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简序
本文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泰德·格兰特在1942年为工人国际联盟（工国盟/WIL）撰写的纵观文件。格兰特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英国的阶级斗争尖锐化做出了革命乐观主义的分析，并为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提出了建立革命性的群众党，为领导英国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的任务。
事实上，诚如格兰特所言，1945年二战结束后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然而，他预期的英国革命却并没有发生。由于无法预料的战争进程，斯大林主义得到了历史性的加强，在东欧和亚洲大大地扩张了其势力范围，并与社会民主党携手背叛了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导向了1945年大选中工党的压倒性胜利，而长期的战后繁荣则使得大范围的改良主义措施得以实行，推迟了群众的再次激进化。
这些事件具体发展的偏差无损于本文的理论和政治意义。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术，而是辩证的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格兰特对于阶级斗争和工人组织的发展趋势所作出的预测基本上得到了证实，而他根据这一前瞻所得出的政治结论——培养训练有素的革命干部，作为独立的政治趋势在各阵线上面向并渗透工人群众——更是完全正确的。工国盟以及后来的英国革命共产党（RCP）于1942-1945年间的快速发展，包括其在工人运动（如1944年学徒罢工）中影响力的飞跃都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陷入生存危机的今天，文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尤其值得有志于建设革命党的共产主义者学习。
付莱
2024年3月27日
任务与展望
整个世界如今已陷入了帝国主义烈焰的磨难之中。为数不多的“中立国”只有在名义上才是中立的。他们被迫如同实际交战双方那样限制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有时甚至更糟。除此之外，大部分的中立国都以最大产能生产军备，为一个或另一个大国效力，这已说明了问题。它们之中几乎没有谁可以避免血流成河。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甚至维希法国[1]都将以某种方式卷入到战争之中。（按：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grant/1942/06/power.htm，译者：Kevin Samir）
第四国际事先预测，无论战争在哪里开始，它都将不可避免地迅速波及整个世界。一切都指向了这一点：资本主义的矛盾在生产力的发展下愈演愈烈；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势力的对立更加严峻；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领导层面对这些矛盾的束手无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间，国家和社会中存在的冲突得到了加剧。由于工人阶级的领导未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这些冲突必然导致世界大战。
但在事态的发展使战争具有普遍性的同时，帝国主义并非得到了增强，反而削弱至极。导致帝国主义通过战争寻找出路的矛盾将会直接导致革命。现在试图估计资本主义链条中脆弱环节已经不是问题。当下没有坚固的环节。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是强大的美国，能有逃脱可怕的社会动荡，甚至内战的可能性。正如没有人能确定战争会在何处开始，社会革命也是如此。它可能是在日本，中国，德国，欧洲大陆，英国，或者可能是非洲的殖民地起义。但正如战争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整个世界一样，社会革命也将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大陆散布到另一个大陆——而且速度会更快。
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衰落
英国作为统治几乎半个世界的无敌女主人的衰落从她在七大洋的地位的丧失中最直观地体现了出来。不列颠不再统治海洋。美国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宣布了一项海军扩张计划，使她在不列颠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认为是自家禁脔的领域中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在影响力上也是，失去了世界第一宝座的英国在与新主人任何的冲突中显得格外脆弱。由此可见，英国完全处于她那大西洋对岸的“救世主”的摆布之下。
不仅是英国本土，整个帝国也处于这种地位。澳大利亚已经直接受到美国的支配。澳大利亚总理公开宣称，他们必须寻求美国的援助。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业合并只是部分反映了前者的金融资本进入其现在事实上的一个省份。新西兰和南非虽然尚未走得那么远，但也已经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
在过去，南美是英国投资的最大领域之一，现在已经成为美国的专属领地。在远东，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形势同样令人沮丧。不仅马来亚和缅甸已经落入日本之手，如今中国也在同日本对抗的战争中向美国寻求武器和补贴。而且在印度，美国的影响力也日益增长。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现时代表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被迫接受美国帝国主义的这种统治。他们别无选择。在眼前这场战争中被德国打败意味着英国帝国主义作为一流强国的终结。胜利则意味着英国在美国的庇护下，稍微不那么惨痛地衰落。这是英国统治阶级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结果。实际上，这一衰落过程在战争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列强之间的力量关系的变化与英国名义地位的关系越来越小。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已经揭露了英国帝国主义的真实地位，并暴露出她的衰老和腐化。
