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他的思想在今天的意義

八十年前的1924年1月21日,蘇聯領導人、共產國際領導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因長期疾病而逝世,終年53歲。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他的一生經歷了深刻的動盪、危機和變革,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1917年俄國革命。他無疑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革命家,是一個改變了20世紀歷史進程的巨人。(按:本文原寫於2004年。譯者:洪磊)

下述並不是列寧一生的詳細記錄,因為那樣恐怕連厚厚的一卷書也承載不下。讀者可以通過閱讀或溫習艾倫·伍茲關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書籍,以及泰德·格蘭特關於俄國的書籍,來了解更多的細節。本文寫作於列寧逝世的周年紀念日,意在簡要地概述這位偉大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和歷史地位。也就是說,這是一篇為列寧這位革命者的辯護,以反駁一切在他生前或逝世後如同瀑布般向他傾瀉下來的攻擊與誹謗。本文不是一篇簡單的寫給革命英雄的悼詞;它的價值在於協助我們理解真正的列寧和他革命性的貢獻,以及如今這個革命與反革命交錯的時代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最重要的是,本文旨在為今天的鬥爭提供啟發與知識。

關於馬克思,列寧這樣警告那些在他死後將要弱化其革命訊息的人:

“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而在在他們逝世以後,這群人又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將其奉為圭臬,把某種光環加冕於他們的名字之上,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與此同時,卻又在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列寧,《國家與革命》)

這些人對待列寧也正是如此。斯大林主義反動勢力蓄意地嚴重扭曲了列寧的思想,以為蘇聯官僚機構的一切反革命政策正名。全世界資產階級彈冠相慶,看著斯大林主義的擁護者們可恥地損害列寧的革命精華,將其徹底顛倒過來,以掩蓋他們對工人階級的罪行。因此,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一直在試圖將斯大林主義錯誤地等同於列寧主義或共產主義,來污衊列寧的名聲。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出生於1870年4月10日,生在伏爾加河上的辛比爾斯克。他在一個富裕家庭的六個孩子中排行第三。這時,沙皇俄國正經歷著巨大的變革。 “不平衡和綜合發展”的法則以其最顯著的方式展露無遺,而半封建的俄國則照搬著在英國、德國和法國已經確立起的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模式。 1861年,農奴制被廢除,新的西方影響開始在長期遭受沙皇壓迫的俄國知識界發酵。烏里揚諾夫一家被襲捲進了這場時代激流之中,在其甦醒之際被裹挾前行。此時正值民意黨執政時期,革命理想主義的“人民意志運動”正希望通過個人恐怖襲擊的方式來推翻沙皇統治。 1881年,他們終於成功刺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而這恰恰將會在接下來的野蠻壓迫的浪潮中削弱民意黨自己的勢力。

列寧的哥哥亞歷山大加入了民意黨,直接參與了未遂的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行動。 1887年5月,他和另外四人被逮捕並處以絞刑。這場個人悲劇對當時年僅17歲的列寧產生了重大影響。是年秋天,列寧到喀山讀大學,學習法律專業。不久後他便因為參加了一項反抗權威的學生運動而被開除,從此開啟了他革命的一生。

雖然列寧部分同意他哥哥的觀點,但他還是決定加入喀山的一個馬克思主義圈子,在那裡學習了《資本論》和《反杜林論》等等許多內容。

“由於人口在沙皇政府的統治下被迫外流,俄國的革命者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擁有了豐富的國際聯繫,對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形式和理論都十分熟悉,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從未有過的。”(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這時候的列寧自然還不是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獻身來之不易:直到1891年,在集中詳細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著作以後,他才成為了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投身到社會主義革命當中。他肩負起了這項新的職責,以其為全部生活的中心,而所有其他事情都要為這個目標讓步。他主動離開了自己的特權背景,全心全意地和無產階級站在了一起。這段革命運動初期的經歷改變了列寧的一生。

