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德·格兰特选集第一卷序言

世界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最常见的疑问,莫过于如何理解世界各地曾经存在的斯大林主义极权官僚政体。对此,英国托派理论家泰德·格兰特(Ted Grant)以托洛茨基生前对斯大林苏联的分析以及不断革命论为基础,发展出“无产波拿巴主义”理论来理解这些政权在二战后的形成。格兰特曾在1949年1月准确预测到中共的夺政以及其必然会把持的执政型态,对世界其他类似现象也做出深入分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本文为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nternational Marxist Tendency, IMT)美国支部成员约翰·彼德逊(John Peterson)为在美国出版的泰德·格兰特选集第一卷(Ted Grant Selected Works Vol I)所写的序言,整体地综观了他与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和格兰特的邂逅以及格兰特“无产波拿巴主义”理论的要点。

我是在1998年初大学毕业后在英国工读时,认识了泰德·格兰特[1]。为了取得一些工作经验和增广见闻,我从美国只身来到伦敦,殊不知我与一名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成员在海德公园演讲者角落的邂逅,将从此改变我的人生[2]。在听了他宣讲几次关于直接民主的潜力,如何利用科技来理性地规划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的荒谬后,我鼓起勇气上前攀谈。当他告诉我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时,我从前的人生观立即被颠覆,世界像电影一样飞过我的脑海。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只是一份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行”的理论吗?社会主义乌托邦不是被“人类本性的贪婪”化为空谈吗?这位同志以1英镑的价格卖给我一份《共产党宣言》,我的世界从此不再相同。

我不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我完全被迷住了。最后,我发现:这正是我一生不知不觉中寻找的理念。它不仅可以解释我周围的矛盾和复杂世界,而且可以为实际改变事物提供指南。这是一种从根本上真正解决贫困,战争,歧视,环境污染和普遍苦难的方法。

我开始贪婪地阅读,并在几周内,我参观了位于老街的国马趋国际中心。就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泰德。那时他桌上周围叠满了《金融时报》和成堆的水果皮。他好奇地看着我,听到我来自美国时更是兴致盎然。他走过来开始问我问题,也回答了我的各种问题,并当下建议我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后应该进一步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我还买了一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的。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内,我还向同志们用一英镑的廉价卖了一份《评第四国际纲领》。这本是于1970年写成,后来成为树立国马趋的创始文件之一。在阅读这些短篇文献后,我觉得我从中学到的实践指南和历史教训远多于我在大学四年内的收获,而且这些知识花了我不到三美元!

随着我的学习进展,我开始定期与泰德会面,以更好地了解这个新的思想和方法。尽管他年事已高,并且有一些怪癖,但他的政治能力仍然敏锐,总能回答我各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我们开始每周一次在伦敦的贝斯纳尔绿地一起买咖喱当晚餐,然后在附近一家酒吧内进行政治讨论。我通常点一杯吉尼斯啤酒,而他总是喝橙汁。在每次见面前一周内,我会在我随身携带的一个小笔记本内写下我的问题。在他回答完我每个问题之后,他会隔着桌子看着我,耐心地等待下一个问题。

通常,他只需要花费几分钟简洁有力地回答我在一整个星期内积累的所有问题。他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回忆起事件,人物,政治辩论,会议以及最重要的理论。然后我们通常会钻研我作为一个新手最喜欢的课题: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泰德·格兰特和艾伦·伍兹合着的《起义中的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最终使我确信这些思想不仅在深刻的哲学层面上有意义-正如自然本身的运作所证明的那样-而且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是唯一可以在现代发展和应用这些理念的组织。

但是,不仅仅是他们在哲学方面的领略令我认同这些理念和国马趋,他们对劳工阶级群众组织的态度也令我折服。在二战后的艰难时期,泰德已经发展并深化了布尔什维克的基本方法,承袭着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托洛茨基在20和30年代内的著作中所述的策略,解释了当群众在尝试着行动的第一阶段时,他们将始终通过他们熟悉的组织和领导来实现他们的诉求[3]。换句话说,群众是不会理会小组织的!