这种软弱，特别是日本的推进所揭露的，展示在英帝国数以亿计的殖民地奴隶眼前。这将导致他们采取行动。殖民地群众在巨大的事件中被唤起，摆脱了他们的漠视和冷淡。对于半身不遂的白厅来说，让他们继续受奴役将是不可能的。
此外，英国的工人阶级也越来越意识到并批评殖民地和军队中老派领袖的愚蠢和无能，这只不过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制度已经完全过时的事实。对统治阶级的腐朽的认知开始在群众的意识中结晶。在过去的失败基础上形成的批评情绪已经渗透到所有阶层。
英国的内部状况
甚至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演变为因帝国主义为统治世界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漫长斗争之前，统治阶层已经意识到与英国工人进行激烈决斗的必要性。在战争前几年，资产阶级的领导层所有的政策都多少致力于内战问题和任务。
而强大的群众组织——工会、工党、共产党，更不用说独立工党——的领导层正在通过议会制度安稳的程序来抚慰群众，金融资本的领导层则在审慎评估形势的同时，正在调整与群众武装斗争的计划。
在目前的战争爆发前两年，军队首次以英国爆发内战的假设为基础演习。
统治阶级的所有这些计划（除非在工人先锋领导层完全瘫痪的情况下，都是妄想）都被事件的进程所打破。战争导致了军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与工人阶级融合。（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或克服这一点，资产阶级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通过将工人的“高”工资与军队的低工资做对比，试图煽动士兵反对工人。）
军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与工人阶级融合。//图片来源：《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
欧洲劳工运动在过去八、九年里几乎被彻底摧毁，与之相伴的是英国工党和工会官僚机构看似奇怪的明显加强。在欧洲（除了瑞士和瑞典这两个因希特勒的容忍而存在的无足轻重的例外），唯有英国劳工组织保持完整。这可以解释为，当她的对手专注于内部社会冲突或为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密集准备时，英国设法，或许是最后一次，将她的贸易扩大到几乎所有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她能够向工人群众提供微不足道的虚幻让步。因此，战争前几年是英国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和平的几年之一。阶级斗争在工业领域罢工更少，罢工也不那么激烈。工党和工会官僚，作为顺从且有利可图的仆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与雇主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由于对殖民地群众的超额剥削，英国帝国主义得以向英国工人阶层的特权阶层提供让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英国工人的工资水准高于欧洲工人。基于这一点，英国的工业变得陈旧，而不是像德国和美国那样基于现代技术进步。从技术上讲，她已经完全过时，一直站在殖民地的肩膀上进行战斗。但战争对英国经济产生了十足的影响。
在1941年的前九个月里，英国花费了3,495,761,703英镑，而在那个时期她的普通收入只有1,221,567,147英镑。在不到十年前的1931年，金融寡头操纵危机，以推翻工党政府，表面上归因于其拒绝每年削减失业救济金2,000,000英镑。今天的赤字在两周内就超过了这个数目，所有这些负担都落在工人的肩上。
在每个领域，统治阶级都暴露出其老态龙钟的样貌和甚至无法指挥自己的战争的昏庸。工业和军事上的腐败和无能使工人思考统治体制的问题。工厂里充斥着混乱、浪费和管理不善的情况，由于利润体系的枷锁而无法组织生产，可资产阶级面对工人却不断呼吁“行动起来”（go to it）。这样的对比显得尤其恶劣。这点尤其体现在军事上的失败被以“装备不足”为理由做辩解。与此同时，各大垄断公司正在对国家经济生活产生窒息的控制。掌握银行、军火制造和食品垄断的狂妄资本家集团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获得了更大的股息。不仅是工人阶级被掠夺，而且中产阶级正在被彻底摧毁。小商店主和商人，专业人士和文员都受到了战争的重击。
统治阶级的衰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中一大部分开始对自己失去信心。目前他们没有能够代替丘吉尔的人。保守党议员在面对工业和军队的低效时的抱怨只是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矛盾和内讧的一瞥。而且这正值群众尚未投入行动的时候！所有这些症状都是英国社会内部发生的深刻过程的反映。当下的深深幻灭和不满找不到出口，但却在群众的深处酝酿。社会爆发的所有条件都在迅速成熟。
英国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
英国帝国主义为捍卫自身利益而不情愿地拿起武器，迫使她以人民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为基础，甚至在煽动和迷惑中加强了这种仇恨。这迫使统治阶级自动放弃其后备武器——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法西斯主义组织[2]。像在被占领的欧洲一样，失去基础的莫斯利在逻辑上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成为英国的卖国贼。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指望保留在战前获得的小小支持。法西斯主义本质上在小资产阶级和人口中最落后的阶层里找到其大众基础。英国法西斯主义并没有渗透到最重要的小资产阶级部分，更不用说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了。莫斯利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资本家们被迫把他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当然是舒适的），以防范工人阶级并安抚公众舆论。不这样做会导致他被愤怒的英国工人扯成碎片。他的组织从舞台上消失了。因此，可以看出在即将开始的时期，英国不可能出现法西斯主义。莫斯利只能借助德国的刺刀上台。
