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这篇长文中，亚当·布斯探讨了共享经济的兴起。随着AirBnB（AirBnB）和Uber（Uber）等公司的出现，媒体上出现了大量关于共享经济的报道。在媒体的描述中，这些新模式为资本主义生活提供了一个革命性的新活力阶段。但资本主义下的现实却远非这种乌托邦式的承诺。本文原文发表于2015年10月2日。译者：洪磊）
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
事物越是改变，就越是保持不变。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段，丰富的技术和创新包围了我们；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和新兴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将全球的人和物都联接了起来。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资本家向我们承诺了一个富足的世界、一个超高效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以及一种休闲的生活。然而对于99%的人来说，现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他们面对的是生态危机、经济的“世俗停滞”，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社会不平等。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科技进步并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工资的增加或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尽管社会的科技潜力惊人，但最基本的问题——疾病、贫困和无家可归——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2015年，在经历了七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东西没有让数百万人满足，也没有平息他们的怒火。他们站了起来，组织到了一起，来反抗维护这个过时系统的政府和精英。
尽管如此，政治宣传仍在继续。在战后的繁荣时期，在大规模工业化和自动化的支持下，人们断言“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了。”如今，尽管那些比较严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作出了悲观的预测，但我们还是被告知，下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就在眼前。据他们所言，很快我们就都将成为自由的、解放的、创业的资本家！
这就是先进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兜售的神话。这时，从2008年危机的废墟中，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新”经济形势——“共享”（或“按需”）经济。
有些人，比如上文强调过的那些乌托邦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乐观地宣称：我们正在见证资本主义体制中一个新的、活力焕发的时代的诞生。另一些人，例如保罗·梅森（Paul Mason）在他的新书《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m）中所写的那样，则（相对冷静地）强调了现代信息技术和“共享”经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即在私有制、商品生产和交换，以及为利润而生产的限度内——所带来的矛盾。
但现实是什么呢？现在，大量的按需服务只需一个应用，划一划、点一点即可获得。我们是否看到了一个以智能手机为燃料的新时代的到来？共享经济是否真的代表着社会组织和运行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而在信息技术、自动化和高密度网络化的结合下，工作和岗位的性质是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变得更好了呢？
“只需轻轻一点”就能得到满足
AirBnB和Uber只是两个最著名的例子，只是“共享”——或“按需”——经济世界的冰山一角。除了房间（或整个公寓和房屋）以外，从汽车、自行车到工具、教科书，现在我们甚至可以“共享”天下的一切。
同样，除了可以即时打车以外，现在还有一些App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清洁工（Handy）、食材（Instacart）或餐厅的菜品（Deliveroo）送上你的家门。事实上，像TaskRabbit这样的公司可以将准备好从事任何体力劳动的“任务员”大军与需要这些服务的人进行匹配，无论这些体力劳动是组装家具、修理电脑、送包裹还是修剪草坪。
虽然“共享”经济和“按需”经济常常被混为一谈，但它们有明显的关键区别。二者都是在相似的时间范围内崛起的，其基础是智能手机和App的普及，以及年轻、精通技术且相互联系的人口。然而，前者侧重于所谓的“共享”产品，而后者则侧重于“按需”提供服务。
这种技术和模式所提供的革命性潜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有效地分享我们的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资源，而不是浪费地生产那些在其寿命中只短暂地发挥作用的房屋和汽车。只需在屏幕上轻点几下，就可以获取一系列服务，那些有技术和时间的人就可以与个人用户的需求实现有效匹配。
“共享”经济的奥威尔式世界
然而，虽然“共享”和“按需”经济所提供的潜力和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资本主义的限制下，它们并不是一场革命。
正如卡尔·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所解释的那样，资本主义根据其性质被定义为一种普遍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制度。马克思阐述说，商品是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货品或服务（相对于个人或社会消费而言）。虽然商品存在于各种形式的阶级社会中，但只有在资本主义下，商品生产才变得普遍化了。
在这个商品概念中，蕴含着资本主义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支柱——私有制问题。因为，如果一种产品可以被用于交换，那么它必须首先属于寻求这种交换的生产者或所有者。
同时，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总和构成了资本主义市场。货币和信贷是这个体系的润滑剂，使商品流通保持活跃。最后，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背后与私有制问题相联系的动力，即个体生产者之间为追求利润而进行的竞争，且这种竞争是通过剥削工人阶级而实现的。
那么，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要素都在这里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私有制、市场、货币和信贷、利润和资本—雇佣劳动关系。
有人会问，资本主义的哪个方面被“共享”或“按需”经济彻底改变了？正如《卫报》（The Guardian）指出的那样，利润是肯定没有消失的：
“作为服务提供者加入共享经济——住宿、交通或其他任何市场需要的服务——让你有了赚钱的机会，同时也将成为‘运动’的一份子。这听起来非常吸引人，对吧？
“但不要搞错了：这是一门生意。无论你是如何参与共享经济的，如果忘记了这一点，你就有危险了。
“底线是：为共享经济服务而兴起的企业没有一家是非营利的。相反，它们都是公司，其目标就是从已经存在但不太正规的共享经济中获利…
“…如果你只是‘运动’的一份子，你不会像AirBnB那样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风险投资型企业，也不会像AirBnB那样估值达到100亿美元（比某些连锁酒店还要高）。不，你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中间人确实能得到非常丰厚的回报——这不过是最基础的资本主义罢了，并不是一场运动。”
当然，私有制仍然存在：你可以试着在AirBnB公寓里住得超过了你约定的日期，看看会发生什么。而且从根本上说，这仍然是一种市场经济，是在用金钱换取货品和服务——也就是商品。如果这真的是“共享”，那么我们不妨把资本主义内部的所有部门和行业都归为共享经济的一部分，因为这种所谓的“共享”——即用金钱换取商品——是所有市场的基本特征。
那么，“共享”经济的“革命性”是什么呢？实际上，这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共享。分享意味着某种利他主义的互惠和/或公共所有权。事实上，这种善意的互惠在AirBnB等公司的前身中就已经存在了（并且现在依然存在）；例如，CouchSurfer等在线社区就允许旅行者借助他人的善意，免费找到一张床来过夜。
不，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并不是共享；没有废除私有财产，也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公有制。相反，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将私有的产品和购买来的商品大规模转化进租赁服务当中。
“共享”经济的最大诀窍就是改变了事物的名称，却没有改变事物本身。租用和雇佣劳动——这些从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就存在的东西——只是被改称为了“共享”而已。私有制，以及由此衍生的所有资本主义法则，都没有被废除或改变。“共享”经济只是典型的商品交换，在互联网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光辉和花哨、时尚、现代的色彩。这是一个充斥着委婉词的世界，奥威尔的荒诞经典《1984》中的老大哥都会为之骄傲。
