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雪紅與台灣共產黨的遺產

謝雪紅是20世紀初台灣革命運動內的關鍵人物。儘管她出身於一個文盲貧農家庭,並且要面對極度落後父權社會為她樹立的種種限制,她仍然得以建立和領導台灣共產黨。

雖然她從共產國際中受到的政治訓練帶有斯大林主義的嚴重扭曲,但她的革命熱忱幫助她自行得出了接近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建黨策略。這最終使她與台共其他盲目追隨斯大林主義教條的台共領導人們發生衝突。

在世界革命歷史中,類似於謝雪紅這樣沒有完全理解布爾什維克理論,卻本能性地朝向這些理念前進的革命領袖,其實不在少數。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謝式與南美革命領袖切·格瓦拉(Che Guevarra),幾內亞比索革命領袖阿米爾卡·卡布拉爾(Amilcar Cabral)和美國黑豹黨領袖佛萊德·漢普頓(Fred Hampton)這樣的人物相似。這些革命家們雖然誠懇且具有正確直覺,卻很不幸地從未得出所有必要的結論。因此,即便這些領袖們有時會取得巨大的成功並且偶然發覺出正確的策略,由於他們沒有受過全面性的馬克思主義培訓,因而最終犯了一些根本性的錯誤,導致他們在關鍵時刻遭到最不幸的挫敗。

謝雪紅的革命政治經驗也是如此,因此世界各地的革命家除了以研習她的經歷來認識台灣革命歷史之外,更應該從中汲取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應用到的教訓。 從她的政治生涯中,我們可以得到關於革命方法,戰術和戰略的重要教訓,完全適用於今日世界的情勢。

台灣群眾在日本殖民時代下的激進化

要理解謝雪紅的政治生涯,我們首先要認識當時台灣社會的具體情況。這個居於中國和日本兩個大國之間的島嶼,受到鄰國內的大規模社會演變的影響,但這些演變在島內卻以極其集中的形式呈現。外部勢力的入侵浪潮 - 歷代中國朝代,西班牙,荷蘭,最後是日本帝國主義 - 意味著台灣經歷了一個不平衡卻組合性的社會發展。也就是說,雖然其總體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但外國勢力也為該島部分經濟注入了一些最先進的生產方法。

在人口組成和文化方面,台灣也非常多元化。 台灣最早是由南島民族的原住民族定居,後有來自中國南方,特別是福建和廣東的漢族移民浪潮。這些移民大多數是貧困農民,其中許多是為了逃離中國皇朝法制。漢族移民也進口了中國傳統的農民社會架構。 1894年甲午戰爭後, 日本帝國主義成為台灣島上的主導力量,決定性地塑造了台灣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形式。了解這些歷史因素如何淬煉了台灣的新興工人階級並賦予其組織上的各個特色,是至關重要的。

在大多數情況下,日本向台灣出口壟斷農業公司或財閥。這種發展導致了仍然是以農民為絕大多數人口的資本主義經濟。 1920年,農民佔全台人口的70%, 而工業工人只佔8.9%,這與西方工業資本主義比較起來是相對落後的。[1]

日本帝國主義設立了一個獨裁的殖民政府,另台灣人在自己的家鄉淪為二等公民。日本殖民政府得到了台灣大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支持,後者甚至領先為日本政府在台灣組織了監管民眾的保甲系統。任何發現有反日活動的社區都會遭到連坐懲罰。山區內的原住民進一步遭受嚴酷和危險的強迫勞動。

在這種情況下,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啟發了一整世代的工人和青年,他們將社會主義視為解放自己的手段。美國總統羅威爾遜對民族自決權的支持,雖然只是口頭說詞且不包括亞洲人民,但也鼓勵了一群自由主義的台灣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開始組織政治活動,以請求日本政府授予台灣人更多的權利為主要路線。

許多政治社團相繼在台灣成立,最初起源於典型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組織。然而,面對帝國主義者和國內主流資本家的蠻橫反對,他們後來迅速激進化,並超越他們最初的自由主義願景,在這個過程中改變了他們的階級基礎和政治綱領。 其中一個例子是台灣文化協會。它成立於1921年,由1,031名成員組成,規模可觀。台灣文協主要是由台灣自由派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旨在透過合法,非暴力手段來促進和捍衛台灣民族意識,防止台灣社會全面日本化。