在即将开始的时期，英国不可能出现法西斯主义。//图片来源：Alan Sharp
资产阶级目前没有后备武器。覆灭的中产阶级；不满的工人；统治者自己的缺乏信心：这一切为英国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期奠定了基础，而不是转向法西斯主义的方向。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基础在于工人领导层未能提供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替代方案，而他们则通过“外国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来为自己辩护。
然而，在各阶层中对统治阶层的不信任和敌意正在增加。工人的眼睛不能漠视资产阶级统治的无能和腐败。他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会与其对峙。这种觉醒正在为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浪潮做准备，即使西班牙和法国的伟大斗争与之相比也会相形见绌。
法西斯主义只有在当这场运动由于工党和斯大林党的背叛，以及如果我们无法赢得英国工人的关键部分的支持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这样的失败基础上，资产阶级将逐渐恢复信心，并为报仇做准备。在绝望的中产阶级和甚至是对革命浪潮失败感到失望的工人的支持下，资产阶级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一个法西斯主义运动——“大英帝国保护协会”或类似的组织——并试图通过对工人阶级的血腥和可怕的镇压来建立不稳定的统治。在没有社会基础的情况下，面对工人阶级也就是人口的决定性部分——75%——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必然会比弗朗科的更加残酷。
工党在英国社会中的角色
在宣布战争之后，资产阶级的马脚立刻暴露了出来。严苛的法律，如果付诸实施，将使英国成为一个标准的极权主义国家。这些法律在工党领导人的默许下通过。然而，与“民主”盟友法国不同，英国没有立即试图付诸实施这些法律。由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和工人的怨恨，法国资产阶级被迫立即实施了镇压性法律，并在最后的决定性时刻——为了防范自己的群众——向希特勒屈服。
导致法国的布卢姆(Leon Blum)、儒奥(Leon Jouhaux)[3]和其同伙的灭亡的同一个军事危机，使英国的工党领导者更加坚定地坐稳了部长职位。与上一次战争相比，资本家们更倾向于依赖他们的工党代理人。在欧洲大陆的斗争进程中，德国帝国主义在被征服人民中铆上的锁链使工党官僚有信心、有把握地走向向资产阶级公开投降的道路。工人阶级在没有看到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所看到的只有纳粹极权主义或对“自己的”政府的支持，于是支持了工党部长加入政府。因此，恶化的国际形势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困境加强了工党官僚在资产阶级内部计算中的作用。莫里森和贝文被安排在资产阶级预计将受到来自群众最大压力的职务上——内政部和劳工部。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标志下，工党领导人呼吁工人付出最大的努力，正如莫里森“鼓舞人心”的“行动起来”的口号所示。
在上一次战争中，工党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执政于1915年开始，在受够了国内的贫苦和对外掠夺性帝国主义政策的醒悟的工人的压力下于1917年结束。俄国革命巨大的影响立即在英国产生了反响。广泛的左倾体现在工党领导人的态度上，他们嗅到危险，被迫做出伪革命演讲以维持他们对基层的掌控。
后来凝结成为英国共产党的革命左派摧毁了自己赢得群众基础的机会。这正是因为它未能理解密切联系群众不明确的感受和愿望——一开始只能是朝着工党的方向发展——的必要性，。正如列宁曾经对极左分子说的：记录工党官僚的罪行是非常有用的，但这还不足以赢得群众。这是革命力量在最初几年中的薄弱之处的关键。这一切，当然还有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是所有后续发展的关键。
第一次工党政府的经验再次证明了改良主义在工人阶级内部的根深蒂固。当时尚未完全堕落的共产党未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尽管工党表现出甚至无法推动一项有益于群众的主要改革的无能。痛苦的劳动者从政治斗争转向了产业斗争。群众的革命激进化开始了。它在1926年的总罢工中达到了顶峰。上升的浪潮迫使工党官僚中的工会部分站在他们所憎恨和害怕的运动的前线，以免运动完全脱离他们的控制。他们通过英俄委员会[4]利用俄国工会来掩盖自己的活动。他们能够做到这点多亏于斯大林的政策。
总罢工的失败并没有“最终”揭示工党和工会领导人在有组织的工人中的角色，反而加强了工党官僚。群众的斗争在第二个工党政府的形成中找到了出口。1931年的崩溃接踵而至；领导层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并公然投身到了阶级敌人的阵营。然而，尽管如此，工人群众几乎完整地保持在工党的旗帜下。当然并不是没有内在的动荡；内部的压力迫使工党左派分裂——独立工党从工党分裂了出去。
工党官僚的左倾