在OpEdNews.com上的一篇文章中，安东尼·卡拉马（Anthony Kalamar）将这种“共享”的时代风潮描述为“共享洗白”，即企业将其真正的暴利本质隐藏在“共享”这个善良、微笑的面具背后。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共享经济——基于公有制和生产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被推到了一边。此外，虽然这些公司可能有助于减少某个行业的浪费，但在社会层面上，它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扩大市场。
“真正的共享经济的承诺，与那些试图躲在其外衣下的泛滥的‘共享洗白’公司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货币交换，以营利为目的。或许你母亲也曾经教导过你要与人‘共享’，而不论当时她对‘共享’的定义是什么，都一定与此完全不同…
“通过窃取我们用来谈论共享经济的语言，这使得基于共享经济的承诺成为了泡影；对即将到来的生态危机的重要回应，也因此变成了一开始使我们陷入危机的同一经济逻辑的另一个标签而已…
“…一百多年来，一直都是增长为先——找到新的市场、开发新的产品、找到新的方法让人们消费。经济必须增长，宝贝。而上面列出的所有营利性“共享洗白”的公司也都在迅速发展。它们并没有抵消主流经济的增长主力，而是为之锦上添花，因为它们用的还是主流经济的市场逻辑，即为了利润而永无止境地增长。那些空余的房间、空荡荡的车位和闲置的双手一旦被推向市场，就可以转化为金钱。本有可能真正实现“共享”的社会关系，又被带回了货币计算和增长逻辑的笼罩之下。”（卡拉马，《“共享洗白”就是新的“绿色洗白”》，强调为本文所加）
作家汤姆·斯利（Tom Slee）也在左派网络杂志《雅各宾》（The Jacobin）上的一文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如上的考察清楚地表明，这场运动中的创业派主导了更多社区理念的倡议。这种紧张关系导致了商业模式的快速变化，又随着共享经济模式对大企业的吸引力，把基于社区的共享的原始理念甩得越来越远…
“‘共享经济’已经从协作共享迅速滑向了管制的进一步放松和就业的不稳定——这是风险融资和伴随这些资金而来的增长需求的直接后果。相当一段时间内，这样的项目都并不能让我们更接近我们希望看到的那个更公平的社会。”
收租人的兴起
那么，“共享”经济的特点就是将所有权转化为租金，而经营这些点对点租赁——即将供求与需求进行匹配——的公司则从租金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其利润。由此说来，“共享”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原型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它不是资本家将生产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直接作为其利润，而是处于“共享”经济中心的公司从租金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其利润，而租金又是实际生产中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释了经济中的一切新价值是如何通过运用劳动创造出来的。于是，剩余价值只是工人阶级的无薪劳动——即工人创造的高于自身工资成本的价值。这些价值实际上被资本家免费获得了。
这种剩余价值又被分为利润、利息和租金。因此，收取利息的货币所有者（银行和金融家）和收取租金的财产所有者（地主）并不是在创造新的价值，而只是在重新分配商品生产过程中已经被创造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因此，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我们也看到了寄生性寻租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兴起。“共享”经济的主要“革命”就是把个人财产变成私有财产，即把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个人财产（房屋、汽车等）变成资本家的利润来源。简单来说，就是将小规模的个人财产大规模转化为资本。
虽然AirBnB和其他这类公司可能会帮助提高配置特定资源的效率，但它们并没有将利润重新投资于解决存在的稀缺性问题。换句话说，它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AirBnB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共享”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最终受益于社会上缺乏住房和平价住所的这一事实。但AirBnB并没有像社会主义生产计划中那样，将其利润重新投入到解决住房短缺的问题上，而是简单地将其利润用于广告和营销，以扩大其市场份额。这是其整个商业模式的基础。
同时，还有很多例子表明，AirBnB非但没有帮助解决住房危机，实际上还加剧了住房危机。很多之前租给长期租客的房东，现在反而选择套现，把自己的房产纯粹变成短期出租房和度假屋，定价远高于长期租赁市场上的房东。结果就是租房者需要支付超过他们以往能够负担得起的租金，并且可供出租的房屋供应也减少了。就这样，AirBnB非但没能有效配置资源，反而在实际上起到了加剧稀缺的作用。
Uber的例子也强调了这一点。这是一家从全球许多城市糟糕的公共交通状况中极大受益的公司。但就像AirBnB一样，Uber并没有将其利润用于投资公共交通，而是将钱花在了广告和营销上。当然，只要Uber还是一家追求利润的私人公司，这就非常合理。Uber、AirBnB等这类企业只是遵循了资本主义体制的规律和逻辑，而资本主义体制的驱动力就是竞争和追求利润。
类似地，按需经济中的公司将其工人归类为“自雇者”而非“雇员”，从而避免了提供培训或设备的任何义务。这些公司不是投资于提高按需劳动力的技能和工具，从而帮助提高整个部门的生产力，而是利用了资本主义危机造成的全社会大量失业和低工资、低生产力的劳动。这些公司非但没有帮助发展生产力，甚至实际上还从社会停滞的症状中牟取暴利。
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强调一下“共享”经济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区别。虽然“共享”经济可能能够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减少某一个部门内的浪费，但社会主义内部的工人民主和计划经济的作用，则是根据社会上哪里有稀缺或需求，在整个经济中引导和配置资源（本质是社会劳动时间）。
在资本主义下，主要通过对投资的引导，价格信号和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同等的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下，这样做不是基于需求，而是因为某些商品的供需不匹配，而资本家有可能通过投资于这个或那个部门来获取超额利润。
因此，在“共享”经济所覆盖的这些行业内，资源的配置可能会更有效率。但是，在“共享”经济（或者说其实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其经营目的并不是解决社会需求，而只是为了获取利润。同时，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以及在整个经济中的配置，仍然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来完成，而这其实是非常低效的——因此，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才会存在这样荒唐的矛盾：大量失业的同时，还存在着过度劳动的现象；无家可归的同时，还有房子空置着；政策紧缩的同时，还存在着过剩的产能和大企业手中堆积成山的闲钱。因此，由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远非一个高效的制度，而是存在着巨大的资源浪费。
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共享”经济——一种纯粹的租金经济——当中，这再次反映了困扰世界经济的过度生产（“产能过剩”）的庞大幽灵。随着不平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有大量的利润堆积在了1%的人手中。但是，由于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着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将这些利润投资于实际生产是几乎没有什么好处的——因此，就形成了投机的兴起、资产泡沫的增长，以及股票市场的日益不稳定（例如最近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发生的股价急剧下跌）
那么，这种以不断发展的“共享经济”为形式的租界经济的兴起，并不预示着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阶段；实际展现出的情况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工业科学、技术和工艺——的能力已经陷入了僵局。
简而言之，所谓“共享”经济绝不标志着一个协作、平等、共同所有制的新时代的到来，而只是资本主义这只寄生虫的生长；它给自己涂上了一点口红，以便看起来更加漂亮。就像以前的妓女会用化妆品掩盖自己患病的症状，把疮疤装饰成美人斑一样，已然年老气衰——无法发展生产力，无法推动社会前进——的腐朽资本主义体制也在试图把自己最难看、最令人厌恶的特征掩盖成值得推崇的东西。
是“微型创业者”还是“朝不保夕阶级”？
在“共享”经济大量崛起的同时，“按需”经济也同样异军突起。迄今为止，这类按需服务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消费者的利益上。按需经济的狂热爱好者们津津乐道于只要在凌晨两点轻触几下苹果手机，就能叫个便宜的清洁工到自己的公寓来，或者叫到一辆低成本的出租车。