台灣文化協會的第一屆領導委員會,由左翼和右翼運動的未來領導人組成。 //圖片:公共領域台灣文化協會的第一屆領導委員會,由左翼和右翼運動的未來領導人組成。 //圖片:公共領域

這個意識形態錯綜複雜的社團包含了不同的政治傾向,從一開始的大雜燴開始漸漸產生了政治分野。最右翼的派系以大地主林獻堂為首。後來則有以勞工運動為主的社會民主改良派在蔣渭水醫師周圍成形,也有未來的台共成員,更為激進的勞運領袖李應章(又名李偉光)[2]。雖然右派林獻堂起初被推舉為文協的領導者,但後來以高中和大學生運動開始的台灣社會激進化的發展,迅速將整個組織推向了左翼。後來右翼派系的脫離,也決定性地改變文協的階級本質。

謝雪紅從童養媳到共產主義鬥士的演變

謝雪紅正是從這種社會激進化的背景下步入革命政治。謝氏的早年生活是由兩個鬥爭來定義的:她脫離於貧困環境的挑戰,以及她為了保護自己而反對“更文明”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維持的野蠻父權習俗的抗爭。 她出生於今天的台灣中部彰化市附近的一個非常貧窮的文盲家庭。過度勞累和疾病使她的父母英年早逝。父母的喪亡迫使年僅13歲的謝雪紅被賣到一個小康家庭做童養媳來貼補喪費。而後她則會被旅商張樹敏再次“購買”為妾。

謝雪紅在這個人生階段中的社會地位與一名奴隸相去不遠。她被娘家人強迫負擔艱辛的勞動工作。再嫁於張樹敏後,情況也沒有好轉。然而,雖然張氏低俗無能,卻也帶著謝雪紅出差到日本和中國,為她提供了塑造她革命意識的寶貴經驗。

於1918年爆發在日本神戶的米騒動是第一次激化謝雪紅的歷史事件。當時,日本正在經歷一場經濟危機。大米商以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收購農作物,卻不顧造成糧荒而企圖以高價轉售來賺進暴利。最後,這些行為造成的社會問題導致了一場社會爆炸。農民集體反抗大米商和政府,而工人發動多次罷工。結果,日本首相寺內正毅被迫下台以平息群眾運動。目睹著這起宏偉鬥爭的謝雪紅,改變了她以前認為壓迫是生命中永恆的事實,並認識到強權是可以且必須反抗的。

謝雪紅的第二次也是最具變革性的經歷很快就在中國青島實現。當時,五四運動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工人,農民和青年站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勢力。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馬克思主義思想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在青島,謝雪紅遇到了一些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激進學生。他們也同時爭取中國群眾支持深陷俄國內戰的布爾什維克政府。這些學生對十月革命的敘述深深地打動了謝雪紅,令她嚮往俄國工人階級如何掌握權力,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

五四運動激化了中國的青年和工人,使他們中的許多人走向了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從而為謝雪紅與十月革命思想的相遇創造了條件。 //圖片:公共領域五四運動激化了中國的青年和工人,使他們中的許多人走向了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理念,從而為謝雪紅與十月革命思想的相遇創造了條件。 //圖片:公共領域

此刻,她決定給自己一個新的名字:雪紅。取自中國學生們展示給她描繪受傷的俄國革命者在雪原上淌血的圖片[3]。 這個新名字是她立志畢生為革命奉獻的見證,是她擺脫封建父權制枷鎖的象徵。比起伴隨著她成長的“假女”和“阿女”等非人名稱,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擁有的真正姓名。

後來,謝雪紅在台灣和上海之間的旅行中,結識了她未來的情人和台共創辦人之一林木順。 他們兩人一起從一般的左翼民族主義走向一個更有見解的共產主義,最後加入了中國杭州的中共共青團。中共當時在政治和組織上溶解於代表中國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利益的國民黨[4],但謝式可以看到共產黨人的政治理念優越於國民黨。她貧困的人生經驗,以及她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極限的理解,使她確信了階級觀點的重要性。與此同時,她與張樹敏離婚,開始致力於社會主義事業。