自1931年危机以来，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工党和工会官僚的最高层已完全堕落，并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更紧密地融合。与此同时，他们已经采取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尽管资本家更加依赖这个阶层，但在这个过程中的辩证法揭露了在事件的压力下，官僚体系的一部分正在完全脱离群众基础。这个过程发展得越深入，资产阶级就越发现自己所依靠的空洞无物。只有工人暂时的惰性和不作为使这些领导人能够发挥他们目前的角色。但是群众的苏醒将彻底摧毁他们的根基。工党官僚一直把工党当作选举机器来运作。仅仅出于这个目的，一定程度的活动才被容忍。但是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官僚体系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融合，工党的支部不再会有这般活动了。此外，官僚体系发现党内的任何鲜活的迹象都让人厌恶，因为它只会使高层与基层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工会，作为工党长期以来的脊梁柱，仍然继续存在并变得更加充满活力。这点在数百万工人组织起来的动向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但是工会也正在与已进入政府、资产阶级最依赖的的官僚渐行渐远，从而迫使他们与工人产生尖锐冲突。这直接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工会和工党官僚体系的分裂。在往后的阶段里，麦克唐纳的经历[5]将再次上演，但这次将被赋予不同的社会意义。这种趋势已经在西特林(Walter Citrine)和贝文(Ernest Bevin)[6]之间的初步冲突中可见，更明显地体现在工党内的左翼的发展中。即使在议会的扭曲反映中，基层的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欣韦尔(Emanual Shinwell)、拉斯基(Harold Laski)等代表了这种趋势。在对征兵只针对群众而不针对达贵的问题上的“反叛”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第一个迹象。尽管“左派”以日本参战为借口想要匆忙达成和平，但明天工人阶级内部的分歧将有更广泛、更激烈的体现。
工党内部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极右翼中腐朽且衰败的成员将像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一样，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统治阶级的阵营中。左派将被迫打破联合，组成议会中的公开反对派，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将赢得多数席位。1931年，尽管群众的士气低落，只有工党官僚中最堕落和最腐败的一部分公然投降了阶级敌人。
在批判精神的第一迹象刚刚苏醒时，工党的“左派”就已被迫采取反对态度。基于具有潜在革命意义的不满情绪浪潮的上升，工会和工党官僚中决定性的部分，包括大多数议会代表，将被迫与资产阶级发生公开冲突并破坏联盟。至少在言辞上，他们将采取极端激进的态度。这个过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许多因素，特别是在军事战线上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将对英国群众的主观意识产生更大或更小的影响，提高或降低群众运动的增长。例如，在远东地区作战的持续失败及俄罗斯的胜利将激怒工人，促使他们在左翼方向上分化和重组。相反的，苏联的失败将在一定时期内对英国以及国际工人阶级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将看不到别的选择，只能紧紧依附在资产阶级的外衣上。斯大林主义者的活动将延缓工人中更极端的表现，然而正在发生的过程在其发展和方向上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逻辑。
无论何种拖延，哪怕是工人运动所遭受的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苏联的失败——这都不能持续太长时间。尽管工党领导人竭力引导并赋予工人运动议会的表达方式，他们不可能成功。在这个时期，左翼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论坛报》团体很可能挺身而出，成为左倾的主要组织中心。
共产党
尽管受到斯大林主义政策的阻碍，十月革命的革命传统以及党在多年内进行的激进活动，导致一些地区的关键激进分子转向了共产党。然而，斯大林主义者只成功地渗透了在工人阶级中更先进的一层，并没有获得群众广泛的支持。
在“反战”时期，尽管他们在工业政策上采取了冒进的做法，他们成功地扩大了在产业工人中的影响。事实上，共产党中最优秀的激进分子的不懈工作（在没有真正的领导的情况下）提高了共产党的信誉和威望。在南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一些地区，他们成功地取得了了矿工中的领导地位。
在克莱德赛德，工人阶级最有阶级意识的部分之一，他们扎根与造船和工程行业。在英国的其他地区，他们成功地获得了有影响力的支持。全国工程师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Engineers)和工长联合会(Allied Shop Stewards)完全被共产党支配。随着飞机制造业的扩展，他们几乎完全有可能支配工人的领导层。事实上，如果工人中发生大规模的起义，共产党就有机会像法国共产党在法国进行罢工开始时那样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随着向新的阶级合作的转变和镇压罢工，党的一部分，对上层政策的迅速变化不再抱有幻想，变得困惑且迷失了方向。在地方数以百计最优秀的激进分子被驱逐出党，被打成“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希特勒的代理人”。与此同时，工厂和工会中的大部分人，因过去在工业领域的战斗性而追随斯大林主义，已经变得疏远了。这项破坏罢工的政策使得工厂和工会中大胆而激进的领导能够赢得过去追随斯大林主义的那些政治上不明晰的激进分子的支持。
共产党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的命运。正在发展的特殊情况是，党在最有力量的地方——在先进工人中——它正在迅速失去它的基础。但是，现在落后阶层开始参与政治活动，部分是鉴于他们的沙文主义，部分是鉴于他们与俄罗斯的联系，共产党正在全国各地招募新的党员。这种转变在1942年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中尤为明显，那里超过一半的代表在党内还不到三年。新的成员在更大的数量上取代了那些因为对“新”政策的幻灭或试图反对而退出的人。当然，这些人没有以前的成员那样活跃。然而，尽管发生了转变，仍有大量人（甚至是绝大多数前党员），哪怕心存疑虑，选择留在党内。