这方面的按需应用其实并没有那么革命性。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一本美化了的黄页（一本根据其提供的服务而整理出来的巨型本地企业电话簿）。不同的是，在按需经济的世界里，企业可以是任何东西，也可以是任何人——甚至可以只是一个提供特定服务（或各种服务）的个人。因此，通过像TaskRabbit这样的公司，注册的“任务员”会提供他们的时间和技能，而客户就可以从不断增长的“任务员”那里要求可以想到的任何服务。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资本家们则大肆宣扬按需经济对工人的好处。他们告诉我们，按需经济（也被称为“零工经济”）为新的年轻一代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得以打破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日传统，摆脱受雇于单一企业的束缚。你看，年轻工人只是想要“自由”，想要自由选择何时工作以及从事什么行业。我们不再必须被单一的职业所定义，不再被迫每天每时每刻执行一成不变的单调任务；现在，现代工人可以成为所有行业的万事通，将自己全面发展成一个具有多种激情和追求的人。
有人说，这些“自由”的劳动者就是按需经济的活跃动力；他们是“微型创业者”，是在用自己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按需经济的魅力在于，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创业，自己当老板，自己“白手起家”。
然而，这种承诺与现实之间还是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正如《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在共享经济中，劳动者既找到了自由，也找到了不确定性》（In the sharing economy, workers find both freedom and uncertainty）中所指出的那样：
“不过，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环境下，（按需工作者）与其说是微型创业者，还不如说是微型赚钱者。他们经常每周工作七天，试图从一系列一次性的工作中赚取生活费。当他们随叫随到的服务改变了其商业模式或薪资标准时，他们几乎是束手无策的。为了降低这种风险，许多工人都会在多种服务之间来回切换。”
因此，这些工人远没有得到按需（零工）经济的赋权。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自由职业，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危机和由此产生的工作岗位的缺乏剥夺了他们的权力。这些自我雇佣的“任务员”并不代表着一支有抱负的创业者大军；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是工人阶级中最不稳定的一层，仍然是在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即他们唯一真正拥有的商品。
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工人必须以越来越小的份额来出售自己的劳动能力，没有任何稳定性或安全性，也没有合同或让他们能够赚取到足够生活费的保证。《雅各宾》评论说，像TaskRabbit这样的公司只是一个“美化了的临时工中介”罢了。
在这一方面，自雇“零工”工人的兴起，正反映了零时合同的兴起。这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的回归。正如《纽约时报》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所评论的那样：
“计件劳动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随着技术对其的促进以及App的包装，它披上了由新材料做成的更闪亮的外衣：共享经济、同侪经济、协作经济和零工经济。”
高失业率、工作岗位竞争、工资下行压力等因素，对于劳动者来说，加剧了底层竞争，造成了更加不稳定的工作条件。甚至有人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来形容在这种极度不稳定的就业环境中受苦受难的人——“朝不保夕阶级”（the Precariat）。《纽约时报》继续解释道：
“劳动经济学家称，如果说这些市场吸引了工人，那是因为许多找不到稳定工作的人觉得自己不得不接受这种临时的任务。根据劳工统计局的估计，7月份有970万美国人失业，另有750万美国人因为找不到全职工作而从事兼职工作…”
“由于零碎的工作比长期工作更容易获得，一个依赖于不稳定工作和工资的新的劳动阶级正在出现。劳工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将他们成为‘朝不保夕阶级’…”
“…他说，这些公司基本上是将一次性任务输送给报价最快或最低的人，让工人们在一种劳动淘汰赛中相互竞争。”
虽然人们称赞按需经济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但资本家得到的好处却更加清晰可见。企业不需要支付病假和假期的工资，也不需要缴纳国家保险和养老金。事实上，这种将工人划为“自雇者”的倾向在英国已经出现了。自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英国自雇者的数量一直在上升，工会也对建筑业企业试图通过外包和中介机构雇佣“自雇者”来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假性”自雇现象进行了斗争。
更重要的是，通过个人签约以及在App的门户上进行互动，按需经济中的劳动者已经被隔离、被原子化了——他们脱离了工作场所的集体环境以及由此培养出的组织化倾向。正如《纽约时报》所强调的那样，原子化且缺乏组织性的Uber司机和TaskRabbit“任务员”都是资本家可以剥削的原料：
“Uber已经从投资者那里筹集了超过15亿美元的资金；Lyft已经筹集了3.33亿美元；TaskRabbit则筹集了3800万美元。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吸引投资者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可以有效地发挥劳务中介的作用，以避免巨额的员工工资。”
那么，和“共享”经济一样，按需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生命周期中的革命性、进步性发展，而是这个系统腐朽与危机的又一次荒诞体现。这是一个关于剥削、不平等和不安定性的老故事了，智能手机一代只是重新包装并重新启动了它。
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人与机器的赛跑”；由于信息技术和自动化，工人面临着“技术性失业”的威胁。牛津大学学者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到2034年，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近一半的工作岗位将因自动化而被淘汰，其中包括许多白领工作，如会计和房产中介等。这个过程将会产生一大片失业的高学历青年；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因此就必须四处寻觅那些无保障、不稳定的工作。
正如TechCrunch.com的一篇文章所强调的：
“…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在那里，教育程度过高而经验不足的知识型工作者正与大量的任务型临时工相遇。如今供过于求的知识型工作者似乎只有一个过渡性的职业选择，那就是成为一名零工工作者…
“那么，当受教育程度过高却技能不足的知识型工作者进入共享经济后，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开车送我们去机场，或者按需给我们送狗粮。至少在驾驶自动化实现以前都会是这样。”
另一方面，在工人与技术竞争的同时，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些被赶下工作岗位——从短期来看是被危机赶走，从长期来看则是被自动化赶走——的人被迫相互竞争。结果就是超级富豪和其他人群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不稳定的自雇职业、零时合同以及零碎的工资：这就是99%的人在资本主义下工作的真正未来。
异化与剥削
随着大量自雇人士推动按需服务兴起，资本家们创造了最终自由主义你死我活的竞争：工人之间纯粹是竞争关系，他们被灌输了一个神话，即他们已经从固定期限合同和固定时间的义务中“解放”出来了。
然而，一些年轻的工人确实相信了这种由按需经济领导的资本家所推销的“自由”和“解放”的言论。但这并不能证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力量。相反，对自由职业者生活方式的拥护恰恰反映了截然不同的情况：由于许多人在巨大的、不露面的资本主义公司中从事令人头疼的工作，他们会感受到工作对其的异化。正如《纽约时报》所解释的：
“零工带来了自我管理和多样化的前景，工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任务，制定自己的时间表。他们不听命于任何不露面的公司，而是为他们的同侪而工作。”
我们不再只是机器上的另一个齿轮，而是有了强烈的愿望来控制自己的生活——当我们朝九晚五地工作，把我们的劳动能力卖给真正控制社会地主要垄断企业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决定或“选择”在按需经济中工作，被许多人视为是一种反叛的行为，是在与体制作对。
但这种反叛是个人的反叛，而作为个人，我们的力量是相当微弱的。虽然少数人可能会在“任务员”的生活中找到个人的、暂时的救赎，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这条竞争加剧的道路上是得不到救赎的。只要银行和大企业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并且社会中所有最重要的决定都由它们来做，自由职业就并不能赋予我们任何真正的控制权。即使在个人层面上，自雇和自由职业所做的一切，也都不过是用一个公司对一个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来代替一生的不安全感、竞争和不稳定性而已。
在工人从工作中被异化出来的同时，按需经济和“共享”经济也加剧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异化。如今，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地是通过某个App、某个价目表或个人资料页面来进行的。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解释了这种异化为何是一个由金钱和商品主导的社会所固有的。现在，一切都已经——或者可以——商品化，将所有人际关系都变成了金钱关系。