謝雪紅的政治教育和她在歷史上的角色

謝雪紅將在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發展中發揮了巨大的個人作用。但在她的一生中,我們也看到她的演變是如何體現了她周圍世界更大的社會變動。從貧困環境出身的謝雪紅,與大多來自富裕,受教育背景的共產黨員形成鮮明對比。謝式在20餘歲後才開始識字,儘管她有出色的階級直覺,但她對自己的表達能力缺乏信心。 她自己形容這是她一生中的枷鎖[5]。儘管她迅速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公眾動員和在台灣文化協會內的重要組織者,但她沒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台共運動的最初階段,她寧願讓其他人起草理論文件,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組織任務上。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的斯大林主義腐化增加了世界共產運動內部性別歧視和沙文主義的惡習。列寧去世後,蘇共開始要求懷孕或帶著孩子的女性黨員只能變成家庭主婦,這個做法也在莫斯科留學的外國共產黨學生中傳播[6]。俄國革命以前曾極力反對的這些反動思想,現在正在被為自肥的官僚機構積極推動。當她後來在台共取得領導地位時,黨內其他一些領導人,如蘇新,也對於自己要被一名女性領導的情況相當詬病[7]。這也為後來黨內對謝雪紅的惡毒鬥爭埋下伏筆。

謝雪紅和她的同志們在前往莫斯科前合影留念。謝坐在前排右二。 //圖片:公共領域謝雪紅和她的同志們在前往莫斯科前合影留念。謝坐在前排右二。 //圖片:公共領域

然而,對謝雪紅政治發展的最大限制是她從共產國際收到的斯大林主義政治教育和領導。當她於1925年抵達莫斯科時,俄國革命被孤立於一個大而落後的國家中,經歷了多年的外國入侵和血腥的內戰。西方革命的失敗迫使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國家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孤軍奮戰,這也導致了一群使用其社會優勢而獲得社會特權的官僚得以滋長。這個階層推舉斯大林為他們的最佳代表,開始在國內和國際上推行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以犧牲工人階級的利益來維持他們的特權。如托洛茨基這樣代表布爾什維克主義真正傳統的政治領袖則遭到攻擊,邊緣化和抹黑。

共產國際成為了控制世界各地缺乏經驗共產黨的官僚任務主管,命令他們犯下接二連三的錯誤。在中國,共產國際採用階級合作主義的方式面對資產階級國民黨,並命令中國共產黨進入國民黨,並服從資產階級的領導。這讓蔣介石得以在1926年開始發動他的血腥政變對中共和中國工人階級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在莫斯科與謝雪紅一起受訓的日本共產黨人,也看到了他們的政黨被共產國際鞭策成一個唯命是從的組織,嚴格遵循共產國際的路線。謝式在莫斯科就學時,她和她的同學們目睹了日共內部山川主義和福本主義的鬥爭。 一開始,主張脫離群眾工作的極左福本派在日共內部佔多數,而主張右傾取消主義,要求解散日共,共產黨人各自活動於群眾之間的山川派則佔少數。

對此爭議,共產國際以布哈林的“27年論文”對日共內這兩種政治傾向作出批評。布哈林的批評總體上是正確的:共產黨人不應該孤立於群眾之外工作,但當他們在群眾組織內工作時,他們也不應該失去他們的政治原則和組織獨立性。 然而,一個健康的布爾什維克國際領導團隊應當致力於與持不同意見的基層黨員舉辦民主性的討論。共產國際的作法則恰恰相反。他們採用了季諾維耶夫式的官僚手段,在布哈林論文發表後逕自宣布辯論結束,並強行重組了日共的中央委員會,並從中排除了仍然受多數日共基層黨員擁護的福本和夫。

這種從高層發號施令,不參與辯論,以及以官僚手段強行改組在地領導人的方法,導致最有意識的黨員灰心喪志,並成為全世界所有共產黨的斯大林化演變的一部分。當然,福本和夫也被誣衊為一介“托派”,儘管他並不支持托洛茨基[8]。這種官僚性的行事手段,再加上“一國社會主義”和階級合作“人民陣線”等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都是謝雪紅所受到的教育,而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培訓。