苏联的胜利或希特勒进攻失败的必然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更多支持，并以扭曲的方式在共产党中得到表达。东部战线的僵局将产生类似的结果。
另一方面，苏联的完全毁灭将导致斯大林主义趋势的消亡，其机构中最腐败的部分，如同法国的多里奥(Jacques Doriot)[7]一样，会直接转向资产阶级；另一部分会与工党和工会官僚融合；而其余部分将完全退出政治。
鉴于苏联的持续抵抗，革命浪潮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党的暂时加强。但这种影响不可能持续太久。破坏罢工的政策已经排斥了工人中的一部分先进阶层，它将迫使工人远离斯大林主义者。
尽管通过在党内使用警察制度驱逐和压制批评的尝试，工人的不满仍在党的队伍中得以反映。对此的反映体现在党的政治局在1942年中期发布的声明中，该声明承认，党员在讨论支持保守党的选举政策上花费的精力比在进行党内鼓动“第二战线”上花费的精力更多。这种批评涉及党政策的所有方面，迫使领导层宣称托洛茨基主义者已成为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共产党的成员，并对党造成严重损害。这种实质上是革命的反对派，必须被联系并作为第四国际的追随者而争取过来。在这里，第四国际将吸收一些最优秀的力量。
独立工党
经过多年与群众的完全隔离，独立工党（ILP）开始复苏。许多工人，尤其是年轻人，因对工党的政策感到厌恶并对斯大林主义持敌对态度，特别是在当下对丘吉尔无耻支持的阶段，正在转向独立工党。其“左翼”政策，掩盖了中间主义的混乱，导致了党员人数的明显增加。在过去几年里，独立工党与工会和工业运动的联系完全中断，但它现在开始渗透到运动的边缘。作为国家重要的补选唯一的反对力量，它在那些对当前政府感到幻灭的工人中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此外，独立工党在工人阶级内的长期传统，作为工人运动的左翼，使得在没有其他可行组织的情况下，向左倾的工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转向独立工党。
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独立工党的稳定增长将是不可避免的。革命的反响将推动更多“左翼”工人向独立工党靠拢。在这种情况下，独立工党将成为革命党最重要的招募基地。在大规模的起义发生的情况下，极左翼与独立工党的融合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中央组织。但即使它成为一个大党，独立工党也不能长期存在。其内部的冲突因素会在局部斗争中爆发；分裂和解体将迅速地将其瓦解。独立工党甚至无法实现在西班牙革命中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所达到的相对稳定性。独立工党目前的凝聚力基于它脱离任何真正活动的必要性。它进入大众政治舞台将注定走向完全毁灭。
另一方面，工党的政治风向经常受到群众情绪的影响，这可能导致独立工党领导层跟随工党。但无论独立工党被事件引向何处，组织都必须现在就准备影响该党内的工人革命者。我们在活动中必须有相当的大量精力花费在与独立工党上。即使现在在许多分支中，有一些工人对议会团体和整个中央领导层的腐化妥协政策感到彻底不满，他们正在寻找出路，真诚地寻求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政策。
老一辈坚定而又陈旧的中间派已被首次涉足政治的更年轻、更新鲜的一代所补充。自战争爆发以来，许多人加入并且不像老一辈和更保守的成员那样顽固。尤其必要的是通过外部对独立工党的压力来补充内部革命者的压力。联合反对资产阶级的活动以及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诽谤宣传等提案，可以打破领导层试图培养的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敌意。
工党策略
我们组织在战争爆发的头18个月及其包括在内的战争期间的策略是主要侧重于工党，尤其是青年工党联盟。在战争爆发之前，由独立工党的趋势体现出这是正确的。在与工人运动的主流隔离并完全衰落的情况下，独立工党受到事件的影响，转向了工人阶级的大规模组织。领导层参与了讨论并进行了重新加入工党的谈判。
1934年他们满不在乎地拒绝了托洛茨基的建议，即转向工党，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别无选择，带有投机主义的色彩地屈服于工党领导人。在那个阶段，似乎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群众的政治上地觉醒将通过工党，完全按照传统的路线发展。
但战争爆发打断了事件的发展，并产生了不同的模式。与其在活动和政治会员方面增长，相反，在大多数地区，工党的组织已经破裂。支部和选区、各地区和城镇的领导连续几个月不开会。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深入工党只会将革命者与工人真正的斗争分离开来。这样的前景是荒谬的，只能作为完全无为的掩护。打入主义策略的意义在于进入一个改良主义或中间主义的组织，该组织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政治生活处于高潮，成员正在稳步向左移动。它本质上是一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成果的良好前景的环境中的短期工作视角。这主要是鉴于革命力量的势单力薄和相对难以触及群众的耳目。
这种策略的条件在当下皆不存在。任何采用这种策略的组织都注定陷入停滞而无法增长。在这些条件下，彻底重新定位革命先锋的重心变得必要。在工党仍然显示出生命迹象的地区，长期的工作可以取得结果。但与先前的立场不同，这样的工作必须服从于建设第四国际党的总体战略。
在当前时期，工人阶级内部的政治生活存在于工会和工厂中。大多数青年工党联盟的成员已被征召入伍或在工业中工作长时间。在运输大楼[8]沉重的压迫手段下，青年联盟作为政治力量已经消失，而在贸易工会、工厂和商店委员会中才能找到情绪愿意接受革命思想的激进工人。
当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在工人阶级的最广泛阶层中宣扬我们的旗帜，并在反动和改良主义组织中争夺领导地位。