无论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们目前是多么迂腐,腐败,官僚主义,支持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者,大事件都将不可避免地从上到下撼动他们。基层民众的意识可以且必然会发生巨大变化,旧的领导者将被推出或推向左翼。在过去几年间,劳工政党和工会的领导人右倾的程度甚至比当年泰德想像的更进一步。

尽管如此,就算所有的畸形和寄生虫都在群众组织顶层,但群众首先会尝试通过这些组织和领导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这几乎是一项历史法则。如果这些政党和领导人无法通过群众的检验,那么新的政党将不可避免地以某种形式出现。

自格兰特逝世以来的各种世界发展绝对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从希腊泛左联盟(PASOK)的崩溃和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崛起,西班牙和法国社会党的没落以及西班牙“我们能团结联盟”(Unidos Podemos)和“法国不屈”(France Insoumise)的问世,到英国工党内部的巨大变化,以及英国劳工和青年对党魁科尔宾的热情支持。

“你是身负重任的”。

在我回到美国之前和格兰特的最后会面中,我可以看到他用他的每一丝精力仔细端详我,显然想知道我是否可能只会消失在浩瀚的美国,从此不再联络组织。当他告诉我:“你是身负重任的”那一刻,他深邃,严肃的眼神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对于年仅24岁的我来说,这句话是多么沉重啊!要从美国这个帝国主义核心和偏僻的北达科他州从头开始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肯定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但我相信,凭借我在伦敦期间从泰得和其他同志那里学到的东西,我最终会成功地找到许多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毕竟,我作为一个憧憬美国建国和内战革命历史的美国人,又被这些理念和世界革命的观点所吸引,必定可以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其他同志的。

寻找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的。 2000年夏天,我和我通过网路认识的其他一些人正式成立了国马趋的美国支部。虽然我们仍处于建立美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势力的早期阶段,但我们可以为我们完成这一过程的第一阶段感到自豪:在未来的岁月中为更大,更有影响力的组织奠定可行的基础。随着我们的增长韵律跟着历史本身的步伐而加快,我们可以肯定,未来十年的发展将与之前截然不同!

在从无到有建立一个组织的所有风雨中,泰德的一句建言一直对我很有帮助:要保持分寸感跟幽默感。毕竟,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尽管存在各种矛盾,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振振有词地告诫我要“坚信劳工阶级”。这不是我们把劳工阶级抽像地浪漫化,而是因为我们理解劳工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亦即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正如泰德不断的提醒,如果没有劳工阶级的许可,整个社会没有一砖一瓦是可以动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秘密”:一旦构成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巨人意识到其握有的巨大潜力,地球上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它!

至于如何开始分析任何特定政治情势,泰德有以下简单的经验法则:我们支持任何对劳工阶级有利,反对任何对劳工阶级有害的政策。换句话说:任何有助于提高国际劳工阶级对其集体力量和改变社会能力的意识,团结和信心的发展,我们就要支持。任何分裂,迷惑和原子化劳工阶级的发展,我们就要反抗。或许这有些过于简化,但并不是一个糟糕的起点。

在我回到美国之前,仅仅经过几个月研究的我,程度当然远不及格兰特对马克思主义的领悟,更没有透彻理解国马趋在托洛茨基被谋杀以来的几十年内发展出来的许多政治主张。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在发展政治分析方面经验很少,还不懂得如何筛选相互矛盾的事实,剖析各种令人眼花撩乱的事件,抓住于任何特定情况下的基本要素。阅读《共产党宣言》或《国家与革命》是一回事。能够将该理论精华凝聚成有效的口号或诉求,以适应当下的需要,则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和重要性

独自在世界帝国主义核心内建立组织的我被迫学习得快速和透彻。但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和科学是一个需要几十年的过程,甚至需要一辈子不懈的学习和实践。但是,在建立一个干部组织时,最重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方法适当地应用于重要的具体情况,而不是盲目地死记硬背。泰德总是强调理论作为行动指南的重要性,这一点我铭记于心。在我在伦敦度过的最后几周内,我使劲地阅读和讨论理论,并在二手书店内搜刮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

