務自從2006年幾乎翻了兩倍,將近是其整個國內生產總值一樣的規模。

法國感受到來自如其鄰居德國和在世界市場上中國的競爭影響。這個國家的經濟更一步向下沈淪,被主要的競爭者拋在腦後。基於迫切,法國政府展開對工人權益的攻勢,具體的展現就是在這個夏季通過的新勞動法。這是對過去法國勞動階級許多努力贏得的成果所做的直接攻擊。

這一切都解釋了發生在今年初的種種事件。我們看到大量的工人對新勞動法的反對抗議,包括在各城市的包圍大型廣場的靜坐行動,特別是在巴黎。由於缺少了願意抗爭的領導層,新法案最後還是被通過,而運動也無疾而終。

我們在法國可以看到也有類似於全歐的政治上的右傾極端化,以馬琳·雷朋(Marine Le Pen)為首的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e)上升中的支持率為最鮮明的表徵。直到最近這個現象還再被高度的注意,但被今年初發生的群眾運動暫時的打斷。我們必須了解到一點,現在這些運動的影響已經開始找尋它們在政治上的表達方式。

2012年,在社會黨內已經出現了一個圍繞著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代表左翼陣線參選)現象的新興左翼,之後他贏得了總票數的11%。明年的總統選舉梅朗雄再次參選,但這回合看來他會得到更多的票數。近期梅朗雄在民眾支持度上正在升高。九月的民意調查確定他可能會贏得12%-15%的支持。在更近期的民調中也顯示他能夠贏得超過20%的支持率,讓他的排名有可能超越社會黨的候選人,無論對手是誰。

然而,我們必須了解到的重點是在於近期在法國的情勢發展是類似於希臘激進左翼黨(Syriza),以及西班牙的Podemos的發展過程,也就是從上升中的階級兩極化所產生出來的激進左派力量。圍繞著梅朗雄的群眾有發展成為一個新群眾力量的潛力。雖然最有可能結果是資產階級的候選人最後會贏得總統選舉,然而事件發展的過程清楚地指向在未來左翼終究會經歷一陣巨大的崛起,而如梅雄這樣的政治人物之後也很可能聚集足夠的支持,造就一個左翼政府的出現。

西班牙

西班牙是歐盟中較為疲軟的經濟體之一,其總失業率高達25%,而25歲以下國民的失業率更高達50%。各家銀行面臨成長中的不良貸款以及自2008年後就超過兩倍的公共債務,幾乎逼近GDP的100%。

在之前的文件我們已經討論過西班牙的危機,但是近來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內部的危機是一個相當值得觀察的重大發展。

從過去幾年對抗撙節的群眾運動中,我們目睹了Podemos的崛起,從無到有的擴大成有三十萬會員的政黨,還有超過20%的得票率。西班牙政局的平衡也因此被打亂。

西班牙政局的混亂在去年內被迫在幾個月之內舉辦的兩次大選中可以看出。這兩次大選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僅僅製造了一個沒有政黨能夠組成多數內閣的僵局。右翼人民黨雖然仍然是第一大黨,卻毫無獨自執政的能力。

正好這時資本家們需要展開他們對勞動階級的攻勢。如果想留在歐元區與歐盟,西班牙資產階級就要強制執行強硬的撙節。資產階級的專家們公開申論,西班牙可能會是五年之內會退出歐盟。

因此,資產階級首先需要跟工人社會黨的國會議員合作,藉以產生一個由人民黨來領導的聯合政府。

由此趨勢產生的龐大壓力最近造成了工人社會黨內部的危機。九月結束前,黨內最公開性的右翼資產階級派系訴求罷免黨魁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anchez)。這也導致一場公開的衝突。

桑切斯,雖然在任何方面都不是如柯爾賓這樣的人物,仍然瞭解如果工人社會黨公開支持人民黨執政,這將對黨的選情造成進一步的衰退,因此危及到許多議會仕途!但客觀情況仍然對工人社會黨加諸重大壓力,最後黨內右翼終究勝出。