当前时期的特点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激进化和骚动，而在面对这种不满却没有大规模的政治出路。就工人们目前的行动而言，他们正在工业领域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稍后阶段，他们会转向工党。但是，对于那些足够先进的工人来说，以“工党左翼”的伪装来接近他们是愚蠢的。这些工人会转向独立工党或共产党，但不会转向所谓的“工党社会主义左翼”。
支持加入工党的人的眼睛被胶水粘在了工党未来的未来面貌上，而不是眼前的将来。他们以上次战争为例，认为第一次大革命浪潮将立即重振工党，这是正确的。诚然，在工党内部已经出现了迎接这一浪潮的迹象。确实，工党领袖已经出现了应对这一浪潮的迹象，尤其是最狡猾的国会议员正在反映出群众日益愤怒。但历史从来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演。工人群众，首先是先进的工人阶级，对工党领袖抱有某种怀疑和嘲讽的态度。过去二十年的经历以及该党与托利党在政府中的合作，都在工人的思想中留下了痕迹。
把今天的策略建立在明天的可能性之上是没有用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不在现有形势的基础上做好准备，就不可能对明天可能加入的群众产生丝毫影响。与此同时，在未来的日子里，所有有利于高举第四国际旗帜的机会都将被错过。越来越多的工人们将会越来越倾向于打破工党领袖们将他们与资本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的束缚，并走上独立行动的道路。
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工人阶级内部发生的变化、但主要活动仍需围绕一般的鼓动性和过渡性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工党与资本家决裂并根据社会主义纲领夺取政权。
工会和工厂委员会
在英国，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相比，对待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正确政策对于一个年轻的革命党是必要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的态度，我们的组织将注定在宗派主义的孤立中蔫菜。尤其是在工人开始振奋和觉醒的今天——从1931年工党溃败后产业相对“宁静”的时期，整个工人阶级正在转变其观念。
工人阶级的觉醒表现在战前只组织了部分罢工的落后地区正在发生大量罢工。从贝特夏格煤矿开始，矿工中的不安情绪——一直是英国工人情绪的晴雨表——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煤矿领域的罢工。在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工程师和造船工人中也发生了小规模的罢工。目前这些罢工仅限于地方范围。但它们是即将爆发的前兆。
资产阶级和工党官僚对工人的这些不满迹象感到担忧，被迫后退和妥协。他们害怕通过过于顽固的反对可能会释放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然而，这个过程正在矛盾的方式中发展。可以看到，尽管南威尔士和克莱德赛德这些传统的风暴中心的高度阶级意识的工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满，但在这些地区并未发生大规模的运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工人不愿意斗争。而是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些地区的工会主席和领导激进分子的控制。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一特征，至少在克莱德赛德，特别是在造船工人中，可能已经爆发了总罢工。如果斯大林主义者一直追随他们在“人民政府”时期的伪左派路线，他们今天可能会领导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运动。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可能已经占领了工业中每个工会的基层激进分子。但是在希特勒袭击苏联后，党线的改变揭示了斯大林主义的真实面孔：共产党已经成为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主要破坏罢工力量。
这为第四国际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是必须充分利用的机会。再次强调——面向工厂、工会、工厂委员会！
斯大林主义者不可能长时间阻挡英国工人的战斗潮流。他们试图将其转向联合生产委员会，这只会在后来使他们声名狼藉。工人将从经验中学到，这条路不仅不会增加生产，而且会增加奴役。革命者必须考虑工人对生产问题的态度。以一种错误和扭曲的方式，斯大林主义者已经通过这些委员会提出了“控制”生产的问题。他们未能取得结果将导致工人得出明天进行工人控制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工厂和工会的激进分子已经意识到联合生产委员会的作用以及斯大林主义者的破坏罢工作用。在我们有成员能够凝聚这种反对情绪的地方，情况尤其如此。
在过去，那些寻求激进工业政策的最佳工人几乎会自动地被拖入斯大林主义的泥潭，即使他们并不支持共产党的整个政策。现在，许多人本能地拒绝接受共产党的阶级合作政策。这些工人可以被争取到革命纲领之下。他们必须被赢得到该纲领和第四国际的旗帜下！
今天，我们的《过渡纲领》在我们眼前变得具体而丰满。对我们的工业口号和宣传的响应强调了部分的、过渡性的要求的至关重要性。我们微弱的声音和不足的力量从我们能够触及的工人阶级中获得了美好的回应。通过有力地应用我们的《过渡纲领》，这种影响可以在即将到来的时期增强百倍。
斯大林主义者在劳工领导层的“回到岗位”的美妙歌声中加入了他们的尖叫，而工人们正日益反对运输大楼的背叛。当然，斯大林主义的煽动家在推动他们的破坏政策方面要熟练得多，但是，只要我们的同志有一个正确的纲领和态度，当场就能处理好这些绅士们。
这场斗争必须不仅对抗斯大林主义，也要对抗工会官僚。要求从工会领导层中去除破坏罢工者的宣传，现在显得越发迫切。在工会内部，对领导层正在发展出一种批判的态度。一些工会当地的官员正在激进化，并成为激进的领导者。其他地方的官员则因惰性留在了官僚体制中。他们要么学习，要么就被推到一边。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基层工人比领导层中的激进分子还要更左。但只有一小部分工人从领导层的破坏中得出合理的结论。大多数人反对破坏罢工的官僚体制，但对斗争的下一步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们的任务就是提供那种意识。我们必须为更新甚至是最上层的工会领导层而奋斗。我们必须为将工会转变为革命机关而奋斗。