新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直擊當時尚存的民粹派(即後來的社會革命派),對抗其將農民理想化、否定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性、視村社為社會主義的基礎等一系列混亂傾向。如人們所見,民粹派為個人恐怖主義作辯護,以之為消滅壓迫的有效手段。與此相對,馬克思主義則看到了俄國資本主義的必然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工人階級作為其掘墓人隊伍的壯大。與個人恐怖相反,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鬥爭才是推翻獨裁、帶來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革命武器。 “資本主義正走在路上,”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寫道,“它正在把個體生產者從他們岌岌可危的位置上驅逐出來,正按照在'西方'已經經過了檢驗的方式,在俄國創造著一支工人隊伍的力量。”然而,即使是馬克思主義者中間也存在著分歧,出現了以斯特魯維領導的非革命、墨守法律的一派。他們雖然接受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分析,但是卻迴避其革命性的結論。

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原本是民粹派的一個活躍成員。在看透了民粹派運動的幻象之後,他聯繫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並從此成為了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1883年,普列漢諾夫在日內瓦建立了第一個俄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其組織鬥爭的對像不僅是民粹派,還包括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以及所謂的“合法”馬克思主義,並在此過程中寫出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尤其是哲學方面。

列寧同樣也投入到了他的鬥爭之中。直至1895年,他在俄國國內的不懈工作已經結出了勝利果實——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成立,即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的前身。然而,他被當局逮捕,並在長達一年的監禁之後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三年。正是在這樣的地下狀態中,列寧完成了他的經典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曾在彼得堡團體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克魯普斯卡雅很快也和他流亡到了一處。從這時起,他們便以同志和同伴的身份親密工作,直至列寧在1924年去世。 “總的說來,”克魯普斯卡雅回憶道,“我們的流亡生活並沒有那麼糟。那些年正是認真學習鑽研的時候。”

到了1898年,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在明斯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宣告成立;但列寧此時依舊處於流放當中。這次代表大會被突擊搜查,幾乎所有參會人員都被逮捕,終究只不過是曇花一現。

當時,以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愛德華·伯恩斯坦為中心,第二國際中出現了一種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趨勢。他試圖修正馬克思主義,宣稱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過時,需要被更新以適應新的局勢。雖然伯恩斯坦在政治上被打敗了,但這股修正主義的潮流卻藏在“經濟主義”的偽裝下,在俄國逐漸興起。這一傾向認為政治超出了工人的理解能力,因此社會民主運動應該專注於經濟和日常需求。這就直接把政治戰場拱手讓給了抗爭獨裁統治的新興資產階級,而剛剛覺醒的工人階級則被落在了後面。

列寧充滿激情地加入了對“經濟主義”的抗議,為此寫下了一系列文章,並於1902年出版在《怎麼辦? 》一書上。但是這本書並非僅僅是對“經濟主義者”的批駁,而是被列寧用以發展其關於政黨組織的想法,尤其是建立一個基於專業革命者、擁有一份全俄語中心報紙以“集中鼓動並組織”群眾的必要性。俄羅斯社會民主黨需是一個有紀律的政黨,基於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在現實上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模板。雖然這本書存在著不足之處,即考茨基認為工人階級只能具備工會意識的錯誤(這個錯誤觀點後來被列寧所否定),它還是在黨派活動家的問題上教育了一代人,為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列寧尤其強調黨內對理論的需求。他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他接著引用了恩格斯的相關言論:“讓我們引用恩格斯在1874年說過的關於社會民主運動中理論重要性的話吧。恩格斯認識到,流行在我們之中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偉大斗爭的兩個形式(政治和經濟),而是三個,還包括理論的鬥爭……”

“德國工人同歐洲其他各國工人比較起來,有兩大優越之處。第一,他們屬於歐洲最有理論修養的民族,保持了德國那些所謂'有教養的人'幾乎完全喪失了的理論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國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那麼德國科學社會主義,即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唯一的科學社會主義,就絕不可能創立。如果工人沒有理論感,那麼這個科學社會主義就絕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深入他們的血肉。這個優越之處無限重大,從以下的事實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國工人運動雖然把各個行業組織得很好,但是前進得很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於一切理論的漠視……”(列寧,《怎麼辦?》)