正如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指出的，今天的资本主义似乎以“狗屁工作”——看起来毫无意义、令人头疼，没有任何社会作用的无聊工作——的泛滥为特征。但就像《经济学人》在对格雷伯的回应中所解释的那样，这种工作确实在社会中发挥了作用——资本主义企业不会雇佣不必要的人员，或者花费不必要的劳动力成本，因为这将损害他们的利润。由于竞争和私有制，许多被格雷伯认定为“狗屁”的工作都是在资本主义下显然必要的部门：臃肿的法律部门、广告和营销、金融公司和对冲基金，等等。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样的工作和部门显然都会消失，由此腾出的劳动时间则将被用于解决科学研究、医疗保健、教育和绿色能源等重要需求。
《经济学人》指出，大量“狗屁工作”真正显示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中创造的广阔而深不可测的分工水平，让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了一个个最重复的、看似琐碎的任务。正是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分工，使得工人纯粹是为了老板的利润而劳动，也导致了如今工人与他们的工作之间高度的异化。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解释的：
“…分工还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强调为本文所加）
然而，在社会主义下，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言：
“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强调为本文所加）
的确，对许多人来说，按需经济的自雇职业所提供的“多样性”、“自由”和“解放”的承诺甚至可能听起来十分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关于社会主义和“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格言。
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其他地方（即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强调的那样，只有当“社会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被系统的、明确的组织所取代”时，“人从必然王国上升到自由王国”才成为可能；只有到那时，“为了个人生存的斗争才会消失”；只有到那时，人类才“最终与动物界的其他成员划清界限，从单纯的动物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类生存条件。”
只有当全人类是自由的，我们每个人才都是自由的。只有当我们有了一个民主且合理的生产计划时，我们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一个稳定的未来，有房子，有工作，有体面的工资。而只有当我们掌握了生产资料——即社会中的技术和财富——我们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生活。
“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共享科技为何在现在出现？
按需经济和“共享”经济在2008年大崩溃后崛起，这绝非巧合。首先，如上所述，正是“劳动力后备军”队伍的膨胀和大规模失业留下的永久伤疤，助长了按需经济所依赖的看似无止境的廉价自雇劳动力的供应。
正如PSFK.com的杰夫·谭纳瑞（Jeff Tennery）所强调的：
“早在2008年，当市场崩溃、全职工作蒸发不见时，从大学毕业的千禧一代几乎没有任何稳定的就业机会。这个特殊群体几乎没有选择，只能搬进他们父母的地下室，从事与他们的学位或兴趣并不相符的低级工作。”
与此同时，对按需服务的需求也在回升；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变得更富有或者“更懒”了，而是因为人们对便利和休闲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了。尽管“节省时间”的设备激增，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忙碌、紧张、焦虑。自动化和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极少数精英的更高利润，而非大众的更多休闲时间。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所有的利益都集中在高层。
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各地的工人都被紧张的生活节奏所挤压，以至于他们甚至愿意为了最基本的服务向别人付费。时间已经成为了特权阶层的一种奢侈品。因此，按需经济对普通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就“共享”经济而言，很明显，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已经使数百万人陷入了贫困，并动摇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正在寻找另一种更便宜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工人阶级家庭——从前依靠不断扩大的信贷泡沫来进行其所有重大采购——如今则被迫租用（对不起，“分享”）其所需的东西。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那样：
“许多点对点租赁公司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即2008年至2010年期间成立的，这肯定不是巧合。一些人认为，共享及其‘使用权高于所有权’的口号，是危机后对物质主义和过度消费的解毒剂。”
对于技术主义者来说，“共享”/按需经济的兴起只是一个好主意变成了现实。一些聪明的程序员和热情的创业者拍了拍脑袋，然后——瞧！——一个新的经济就这样诞生了！”
但相比之下，上述情况表明，“共享”/按需经济背后的技术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明白社会中的任何理念（包括科学和技术上的理念）只能在物质条件的限制下运作。换句话说，要想让任何技术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存在其成长和发展的物质条件。
蒸汽机是一个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常见例子。尽管有人声称是苏格兰工程师詹姆斯·瓦特开发了蒸汽机，但事实上，发明蒸汽机的人是亚历山大的希罗（Hero of Alexandra），一位古希腊数学家。希罗被认为是第一个发明蒸汽机的人，但他在第一个千禧年发明的蒸汽机只不过是一个玩具而已。
在一个以大量奴隶供应为基础的经济中，提高生产力的工具——如蒸汽机——并不能发挥作用。只有随着资本主义和雇佣劳动的发展，工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工作能力被购买了（而不是像奴隶制那样购买工人本身），才会有动力去投资提高生产力的设备和技术。
就“共享”/按需经济而言，如上所述，崩溃和危机是这些新商业模式能够蓬勃兴起的必要条件：大规模失业、紧缩和贫困化，以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在这一点上，“共享”经济和按需经济的兴起并不像资本家愿意描述成的那样，是任何个人天才的产物，而是——又一次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僵局、停滞和危机。
“小即美”
随着“共享”/按需经济的发展，前几十年流行的“小即美”的论调又重新出现了。当时，自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接受的观点是，经济的发展不是由巨型跨国公司推动的，而是由一波规模较小、更具创新性的企业推动的。
互联网和基于App的经济的兴起，使得初创企业可以在只有骨干员工的情况下达到数十亿的估值，这给“小即美”这一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就像19世纪美国的淘金热一样，他们今天的承诺是：任何崭露头角的年轻企业家都可以快速致富——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好主意，以及一片热情与胆量。那边的山上遍地是黄金！
但这种欢呼雀跃的声音在每一次新的泡沫开始时都会经常出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这种泡沫的性质和动态，它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无政府性质：一个新的市场被开辟出来了；早期的先驱者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赚取了超级利润；当成群结队的投资者涌入，唯恐错过盛宴时，羊群心态就开始出现了；该部门因产能过剩而变得臃肿起来；当资本家发现他们因空想中的利润而借钱，从而背负了无法偿还的债务时，危机便会开始出现。
每一次泡沫的模式都是这样，从最早的记录案例，如16世纪荷兰的郁金香狂热，到现代美国的页岩气投资狂潮，无一例外。现在，随着现金囤积在资本家手中，而却没有任何可盈利的投资渠道，股市价格和投向初创企业的资金数额便越来越脱离了经济的真实状况。
我们不必追溯到很多年前，就能找到科技行业的最新例子：新千年之交的网络泡沫——这次泡沫破裂后，遗留下了急剧的经济衰退。
如今，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公司正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金额被估值。Pinterest、WhatsApp、Snapchat和Instagram的估值分别为110亿美元、190亿美元、200亿美元和350亿美元，但却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新一次科技泡沫已经露出了所有应有的迹象；又一次地，这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巨大产能过剩，以及富人缺乏真正有利可图的地方来投入资金这一事实。