让我对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充满信心的是,尽管我是美国国马趋的第一个成员,但我并不是真的单打独斗的[4]。格兰特清楚地表明,如果我曾经对一个问题感到无解,我应该先承认我不知道问题的答案,尽量先自己尝试着解题,然后向他或如艾伦·伍兹(Alan Woods),罗布·苏沃尔(Rob Sewell),或是马丁(Jorge Martin)等更有经验的伦敦同志询问他们的看法。目的不是要在各个“革命教条”中找到答案和立场,而是要有机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便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也鼓励我在一个大国内建立支部的过程中尽量实验,尝试新方法,勇于犯错,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最重要的是我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念的信任。这些是泰德在他的一生中保存和发展的思想。那时候,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被削减为极少数,但格兰特在战后繁荣的日子里屹立不摇,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所有那些试图“修改”它们的人。他坚决反对那些一直在寻找捷径,而不是长期致力于建立一个植根于劳工阶级的​干部组织。泰德常说,这项工作没有捷径,那些试着一步登天的人最后只会跌到谷底。

那些认为今天革命浪潮发展太慢的人,应该庆幸他们没有需要经历1950、60年代初难以置信的困难时期:即战后繁荣的高峰期。反共主义在美国独霸社会,人们普遍抱有或许资本主义毕竟不是那么糟糕的幻想。毕竟,有谁会在就业机会高涨,医疗保健,住房和教育得以扩张的时代下研究如何组织推翻资本主义呢?

今天,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广大劳工的经验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过去几十年。格兰特经常解释道,群众意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客观现实,但是当它发生时,它可以通过爆炸性的方式来实现,甚至可以让最有准备的革命家感到惊讶。但即使意识迅速变化,它也不是一个直线性的过程。这是建党过程中历史辩证运作的一个特征,所有革命家们都必须充分理解它。

为了在客观困难时期保持根本基础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格兰特总是回归经典,尤其是在遇到新的政治和社会现象时。他常说: “一切解答都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那里”!我曾经问他:我读完马、恩、列、托后应该要读谁的著作?他则回答:“那不妨读读托、列、恩、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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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革命星火的燃烧

《泰德·格兰特选集》第一卷在美国出版是向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推广格兰特理论的重要一步。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已经有不少人透过《保卫马克思主义》网站(Marxist.com),马克思主义文库(Marxists.org),和Tedgrant.org等网站涉猎泰德的一些著作。其他人可能已经阅读了由国马趋英国支部出版的选集《不间断的传承》(The Unbroken Thread),但那本在美国已经绝版并很难找到。然而,这些文献大部分从未以书本形式出版,更别说在美国发行了。

本书初版由于数百名美国人第一次发现了格兰特的理念,已经售完。当我们决定再版时,革命马克思主义理念已经有更广泛的读者。尽管泰德生前绝对不敢将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的“四大理论家”相提并论,但他对保存这些巨人传下来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贡献值得被广泛读者们赞许。自托洛茨基辞世以来,将格兰特对于20世纪重大事件的分析说成如何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复杂多变的世界的教科书范例,并不夸张。

出版本书以及泰德·格兰特选集系列的宗旨之一,就是要清除许多对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扭曲误解。格兰特曾观察道,市面上林林总总的宗派人士在玷污代表马克斯主义延伸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真正本质上,做得非常出色。

这种混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战后的繁荣。不幸的是,在托洛茨基去世后,第四国际的领导人,特别是美国社会工人党领导人,无法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用于急剧变化的政治情势。在二战前夕,托洛茨基曾预测最可能的情况是希特勒的法西斯推翻苏联,或者斯大林在政治革命中被苏联群众推翻。然而,这些完全合理的预测被不可预测的实际事件曲折所证倒。

如果托洛茨基在1940年8月没有受到斯大林主义刺客杀害,他就会像往常一样,将他的观点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然而,没有托洛茨基指导的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们则无法就新形势下前进。他们发表了一个又一个的荒诞经验主义分析,无法抓到围绕着他们世界矛盾的内在本质,就具体情势为起点发展他们的观点,而是选择符合他们先入为主的偏见来选择他们想看到的事实。这与马克思主义方法正好相反,也必然导致他们陷入当代的陈旧,毫无生气,完全没用的政治和组织结论。他们的堕落导致了数十个“革命党”小宗派的滋生,完全与活生生的群众运动隔绝,不了解劳工阶级如何运动和发展,只会从阶级斗争的边缘尖锐地谴责群众。