從1900年12月開始,由於俄國的壓迫,政黨報紙的發展被挪到了國外,以《火星報》的形式出版。時年30歲的中年列寧搬到了慕尼黑,與普列漢諾夫等人合作創作報紙。 1902年,在德國出版《火星報》變得過於困難,因此大部分編輯人員又搬到了倫敦。列寧和克魯普斯卡雅於當年四月到達倫敦,與馬爾托夫、維拉·查蘇利奇和波特列索夫會合。另外兩名編輯(普列漢諾夫和阿克雪裡羅德)雖然留在了瑞士,但依然會前往倫敦進行諮詢。報紙的第22至38期是在克拉肯維爾—格林編寫而成的;列寧在那里和英國社會民主聯盟的領袖哈利·奎爾奇共享一間辦公室。因其流暢的寫作風格而被人稱為“鋼筆”的列夫·托洛茨基此時還很年輕,也同樣在十月份到了倫敦來加入其他的移民者。根據克魯普斯卡雅在她回憶錄的第一版中的回憶(這後來被斯大林主義者所抹去),列寧熱情地歡迎了托洛茨基,並堅持讓他成為《火星報》的主要供稿人之一。不過幾個月之後,在1903年3月,列寧就提名他加入了編輯部。

這時,為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能在1903年順利舉行,人們正在積極準備著。事實上,這次代表大會也就成了建黨的會議,而起草其章程的任務就落在了列寧肩上。會議先是在布魯塞爾舉辦,然後在被警察追捕後被迫轉移到了倫敦,在那裡完成了剩餘的流程。在代表26個組織的大約44名代表當中,只有4人是真正的工人。最後,《火星報》的支持者以絕對多數超過了“經濟主義者”和分裂主義的崩得分子。

自從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來,崩得就將自己列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一個獨立自主的組成部分。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他們想要更進一步地鬆弛他們與黨之間的聯繫。克魯普斯卡雅對此這樣解釋:

“當時生死攸關的問題就在於,俄國是要有一個能夠將俄國境內一切民族的工人團結在自己周圍的、統一強大的工人階級政黨呢,還是要有幾個民族的、各自為政的工人階級政黨。這是關乎在俄國國內實現全世界團結的大問題。《火星報》的編輯部主張全世界國人階級的大團結,而崩得則主張民族分離主義,主張在俄國各個民族的工人政黨之間只保持友好的協議關係。”(《列寧回憶錄》)

在這個問題上,《火星報》獲得了絕對勝利,實現了黨內所有工人的團結統一。

然而,在會議後期,《火星報》團隊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分裂。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和馬爾托夫所領導的孟什維克(少數派)之間的分歧,因為黨章中的一項條款和領導班子的組成問題而被激化了。列寧在黨章中所寫的一段話提出,只有那些“認同黨的綱領,且不僅能夠在經濟上支持黨,還能親身參與到黨的組織中來”的人才能被接納入黨。馬爾托夫則希望把“親身參與”替換為“定期與黨合作”、“接受黨組織的管理”這樣更“有彈性”的概念。同時,列寧還希望把《火星報》的編輯部成員減少到三名,即列寧、馬爾托夫和普列漢諾夫。儘管列寧最終以多數取勝,但在普列漢諾夫站到了馬爾托夫一邊之後,列寧還是在領導團隊中被孤立了。由於這次將黨專業化的失敗嘗試,列寧從《星火報》編輯部辭職,在巨大的壓力下幾乎精神崩潰。

圍繞著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及這次著名的分裂,有許多誤傳。其一,據說布爾什維克主義正是在這次會議中以成熟的形式出現;其二,據說從那時起,鐵板一塊的布爾什維克政黨在列寧的帶領下前進,最終促成了1917年十月的成功奪權。事實上,這與真相差之甚遠。 1903年的分裂不僅僅是在原則問題或基本問題上產生的,同樣也關乎相對次要的組織問題。在1903年,還根本不能清晰地看出這兩種傾向日後的差異;差異是在具體事件的影響下長期醞釀產生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孟什維克主義之間的重大政治分歧——即對待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態度——直至1904年才成型。而直到1905年革命,二者之間的界限才清晰起來。