比在工会中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在工厂里的工作，特别是对工厂里工会代表的工作。他们直接受到工人在工作中的压力，这就确保了旧的改良主义元素（现在是斯大林主义者）正在被一层新的激进分子所取代。以前对工会事务不感兴趣的工人，如今正被推动成为替代的“非官方”工长。
随着斗争的发展，它将通过地方领导的努力扩展到其他工厂；从单个地区到地域范围内，最终到国家范围。同时工人将在当地和国家范围内建立斗争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不仅会吸收一两个产业，而是将受影响地区的所有产业都吸纳进来。这一运动将展现英国无产阶级长期潜在的能量和力量，并将发挥巨大的影响力。斯大林主义者和工党领导人将使用“左派”措辞试图将这些能量引导到资产阶级的渠道。只有在我们在斗争中未能发挥作用时，他们才会成功。
如果我们在决定性地区的主要激进分子能够为工人带头，就可以赢得这场运动的领导权。我们微小的力量必须经过训练并准备好领导工人解决他们在工业中面临的所有问题。在工厂中，我们的机会是无限的。凭借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方向，我们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将使我们能够充满信心地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任务。面向工会、工厂和工厂委员会。
英国进入前革命时期
在平民和士兵的阵营中，存在着一种反动和反犹太情绪的潜在倾向，尤其是在保守党。资产阶级试图引导这些倾向以符合自身利益，特别是通过对黑市的打击，带有隐晦的反犹太色彩。但这些情绪并不是基于，并且不代表主导的潮流，主导潮流是向左倾斜的。
在战争和英国在世界地位上的变化的影响下，广大工人阶级的意识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英国群众长期以来的“保守主义”在现实基础上是建立在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特权地位和对殖民地群众的超级剥削上的。现在，随着这个基础的崩溃，建立在其上的展望也在崩溃。战争的主要负担现在正转嫁到英国工人的肩上。数百万人因战争而被强行从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和惰性中摆脱出来。“家庭生活”的基础已经破裂。
妇女，作为工人阶级中最受压迫和意识滞后的阶层，就像青年一样，被迫加入工业和武装力量。关于“宁静”和“有序”的存在的旧观念正在被事件摧毁。随着群众的环境发生变化，他们的意识也在改变。他们对新的思想和展望变得敏感。对统治阶级的信仰和对阶级持续共存的接受几乎已经消失。失业者重新被无产阶级化，士气低落的元素被置于军队和工业的纪律和组织之下。大量中产阶级被降至无产者水平并被迫进入工厂。
工人和中产阶级中滋生的不满情绪目前还没有出口。事实上，目前很大一部分都被导向了爱国渠道。
首要是因统治阶级在“对抗法西斯主义”方面的无能，以及在法国的教训，资产阶级直接向希特勒屈服，这种不满情绪找不到通往真正反法西斯斗争的出口。工党和共产党接受资产阶级的继续统治，并高喊任何“国家团结”破裂都将意味着希特勒的胜利！独立劳工党只提供了和平主义。
尽管如此，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子变化正在迅速发展。“丘吉尔神话”已经过了巅峰，现在正在走下坡路。群众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批判，其波动不断地冲击着阶级合作的墙壁。尽管贝文和波立特(Harry Pollitt)[9]等人努力凭自己的拳头阻止堤坝中的先出现的一些小裂缝，但庞大的群众压力不能被长时间抵抗。在短时间内这些墙壁必会崩溃。
如果在面临革命威胁的情况下，统治阶级试图像法国资产阶级一样屈服于希特勒，他们将立即引发群众起义。这种屈服的尝试将迫使劳工领导人站在群众的前列，以继续战争。鉴于这将在群众中引起的感情，也鉴于他们自己的脑袋会受到威胁，他们将被迫进行争夺，将控制权置于他们自己手中。至少左翼会这样做。这将立即引发社会主义革命。但这种发展极不可能。
另一方面，如果英国（实际上是美国）能够在德国和日本取得完全胜利，这也不能阻止群众中爆发革命的反响。金融资本的方案是乌托邦和疯狂的。认为英国群众会容忍对欧洲和亚洲大陆，更不用说对非洲的强制控制是荒谬的。一旦群众将“战后”的光辉承诺与他们今天甚至是怀疑的现实相比较，他们的愤怒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摆脱了对纳粹胜利的噩梦后，工人和士兵将不会长时间容忍资产阶级为他们准备的冲突结果。革命爆发将是不可避免的。
相持不下和妥协和平的前景更为遥远。导致战争并加剧了战争的对抗现在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紧张程度。只有在竞争者完全耗尽并且整个世界被耗尽之后，妥协才可能发生。这只会导致进一步的爆发。在战争达到这个阶段之前，这需要几年时间，群众的忍耐力就会达到临界点，帝国主义政权的稳定性将受到考验。革命将在欧洲或亚洲爆发，并改变整个力量平衡。
因此，关于战争的三种可能性都导致了相同的结论。在英国，阶级之间的斗争必将不可避免地引领到社会主义革命。
在工人阶级未能显示出走出资产阶级让社会陷入危机的方式的情况下，可怕的社会和政治反动将在英国肆虐。英国帝国主义在世界市场上的恶化地位将导致资产阶级摧毁一切工人阶级对其降低生活水平等施加的抵抗。即将到来的革命浪潮的失败将引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的绝望和无望的爆发。在这种情绪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一个法西斯党，并试图消灭工人阶级的组织。但这种反应只会在不可避免的革命失败之后出现。
总体而言，可以看出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在英国取得成功的机会比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有利。
