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來看，1949年的中國革命雖然具有官僚主義變質性，但仍然是繼蘇聯革命之後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事件。它消滅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可是現在，資本主義正充斥著中國。這是如何發生的？在第一部分中，我們將回顧從1949年革命到毛澤東時代結束這三十年間的歷史事件。
緒言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1949年的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二偉大的事件。它消滅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在這片廣闊領土上的統治。
在俄國革命中，在具有國際主義視野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工人階級建立了相對健康的工人國家。然而，1949年的中國革命建立起的卻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畸形的工人國家。
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不具備工人民主最基本的條件。這裡沒有蘇維埃，沒有工人管理，也沒有獨立於國家的真正的工會，甚至沒有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其原因是開展這場革命的斯大林主義者所領導的農民軍隊，而不是城市裡的工人階級。農民軍隊是波拿巴政權的慣用工具。毛澤東依靠農民軍隊，用波拿巴主義的方式操縱不同的階級，把紅軍作為武器先反抗地主、再反抗資本家。
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勝利離不開一系列特殊的客觀條件。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帝國主義干預失敗。其次，在資本主義下，特別是在完全墮落的蔣介石的資產階級政權下，中國無法獲得發展。再次，一個強大的斯大林主義畸形工人國家——蘇聯，就在中國的邊境上。
毛澤東和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在中國以斯大林主義的蘇聯為藍本建立了一個新政權——這是對工人國家的糟糕模仿。因此，1949年中國革命開始於俄國革命結束之處。
我們需要記住的是，不管中國共產黨具有什麼不正確的觀點，中國革命仍然消滅了資本主義。毛澤東最初的想法是要發展一百年的資本主義。他贊同斯大林的“兩階段論”，即在落後的經濟欠發達的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第一階段需要開展“民主”革命，即資產階級革命。只有當資本主義得到發展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才有可能成功。然而，這一理論卻被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的歷史進程所推翻。
在初始階段，毛澤東與一系列資產階級政黨組建了“統一戰線”，這讓一些人認為毛澤東將“背叛”革命。這是因為在西班牙和其他國家，“統一戰線”就被用於約束工人階級的運動。但1949年的中國與這些國家相比有本質的區別。政權掌握在毛澤東手中，“武裝隊伍”也並非由資產階級所控制。在資產階級跟隨蔣介石逃往台灣後，留在國內的資產階級已不具備與共產黨開展真正合作的實力。
在這樣的條件下，“統一戰線”成為遏制城市工人、防止他們突破斯大林主義政權所設的約束的工具。但是，由於缺乏能有效管理和運營國家和經濟、建立“民主”資本主義中國的“進步資產階級”，同時由於真正的國家政權由紅軍所掌控，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接管經濟制高點。這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是用一種扭曲的方式證明了不斷革命論。
盡管中國革命並沒有采取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仍然支持中國革命，因為它將中國的生產力從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中解放出來，並為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沒有中國革命， 這些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就曾指出，雖然中國共產黨以及國家官僚能夠在中國的發展中起到相對進步的作用，但是這些官僚的變質性也同時意味著中國人民只有通過開展第二次政治革命，才能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工人政權。