与此同时，投资者正在向“共享”/按需经济倾注资金。估值分别为260亿美元和410亿美元的AirBnB和Uber已经各自筹集了超过80亿美元的资金，但尚未真正为其投资者带来利润。所有这些钱都来自投资者的承诺，即这些公司将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因此最终将在不远的将来获得超级利润。
的确，像AirBnB和Uber这样的公司在盈利之前，必须建立自己的垄断地位，这是对“小即美”论点的有力一击。科技行业经常因其充满活力和快速增长的初创企业而受到称赞，但与其他行业一样，它仍然是由垄断企业主导的。苹果、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所有这些家喻户晓的巨型跨国公司都在各自的市场上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而且，正如Facebook收购WhatsApp和Instagram所显示的那样，小公司最终总是会被大公司吞并。
“共享”经济也是如此。例如，Zipcar是一家汽车“共享”公司，也是“共享”经济的早期先锋，在2013年初被大型跨国汽车租赁公司Avis收购。同时，虽然像AirBnB这样的公司宣传自己是一个平台，让普通人通过出租他们的闲置房间来赚点小钱，但一项针对AirBnB纽约业务的研究发现，AirBnB在纽约的收入中，约有50%都来自那些拥有众多房源的人，即房东。同样，AirBnB四分之三的业务是对整栋房屋的出租——这显然不是普通人赚点零花钱的情况。
《经济学人》强调了大企业对“共享”/按需经济的支配：
“看似颠覆性的新模式最终可能会被混入已有的模式，并被占市场份额大的公司所接受，就像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欧莱利媒体（O’Reilly Media）的蒂姆·欧莱利（Tim O’Reilly）是互联网趋势的长期观察者，他认为这种整合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当新的市场出现时，它们往往看起来比其最终将会变成的样子更加民主化。从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不露面的公司那里租房，即使共享经济的早期理想主义没能实现，这种想法也将会继续存在。’”（强调为本文所加）
因为其点对点的性质，因为它把工作外包给自雇人士，因为通过一个App来进行互动，“共享”/按需经济能给人一种去中心化的感觉。但现实是，这些市场仍然被垄断者所支配。此外，尽管它们是点对点的，但其中仍然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规划和集中化，就像任何大企业内部一样：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增加利润，它们同样要在内部规划生产。
这就是资本主义另一个荒谬的矛盾：公司内部在劳动力、基础设施和资源方面有着大量的计划（当然都是以利润的名义进行的），但公司之间却是彻底的无政府状态，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分配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
和任何追求利润的公司一样，“共享”/按需经济的主要垄断企业，如AirBnB和Uber，肯定存在着计划和集中化；不同的是，这种计划大部分是自动的（得益于智能软件和算法），且是按空间分配的。计划依然在运作，只是不像在工厂或办公室里那样清晰可见。
最重要的是，这有助于证明以合理且民主的方式计划整个经济的潜力，只要我们可以把这些垄断企业从私人手里拿出来，置其于共同所有权之下。像AirBnB和TaskRabbit这样的公司证明，今天依然有能力制定真正民主的生产计划，能够以公平有效的方式切实分享社会的财富和资源；普通人能够直接参与社会的运行，而不需要官僚的国家机器。
无论在哪里，我们的生活都被垄断所支配；而当前，正是这些巨型跨国公司在社会中做出了所有真正的决定。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引入并没有改变这一点。我们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彼此联系在一起了，但这些网络仍然是由大企业所拥有并控制的。我们只需看看媒体业——由寡头所拥有，并由少数公司主导——就可以明白，尽管有大量的独立博客等，我们收到的新闻和信息仍然是像默多克家族（Murdoch and Co.）那样的恶富土豪旗下公司的产品。
同时，不平等的程度正在加深，财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了。正如Oxfam最近的研究数据所表明的那样，到2015年底，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将与地球上其他所有人加起来一样多。
所有这些都惊人地证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证明了竞争的规律和动力如何必然导致集中和中心化，证明了自由市场总是倾向于有机地变成其垄断的反面。不论人们怎么宣传“小即美”，世界似乎都是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大公司所支配的。
资本主义的“长波”
现代世界是一个似乎难以理解的系统：十分复杂、混乱、矛盾。一方面，我们看到，丰富的财富和最超越想象的科学技术进步就在我们身边；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不平等的加剧和永无止境的经济危机。
第四频道（新闻频道）的经济编辑保罗·梅森（Paul Mason）在他的新书《后资本主义》中试图解开这些矛盾。正如书名所示，《后资本主义》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全盛时期的驱动力——竞争、私有制和对利润的追求——现在如何变成了社会和科学进步的巨大束缚。由此，这本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体制来推动社会和人类进步呢？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梅森将21世纪资本主义的各种线索串联了起来，以解释技术、经济和阶级斗争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梅森接受了最初由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理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历的更频繁的周期性繁荣和萧条之上，是一个更长的周期——或者说波浪。这些波浪以某些关键技术的发明和传播为标志：蒸汽动力机和运河；铁路和电报；电力、电话和生产管理技术；自动化、塑料、飞机、半导体和核能；以及现在的互联网和信息技术。
虽然梅森也持有一种略显模式化的历史观，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系列周期性的时代，但他与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歧在于他对资本主义长波转折点原因的解释，因为他提供了比这位长波理论创始人更加唯物的分析。
康德拉季耶夫对长波理论的提出是极其机械的、决定论的——实际上也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认为资本主义的转折点主要是技术性的，是通过创新从质量上改变生产。梅森则更进一步问道：一开始是什么条件让这种技术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因为，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技术发展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资本主义救命仙丹。科学和技术要想取得进展，必须要有特定的物质条件。虽然某个发明家的成功或者某个创新的产生可能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这些随机事件还是反映了一种潜在的必然：在资本主义内部，需要发展生产力以获取利润。
对于梅森来说，要想理解这些历史性革命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关键在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梅森认为，在资本主义前两百年的所有这些转折点之前，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压低工资、损害他们劳动条件的企图之间在进行激进的斗争。梅森断言，在让资本家接受更高工资水平的同时，也正是这种大规模的抵抗为资本家提供了大量投资于新技术的主要动力，以使它们能够提高生产力，从而增加利润。
用梅森自己的话说：
“如果工人阶级能够抵制减薪和对福利制度的损害，创新者就会被迫去寻找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在提高工资的基础上恢复活力——通过创新和更高的生产力，而不是剥削…
“…工人阶级的抵抗在技术上可以是进步的；这迫使新模式在更高的生产力和消费水平上出现。这迫使下一代的‘新男性和新女性’承诺找到新的办法，来提供一种更有生产力且能提高实际工资的资本主义形式。
“长周期不仅仅是由技术加经济产生的，其第三个关键驱动力是阶级斗争。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的原始危机理论提供了比康德拉季耶夫的‘耗尽投资’理论更好的理解。”（保罗·梅森，《后资本主义》，艾伦·莱恩出版社，2015年精装版，第76页）
那么，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后资本主义》所描绘的这幅总体图景中处于什么位置呢？按照梅森的说法，1970年代的世界性危机标志着战后繁荣的结束，是第四个长波发展的高潮。但与前几次浪潮不同的是，在此前的危机之后，成功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会随之而来，而70年代危机之后的斗争则以失败而告终。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取得了胜利。工会被打败了；柏林墙倒塌了，苏联解体了；劳工运动和左派被击溃了。