這開啟了Unidos Podemos(Podemos和左翼聯盟的同盟)透過工人社會黨內耗成長的可能性。而從工人社會黨基層持續轉給左翼的支持,很可能會讓 Unidos Podemos成為一個真正的反對黨。這也為未來可能會在西班牙產生的左翼政府鋪路。

英國

英國是社會兩極化最明顯的國家之一,隨著光譜這一端貧窮的不斷成長,而另一端則是巨大的財富累積。保守黨政府近年來對於福利支出、勞工權益、退休津貼與疾患津貼上所做出的一系列攻擊,把一大階層的人民推向貧窮。

這個情況下的一大徵兆是家庭債務的大量成長,在1971年曾站上國內生產總值的30%,但現在逼近90%。雖然官方的失業統計相對來說是低的,但貧窮工人的數字仍然持續增加。根據樂施會的統計超過兩百萬的英國人民被認為是營養不良,進一步會有三百萬人會有往這方面走的危機,並且每六對雙親就有一對為了餵食孩子們而自己飽受飢寒。

這些情況,加上對工人生活條件發動的攻擊,解釋了英國工黨內的科爾賓現象。自近期的世界綜觀文件後我們得知了英國工黨黨魁選舉的結果。儘管媒體宣傳猛烈的抹黑,以及黨內布萊爾派的機關算盡,科爾賓取得比以往堅定的勝利,最後票數從59%升高到62%,贏得超過三十萬黨員的選票。現在英國工黨有接近六十五萬的成員,在人數上成為全歐洲的最大政黨

科爾賓現象表現出我們在西班牙所看到的Podemos崛起相同的過程。不同的是在英國社會的激進化其實早就已經在發生,但是直到最近一直都無法找到一個表現方式。這個過程終於透過工黨由柯爾賓這號人物表現出來。

僅僅一年內就遭受當兩次挫敗的工黨右翼,開始組合所有計謀要試圖維持對黨的控制。但是就算他們開除了幾千人的黨籍,也仍然阻止不了黨往左翼的持續轉移。近期內左派開始贏得了一些地方黨部的掌握權。

工黨內部目前仍然處於內戰狀態,而這終究會導致某種分裂。現在,工黨右翼們正耐心地利用柯爾賓和其他運動領袖們的弱點。這些運動領袖們相信他們能投機取巧的避免分裂,但他們做出越多讓步,就讓這些黨內右翼變得更大膽。

資本主義危機產生了英國脫歐的現象。這對英國建制來說是一個震撼,對歐洲的統治階級們來說也是如此。英國突然成為了歐洲和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軸心。

現在資產階級絕望的尋求所謂的 “軟性脫歐”,也就是要維持英國對歐盟單一市場的入場券。但在這發生後,保守黨政府就必須在移民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允許歐盟公民自由進出英國。

最近最高法院對於英國國會有權影響與歐盟的脫歐談判上的裁定,顯示英國統治階級內部之間的衝突,反映了保守黨內的嚴重派系分歧。法院的裁定預示了大選被提前舉辦的可能,而現任總理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也可能在未來大選中為“硬性脫歐”方案尋求民眾支持。

這呈現了英國的統治階級所面臨的危機。他們的主要政黨保守黨在歐盟問題上產生了分裂。為了維護黨的統一性,梅伊被迫將英國金融與工業資本的基本利益丟到險境中。

如果大選成功的提前舉辦,那保守黨很可能透過鼓吹國族主義而獲勝。如果這些情況成真了,工黨的右翼就會對科爾賓開戰,把所有挫敗都怪到他上,黨內的衝突也會越發尖銳,引發更進一步的左右兩極化。

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工人和年輕人會更加激進成左翼,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提供生長的沃土。

義大利

在德國與法國之後,義大利是歐元區第三大的經濟體。它的公共債務已經是驚人的超過2.3兆歐元,幾乎是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33%。希臘的債務雖然在百分比上很高,在絕對性上根本無法與義大利相比。這座債務的高山很可能帶來整個歐盟的末日。