總體來說,謝雪紅的政治教育是由於她接觸到的共產國際內部兩大思想鬥爭所塑造的:一方面是如上述的日共內部辯論,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則是托洛茨基左翼反對派與斯大林主義之間的鬥爭。後者也塑造了大多數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運動家的思想。

她對托洛茨基 - 斯大林鬥爭的反響很遺憾地被限制於她無法接觸主要資訊來源的生活情況。斯大林主義官僚故意禁止她學習托洛茨基的真實論點。因此,她的立場似乎表面上是正統的斯大林主義者。然而,正如我們會看到她在實踐上將會一次又一次地與斯大林主義路線發生衝突。

我們可以確信她擁護斯大林並反對托洛茨基,否則她不可能被允許在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黨中獲得領導地位。 在她晚年於北京在被文化大革命迫害的情況下撰寫的口述回憶錄中,謝雪紅對左翼反對派“反黨”活動的描述很明顯地表現她並不理解實際情況。她將托洛茨基描述為“反中央”派系的領導人,但卻將托式與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拉迪克,索科利尼科夫和布哈林這些在不同時期具不同立場的人物混為一談,很顯然地完全接受了斯大林官方的說辭。

謝雪紅當時還面臨了另一個障礙。她在學時主要是和日本學生一起接受訓練,且不諳俄語,因此,她幾乎沒有機會與托洛茨基的俄國支持者們交流。另一方面,後來主要聚集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左翼反對派,此時還尚未成形。

謝雪紅在莫斯科完成學業後,帶著自己的所有優缺點,前往上海,與各國共產黨內的台灣人一道為創黨大會作準備。

反對打壓的抗爭

當時,亞洲各國新興的共產黨面臨著嚴峻的情勢。惡劣的經濟條件加上殘酷的政府打壓給他們的政治工作帶來了巨大的障礙。許多人遭牢獄之災,而其他人則在壓力下屈服。然而,與此同時,鎮壓卻也使一些最堅強,執著的革命家們脫穎而出。 對謝雪紅來說,她並沒有想到自己日後必須擔負領導台共的責任。但這個地位卻因為早其台共領導人們的竄逃或脫離而迫使謝式扛下帶領全黨前進的大任。

共產國際一開始指示台灣共產黨以日本共產黨的民族支部形式成立。台共的創黨大會遂於1928年在上海的一間照相館樓上召開。與會者除了來自不同國家共產黨內受過訓練共產黨內的台灣籍籍共產黨人外,還有來自日本,中國,韓國和美國共產黨的代表。創始大會選出了一個中央委員會,並通過了一些組織決議案和政治綜觀性組織決議案理論觀點文件。根據斯大林主義的“革命二段論”,台共創黨的理論文件認為新創立的台共認為,台灣的工人階級仍然太弱,革命者應該努力從台灣社會中清除封建主義的殘餘,並將自己局限於民主鬥爭,而不是鼓舞工人階級承擔,領導社會主義任務。在這裡,我們再次看到斯大林主義共產國際的思想和手段深深地影響了新成立的台灣共產黨。

起初,謝雪紅在台共黨內扮演著次要的角色。在創黨大會上,她被分配了在台灣組織國際赤色濟難會的行政工作。 然而,在大會召開十天之後,台共在上海組織的一個地下讀書會遭到了國民黨特工和日本上海租界區警察的襲擊。雖然謝雪紅跟同夥們沒有被揭發為共產黨員,但是日本政府仍然將謝雪紅強行引渡回台灣。

政府的打壓驚嚇了台灣內外的台共領導人。一大群在闖蕩大會上當選的領導人們因害怕被捕而逃離台灣,讓謝雪紅和其他兩位同志人承擔了所有工作。被視為領導行人物的台共中央委員會委員蔡孝乾逕自逃亡至廈門,迫使謝雪紅承擔起領導全黨的責任。還好,此時謝雪紅還不必孤軍抗戰。她身旁在有忠誠的同志們林日高,莊春火和新黨員楊克培在早起與她一起在台灣建構台共組織。