二战后的几年内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得以强化的斯大林官僚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权力平衡,东欧各国得以推翻资本主义,却建立了以莫斯科为范本的政府。此外,南斯拉夫则出现铁托,中国出现毛泽东和北越出现胡志明的斯大林主义变种。印度,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革命也扩大了官僚主义的寄生现象,苏联从中获得更高的世界经济影响力。

在所有这些决定性问题上,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们一错再错。而从当时任格兰特为首席理论家的英国革命共产党所产生的各个文献内可以看出他们是唯一理解世界情势的团体。不仅如此,他们还明白,在当时可见的未来内,将是一个艰难的时期。但是他们相信,无论繁荣持续多久,资本主义体制的矛盾都将不可避免地重新浮上台面,因为它们并没有被根本性地消除。

无产波拿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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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除了其在二战后时期关于欧洲和世界政治的著作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化最重要的贡献无非是他对“苏维埃式波拿巴主义”概念的发展。这个理论框架是由托洛茨基于1930年代首先提出,旨在了解苏联境内发生的社会进程[5]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任何对特定社会阶级性质的分析始于对统治阶级及其国家维持权力的经济基础的考察。在描述特定社会的阶级性质时,这是最具决定性的根本因素。我们最关心的是阶级和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即财富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产生,分配和交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主要的经济形式。财富是由劳工阶级社会性地产生的,但他们创造的剩余财富是由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下占有和分配的。这是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框架。

另一方面,工人或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基础,在于银行,主要产业和大企业等关键经济杠杆被国有化,是国家公有的,而这些财产则依据一个有意识的生产和分配计划运作。换句话说,财富是社会性的生产的,而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以社会性的方式接收和分配的。

但是,这个基本框架并没有完全解释“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之间复杂而辩证,而不是直接和自动的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关联的,可以并确实相互产生反馈。或许我们与其使用带有机械性意味的“上下层”建筑分析,还不如将经济视为社会的“骨架”,支持极其复杂的神经,器官和组织。此外,各式各样的国家政权形式可以建立在同一基本经济基础上。例如,民主共和国,军事独裁,君主立宪制和法西斯独裁政权都是以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家形式。

资产阶级国家的理想形式是民主共和国。这个形式可以通过经济胁迫,法治,社会习惯和传统,制造族群分裂以及必要时,彻底使用武力来剥削和控制大多数人口。相较之下,军事独裁这样的公开反动手法在面对政治和社会骚动的同时捍卫资本主义,却也不可避免地扭曲了该制度的正常运作,因此无法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20世纪的历史表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法预见的情况下,也有不同类型的国家能够建立在以国有化的计划经济为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最“理想的形式”是国有化的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加上劳工阶级在社会运作中的直接民主参与。换句话说,劳工政府本身将由劳工阶级直接控制和管理。然而,另一种变体却出现了,也就是我们通常简称为斯大林主义或“畸形”或“堕落”的工人国家。在描述这种国家时,泰德更偏好较于科学性的术语“无产波拿巴主义”,因为它既描述了政权的基本经济基础(无产阶级性质),也描述了国家上层建筑的形式(波拿巴主义)。

自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以降的“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一词描述了在社会激烈的骚动期间,社会中的主要竞争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者-都不能获得优势的僵局中所发生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要参与斗争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当阶级斗争陷入僵局时,可以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强行施加独裁者来打破僵局,借以在阶级之间取得重建平衡和“秩序”。在古代世界中,这被称为“凯撒主义”。在资本主义下,这叫做“波拿巴主义”或“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而在一个国有化的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则是“无产波拿巴主义”。国家政府在保持和捍卫占主导地位的财产关系的同时,以赤裸裸的武力对社会施行镇压。