1949年之後，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只要將1949年到1979年間中國和印度兩國的經濟發展情況相比較。兩個國家初始水平相似，但中國的增長率在這30年間一直都遠遠高於印度。這要歸功於中國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盡管在真正的工人民主政權下經濟還能取得更大的發展，但是毛澤東領導下的計劃經濟已經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所帶來的發展也是當今中國所依靠的基礎。
但是，官僚階層存在很多缺點。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這也是所有斯大林主義政權的特征。如果中國和蘇聯是真正的工人階級的國家，那麼它們將與東歐各國一起組成社會主義聯盟，並制定一個國際生產計劃來綜合、理性地運用各個國家的人力和物力。可是正如很多馬克思主義者所預測的那樣，中國和蘇聯官僚階層各自的民族主義觀點最終卻導致了衝突。
1960年，中蘇交惡。蘇聯官僚階層試圖將中國控制在其“勢力範圍”之內。但這是中國官僚階層所不能容忍的。不同於東歐許多國家，毛澤東上台並沒有依靠先進的蘇聯軍隊；與鐵托相似，他有自己獨立的基礎。當時有馬克思主義者指出，對斯大林而言，毛澤東可能是第二個鐵托。隨著衝突的爆發，蘇聯斯大林主義者撤回了他們的援助和專家等等，這給中國當時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打擊。正是在這之後，中國官僚階層開始走上了一條徹底反動的自給自足的道路，把中國從世界經濟、也就是從國際分工中孤立出來。
為了給與蘇聯斷交尋找意識形態和理論基礎，毛澤東譴責蘇聯是“修正主義”。但從本質而言，中國官僚階層與蘇聯官僚階層並無區別。中國官僚階層也在試圖建立中國版本的“一國社會主義”，可是即使是一個大陸尺度的國家也無法實現“一國社會主義”。
因此，落後封閉的中國無法獲得當時技術相對先進的蘇聯的幫助，不得不從很低的水平上開始發展生產資料 。這也意味著中國的發展伴隨著人力和物力的巨大代價。盡管如此，中國還是從一個落後的殖民地國家、一個帝國主義的游戲場，發展成一個強大的國家。
雖然擁有種種缺點，中國官僚階層還是取得了真正的國家統一，並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國家。而這正是沒落的中國資產階級徹底失敗的地方。土地制度改革順利完成，生產資料國有化則為中國經濟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打下基礎。
1949年到1957年間，中國經濟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增長；1957年到1970年間，工業生產繼續以9%的速度增長，遠遠高於資本主義國家（印度同階段的增長率不及中國的一半）。1952年，中國每年只能生產1000輛拖拉機，這意味著當時的農業生產方式仍非常原始。到1976年，中國每年生產的拖拉機已達到190000輛。
這些還都是在有諸如1958年的大躍進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等冒進的干擾的情況下實現的。大躍進造成了農業生產的嚴重倒退，直接導致奪走1500萬人生命的大飢荒；1967年至1968年間工業產量下降15%，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倒退。之所以在這樣兩次重大的干擾後國民經濟仍能恢復，這主要依賴於國家計劃。
1974年，世界其他國家都處於經濟衰退之中，這是戰後第一次全世界範圍的經濟衰退，世界生產減少了1%，而中國仍然以10%的速度增長。與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相似，這充分體現了國有計劃經濟的優勢。
迅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社會，並將其帶入了20世紀。在1949年之前，中國的文盲率高達80%。到1975年，93%的兒童能夠進入學校接受教育。在醫療、住房等方面，中國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革命前嚴重的貧窮被消滅，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1945年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為40歲，到1970年增長至70歲，已接近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婦女的地位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她們再也不用裹小腳，並能夠參加勞動。
托洛茨基論官僚
盡管官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它並不是中國經濟發展中具有歷史必要性的社會階層。計劃並不需要依靠官僚才能運轉。相反，我們應該說，盡管有官僚的存在，計劃還是運轉了。在托洛茨基的書信文章集——《為馬克思主義辯護》中，有一篇寫於1939年10月的文章分析了當時俄國一些同志對於官僚的錯誤看法：“假如波拿巴獨裁的混賬們等於獨立階級，就意味著蘇俄的現狀絕非階級鬥爭進程的偶然事故，而是有長久生命力的歷史產物；假如克裡姆林宮的趁火打劫和政治寄生行為等於科學意義的‘剝削’，就意味著官僚層——作為必要的統治階級——在經濟系統內有獨立的歷史未來。”