1928年下旬, 日本政府對日本共產黨的鎮壓日益加劇,這也加深了台灣內部的困境。儘管謝雪紅沒有被定罪為共產黨人,但警方仍然將其列在監視名單上。日警經常搜查她的住所和辦公室,迫使她不得不反覆將重要文件隱藏在糞坑內。有時候謝式甚至要直接銷毀證物,以防止警方獲取重要信息。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內部會議和讀書會當然很難安全地舉行。

台共的東京支部在全黨成立僅四個月後即被警方拘提。隨後,日共派遣中央委員會主席渡邊政之輔攜帶大筆資金和文件親自訪問台灣以便協助年輕的台共,但他於同年10月在基隆被警方揭發,因而當場舉槍自盡。沒有經驗豐富的日共的指導和經濟援助,台共必須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下自力更生。此時的台共僅有一個弱小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其中只有三名成員,包括謝雪紅本人。在這些條件下,謝雪紅得以維持台共的生存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然而,嚴峻的物質環境確實限制了台共的活動。儘管謝雪紅自行制定了一個平衡於合法與地下工作,以招募和培訓新黨員為主軸的策略,但是要將台共打造成一支嫻熟政治理論和組織技巧的幹部政黨,卻需要耐心,細心的長期工作。在此過程中累積起來的勝利也不免遭到挫敗。例如台共後來得以領導的台灣農民組合(農組)在1929年初遭到日警大規模搜捕領導人,而這個具全國規模的農民群眾組織也被迫地下化。

來自客觀條件的劇烈壓力有時也會使革命黨內一些不健康的現象浮上檯面,這對台共來說尤其如此。 林日高和莊春火這兩位早期與謝雪紅一起建構台共的中央委員,後來也招架不住疲勞而黯然退黨。

政府打壓不僅驚動了部分台共黨員,它還加劇了年輕成員的不耐煩和冒險,極左傾向。然而,正是在這種時候革命家們不應該失去理智並開始從事冒險活動。不幸的是,面對受斯大林共產國際支持的台共惡毒極左派系,謝雪紅也無法將台共發展維持在正確的道路上。

謝雪紅的群眾工作策略

謝雪紅在執掌領導責任後所沿用的種種策略,證明了她儘管受到墮落共產國際的訓練和領導,卻能夠獨立地得出布爾什維克式的結論。此時,共產國際在斯大林的指導下採用了極左的“第三時期”理論,認為如果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公開敵對於既成的改良主義工人群眾組織,並設立獨立於主流工運以外的工會和運動的話,他們將迅速吸收訴求革命的工人群眾。這種策略完全無視列寧主義“耐心地解釋”的準則,不了解新投入政治的工人們不免會選擇支持改良主義領袖和既成的群眾組織。“第三時期”的政策不僅無法讓革命家們有門路與廣大工人群眾接觸,反而讓主流工運的基層敵視了革命派,並讓更激進的工人被孤立在主流運動之外,無法參與。

台共多數黨員從創黨大會開始就受到共產國際的冒險主義策略和缺乏任何分寸感的思考方式之影響,因而讓台共從一開始就成為一個宗派(Sectarian)團體。然而,謝雪紅的思路卻不斷與共產國際的錯誤路線互相衝突。在她的領導的初期,她將黨事務的重心放在招募和訓練革命幹部上,而不是認為零星的幾個共產黨人可以迅速帶領群眾運動。她還尋求在可以維持各方政治原則的前提下,與台灣各地新興的大型工會組成統一戰線。此時這些工會的基層群眾正在從改良主義意識走向戰鬥意識。

然而,台共起初最大的成功莫屬於其在文化協會內的工作。當時的文協正在快速朝左翼激進化,謝雪紅也利用她先前與許多青年和學生領袖所建立的關係,逐漸招募新黨員。在這個環境中,謝式得以招募全國知名的農組領導人簡吉、趙港等人。