虽然所有历史比喻都有其局限性,但它们可以提供一个理解复杂历史过程的基本框架,不仅在回顾过程中,而且在它们展现在我们周围的同时。通过一系列连续的实验,不断加深我们对最新事态和发展的理解,我们可以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更丰富,细致和具体的理解。不言而喻,概述这些观点的目的是让我们理解如何参与政治进程,而不是单是从象牙塔学习分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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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托洛茨基运用了法国革命后期的“热月”反革命来揭示俄国革命腐化的过程。 “热月”法国大革命期间始于1794年,当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遭到推翻,随后带来了拿破仑波拿巴独裁统治以及其于1804年加冕为法国皇帝作结。

有鉴于苏维埃俄国的文化和经济落后,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社会破坏,摧残,以及21个外国军队的入侵,当时的俄国根本没有社会主义需要的优渥物质基础。在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俄国革命的孤立导致了官僚主义堕落的开始。当物资匮乏实际上存在时,必须采取措施确保有序分配可用的资源。苏联民众为了领取食物大排长龙的现象开始出现,而对于监督排队的警察之需要也随之而来。但谁能监督警察呢?因此,一个官僚阶层逐渐在苏联社会的最高层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被斯大林本人所代表。这种扭曲社会主义的极权独裁是一场梦魇,残酷地摧毁了苏联和世界各地数百万劳工们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渴望。

然而,斯大林主义反革命并没有重建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并进行社会转型之前存在于俄国的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相反,在扭曲和官僚主义的情况下,更多的经济部门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斯大林主义是一种政治性的反革命,篡夺了曾经在苏联初期直接参与社会运作的苏联群众的政治权力。但这不是一场社会性的反革命,因为它并没有推翻革命初期建立的新的国有化财产形式。

虽然经济的运作遵循着由上而下的官僚计划,没有工人和农民的直接民主投入,但它仍然是国有化和有计划的。这是斯大林主义政治和经济实力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因此,尽管存在这些严重的扭曲,但与经济制高点由私人资本家拥有和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们基础上还是工人国家。

托洛茨基在如“工人国家,政治反革命和波拿巴主义”等文章中,解释了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现象:

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澄清两种波拿巴主义——苏式与法式——的社会基础差别,才是头等大事。清洗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及政治机构,以达成既得利益的整合,是为法式波拿巴主义。消灭工农革命的国际主义纲领、政治领导及工人民主机构,以实现对既有社会变革成就的保守'梳理',是为苏式波拿巴主义。延续热月政策的拿破仑既敲打复辟势力,也防范'老粗'与中小有产民主派的不满;如此这般,他把'革命红利'归于有产上层。苏共当权派保卫十月成就的手法,既击退皇室有产反革命,也迫害怒火难耐的工农。官僚集团碎了党内左翼(多数工人进步合理历史利益的代表);借助凶猛的工资分化制度,它建立了新贵群体、特权与社会等级符号。时而依靠上层痛殴下层,时而依靠下层收拾上层,斯大林把权力抓在手中。这不是波拿巴制度,还能是什么?

本质上说,波拿巴主义寿命难长: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均衡之球或滚向一方,或滚向另一方。提醒读者,此处的历史类比尤其得注意物质极限。诚然,拿破仑一世的倒台影响了阶级关系,但法兰西保留了资产阶级特征。苏式波拿巴主义的必然覆灭,远不等于工人国家的幸存。社会主义经济无法离开工人政权。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何种政治制度将取代既有体制。假如无产者的革命先锋能再度将城乡劳动者召唤于本军旗下,它将是复兴苏维埃的唯一力量。

在他写于1940年大作《斯大林评传》中,托洛茨基概述了苏联政权堕落的过程,同时保持了革命所争取到的经济基础:

当进步的社会成就开始丧失时,反革命开始了。这种进步的会成就的丧失似乎是没有止境的。然而,革命成就的某些部分始终被保持下来了。这样,尽管官僚机构进行了可怕的歪曲,苏联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无产阶级的。可是,让我们记着,这一丧失的过程还没有终结。欧洲和全世界今后几十年的前途还未确定。俄国的“热月政变”无疑已经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开辟了个新纪元,如果这种统治在全世界还没有证明为过时的话,无论如何反对平等和建立极其深刻的社会分化的斗争,截至目前为止还没能消灭革命的基本社会主义成果——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以及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