然而,與此同時,大家都聚焦在義大利的銀行業危機。義大利銀行家已經尋求資本結構調整來抵禦在危機中的破產可能。問題在於由於債務大山,義大利政府沒有錢能為銀行界採取這樣的行動。

唯一的替代方案是尋找私人投資者。但義大利的營運商已經沒有餘地在銀行業中冒險,銀行必須尋求外國市場,導致義大利經濟逐漸被外國金融資本控制的情況。《經濟學人》雜誌最近選擇以一輛代表義大利經濟的巴士緊跟在另一輛已經落下懸崖,代表英國經濟的巴士為封面插圖,完全是毫無意外的。

尾隨在英國脫歐之後,義大利的銀行業危機很可能引發無法控制的衝擊波,把奄奄一息的歐盟也帶入更深一層的危險中。根據金融時報報導,不良銀行債務的泡沫很快就會爆裂,甚至迫使義大利離開歐盟。

義大利的內部情況是長期的經濟蕭條。過去十年不是緩慢成長就是生產力實際下滑。高失業率也反映了這個現況,從十年前的6-7%,現在已經超過12%。2014年青年失業人口將近44%,在部分地區,尤其是義大利南部甚至更加嚴重,同時工資也不是停滯不前就是每況愈下。

廣大人民所感受的不安氣氛解釋了在政治上不可置信的動盪與變化。2010-2014年間出現的五星運動在一系列的選舉中的突破,最後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贏得超過20%的比例,也反映人民中廣大階層對現況的的不滿。這個運動也贏得了如幾座重要城市市長的選舉,如羅馬市。

五星運動的問題在於它並不像我們近年來在西班牙目睹的群眾運動發展結果,或是像先前將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帶上政權的群眾運動。在一部份上這解釋了它民粹主義的本質,包括了左翼右翼份子在內。一方面它表現出人民中廣大階層對改變現狀的渴望,但它僅將政見受限於對 “廉潔政策”的要求,對急需解決的,關係到上百萬勞動人民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沒有提出任何見解。這個政黨早晚將在面臨考驗時顯露脆弱進而潰敗。

然而這個政黨在國會的存在,只帶來不穩定性的成長,造就了一個四分五裂的政治版圖。沒有一個政黨有多數的支持。這也解釋了倫齊(Matteo Renzi)為何發動憲政改革的公投來削減國會各部會的權利,以及引進增加國會席次給任何領先的政黨。在本質上這是取巧的的議會波拿巴主義。今年稍早倫齊表態如果他輸掉公投就會辭職。然後在敗選後又食言,這確定了他自己也認為他會敗選。這樣的結果會清楚的表現廣大民眾針對他政府的反對聲浪。

義大利悲劇在於共產黨的老斯大林主義領袖們扮演著奸詐的角色。他們先是拋棄黨的名字,然後把黨與其他資產階級政治團體結合成現在的民主黨(Partito Democratico),只不過現在他們儼然成為黨內相當卑微的派系。

也因為如此,義大利工人們失去了他們的政治聲音。但是這也沒有組織社會激進化的發生。雖然在其他歐洲國家內也可以看到一樣的過程,但目前它還沒有在義大利找到表達的方式,而這也解釋這些運動的表面的癱瘓。但義大利的資本主義危機還在無情的前進中,早晚要迫使工人與年輕世代的巨大憤怒以及失望來到檯面上並爆發出來。

希臘

希臘先前是歐洲革命的先鋒隊,帶領了巨大的群眾抗議行動以及高達40次全國大罷工。這些運動都導致泛希社運黨(Pasok)的潰敗還有激進左翼聯盟(Syriza)的崛起。日後我們將會看到比這些在希臘發生的事件以更大規模的姿態在全歐洲內發生。

社會的激進化產生了激進左翼聯盟,而同樣的進程也在西班牙、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國家上演。但希臘的經驗同樣也警告了我們讓改良主義者在資本主義危機下進入政府的後果。

在激進左翼聯盟政府處於民意高峰時,黨魁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享有著極高的支持率。現在的情況完全相反:齊普拉斯變成一個人人喊打的人物,而最新的民調也顯示激進左翼聯盟的得票率也由最高時的36%崩潰到17-18%。根據希臘民調機構《公共議論》的報導,激進左翼的民調支持率現在已經落在右翼新民主黨後面二十四個百分點!