後來加入台灣共產黨的農民領袖簡吉。 //圖片:公共領域後來加入台灣共產黨的農民領袖簡吉。 //圖片:公共領域

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因為農組於1927年在台灣各地膨脹到23,400餘名成員。但兩年前只有13名成員[9]的農組,雖然有大批新成員加入,仍然還尚未定性。要有效地將革命思想傳遞給基層農組會員,首先必須要教育和培訓農組的中間領導層和有天份的組織者們,並招攬他們加入台共,以便日後再把革命理念傳遞給更廣大的群眾。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監視下,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謝雪紅清楚理解這一點。她的第一步是在農組總部設立一個“社會科學研究會”,而不是訴求立即動員農組的群眾基礎來進行運動。在研究會內,與會者們研討如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著作《共產主義ABC》。謝雪紅和其他台共黨員也對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和1915年台灣西來庵起義經驗等話題舉辦講座。這個讀書會在舉行過十三次會議後,搬到了謝雪紅和楊克培開辦的國際書局。這個書局成為了台共宣傳組織工作的合法掩護[10]

台共在農組內的工作不僅限於主要組織者的教育。台共也積極參與指導農組如何進一步鞏固成一個國家規模的組織,並指導農組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呈上大會的各個決議案內容有很大影響。

謝雪紅也將農組視為接觸更廣泛青年和婦女,並將他們吸引到革命社會主義政治的途徑。謝氏說服了農組領導人們開始積極招募和教育農村青年和婦女。前者可能成為未來的工人,而後者則被台灣以小資產階級為主的女權主義運動排除在外。這兩個群體都需要融入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11]。這些舉措清楚地顯示了謝雪紅認真為革命黨建立堅實的基礎的長遠思考方式。

由於台共的活動必須地下化,謝雪紅還試圖藉由農組為與工人組織聯繫的基礎。為實現這一目標,她召集了農組,文化協會,多個改良派工會和台灣民眾黨代表[12],致力與這些組織形成“統一戰線”。

台灣民眾黨是一個由台灣資產階級建立的合法自由派政黨,起初訴求通過非激進的手段來與日本帝國主義協商以求得漸進性的社會改革。但在1928年7月,民眾黨經歷了以階級為分界線的分裂。同年上旬,民眾黨的創黨元老之一蔣渭水在階級鬥爭的壓力下開始激進化,他主張民眾黨應是工人和農民的政黨,並進一步成立了台灣工友總聯盟,由29個大型工會和7,000名成員組成[13]。這導致如林獻堂和蔡培火的右翼民眾黨大老宣佈妥當,逕自成立了資產階級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公開反對階級鬥爭。實際上,民眾黨在由下而上的激進化過程中從一個資產階級正當轉變成了工人群眾的政治組織,儘管大部分的領導和黨員仍然對改良主義把持幻想。

謝雪紅將這些發展視為一個契機。在她與民眾黨和改良派工會召開的會議上,她提議與會的組織應該共同協調抗議行動和抵制警察鎮壓[14],但她的目標是與具先進意識的工人階層聯繫,並向他們展示共產黨人政治行動的優越性。雖然最終這個聯合陣線後來沒有實現,謝雪紅的嘗試表示了她試圖採用真正的列寧主義方式來進行群眾工作。

台灣工友總聯盟會議成為台灣民眾黨群眾基礎的一部分。 //圖片:公共領域台灣工友總聯盟會議成為台灣民眾黨群眾基礎的一部分。 //圖片:公共領域

然而,共產國際並不贊同謝雪紅的思想和策略。相反,它將支持台共內訴求災難性冒險主義的極左派。

台共內的惡鬥和分裂

在台共創黨的同時,黨內就已經迅速形成了一個反對派,以在上海活動的翁澤生為首。在台共成立之前,翁澤生就已經被認為是在中共內部工作的台籍共產黨人中的領軍人物。雖然謝雪紅最初也是被中共招募的,但她入黨後很快就被派往上海,然後被送到莫斯科接受訓練,因此沒有像翁澤生一樣在中共黨內能聚集一批長期支持者。