他继续说道:

在18世纪的末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因素。那时,它在欧洲和全世界还有用武之地。可是,在我们这一时代,私有制是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惟一最大障碍。如果资产阶级统治制度没有在全世界各地变得越来越过时,那当下的俄国热月反革命必然会开启新一世代的资产阶级统治。因此,尽管它带着恐怖的官僚扭曲,但苏联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无产阶级的。 

面对二战后东欧各地兴起的政权,中国革命,古巴和被殖民国家革命,或是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下层军官夺权并将经济国有化,格兰特以托洛茨基的基本论点为基础,并将其应用于新形势。例如,在本卷中的“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论-对克利夫同志的回应”中,他解释道:

任何将波拿巴主义反革命与革命进行比较的人-至少在其上层建筑中-都会发现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的苏联与后来的斯大林政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对于肤浅的观察者来说,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事实上,就上层建筑而言,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拿破仑重新引入了许多与封建主义相似的封号,军衔和等级;他恢复了罗马教廷的主导地位;他甚至把自己加冕为皇帝。然而,尽管有这种反革命,但显然它与旧封建政权毫无共同之处。这是革命本身引入的新形式财产的反革命。资阶级形式的财产或财产关系仍然是经济的基础。

然而,像托洛茨基一样,泰德也明确表示我们必须不断测量工人国家腐化的程度。仅仅要求畸形工人国家维持国有化体制但实现政治改变是不够的。试问:在每个案例内我们是否必须致力于政治推翻执政政权?或者是否只能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决定性变革,增加群众自下而上的参与,以及国际革命的扩散?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具体地检查每个案例的情况来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学术性的。我们在这些国家内从事革命性工作时,我们的分析会决定我们提出的纲领,口号和诉求,以及我们组织的战略和战术。

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阶级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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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阶级性质是什么?这场辩论至今已经在自认为托洛茨基追随者们之间存在了几十年。市面上已经有众多理论来解释斯大林主义的变态。其中,声称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工人国家的理论较受欢迎。但格兰特彻底剖析了这一申论,他在本卷的几篇文章中概述的结论是:苏联确实是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但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泰德·格兰特选集》第一卷还收录了格兰特探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健康和畸形工人国家之间过渡社会的复杂性。这是我们将来会面对的问题,因为劳工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在个别国家内夺下政权,作为迈向世界革命的第一步。

这本选集还包含了格兰特关于斯大林主义政权危机,斯大林与南斯拉夫铁托之间的冲突,1956年匈牙利的政治革命以及其他事件的一些重要论述。书中也包括了格兰特与罗杰·修佛曼(Roger Silverman)合写的文章“官僚主义还是工人政权”,该文解释了斯大林主义与一个健康工人国家之间的不同。

应该强调的是,如同托洛茨基,格兰特尽管毕生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罪行,但他也坚定地,无条件地捍卫俄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是苏联社会的寄生虫,不断为一己之私揩油,最终在自己的沉重压力下崩溃。这引发了连锁反应,摧毁了革命带来的所有成果。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几年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重新建立起来。而这也是泰德在他晚年致力于分析的社会进程[5]。

尽管斯大林主义政权既残暴由无效率,但苏联仍然展现了计划经济的潜力。俄国从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变为第一个将人类送到外太空的政权,其医生和科学家数量超过所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力量在实践中显示出来,在1930年代期间,苏联经济具有天文数字般的成长率,而资本主义世界则在大萧条时期萎缩。试想,当这样的计划经济由劳工群众自己直接和民主地,而不是从上而下的官僚控制和管理时,将会有多大的潜力。在资本主义下取得的巨大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从资本主义到无国籍,无阶级共产主义世界的转变将远远超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甚至格兰特生前的想像。而在出生于社会主义世界的后代所可以达到的成就更是潜力无穷。

革命的观点

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要学习分析斯大林主义呢?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断定苏联究竟是无产波拿巴主义,官僚集体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者还是其他社会体制?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崩溃近三十年后,历史不是已经盖棺论定了吗?资本主义,尽管有它的缺点,不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最佳体制?