這樣的結果原因在於激進左翼聯盟對於2015年七月公投結果的背叛,以及齊普拉斯率領全黨投降於歐盟“三馬車”(歐盟權力核心)對希臘所做出的一系列要求。激進左翼聯盟在2015年一月的大選中承諾一大票激進改革,到現在卻成為了資產階級撙節政策的推手。

最新的發展是齊普拉撤換了一些他認為“太過左翼”的內閣成員,也就是任何拖緩私營化和刪減預算的人。美國巴德學院利維經濟研究所所長帕帕迪米特裏歐(Dimitri Papadimitriou)被邀請成為新的經濟部長。新的勞動部長阿奇齊奧格魯(Efi Achtsioglou)現在正在執行與歐盟核心協商的任務,其中包括了新一輪的刪減退休金預算,以及進一步減低勞工權益包括簡化資遣的措施。這些改變的目的是要鞏固來自歐盟的財政紓困措施,以及改善與國際貸款人的關係。

激進左翼聯盟政府曾經承諾撙節措施實行後會對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但事實正好相反。希臘經濟持續無情的衰退,去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1.3%,而自危機開始以來已經下降了24.52%。去年已經下降了1.9%的消費力將會在2016年內持續降低。今年上半年超級市場的營業額下降了8.8%,銷售量衰退12.6%。國內市場的衰退,再加上家庭債務以及企業債務的累積,導致了投資的進一步降低。

儘管歐洲央行與歐洲執行委員會持續施壓,要希臘面對備忘錄要求,國際貨幣組織卻承認希臘無力償還它的債務而並結論希臘負擔的許多債務必需要被取消。問題在於由德國資本所控制的歐盟無法提供讓步,因為希臘危機是一個歐洲資本主義危機的有機的一部份,而負債是每個歐元區國家都有的普遍症狀。如果德國資產階級對希臘債務做出任何實質讓步,將會產生全歐洲的骨牌效應,許多國家會要求相同的讓步。這也解釋了德國資產階級的強硬態度。

事實上,德國資產階級逐漸認為希臘將永遠無法還清它的債務,唯一現實的解決方式就是希臘必須退出歐元區,可能的話甚至在一定階段內退出歐盟。對擴散效應的恐懼讓他們遲遲不走這條路。但英國脫歐公投則把這個選擇再度尖銳地帶上檯面。

重點是,不管希臘去留歐盟與否,撙節會繼續被執行下去。現在希臘資產階級允許齊普拉斯繼續執政來為他們幹這些骯髒事。這創造了兩方面的方便。第一:這個格局會進一步讓激進左翼聯盟失信於民,讓他們得以說服大眾左翼無法提供任何的替代方案。第二:這也讓他們的主要道具新民主黨能先置身事外,鋪好重返政府的路。而事實上民調也顯示新民主黨支持度正在上升,並且可能贏得下次選舉。

近期的經驗已經在群眾間播下困惑和抑鬱的種子。激進左翼聯盟的支持度正在下滑,而從激進左翼聯盟的左翼分裂出來,由拉法扎尼斯(Panageotis Lafazanis)領軍的人民團結黨(Popular Unity)也名存實亡。

主觀因素的缺乏是明顯的。如果在希臘存在著一個非宗派的左翼群眾替代力量,那激進左翼聯盟的背叛就可能會導致左翼進一步的崛起。然而現在希臘則處在僵局和困惑之中,而工會領袖們則持續扮演著澆熄階級鬥爭熱情的角色。

儘管如此,最新的民調也顯示希臘共產黨已經開始拾起左翼的支持。這是在困惑之中的一部份工人以及年輕世代做出的更激進也合理的結論。因此,雖然我們從民調中見證著往新民主黨的擺動,同時也有一階層的工人因做出更激進的結論而進一步傾向左翼。這個過程的另外一個表徵則是近日在雅典由來自數十所學校的幾千名學生所發動的大型示威,抗議公共教育設施的匱乏和預算刪減,也同時表示了與難民的支持、團結一致。