资本家在这些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这个体系能够在那些被打败的人的支持下继续发展。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被压低了；随着市场扩展到中国、东欧和前苏联，全球化开始起步；通过金融化和信贷的大规模扩张，增长被人为地保持了下来。
那么，关键的区别在于，这一次，工人阶级没有成功抵制住统治阶级的攻击，工资水平也无法通过斗争来维持。其结果是，经济不是投资于技术和生产力，而是变得越来越寄生，增长依赖于虚构的资本、泡沫和投机，以及对前殖民地国家数百万低工资工人的剥削。
梅森说，现在，僵化的第四波还未结束时，我们已经处于新的“第五波”资本主义的开始了。但这第五次浪潮也已经停滞了。梅森解释说，原因在于作为这一最新浪潮核心的技术驱动力的性质——信息。
基于信息的经济的矛盾
为了解释停滞不前的第五波浪潮，梅森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一次旋风式考察，包括对劳动价值论的考察，以及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的概述。事实上，梅森认为，认识到劳动是所有真实价值的来源，对于理解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极端矛盾至关重要。
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整个过程中，资本家们——在竞争的推动下——将他们的利润重新投入到新的技术和工艺中，以提高生产力，从而降低他们的成本，以更少的钱来生产更多的东西。通过把自己的生产成本降低到当前的市场价格以下，最有生产力、最先进的资本家可以获得超级利润，并把他们的竞争对手赶出企业。然而，这种新的创新和方法很快就会在整个经济体中普及开来，一种新的“社会必要”价值就会确立。
因此，资本主义内部的趋势是提高生产力，降低制造社会所需商品的劳动时间。突破性的技术，如上面讨论的那些，可以革命性地为生产力提供质的提升。
但在一个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中，这种趋势已经达到了极限，并在此过程中突出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表明了它无力利用现有的技术潜力。例如，我们现在购买的许多商品要么是数字化的，如音乐、视频和其他媒体等，要么是在信息的基础上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如3D打印产品的计算机设计。同时，现在的生产手段和生产基础设施本身也是数字化的，如计算机软件程序和HTML网站。
这种基于信息的经济的崛起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因为数码信息的独特品质是，一旦原始产品被制造（或编码）出来，所有未来的副本都可以无限复制，成本几乎为零。因此，如果一个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真的存在，这种数字商品的价值（以及价格）应该趋于零。的确，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通过非法下载或“开源”软件，如火狐浏览器或Open Office套件，来免费获得这些商品。
然而，在资本主义下，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资本主义公司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为了赚取利润。但是，由于利润最终来自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如果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商品的价值——趋于零，那么利润也会趋于零。因此，许多信息技术公司在“货币化”其产品和服务方面遇到了困难，就像前面讨论过的那样。
其结果是，对于许多信息技术公司来说，它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其实是广告。愿意支付巨额费用的广告商为这些公司筹集资金，以换取它们从其用户和订阅者那里免费收集来的数据。
信息技术产业的另一个选择——也是最常见的选择——是试图通过巩固垄断地位来取消其商品价值与价格之间的联系，从而将市场力量从等式中剔除。正如马克思一直解释的那样，在这一方面，价值规律实际上只是一种趋势；在存在垄断或某些商品供应受到限制的地方，价格可能与实际价值大相径庭。
如前所述，垄断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苹果、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所有这些以信息为基础的巨头企业为了自己的利润，实际上都在竭力限制社会发挥其超级丰富的数码潜力。正如梅森所说：
“一旦你可以复制粘贴什么东西，它就可以被免费复制。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它具有‘零边际成本’…
“这对市场的运作方式有着重大影响…一旦经济由可共享的信息产品组成，不完全竞争就会成为常态。
“信息技术经济的平衡状态是垄断者占据主导地位，而人们无法平等地获得它们需要的信息以做出理性的购买决定。简而言之，信息技术破坏了正常的价格机制，即竞争会促使价格下降至生产成本…
有了信息资本主义，垄断就不仅仅是一种使利润最大化的聪明策略了。它是一个行业能够运行的唯一方式。主导每个行业的少数公司已经在出击了…苹果公司的任务声明，换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在防止音乐过于丰富。”（《后资本主义》，第117-119页）
因此，从本质上讲，信息技术已经暴露了资本主义体制核心的关键矛盾——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社会中使用价值（即财富）的丰富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但是，只要还存在私有制和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这个矛盾就不可能被解决。我们看到的不是充满着富足资源的社会，而是稀缺。
事实上，信息技术所凸显出来的这种矛盾已经在我们许多更有形的需求中体现出来了，从食物（超市不遗余力地防止人们从它们的垃圾桶里取走剩下的食物）到药物（大型制药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药品生产商采取法律措施，因为它们生产的是其专利药品的“非专利”复制品）都是这样。
换句话说，信息技术经济带来的矛盾并不是全新的或者独特的；这只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矛盾的一种极端且尖锐的形式——或者，如梅森自己引用的那样，是“‘生产力量’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我们拥有实现极大丰富的生产力，能满足全球的各种需求；但“社会关系”——即生产被占有、控制和组织的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系统的法律和逻辑——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如前所述，现代信息技术和自动化已经开辟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这是以前我们无法想象的。恐怖和不公正之处在于，这些假设——并且完全可以实现——的可能性与资本主义提供的乌托邦式未来（和现在）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技术上，我们正朝着零价格的商品、无法衡量的工作、生产力的指数式腾飞和物理过程的广泛自动化发展。在社会上，我们被困在一个垄断、低效、金融主导的自由市场的废墟和‘狗屁工作’泛滥的世界里。
“今天，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自由、丰富的社会生产产品的可能性，与垄断者、银行和政府努力维持其对权力和信息的控制之间的矛盾。”（《后资本主义》，第144页，强调为原文所加）
“…机器人化内在的真正危险比大规模失业更加重要，这是资本主义250年来在旧市场被磨损的地方创造新市场的趋势的枯竭。
“我们本应该正在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但它已经停滞了。那些将其失败归咎于薄弱的政策、糟糕的投资策略和过度金融的人，是把表面症状错当成了病源。那些不断试图将合作的法律规范强加在市场结构之上的人，则是忽略了问题的关键。
“一个以信息为基础、具有零成本产品和弱产权倾向的经济，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后资本主义》，第175页，强调为原文所加）
出路何在：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很清晰：我们需要对生产的占有、控制和组织形式进行革命；对社会的运行方式进行革命。我们需要废除资本主义体制的法律和逻辑，并以一套新的经济法律取而代之：一套基于共同所有权、合理生产计划以及民主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换句话说，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主义。
然而，对于梅森来说，这一视角和解决方案并不那么明晰。梅森同意——以“世俗停滞”的前景和即将到来的气候灾难为例——如果社会得不到彻底的改变，人类肯定会面临一个野蛮的未来。但梅森宣称，替代方案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后资本主义”。
但梅森对其假设中后资本主义的描述，在许多人听来就像社会主义一样：对银行和主要垄断企业进行民主的公共控制；对技术和自动化进行投资，将商品的价值和每周的工作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最终为零）；提供普遍的基本收入，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被纳入一个共同的、社会化的、民主的生产计划之下，使得对工资和货币的需求逐渐消亡。