對於孟什維克來說,俄國所面臨的革命將會掃除封建主義殘餘,給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條件。那將是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像西方早已完成的那樣。俄國遠遠沒有能夠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因此新興工人階級的任務是自願隸屬於資產階級,奉他們為即將到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階級。

雖然列寧同樣也注意到俄國革命本質上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他從中得出的結論卻是截然不同的。對他來說,俄國自由派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的時間已經太遲了,他們已經與獨裁統治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了一起。因此,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只能是反革命的。唯一能領導革命的力量就是無產階級與貧農的聯合,以建立一個“無產階級與貧農的民主專政”。此外,俄國革命的命運還將與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相連,西方的成功將會促進俄國自身的革命。

真正的政治分歧出現了:孟什維克成為了階級合作的擁護者,依靠資產階級的支持而與革命群眾對立。實際上,1903年的分裂已經預示了未來的政治差異。最終,這些差異都會變成革命社會主義和改良主義之間的分歧。

最後,在組織問題上,托洛茨基投了孟什維克一票。他後來誠實地承認了他的這個錯誤。他當時未能理解這場爭端的真正本質,以及列寧在試圖建設什麼。儘管如此,在相關政治問題上,托洛茨基贊同列寧與孟什維克相對的所有基本觀點。事實上,托洛茨基對於參與革命的社會力量甚至有著比列寧更為清晰的認識。他們兩人都認為,唯一有能力領導革命的階級就是聯合了貧農的無產階級,即使這是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而他與列寧觀點不同的地方在於,工人階級在掌權之後,並不會止步於引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而是會繼續走向社會主義任務,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在1917年以前,列寧所設想的是一個依然受到資產階級革命限制的俄國革命。他把俄國革命的命運與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緊密相連。然而,托洛茨基卻相信俄國的無產階級能夠比歐洲的兄弟姐妹們更早成功地獲得權力。那將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端,正像1917年實際發生的那樣。這個理論被稱為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1917年,列寧沒有任何阻礙地接受了現實局勢,從實際情況中看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前景。

發生在俄歷1月9日的彼得堡大屠殺催生了俄國1905年革命。這一年的革命事件證實了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行為,並堅定地確立了新生工人階級的獨立革命地位。在革命中,工人們自發地組成了他們自己的鬥爭團體,採取了蘇維埃或工人代表委員會的形式,是工人力量的搖籃。在十二個月內,這場運動涉及到了鬥爭的方方面面:從請願到罷工、總罷工再到起義暴動。托洛茨基在這些事件中的參與使他當選為彼得堡蘇維埃的主席,而這就是領導了十月總罷工的那個蘇維埃。然而,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裝起義失敗之後,隨著政府粗暴地重申其權威,革命運動逐漸衰弱了下來。儘管如此,列寧依舊將1905年革命稱為是一次“最後彩排”。如果沒有這次經歷,1917年的十月革命無論如何都不會成功。

幾年內,一場血腥的反動統治就到來了。於1905年已經回到俄國的列寧,在1907年再一次被迫流亡。反動時期給新生的革命造成了許多困難,使得很多被迫轉移到地下的革命鬥士喪失了信心,索性退出了革命運動。 “那是一段困難的時期,”克魯普斯卡雅說,“俄國的組織正在分崩離析。”當孟什維克正面臨著“清洗”非法政黨的舉措的威脅,專注於法律公開工作(這在當時的反動狀況下將意味著對革命行動的拒絕)時,布爾什維克則正在受到極左和宗派主義傾向的影響——那些人希望徹底放棄合法途徑,而這在當時也就意味著放棄革命工作。另外還有一些人則陷入了哲學理想主義的泥沼。作為對這種理想主義的回應,列寧在他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為辯證唯物主義作了精彩的辯護,而此書至今依舊是一本經典的哲學著作。

又一次地,列寧被迫在流亡中與一小部分人相互依靠,對左右雙方的取消主義都要進行鬥爭。即使在那時,他的工作似乎還是被小型罷工和移民生活中的瑣事所支配。 1905年的失敗後不久,俄國國內的布爾什維克組織就被縮減成了小小的空殼。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他們與孟什維克合作,共同出版了一份報紙,名為《社會民主黨人報》,由馬爾托夫擔任編輯。然而這並沒能持久下去。