然而下個階段希臘最可能的情況是新民主黨帶領的資產階級政府。不過這樣的一個政府只會持續對激進左翼聯盟既有的撙節政策,這將會依序為下個階段的大型勞動階級反擊做準備。這個過程需要多久不能預期,但它會日以繼夜的發展下去。一個能加速這個過程的因素是在其他歐洲國家如西班牙、法國甚至是義大利迸發開來的一系列階級鬥爭與政治左翼激進化。

中東

自2016年世界綜觀文件完成後,中東情勢沒有任何基本上的變化。但在情況中的某些因素還在前進。如我們之前說過的 “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與土耳其代表這個區域中的主要反革命勢力”。

於七月十五號針對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Erdogan)所發動的政變是土耳其決定性的轉捩點。埃爾多安(Erdogan)在政變失敗後對於軍隊的掃蕩肅清,暫時加強了他在國內的地位,並且加強了他在中東內實行他擴張主義野心的能力。他對得以在俄國實際上的支持下介入敘利亞戰事,而這起干涉行動完全是為了進一步對抗庫德族人民保護部隊(YPG),這個對美國來說是可靠的地面部隊。

這可以明顯看出美國帝國主義的式微,如同先前我們文件中提到的,但對了解整個情況是重要的因素。俄羅斯已經填補了由美帝主義干涉所造成的各種權力真空。這加強了各個當地勢力,也提高了俄羅斯在情況中的重要性。

中東的僵局由九月的停火協議迅速的崩潰所確認。有著俄羅斯支援的阿薩德得以持續前進,不必接受任何像這樣的談判。

這個情況就像是為俄羅斯總統普丁這樣的犬儒量身訂做的。他肆無忌憚的挑撥各方勢力,也毫不顧忌背叛先前的盟友。例如,他出賣了庫德族運動以便與土耳其進行交易,也同時與伊朗成功第孤立了已經無法與做為北約盟友的土耳其直接衝突的美國。而庫德族是美帝手中唯一的手牌。當然他們也不顧忌將庫德族當成未來各帝國主義之間瓜分敘利亞的籌碼。

中東的人民,特別是敘利亞與伊拉克人卻要為這些博弈付出代價。這個情況的僵局解釋了無止境的軍事衝突,製造數百萬絕望的難民,他們被集中在橫跨中東的巨大難民營裡,進一步由湧入歐洲的持續的移民潮擴散至歐洲,加深了歐盟內部的各種衝突。

這也確定了為何這個危機全世界共同面對的危機,因為任何國家都無法迴避它。帝國主義者對伊拉克和稍後對敘利亞的干涉不但沒有讓中東趨於穩定,反而大幅的加深了當地的不穩定性,也同時對他們自身國家的穩定也造成了負面影響。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利比亞,盟軍空襲不但沒有拯救這個國家,反而讓各種矛盾變得更加嚴重。

能解決中東危機的仍然是在一個在關鍵性的國家如埃及、伊朗、土耳其或者是其他小國家發生,並且引爆整個區域運動的社會主義革命。

阿拉伯之春失去了改變社會的機會。這是因為這些國家如突尼西亞和埃及缺乏了主觀因素。所以我們看到了情況從革命擺向了反革命。但最近在摩洛哥的事件,就證明了這個窘境不會永久的持續下去。

十月底我們看到好幾萬的人民在摩洛哥的各城市走上街頭,起因是一位漁業小販為了從垃圾車上奪回被當地警察沒收的漁貨,而被機器活活絞押致死。這些示威遊行是自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抗議以來在摩洛哥目前以來最大型的運動。

事實上摩洛哥當局正活在2011年大事件重新上演的恐懼中。自2011年後摩洛哥政權就策劃經由一些讓步做出一些表面功夫的改善,而同時又收買工會與抗議運動的領袖們。最近的事件展現了這些措施是多麼地膚淺。他們也證實了在阿拉伯世界革命的潛力。這個潛力某個時間地點再次重現。