那么，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地直呼其名呢？为什么需要“后资本主义”这个词呢？这一语义问题部分是源于梅森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他在书中一直将社会主义等同于20世纪出现的自上而下、由官僚控制地斯大林政权。实际上，这种社会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的一幅畸形漫画；根据这些例子来攻击社会主义，其实是在攻击一个假想敌。
然而，梅森和马克思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后资本主义》的作者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这个区别在于对实现社会历史性彻底转变的变革者的认定。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说，社会的革命改造者是有组织、有意识的工人阶级——即资本主义创造的“掘墓人”。相比之下，梅森则认为还有“一个新的历史主体”：“网络化的个人”——换句话说，就是受过教育的、拿着智能手机的、与社交媒体相连的大众。梅森认为，劳工运动在1980年代未能成功抵御统治阶级的攻击，而最近一段时间内世界各地的群众运动都是自发地、不分等级地进行的，这证明了今天我们所需的革命性变革应该要着眼于“网络”，而不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但是——这些就是梅森这本本来很好的新书的主要局限性——梅森得出的结论有两个关键缺陷。首先，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确实发现工人阶级的组织是不足的，但我们也不应该认为自发的、“横向的”运动就是前进的道路。
首先，工人阶级的组织——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领导人——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让他们失望了，这不是工人阶级的错。工人们已经做了一切他们该做的事情：从委内瑞拉到希腊，工人们进行了示威和罢工，并从激进的左翼中选出了承诺要改变世界的领导人；问题是，这些领导人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自发运动的趋势——从“阿拉伯之春”到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正反映了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人的破产和革命性领导的缺位。
尽管这些大规模的自发运动吸引了极为广泛的——“99%的”——人口层，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凸显出工人阶级的毁灭或死亡，而是恰恰相反：它表明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无产阶级化”，甚至以前的中产阶级现在也陷入了贫困，被资本主义推到了工人阶级的行列之中。因此，在21世纪的英国，公务员、大学讲师甚至律师如今都在组织工会，采取罢工行动。
此外，人们必须注意到，这些自发的运动最终并没有实现他们的任何目标。在某些方面来说，梅森是正确的：“#占领”运动和“愤怒者”运动最终剩下的只有“网络”；但它们不是简单的乌托邦实验或城市广场上的公共营地，而是有组织的网络和政治运动，围绕在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或西班牙“我们能”党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周围。苏格兰独立党的崛起、希腊的“说不”公投以及英国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in）背后的群众运动也是如此。换句话说，“网络化的个人”的自发运动已经转变为了有组织的政治运动，有了对抗紧缩政策和推动社会变革的计划。
其次，虽然梅森强调网络的作用，但在他描述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最后一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强调国家需要“以激进和破坏性的方式使用政府权力”来实现“革命的改良主义”。换句话说，对于所有关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网络”的革命潜力的讨论，梅森的愿景是逐步的、国家主导的、改良主义的变化，最终只是许多其他左翼改良者所呼吁的“负责任的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版本——但更激进一些。
在所有这些讨论中，国家的作用问题是关键。例如，梅森告诉我们：“在后资本主义中，国家必须…要培育新的经济形式，使其启动并有机地运作下去。”（第273页）后来，在讨论工作场所所需的变化时，梅森评论说：“什么能促使公司去做这些事呢？答案是：法律和监管。”（第277页）
在其他地方，我们被告知：“在一个接受了后资本主义的政府掌控下，国家、企业部门和公共公司可以通过相对低成本的监管变革，在一个缩减债务的激进方案的支持下，追求完全不同的目标”（第278页）；在银行和金融方面，“目的不是降低复杂性…而是推广最复杂的资本主义金融形式，使经济向高度自动化、低工作量、大量廉价或免费商品和服务的方向发展。”（第283页）
但在对后资本主义和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整个描述中，我们并没有被告知是什么样的国家在进行这种过渡，以及是哪个阶级在控制这个过程。就像社会民主党人在20世纪初提出的对国家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改良主义分析（列宁在1917年的代表作《国家与革命》中对此进行了论战）那样，梅森对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描述是模糊而晦涩的。
如果这个后资本主义国家不只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改良版本，那么我们只能假设它是一个新的、在本质上不同的国家，由“网络化”的群众构建并接管经济的关键杠杆，以便民主地运行和控制经济与社会。但再一次地，如果指的是后者的话，那么我们描述的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那将是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而不是官僚斯大林主义政权那种退化的、畸形的工人国家。
然而，随着他对“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呼吁，梅森实际上所指的似乎是前者——即呼吁资本主义国家以某种方式违背统治阶级的利益，从目前控制着社会的主要垄断企业手中夺取权力，并进行向新的社会形式的转变，使之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所压迫、剥削的群众。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这种方式来破坏资本主义的存在基础呢？
事实上，正如最近齐普拉斯（Tsipras）在希腊投降这一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资本主义危机并没有改良这一出路；在这一方向上的任何尝试，都会遭到统治阶级、媒体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全力反击，以粉碎这种对资本需求的抵抗。
梅森对马克思思想的介绍、对资本主义当前僵局的分析，以及对基于技术和自动化的潜在富足未来的展望，都很有见地、令人振奋。然而，他最终的结论是不足的，因为他似乎对真正革命性的变革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实现这种变革的能力缺乏信心。
不论如何，尽管《后资本主义》有其局限性，但对于任何想要透彻地审视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它们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的表现的人来说，它依旧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读物。
解决方案：抵制，法律，还是组织？
再回到“共享”/按需经济的世界：人们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试图促进这些新发展模式的进步，同时废除其最严重的过度现象和最丑陋的症状。
其中，最简单的方案是让客户和用户一起抵制那些处于“共享”/按需经济核心的暴利公司。但是，这样的个人行动虽然充满了善意，在道德上是高尚的，但却对解决这些崛起模式和平台核心的主要矛盾并没有什么作用。事实上，在抵制行为中，潜在的革命性方法和技术的进步一面也完全丧失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被倒掉了。
没错，我们可以假设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创造新的、在道德上不那么令人厌恶的某些按需服务的版本，并恢复共享经济中利他主义互惠的原始精神。但是，就像所有小规模的乌托邦实验一样，这种尝试仍然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海洋中的社会主义岛屿罢了，无法与“共享”/按需服务领域的大型营利性公司竞争，因为它们可以获得资本、低工资和规模经济。
重要的是，试图抵制那些毁了一锅汤的臭鱼，并宣传其中最优秀的例子，最终并不能解决关键问题——私有制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按需经济中，试图压榨工人的幕后黑手正是这样的无政府状态，而不是某个资本家的道德。使工人能够反击的，也不是个人行动，而是集体行动。正如马克思的评论所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去实现。”
事实上，为了抵制按需经济所加速的底层竞争，有人说要尝试将目前在该行业工作的人——原子化的人——组成工会并组织起来。在一些城市中，已经有Uber司机成立工会的例子了。在其他地方，也有“自由职业者”工会成立，以试图保护那些在按需经济中的人免受最极端的剥削。
目前，通过这些App提供服务的自雇职业者互相在价格和质量上进行竞争，客户对“任务员”的评分也明确意味着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有人建议通过监管和/或成立工会来抵制这种情况，包括为所有在按需经济中工作的人引入最低工资标准。无论你怎么看，目前的游戏规则都是对资本家有利的。