“在1910年,”托洛茨基回憶道,“整個國內其實有不少同志,這當中有些人正在西伯利亞。但這些人並沒有被組織起來。列寧通過書信或中間人能夠接觸到的,大概只有不超過30或40人。”

在整個反動時期裡,列寧都嘗試著對抗各種極左傾向,以保證布爾什維克始終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這樣的堅持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分裂,尤其是與抵制派之間的分裂。但是總的來說,列寧在策略和組織問題上始終是非常靈活的,只是在原則問題上強硬堅定。

到了1910年底,一場新的革命開始在俄國興起,並將一直持續到1914年8月世界大戰的爆發。 1912年,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分歧造成了雙方公開決裂,各自成立了獨立的黨派。這時候,布爾什維克出版了一份新的日報,名叫《真理報》。兩年以內,在堅持不懈的努力下,這份報紙將五分之四的有組織的工人吸引到了他們這一邊。在受了操縱的杜馬選舉上,他們贏得了六個代表席位,而這六人在戰爭爆發後全部被逮捕。

1914至1918年的世界大戰成為了一個轉折點。它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生命力已然被耗盡,其矛盾已經激化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私人所有製和國家的約束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戰爭帶來了最為嚴峻的挑戰,揭露了第二國際中領導者們的不足。 1914年8月,他們背叛了工人階級而與資產階級站在了一起,損害了國際社會主義的尊嚴。當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投票支持他們自己的統治階級的戰爭貸款時,他們也在假借“正義”之名,號召工人們自相殘殺。他們不顧最初的反戰宣言,在最需要他們的時候反而轉身投降。工人們震驚了,甚至列寧也以為刊登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的支持戰爭的言論不過是一篇偽造品而已!事實上,第二國際可恥地垮掉了。用羅莎·盧森堡的話來說,它變成了“一具惡臭的屍體”。

只有俄國和塞爾維亞的政黨還站在國際社會主義一邊。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投票反對戰爭貸款,而因此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 1914年12月,卡爾·李卜克內西在德國投票反對戰爭貸款。領導重建國際社會主義力量的重任,落到了全世界屈指可數的國際主義者肩上。

在瑞士流亡期間,列寧對有階級意識的、因這次嚴重背叛所迷茫的工人們發表了致辭。他將世界大戰描述為一場反動的帝國主義戰爭,由全球掠奪、市場、利益和勢力範圍所組成的金融資本巨頭們所領導。在這個解讀中,他尖銳地將其區別於由被壓迫階級和民族所發動的、受到社會主義者支持的社會和民族解放的進步戰爭。列寧稱,這場帝國主義戰爭的性質則在根本上與此不同,並呼籲工人階級“將帝國主義戰爭扭轉為國內戰爭”,使其成為推翻資本主義、促成社會主義勝利的戰爭。馬克思說過,工人是沒有祖國的。一場對抗帝國主義的真正鬥爭,其面臨的最大考驗就是對其自己的帝國主義政府的鬥爭。藉著以上分析,列寧勇敢地呼籲一個全新的第三國際的到來,來維持國際社會主義的純潔旗幟。 1915年的齊美爾瓦爾德國際會議,以及1916年的昆塔爾會議,為左翼國際主義者提供了至關重要的集結點,最終促成了1919年3月第三(共產)國際的成立。

戰爭期間,列寧將大量時間投入到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的研究中去。他尤其收集了關於經濟問題的資料,用於創作他的經典小冊子《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916)。他還對辯證唯物主義和哲學方面進行了細緻全面的研究,是他1908至1909年間研究的延續。最重要的是,他投身於黑格爾的《邏輯學》,藉此闡釋馬克思的辯證法。對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掌握,對於理解複雜的局勢發展來說是極為必要的。 “馬克思主義中的決定性要素,”列寧說,“就是其革命辯證法。”