自华沙公约各国瓦解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欧计划经济的解体是国际劳工阶级受到的历史性挫败。看看今天的乌克兰就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复辟所带来的“成果”。俄国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财产关系遭到推翻意味着普及的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和就业遭到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失业,犯罪,卖淫,吸毒,平均寿命锐减以及所有在资本主义下才会发生的社会问题。这种逆转已经并将继续迷惑全世界数百万劳工和社运家,伤害他们的士气。

但它也开启了其他可能性。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扼杀性,无能的主导地位不再在革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上投下巨大阴影。苏联的外交政策不是为了实现世界革命,而是为了捍卫官僚机构的权力和特权,在全世界造成了反革命的效果。曾经称霸各国的各个共产党早已大不如前,很多已经完全消失。随着大众对社会主义兴趣的暴涨,托洛茨基的著作将被世人重新发现,因为人们寻求可以解释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除了短暂但英勇的巴黎公社)为何可耻灭亡的理论。大多数年轻人没有直接生活在冷战下的经验,越来越多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念持开放态度,认真评估这些理念是否可以作为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集体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是问题没有个人解决方案的。随着社会对托洛茨基主义兴趣的增加,读者们对泰德·格兰特文章的兴趣也在增长。

在世界资本主义陷入僵局之际,未来时期出现新的无产波拿巴政权的可能性理论上并未排除。毕竟,历史充满了各种曲折。直到劳工阶级在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夺取权力之前,许多变种都是可能的。前被殖民世界的群众不能简单地等待发达国家的劳工建立起能够推翻资本主义的领导。就如1960和1970年代一样,我们可能会看到新的经济被国有化,但却被一批官僚由上而下控制的政权的出现,作为试图解决群众严峻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如何定位这些过程并介入它们,将取决于我们对这些制度的本质是否有深刻的理论认识。尽管如此,在斯大林主义的经历和苏联不再于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后,这样政权出现的机会相当渺茫。无论历史走向何方,我们都可以借鉴过去的丰富教训来阐明我们的道路。

对于革命国际主义者来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如何捍卫古巴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在当地复辟,以及如何在中国和越南等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国家内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势力。

因此,本卷所收录的著作不仅具有历史意义。理论上的错误不可避免地导致实践中的错误。如果我们在犯错时不公开承认,评估和纠正透视,定位和方法上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更多实践上的灾难。

要当事后诸葛亮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精确分析已经发生的事务。泰德·格兰特能够解释这些现象不是通过死背托洛茨基文章或是将个别托洛茨基的引言拼凑成一个新的理论,而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深刻把握。可以肯定的是,泰德一生也犯过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他得以从错误中和生活经验中学习,并不断追求他一生的目标:活着见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最后,我想重复一句其他同志们经常表达的看法:我们纪念泰德·格兰特毕生奉献的最好方式,就是打造一个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组织,让他的理念在实践中存在。在世界各地,数千名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的同志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在我们进入特朗普时代,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时,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在理论上武装新一代追求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士们。

完笔于2017年9月13日(第二版序言),纽约布鲁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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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泰德·格兰特于1913年7月9日出生于南非杰米斯顿,本名为艾萨克·布兰克(Issac Blank)。要了解格兰特生平,请参阅艾伦·伍兹所写的传记《不断革命家》(The Permanent Revolutionary)。英文版全书可免费在此阅读。可以在此购买

[2]1998年,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当时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委员会(Committee for a Marxist International),于2000年召开世界大会正式更名。

[3]关于这一重要议题,请参阅《泰​​ 德·格兰特选集》第2卷。中文版序言在此

[4]1991年,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发生分裂,格兰特,艾伦·伍兹,罗布·苏沃尔等人被以彼得.塔夫(Peter Taaffe)为首的集团官僚性地开除。我们的趋势因此完全失去美国支部,不得不于1998年从头开始重建。

[5]参见格兰特著作《俄国:从革命到反革命》。英文版全书可免费在此阅读。可以在此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