正如华盛顿智囊团中的经济学家迪安·贝克（Dean Baker）在《纽约时报》上所评论的那样，“这是在让人们以我们已有的法规所禁止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剥削。”纽约市立大学的研究员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也可以称之为工资奴役；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资源都由技术调节、由雇主掌控，无论是中介公司还是客户。”
在“共享”经济方面也有类似的建议。目前，“共享”经济中的大公司并没有为其供应商或客户提供保护。例如，AirBnB的房东或客人要对损失负责，而在正常的酒店业务中，这些损失通常会由酒店或旅馆承担。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按需经济中，Uber司机对其车辆的维护和保险负有全部责任。又一次地，工人被要求支付所有的费用，而老板们则获得了全部利润。又一次地，一些人提议要加强组织和监管，例如驻波士顿的学者茱利叶·舒尔（Juliet Schor）在《大转型》一书中写道：
“另一种选择…是让共享实体成为更大运动的一部分，寻求对财富的重新分配，促进参与度、生态保护和社会联系。这只能通过用户的组织甚至工会来实现。事实上，供应商是否应该组织起来的问题现在已经摆到了台面上，尽管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事情未来会如何发展。”
“AirBnB已经开始鼓励其用户组织起来了…该公司希望这些团体能够推动对其有利的监管。但他们可能会指定自己的议程，包括对公司本身提出要求，例如为供应商设定价格底线、将风险推回给平台，或者减少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的过度回馈。在对组织的需求或许最迫切的劳动交流方面，供应商可以向最低工资的方向努力。”
整个资本主义始终是两方面的历史：一方面是老板们尽其所能地分解、剥削工人，另一方面则是以前没有组织的工人们走到一起，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反击。
例如，在20世纪早期，码头工作极其不稳定，工人们被迫每天上班，希望能被选中去做为数不多的工作。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码头工人被高度组织起来，成为了工人阶级中最激进的部分之一。同时，我们今天也看到了美国快餐业工人的罢工，而他们以前则是作为最难组织起来的行业之一而闻名的。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组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如今，按需经济中的无组织工人一旦被资本家贪得无厌的利润欲望逼到了墙角，同样可能成为未来劳工运动的一个强大组成部分。
目前，有很多关于使用法律手段来改善按需部门人员处境的讨论。特别是，为了解决按需经济中工人的法律地位问题，出现了许多案例——例如,Uber就被告上了法庭，因为他们没有把司机归为雇员，而是归为了“独立承包商”。二者的区别可不小：雇员身份是有一定保障的，且其责任都将转移到公司身上。
然而，保持一种适度的感觉是很重要的。虽然个别法律案件可能会对这个或那个按需公司中的工人有利，但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劳的，因为这是在对工人及其工资、工作和工会权利进行全面的、全球性攻击和抨击中发生的。正如茱利叶·舒尔在她为《大转型》书中所写的那篇文章中所言：
“要评估这些新的赚钱机会的影响，其部分困难在于，它们是在高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迅速重组的时期被推出的。工作条件和保护措施已经被侵蚀了，实际工资正在下降，美国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已经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如果劳动力市场继续恶化，工人的工作条件将继续受到侵蚀，而这将不会是因为有了共享的机会才发生的。或者，如果劳动力市场得到了改善，共享者则可以要求平台付出更多，因为他们将会拥有更好的选择。”
归根结底，虽然某些群体可能能够通过法院来改善他们的条款和条件，但法律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部分，旨在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富人的利润。
因此，面对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普遍攻击，工人需要进行普遍的抵抗和反击；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某个法庭案件或某项特定的改革，而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目标是废除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并引入涉及共同所有权和工人民主控制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
第一步，我们应该要求将“共享”/按需经济中的大型暴利公司国家化，并将其变成公共服务。如果Uber是一个国有化的、民主控制的公共交通网络（包括火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自行车）的一部分，那么只要低廉的成本，就可以把公共交通规划出非凡的效率水平。司机可以得到体面条件和生活工资的保障，而不需要相互竞争。最终，随着自动化和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司机可以完全被取代，而我们则可以为其提供新的培训和教育，以使其转入其他工作。
同时，一家公共经营的AirBnB，加上主要酒店公司的国有化和大规模的廉租房计划，可以被用来为每个人都提供一个家，为所有人提供廉价的度假居所。结合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国有化计划，投资可以注入公共交通、住房和许多其他部门。社会需求的匮乏和不稳定就业的祸害可以被一举消除。
资本主义的束缚和革命的需要
与此同时，与“共享”经济有关的法律问题也凸显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特别是私人所有权对进步的束缚。一方面，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存在着合理、公平、高效地组织和分配社会资源的明确潜力。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下，像AirBnB这样的公司已经引起了一大堆法律案件，例如租客会因为转租房间而被房东起诉。因此，有效分配住宿等需求，正在与旨在保护房东（私人）产权及其租金收入的法律发生冲突。
这样的法律案例只能证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述的一般观点，即：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强调为本文所加）
换句话说，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关系——也就是财产关系——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技术和科学潜力并不相容。而这种矛盾的存在，马克思指出，突出显示了“社会革命时代”的来临。
正如茱利叶·舒尔在她题为《关于共享经济的辩论》的文章中所解释的：
“…这些点对点经济活动的新技术是潜在的强大工具，可以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中建立起一个真正以分享与合作实践为中心的社会运动。但要想实现这一潜力，就必须使平台的所有权和治理实现民主化。”
“共享经济是被令人兴奋的新技术所推动的。个人，甚至是陌生人，现在都可以轻松地相互连接，交换、分享信息并合作，这确实是一种变革。这就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的共享平台的承诺。但是，只有使用技术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是好的，技术本身才能是好的。软件、众包和信息共享给予了我们强大的工具，来实现社会团结、民主和可持续性。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发起一个运动，来利用这种力量。”（强调为本文所加）
舒尔教授对正在出现的新模式、新技术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唯物主义观点。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也正如舒尔在这里所强调的，在资本主义下，这种技术的潜力将仍然只是一种潜力而已。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的这些话强调出了如今的情况。正如梅森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潜力是巨大的：我们有可能有效且平等地分配资源；以合理的方式民主地管理生产和社会；在大幅提高生活水平地同时，减少工作日的时间。马克思的格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可以轻易实现。
但是，只要我们还停留在资本主义内部，这种潜力就会被浪费掉。只要信息技术世界、金融业和其他领域的仍极大程度上垄断在私人手中，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将继续肆虐下去。
所有将这些新平台和技术“民主化”、“社会化”的尝试都将与目前存在的法律、财产和社会关系发生冲突——这些关系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1%的利润。需要与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性的决裂了。我们邀请您加入我们的革命斗争，以释放目前摆在人类面前的创造性和技术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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