列寧明白,戰爭經歷勢必是在為新的革命浪潮做出準備。危機終於在世界資本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一環”——1917年2月的俄國爆發。在國際婦女節當天,彼得格勒的工人們開始罷工,在街上喊著“打倒戰爭!”“打倒沙皇專制!”“給我們麵包!”的口號遊行示威。就像1905年那樣,蘇維埃政府和臨時政府一起被推舉出來,形成了兩個政權並立的局面,但最初依舊由改良派,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主導。社會革命黨並沒有奪取資產階級權力的打算。革命將權力交給了那些發動革命的工人和士兵們,但他們對自己的力量並不自知,於是又將其轉交給了改良派領袖們,而後改良派又將權力拱手讓給了李沃夫親王掌控下的資產階級政府。兩個政權並立的形勢在如此局面下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不是蘇維埃政府取得完全的控制,就是革命徹底淪為反革命。

在結束蘇黎世流放生活後的幾個月內,列寧將會成為“世界上最被仇恨但也最受愛戴的人”。第一次革命完成八個月後,隨著幾次形勢急轉以及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階級鬥爭的迅猛開展,工人們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並奪取權力組建了由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蘇維埃共和國。

當然,這絕非易事。當列寧於4月3日抵達彼得格勒的芬蘭車站時,他用如下的話語來問候人群:“國際社會主義革命萬歲!”正如《真理報》的編輯(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所承認的那樣,他對臨時政府不抱有任何信任。他嚴厲地訓斥了臨時政府,並著手征服他自己的黨派,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著名的《遠方來信》即是在那個時期寫成,而他在其中已經定義了革命的關鍵性任務:

“(1)要通過最可靠的途徑走向革命的下一階段或第二次革命;(2 )這次革命應當把國家政權從地主資本家(古契柯夫、李沃夫、米留可夫、克倫斯基之流)政府手中奪過來,交給工人和貧苦農民的政府;(3)後一政府應當按照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式樣組織起來。”

列寧不得不發動艱苦的鬥爭,來克服“老布爾什維克”最初的抗拒,引導布爾什維克黨走上贏取廣大群眾、通向第二次革命的道路上。當布爾什維克還是少數派時,他們的關鍵任務是對工人群眾“耐心地解釋”他們的政策。終於,在現實事件的基礎上,他們藉助“麵包”、“土地”與“和平”的口號,成功贏得了多數人的支持。列寧在這個時期的寫作組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應具備的深刻知識體系,指引其領導革命、決不投降。在這些歷史事件之間,他完成了最重要的理論著作之一——《國家與革命》,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劃清了改良主義和革命的界限。

到了九月初,布爾什維克已經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蘇維埃贏得了多數。 10月25日,舊的體制被一掃而除,一個由布爾什維克和左翼社會革命黨組成的蘇維埃政府成立了。列寧擔任其主席,托洛茨基擔任外交部長,新術語稱他們為人民委員。世界歷史由此徹底改變了。

列寧個人在1917年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也因此突出體現了個人在歷史特定條件下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總體來說,個體在歷史事件中往往只扮演次要的角色。然而,總有些關鍵性的時刻,特別是生死攸關之時,個人的力量是能夠影響整體存亡的。事實證明列寧的存在不可或缺。他將自己融入了事態進展之中,抓住了事情發展的本質規律,塑造了將要開展革命的社會力量。托洛茨基在回顧他自己在1917年所扮演的角色時,做出了這樣的總結:

“為了清楚起見,我就這樣說吧。如果1917年我不在彼得堡,十月革命依舊會發生— —只要列寧還在那裡並且親自指揮。如果列寧和我都沒在彼得堡的話,就不會有十月革命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一定會阻止革命的爆發——我對此沒有絲毫懷疑!” (《流亡中的日記》,1935)

毫無疑問正是這樣的。黨派領袖們對新道路的抗拒是非常強烈的,而如果沒有列寧,這種抗拒還會強得多。托洛茨基相信,單憑他自己的個人力量,很可能不足以擁有扭轉局勢所必需的權威。在這樣的條件下,布爾什維克黨將無法及時走上奪權的必要途徑。這可能便會使得資產階級將彼得格勒讓給德國人,鎮壓無領導的無產階級起義,並在波拿巴主義的政權之下建立其統治權威。整個歷史進程將會截然不同,而未來的歷史學家就要恥笑布爾什維克烏托邦式的荒唐舉動了!