拉丁美洲:巴西與委內瑞拉的最新發展

最近幾個月在巴西與委內瑞拉的事件證實了之前我們說過的:一個左翼政府如果無法廢除資本主義,就會屈服在資本主義的壓力下並被迫執行資產階級的綱領。這個道理在巴西與委內瑞拉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巴西沒有受到2007-08的危機對歐洲或北美同樣的影響,而且在經濟持續成長上是相對的高。巴西經濟隨著中國的繁榮而發展,但中國開始下滑時巴西也是首當其衝。

巴西的成長在2013年末嘎然而止,當時巴西經濟體突然的停擺,經濟成長率只有0.1%,隔年下降了3.8%,而2016預期進一步的下降3.8%。這個國家經濟沈淪的程度,可以從去年巴西債務被下降為垃圾級看出。

這些改變的一個徵象就發生在2013年六月的各種的抗議,之後還有2014-15年的工人們的大罷工,2015年底到2016年更有由高中生所發起持續到今日的學校佔領活動。

這些過程中,勞工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1970年代末到80年代早期金屬工人運動下出現的工人群眾政黨)開始感受到其領軍的政府所受到的衝擊。勞工黨在巴西十月地方市區選舉中遭受巨大的挫敗。它失去了其傳統票倉和巴西最大城市聖保羅市,在26個主要城市市長選舉裡只贏了一席。這是這個黨所面臨的空前危機的一部分。勞工黨在2012年地方選舉贏得一千七百三十萬票,位居第一。但它在最近的地方選舉則僅得到六百八十萬票,排名掉至第五。它也失去了之前所掌握一半以上的市長席位。

社會主義自由黨(Partido Socialismo e Liberdade, PSOL)填補了部分勞工黨以左的真空,並取得了些許成功。他們最重要的突破是在里約熱內盧進到了第二輪的投票,雖然還是敗給了右翼政黨。社會主義自由黨也分別在貝倫、索羅卡巴進入第二輪投票。

在整個巴西,社會主義自由黨取得53個市議員席次,比2012年多出10%,特別都是在大城市裡。除了在里約熱內盧之外,這個政黨在聖保羅、阿雷格里港、佛羅安那波里都表現的相對的要好,雖然現階段它們還無法取代過去勞工黨的角色。而社會主義自由黨的一個關鍵的弱點在於雖然他們看起來像是反種族主義者,以及在悍衛女性與LGBT權益,卻還沒在大方向上跟階級議題連結,如工作權益,居住正義等等的。

一個可行且可信左翼力量的缺乏也造就了大規模的棄票率。在里約熱內盧的選民有43%寧可不出門投票,或者乾脆投無效票!在聖保羅棄票率也接近40%。在巴西這個把投票歸為法定義務的地方,這樣大規模的棄票率是難以置信的。

在里約熱內盧,右翼的候選人Marcelo Crivella雖然勝選,但實際選民支持度只有35%。

由於近期勞工黨所扮演的角色,在選舉層面上各資產階級政黨都佔優勢。不過誠如上述的資料所表示,這樣的結果主要是因為大規模的棄票率,而不是整個人民移向右翼。

現在政府內的右翼還有他們惡毒的反勞動階級綱領,反而會造就日後人民更大幅的左傾,而在這情況下社會主義自由黨會從中獲利,未來的情況有著相似於希臘泛希社運黨崩潰與激進左翼聯盟崛起的潛力。

委內瑞拉如同希臘一般,是由於改良主義者,在深度資本主義危危機下進入政府後,走入死路的另一個例子。委內瑞拉的革命發展過程遠遠超過希臘,而我們組織也長年以來精細地觀察這些過程。我們在這整個時期一再強調革命不可能只做一半,而玻利瓦爾運動領導層的問題,就是嘴巴說著一大串社會主義與革命,實際上卻仍然把主要經濟權力留給少數資本家一手操弄。