自1926年总罢工和1931年工党惨败以来，英国工人阶级并没有遭受严重的失败。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年里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英国工人生气勃勃且不知疲倦。他们在英国社会中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由于集中在大城市中，例如伦敦、格拉斯哥、伯明翰、利物浦、利兹、曼彻斯特、斯旺西等地，工人阶级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在最血腥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生存斗争爆发的两年半之后，尽管工人阶级的大部分民主权利已被形式上废除，但它们仍然完好无损，这不是英国帝国主义实力强大的证明，而是揭露了其致命要害。
统治阶级被迫通过欺骗和煽动而不是通过武力来拯救自己。尽管民主权利的持续且脆弱的存在使我们有可能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展。这源于统治阶级需要掩饰他们的帝国主义战争，使其看起来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战争。当然，这还源于资产阶级目前对工人阶级组织的外壳的依赖性。所有这一切为我们提供了合法开展工作的独特机会，不受法西斯主义和占领对我们欧洲大陆同志所带来的束缚。
未来属于我们
在最短的时间内，仍有可能实现在影响力和人数上前所未有的增长。今天，问题主要在于为人手和影响力的迅速增长的基础做好准备。工人国际联盟将随着左翼的增长而壮大。必须与过去的心态和展望进行明确而有意的决裂，正如该组织已经在做的那样。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成员的孤立和群众的敌意或冷漠。我们可以影响的大运动和大事件正在发生。该组织不能对事件的发展毫无准备。
必须将第四国际作为一个独立的趋势呈现给工人群众。//图片来源：《捍卫马克思主义》网站
有必要让组织成员系统地面对工人并渗透到群众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将第四国际作为一个独立的趋势呈现给工人群众。
组织必须以批判的态度面对最关键的因素之一：领导层和组织滞后于事件的发展。客观条件正在发展，并且已经发展，这有利于我们组织的迅速和有利的增长和巩固。但基本的弱点在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干部。成员大多年轻且未经训练，缺乏理论教育。尽管在影响力上取得了飞跃，但组织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过去的习惯和思维方式——即在宣传圈而不是在群众中进行鼓动的分部。过去时期该组织生活的困难和任务仍然反映在其思想和工作中。在新的展望基础上，必须与过去进行彻底的决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组织是否能够应对事件的决定性问题将取决于领导层和成员是否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充分将自身基于这些展望之上，并决心在组织的日常工作中实施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深厚而牢固的根基，且最重要的是在工厂中得到先进工人的认可，这是组织的基本任务。
英国目前的不均衡状况在于客观状况的成熟与我们组织的不成熟和薄弱之间的关系不足。迅速推动群众并使组织像西班牙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样迅速增长的前景植根于当下状况。但前提是只有我们认识到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和可能性的范围。只有在过渡时期骨干干部在全国上下建立起来我们才能兴起。这些干部将作为一个强而有力组织的骨架，从伴随着危机的发展而走向我们的那一批新颖和鲜活的新成员中建立起来。
这些任务必须完成。我们未经训练和未经考验的组织将在最多几年的时间内被投入到革命的混沌中。组织的问题，建立党的问题，与群众的革命动员齐头并进。每个成员都必须让自己理解到全球历史的关键在于我们手中。在英国，夺取政权是当务之急——但前提是我们找到通向群众的道路。
革命的胆识可以取得一切。该组织必须有意识地将自己摆在决定性因素的位置上。在革命的浪潮中，我们将有无数机会将自己从一个微小的派别转变为一个大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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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1940年6月，法国总理贝当与希特勒签署了停战协定，允许法国的三分之一地区保持未占领状态，并在维希设有一个政府。维希政权与纳粹合作。
[2]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最初加入英国保守党，后来转向工党，然后分裂出新党，于1932年改组为英国法西斯同盟。此后，他组织了各种法西斯团体。Quisling一词来源于维德孔·吉斯林，他是挪威陆军军官，是纳粹的合作者，于1940年成为占领挪威的纳粹政府的“总理”。
[3]莱昂·布鲁姆是1936-1937年人民阵线政府的社会党总理，莱昂·儒奥是工会联合会（CGT）的总书记（1909-1940）。
[4]在1925年成立的一个由工会领导人组成的联盟，它帮助赋予了英国工会联盟领导人左翼的声望，他们将在1926年的大罢工中背叛。当英方工会领导人于1927年退出时，该委员会解散了。
[5]拉姆齐·麦克唐纳是1929-1931年工党政府的首相。当他未能在1931年获得对削减失业救济金的支持时，他与工党分裂，与保守党和自由党组成了一个全国政府。
[6]沃尔特·西特林是工会联盟总书记（1925-1947），欧内斯特·贝文是运输和一般工人联合会总书记（1921-1940）和丘吉尔战时联合政府的劳工大臣。安奈林·貝文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工党内左派的领导人（因此在1940年至1945年的时期，左派党内被称为贝文派），他还是《论坛报》的编辑（1940-1945）。哈罗德·拉斯基是1945-1950年的党主席，伊曼纽尔·欣韦尔是1945-1951年的内阁大臣。
[7]雅克·多里奥是共产党的主要成员，1934年被开除。他急剧向右转，并创立了亲法西斯的法国人民党。
[8]运输大楼是运输和一般工人联合会的总部，多年来也是工党的总部。
[9]哈里·波立特是英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29-1956），在斯大林-希特勒协定时期除外，当时他支持苏联与英国而不是德国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