至今游離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陣營之外的托洛茨基,此時終於認識到了他企圖將雙方統一起來的錯誤。在他1917年返回俄國的旅程中,他加入了布爾什維克,並被選舉為其領導。回看革命成功後的兩年,列寧寫道:“在奪得政權、創立蘇維埃共和國的時候,布爾什維克主義吸引了周圍社會主義思潮中最優秀的元素。”毋庸置疑,這指的正是托洛茨基——他作為彼得格勒蘇維埃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領袖,為十月革命的成功做了技術和軍事上的準備。事實上,那些年裡,列寧對托洛茨基這位革命共同領導人的依靠是巨大的。在那段時間裡,列寧和托洛茨基兩個名字密不可分。 “如果我們犧牲了,”列寧曾經這樣問托洛茨基,“你認為布哈林和斯維爾德洛夫能夠勝任嗎?”在革命的命運還搖擺不定的當時,這是一個相當嚴肅的顧慮。

內戰初期,社會革命黨轉向了反革命一方,並企圖謀殺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 1918年8月30日,列寧被一名左翼社會革命黨人的子彈射傷。雖然他得以恢復並重返工作,但這次受傷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大約五年後的早逝。社會革命黨人還為托洛茨基的紅皮火車安置了炸彈,不過他十分幸運地死裡逃生了。

十月革命的勝利改變了世界局勢。史無前例地,工人階級奪取了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統治。擺在列寧和蘇維埃政權面前的任務是實現和平、鞏固統治,並把社會主義革命擴大到世界範圍。然而,蘇維埃共和國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險。國際資產階級立即開始通過協助內部反革命勢力、派遣二十一支帝國主義軍隊進行干涉的方式,企圖摧毀布爾什維克政權。在托洛茨基的命令下,由五百萬士兵組成的強大紅軍成立了,以抵禦外國入侵、打敗內部白軍。

在1917至1923年這段重要時期中,列寧全身心專注於防禦與世界革命的緊迫問題。列寧在此時期的工作是任何傳記都不足以完整總結的,其涉及到的領域包括世界政治、國內戰爭、新的經濟秩序、共產國際的建設,以及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除了大量的演講和報告之外,他還抽時間寫下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到了1920年末,伴隨著弗蘭格爾白軍的潰敗,反革命和乾涉主義勢力已經瀕臨消亡。蘇維埃政府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從而贏得了喘息之機。這使得兩股力量之間達成了暫時的“平衡”,讓布爾什維克得以藉機在工人階級中做好準備,迎接新的革命浪潮。 “我們實現了一種平衡,”列寧稱,“雖然極不穩定,但依舊確實是一種平衡。它會持續很久嗎?我不知道;我覺得也沒有人知道。因此,我們必須盡可能保持警惕。”

不幸的是,此時俄國經濟一片狼藉,世界革命也被推遲,蘇維埃政權內部出現了腐化,官僚主義如同癌症一般在國家和政黨中生長。力竭的俄國大眾每遭受一次令人氣餒的挫敗,官僚們就會將工人們推開一點,讓自己逐漸成為權力的中心。不可避免地,這樣的官僚主義反動逐漸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得以公開化,並在斯大林身上集中體現了出來。在列寧去世後,工人政府身上這種寄生蟲般的傾向最終導致了工人階級的政治失權,催生了斯大林的極權統治。