革命性的情況不會永遠持續,終究只有一個階級能夠勝出。如果沒有工人們帶領農民、城市貧窮者還有猶豫不決的中間階級一起來消滅資本主義,主導權就還是會回到統治階級手中。我們現在就是見證這樣的過程。

現在委內瑞拉有的是兩股力量為執政正當性競爭,由政府對上國民大會。但這場鬥爭只能由各方所代表的社會力量以及他們能夠動員各自階級的能力來決定。

只要玻利瓦爾政府持續他們階級調和的改良主義政策,就不可能打敗由這場由大資本家集團開啟的經濟戰爭。事實上,正是這樣的政策才讓讓資產階級得以行使他們在經濟上的破壞,而且展開攻勢對付勞動階級。以調漲管制物資的價格這項政策為例,這項措施雖然目標是由增加商品利潤率來刺激私人公司增加生產,結果不但沒有增加物資的供給,反而交給資產階級更大的優勢,讓勞動階級被迫大排長龍的用更高的價格買下這些管制產品。

資產階級堅決的要結束革命。因此,任何的讓步都無法停止他們對基本商品生產的破壞行為(造成更多的短缺、通貨膨脹以及炒作)。他們會堅持直到他們完全破壞了玻利瓦爾政府的社會基礎為止。

在他們執行這些經濟上的伎倆的同時也在政治面施壓,利用玻利瓦爾政府的改良主義政策來為擊敗革命舖路。

現在,罷免馬杜洛公投的延遲將會作為更加激進的資產階級計畫新一波反政府叛變計畫的基礎。如同我們先前解釋過的,資產階級把罷免選舉當成由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手段打擊革命的機會。但當這個路線已經不可行時,資產階級的法西斯派系會再次將以暴力手段推翻政府的計畫放到日程上。

國民大會於10月23日的動作,實際上是以合法與政治性的手段來導致叛亂計畫的前奏曲。國民大會的決議案中甚至包括呼籲外國政府透過國際刑事法庭等國際資產階級機構來干涉委內瑞拉內政。同時,國民大會也要求要求武裝軍隊無視行政部門以及其他政府機關的命令。毫無疑問,資產階級接下來將會發動新一次的政變。

玻利瓦爾革命正面臨著嚴重的威脅。只要改良主義者們繼續採取階級妥協政策,就不會走出目前危險的經濟情勢。而經濟問題如果持續沒有被解決,群眾的士氣將會嚴重受挫到相當危險的地步,導致不久的將來革命不可避免的失敗。

只有革命的激進化,透過徵收資產階級並將產業歸位工人管理之下,以及拆解資產階級國家體系,才能提供這場經濟戰爭一個真正的出路,並永久性的打倒資產階級。面對資產階級新一波政變的計劃,勞動階級必須搶先一步的確切激化革命。反政變委員會必須開始組織在所有工會、工廠、社區、鄉村的各個高等學校之間。這些委員會必須在地方地區還有國家層面上做好連結,通過選舉和可罷免、受大眾指派的代表,進而發展革命性的行動計劃,對抗經濟戰爭。工人監督必須在參與經濟破壞的企業落實。工人們更應該一同佔領麵包店、供應商、倉庫以及其他參與物資走私、囤積和炒作物價的機構,以公平的價格賣給各個社區。同時黑市業者和走私者的商品必須充公,還有要採取其他革命性的措施以對抗經濟破壞、走私與炒作。革命已經走到必須被激烈化的時候了,再不採取行動就意味著在這個國家為反革命開啟大門,迎接他們的勝利。

美國總統大選

自IMT2016年世界大會後全球發生最戲劇性的轉變就是川普(Donald Trump)在總統大選的勝出。川普的勝利造成史上最大的政治冷門;造就了把全球的建制弄得支離破碎的政治地震,相較之下英國脫歐僅是小事一樁。

希拉蕊(Hillary Clinton)這位清除代表建制和華爾街的候選人被可鄙的擊敗了。許多認真的資產階級分析師都心知肚明,這個選舉結果是是對政治菁英的反駁。諷刺的是,這樣的情緒居然是透過身為億萬富翁、絲毫不關心勞動階級的川普來作為社會一階層人口的表達方式。