翁澤生更是曾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瞿秋白的學生。後者將利用他的權力親自為翁澤生介入台共未來事務。此外,人在上海的翁澤生與共產國際代表米夫(Pavel Mif)旗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保持密切聯繫,藉此成為了台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主要聯絡人。他後來開始利用這個職位向遠東局提交修改過的台共事務報告,並以共產國際之名向台共發出自己的命令[15]

翁澤生與其黨羽開始以極左主義和冒險主義的視角來批判謝雪紅的領導。雖然他們的提案與布爾什維克主義毫無關聯,卻吻合於斯大林主義在國際上採用的路線。極左派對謝雪紅的批判可以用一封署名於日共致台共的信函總結。學者白安娜(Anna Belogurova)表示這封信很可能是由翁澤生派系起草的,內容包括了以下對謝雪紅的指控:

“黨內因缺乏工人和農民(以及缺乏讓他們參與的努力)而與群眾分離;群眾普遍不知道黨的存在;台共傾向機會主義,而逮捕後知識分子黨員也被官方動搖;成立大規模合法工人政黨是錯誤的目標;缺乏黨小組和黨報;透過知識份子讀書會來領導農民運動顯然是完全不夠的。”[16]

值得注意的是,台共在1930年只有25名正式黨員[17]。要立即期望群眾“意識到黨的存在”並迅速招募,完全不了解謹慎的地下工作的必要性。對“農民運動領導力不足”的批評透露了翁澤生派希望台共立即引領大規模抗爭,而不是先做好必要的幹部整合工作。

然而,在台共成員內,不耐煩的情緒導致許多人開始支持翁澤生。翁派不僅說服了農民領袖趙港,也招募了從日本抵達不久,並立即對謝雪紅的領導感到不滿的蘇新。這恰逢謝雪紅派系處於士氣低落的狀態,而謝式的壞脾氣更加劇了台共內的緊張氣氛[18]。林日高和莊春火宣布退黨後,謝雪紅稱為黨內僅存的中央委員,並且必須獨自面對反對派的攻勢[19]

謝雪紅最初試圖透過在松山召開一次黨內會議來處理中央委員會的崩潰,但是反對派正是利用這個機會正式宣布他們的存在。翁派直接向謝雪紅提出他們的要求,包括加速建立紅色工會的工作,解散文化協會以便讓台共能夠更直接,公開地招募黨員。他們也像謝雪紅表達他們對黨領導的種種不滿。謝式雖然承認自己的一些錯誤,但仍然堅持不同意翁派提出的冒險主義路線[20]

在松山會議之後,翁派繼續打者正統斯大林主義旗幟對抗謝雪紅。翁澤生除了反覆向共產國際抱怨台共的疏失外,更說服瞿秋白撰文批評台共,並建議台共修改黨綱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翁派遂將這些批評描述為共產國際的正式命令。在松山會議後,翁派自行成立了一個名為“改革同盟”的派系,並選舉了自己的中央委員會[21]

謝雪紅在此時不僅淪為黨內少數派,她的政治觀點相悖於改革同盟所擁護的共產國際路線。翁澤生最終獲得了遠東局的支持。他的集團在沒有邀請謝派參與的情況下逕自於1931年召開了“黨大會”,並宣布開除謝雪紅和她的兩名追隨者的黨籍。

斯大林主義付諸實踐與台共的瓦解

謝雪紅所倡導的穩扎穩打訓練幹部和統一戰線策略一夜之間與謝雪紅一起被拋出黨外。取而代之的是冒險主義和建立紅色工會的企圖。翁澤生集團認為這些手段可以迅速團結所有台灣工人接受台共領導。

與此同時,經濟危機的爆發和嚴重的減薪和失業浪潮,以及1931年賽德克族英勇的自發武裝起義(即霧社事件),加深了台共的錯覺。他們確信一個全國性起義迫在眉睫,而光靠一小群台共黨員就能領導它。

在霧社起義期間,日本士兵殘酷地轟炸了賽德克戰士。 //圖片:王仲立,公共領域在霧社起義期間,日本士兵殘酷地轟炸了賽德克戰士。 //圖片:王仲立,公共領域

儘管如此,馬克思主義者明白,即使在最有利的社會條件下,革命政黨的作用永遠不會替代群眾的角色。相反,它必須經歷與群眾一起奮鬥,一起得到必要的經驗和覺悟,並耐心地向群眾解釋採取革命性的方案的必要,以說服群眾自願性地支持發動革命。