從1922年底開始,列寧最後的生死鬥爭,便是對抗這樣的官僚主義腐化。不幸的是,列寧在1922年春天出現了第一次中風,導致右臂和右腿癱瘓。療養過後,他得以康復並在那一年晚些時候重返工作。 12月,更加嚴重的第二次中風發生了。臨終時,列寧正準備給斯大林及其盟友一記重創,而那些人則忙於籌劃針對托洛茨基的陰謀。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正為斯大林在代表大會上準備一顆炸彈,”他的秘書福季耶娃講述道。作為這項計劃的一部分,他與托洛茨基成立了一個對抗斯大林的秘密集團,關於格魯吉亞事務以及其他關鍵性問題。最後,在12月24/25日寫成的《列寧遺囑》中,連同1923年1月4日附加的一篇後記,列寧強烈要求除去斯大林作為黨委總書記的職務。兩個月後,他與斯大林斷絕了一切私人往來,並出版了著名的文章《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其中對斯大林領導的工農檢查院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官僚主義不僅存在於蘇維埃機構中,同樣也存在於黨內,”列寧說。在等待著對斯大林的一封便條做出回复時,列寧遭受了第三次中風,失去了語言能力。儘管其健康在後期又略有恢復,列寧最終於1924年1月因腦出血逝世。

斯大林禁止了《列寧遺囑》的傳播。在幕後,他緊緊掌控了黨的各級組織。借助列寧的去世以及革命的孤立狀態,斯大林將權力集中到了自己的手上,而其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即為對托洛茨基左翼反對派的開除。在斯大林的統治下,一場基於國有化財產權的政治反革命在1930年代中期橫掃整個蘇聯。 “大清洗”所造成的血流成河的景象,徹底分裂了列寧和斯大林的政權。

托洛茨基與列寧的真實關係,在克魯普斯卡雅於列寧去世後一周時所寫下的這封信中被概括得最為準確:

親愛的列夫·達維多維奇:

我寫信是想要告訴您,在他去世前大約一個月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看著您的書,在您描述馬克思和列寧的段落處停了下來。他要我重讀一遍那段話,非常認真地聽著,然後又親自讀了一遍。

此外,我還想說:當您從西伯利亞來到倫敦我們這裡時,您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之間所建立的關係,直至他去世的那一刻都從未變過。

我祝愿您,列夫·達維多維奇,身體健康強壯。我擁抱您。

娜·克魯普斯卡雅

早在1926年,克魯普斯卡雅就在一個左翼反對派地圈子裡說:“如果伊里奇還活著,他可能已經在監獄裡了。”而在這之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制度不僅將會戰勝反對派,還會佔領整個布爾什維克黨。列寧的道路終將被廢棄。

列寧無疑是一位政治上的巨人,是20世紀最為傑出的革命家。他的身上充滿了對工人階級最終勝利的信心,是一位完完全全的革命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然而,列寧並不是生來就具備這些品質的,而是結合了理論上和時間上的學習和經驗,自己造就自己的。他人格中所有的基本特質,以及他的人生觀和行動模式,在他23歲時就都已經形成了。通過最偉大的歷史任務和對目標一心一意的追求,他完全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經過多年的對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學習研究,以及與艱苦實踐的結合,他成為了列寧,成為了我們所知的最偉大的人、最可敬的老師。

大體說來,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後,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辯護便成了伊里奇·列寧的任務。在廣泛的工作和無限信念中,他為第一次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鋪平了道路,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

“只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帶領人類走出帝國主義及其戰爭的黑暗小巷,”列寧這樣寫道。 “無論革命可能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暫時性倒退和反革命浪潮,無產階級最終的勝利都是必然的。”

在革命運動中,享有列寧這樣地位的個體是非常難得的。本文並不是要我們每個人都成為列寧或者馬克思。我們必須做我們自己。然而無論如何,本文還是想激勵每一個人都能做出改變,把自己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發展成為未來所需要的角色。我們驕傲地站在偉大馬克思主義前輩的肩膀上。我們,就像他們一樣,要懷有強烈的歷史感,並對一個不再有階級對立的人類未來抱有熱切的信仰。

列寧去世後,辯護並延續馬克思主義的重任又落在了列夫·托洛茨基的肩上,由他來對抗斯大林主義的追隨者們。今天,偉大理論的延續則要依靠當下年輕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在不斷深化的世界危機以及動蕩之中繼續鬥爭下去,為了人類的新紀元,為了最終的勝利——這正是由列寧所成功開創,卻未能親自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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