川普使用 操弄反建制情緒這張牌並贏得以獲勝。然而民調顯示,如果桑德斯成了民主黨的候選人,那他就能夠擊敗川普。桑德斯對於如免費醫療服務與教育等等的訴求也能夠輕易的與那些後來投給川普的工人們產生共鳴。

先前的文件與撰文中我們花了很長篇幅分析桑德斯現象,在此也不需多談。簡單來說桑德斯的選戰透露出在美國建立一個群眾、社會主義的工人政黨的潛力。某些被帶到表面的現象不會因為選舉的結束而消散,最終將會引導出某些獨立的,為美國勞動階級發聲的政治團體。

在選舉結果宣布後,美國年輕人橫跨全美國所組織的自發性抗議,預示了接下來美國社會的氣氛。我們有信心這個新時期開啟了一條美國社會走向往左右兩極化的道路,造就了美國史上前所未有的劇烈階級鬥爭。

總結

如同我們一再地說明的,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急轉直下且詭譎多變的時期。這都真切地由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川普勝出所證實了。改良主義者和資產階級自由派之所以被這些發展嚇得驚慌失措,是因為他們不了解表面下的各種原因,不了解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內一大部分的勞動階級、年輕人和貧民所感受的深切不安。

數十年來原來已經對勞動階級發動的攻擊,在2008年以後變得更加劇烈。一開始這場危機在整個廣大工人階級中製造震撼與困惑,但從此以後將轉變成憤怒以及對於改變的渴望。

這解釋了激進左翼聯盟的崛起(儘管稍後它們背叛了人民)、Podemos在西班牙的火速崛起,英國工黨內部透過科爾賓的遽變,以及法國圍繞著梅朗雄開始的各種運動。這些都是進步階層們在尋找一個更銳利、更左翼新選擇的初期。

左翼改良主義的現象就這樣帶到台前,不過這也讓群眾注意到它的各種極限。委內瑞拉與希臘就是最佳的案例。從這兩個經驗裡,應該要學到所有國家都要學習的教訓。在全球都在經過同樣激進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要銘記這些教訓。

我們看到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群眾運動。近來在由南韓工會組織發動的二十萬人示威,要求朴瑾惠下台,就是一個例子。這是近幾年來在南韓最大的抗議行動,也突顯了朴瑾惠政府內部深處的危機。我們也看到上千名南非學生為了奪回他們應有的未來而發動的抗爭行動。這對南非社會來說是一大震撼。這些年輕人不願意讓遷就於資本主義生活的政客與領袖們掌握他們的命運。年輕人是現在社會中最具行動力的階層,而他們也走上了階級鬥爭的道路。階級鬥爭在政治面上由是馬萊馬(Julius Malema)所領軍的的經濟自由鬥士黨(Economic Freedom Fighter)的出現得到表示,並開始填補經由非洲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下降支持率所遺留的政治真空。非國大的演變再次重現了,群眾解放運動的領導們因為開始與資產階級社會與國家同流合污而開始失去群眾支持的經驗。

總的說來,我們看到的是朝向左右的兩極化。這是非常自然的,因為它反映了在全球資本主義社會中成長的矛盾。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僵局,他完全沒有辦法繼續帶來過去的生活環境。各地的工人們都感受只能透過加強壓榨工人來生存的系統所帶來的壓力。

這些過程必然會將社會帶向革命,然而這條道路不是直線性的。我們會看到澎湃的階級鬥爭時期,並且在政治上產生激進的現象,但這也會帶來由於改良主義者領導背叛群眾意願而造成的反動時期。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左翼趨勢都會接受考驗。如果馬克思主義者們在工人與年輕世代的運動中蓄積能力並做好準備,就能建立如同1917年列寧指導下的布爾什維克黨這樣的革命性群眾政黨。所有的物質條件再一次的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機會,而這次將會是全球性的規模。我們的任務是理解並建立首先的革命幹部組織,以及之後的有能力帶領勞動階級走向權力的群眾政黨,藉此完成十月未完成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