新台共領導們遵循著真正的斯大林主義的手段,驅逐了黨內任何反對路線改變,或是不了解新路向的黨員。任何持不同意見的黨員皆被被貶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並被開除黨籍,儘管當時少有台灣人知悉托洛茨基其人。

台共開始領導了一些小型罷工,結果好壞參半。有時,台共甚至試圖將自發的小罷工塑造成反對台灣民眾黨運動,完全不顧於罷工工人們的意願[22]。在這個過程中,台共獲得的不是台灣群眾的支持,而是日本警方的注意。

最後,在1931年,日本政府對任何疑似台共黨員的人士發起了大規模逮捕。由於他們收集了大量的信息,台共所有的高層領導人相繼落網,其中包括謝雪紅和她的追隨者們。日本政府同時打擊了整個台灣左派。台灣民眾黨和農組都被勒令解散並遭非法化。

新加入台共的黨員們聽信了高層的說詞,以為革命已經近在眼前。這種幻想導致了更多的冒險主義策略。在台共領導人們被搜捕後,少數年輕的黨員遂計劃在大湖和竹南以40名農民的兵力進行起義。但他們在起義能夠發動之前就遭逮捕[23]

這些發展在台灣基層群眾之間造就了長達十多年的低迷士氣,所有激進社會運動都必須要等到二戰後才得以復甦。

有鑑於台灣共產黨人付出的巨大犧牲和奉獻,台共下場的悲劇性不言自明。歸根結底,只有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旗幟,方法和傳統才能引導一個小黨逐漸茁壯,並在工人階級奪下政權的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如果缺乏了這個政治觀點,即使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任何努力都會付之一炬,正如來自世界各地的無數例子所見。

台共所有黨員為反抗壓迫和推翻舊世界的決心,是台灣和國際馬克思主義者所捍衛的革命遺產。但是,我們也有義務學習和吸收他們用生命所換來的政治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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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翁佳音編,“台灣社會運動史” - 勞工運動,右派運動,稻鄉出版社,台北,1992,p15

[2]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稻鄉出版社,台北,2003,p50

[3]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楊翠華,國家圖書館出版,台北,2004,第23頁

[4]John Peter Roberts, 中國:從永久革命到反革命,Wellred Books ,倫敦,2016,p31

[5]謝雪紅,p229

[6]John Peter Roberts,p65

[7]林瓊華,“從遺忘到現在:謝雪紅的歷史在台灣與中國的影響與遺緒”,台灣史學雜誌,第15期,2013年12月,p4

[8]謝雪紅,p247

[9]蔡石山,《台灣農民運動與土地改革》,1924-1951,中文版,台北,2017,p192

[10]陳芳明, “謝雪紅評傳”,城邦文化出版,台北,2009,p73

[11]同上,p78

[12]翁佳音編,“台灣社會運動史” - 勞工運動,右派運動,稻鄉出版社,台北,1992,p72

[13]陳芳明,第76-77頁

[14]警察沿革志出版委員會,“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創造出版社,台北,1989,https://archive.org/stream/b614103080_tmu/%E5%8F%B0%E7% 81%A3%E7%A4%BE%E6%9C%83%E9%81%8B%E5%8B%95%E5%8F%B2%EF%BC%88%E7%AC%AC%E4%B8% 89%E5%86%8A%EF%BC%89_djvu.txt

[15]Anna Belogurova,“國際共產主義公民世界:台灣共產黨人和共產國際(1921-1931)”。現代亞洲研究,可在CJO doi:10.1017 / S0026749X12000327,p16

[16]同上,第15頁,作者自英文原文譯

[17]同上,第17頁

[18]林瓊華,第14頁

[19]楊克煌,“我的回憶”,楊翠華,國家圖書館出版,台北,2005,p82-83

[20]陳芳明,p128-130

[21]Belogurova,p19

[22]翁佳音,p192-p202

[23]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 ,前衛出版史,台北,1990,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