托洛茨基在之後的分析中解釋了，與此相反，官僚並沒有歷史未來。它是蘇聯在極端落後和封閉的條件下走向退化的產物。然而，中國政權卻以這樣的斯大林主義俄國為藍本，中國的官僚階層與蘇聯官僚階層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官僚的存在意味著，在各種口號和說辭下，中國存在著社會特權和社會不公。比如：1976年，一個每周工作48小時的工人的行業工資為每月12美元，但專業人員卻能拿到超過120美元，也就是說工資上存在著10:1的巨大差距。
在蘇聯，列寧接受了4:1的收入差距，但這是為了讓經濟更好地運轉而采取的“資本主義的妥協”，這也是布爾什維克黨在等待世界革命展開時所采取的臨時措施。布爾什維克黨具有國際視野，認為自身唯一的出路在於世界革命。他們認為，一旦更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推翻了資本主義，那麼經濟就可能更和諧地發展，因為這些國家可以向落後的蘇聯提供更多的現代技術。不幸的是革命在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失敗了，蘇聯變得更為孤立，也從而正式開始了其走向官僚變質的進程。
中國官僚並不像布爾什維克黨那樣看待收入差距。革命後的收入差距並不是由於革命孤立和經濟落後而采取的暫時的“資本主義”妥協，而是官僚階層鞏固財富和特權的方式。官僚的生活水平高於普通工人，這也為未來的資本主義復辟埋下了伏筆。
只要計劃經濟能確保他們的權利、收入、特權和威望，官僚階層就會捍衛計劃經濟。但是，正如托洛茨基針對蘇聯所指出的那樣，官僚不會只滿足於基於行政職務的特權，他們還希望能把這些特權傳給下一代。要讓這成為可能，財產關系就不得不發生變化。他在《被背叛的革命》的第9章中說道：
“讓我們假設第三種情況，即既不是革命的政黨也不是反革命的政黨獲取政權。官僚繼續擔任國家的首腦。即使這樣，社會關系也不會定形。我們不能期望官僚會和平地自願地為了社會公平而放棄自己的地位。如果官僚在目前操作如此不便的情況下，都已經開始設置等級，他們在未來必將在財產關系上為自身尋求支持。也有觀點認為，只要能確保一定的收入，大官僚並不關心財產采取什麼樣的形式。這種觀點不但忽略了官僚權利的不穩定性，而且忽略了他們子女繼承的問題。家庭中的新一代是很現實的問題——如果特權不能傳給子孫，那就只相當於只值其原本價值的一半。但是繼承權與財產權是不可分割的——光做企業的領導是不夠的，需要成為股東才行。官僚在這具有決定性的領域的勝利意味著他們成功轉變為新的有產階級。”
他接著寫道：
“要把蘇聯政權定義為過渡性或中間的政權意味著要擯棄既有的社會類別——資本主義（也包括‘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除了自身的不足之外，這個定義也會導致一種錯誤的印像，即現在的蘇聯政權只可能向社會主義過渡。事實上，向資本主義倒退也完全可能。一個更為全面的定義也必然會更加復雜和繁瑣。”
“蘇聯是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矛盾的社會形態：(a) 生產力還遠沒有發展到使國家財產具有社會屬性的程度；（b）欲望導致的原始積累傾向從計劃經濟的各個毛孔中爆發出來；（c）保留資本主義特征的分配方式是新的社會分層的基礎；（d）經濟發展雖然在緩慢地改善勞動者的生存條件，卻促進了特權階層的快速形成；（e）通過社會對立，官僚將自身轉變為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不受控制的階層；（f）被執政黨所背叛的社會革命仍然存在於財產關系和勞動群眾的意識中；（g）積累的矛盾的進一步發展可能導致走向社會主義，同樣也可能導致向資本主義倒退；（h）要向資本主義倒退，反革命則需要擊敗工人階級的反抗；（i）要走向社會主義，工人階級需要推翻官僚階層。歸根結底，這一問題將由當前國內和國際範圍內現有社會力量之間的鬥爭決定。”
“毫無疑問，教條主義者不會滿足於這種不同可能性的探討。他們喜歡明確的公式：是——是，否——否。如果社會現像都具有確定的特性，那社會學問題自然會簡單一些。但是，為了邏輯的完整而拋棄現實是最危險的，今天或明天違背這一構想的元素在未來可能會完全推翻該構想。在我們的分析中，我們首先避免給沒有先例和相似案例的動態的社會構成下粗暴的結論。科學和政治的任務，不是給未完成的過程下確立的定義，而是關注它的各個階段，區別出其中進步的傾向和反動的傾向，揭示他們的相互關系，預測多樣發展的可能性，並在這一預測中找到行動的基礎。”
我們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認為向資本主義的倒退具有明確的可能性。他指出，國家集權的計劃經濟在官僚手中是不安全的，它意味著資本主義有可能在某一階段復辟。
根據定義，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政權，它或者被政治革命所推翻，或者倒退為資本主義。歷史上，它第一次產生於退化的俄國革命。這是生產力發展中不必要的階段，而不是不可避免的階段或必要的社會形式。如果俄國革命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傳播到發達國家，斯大林主義就不會產生。
雖然有諸多缺陷，這些政權仍然使生產資料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就這個意義而言，它們具有進步性。這種進步性來自於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和計劃經濟。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對此作出分析並預言：“只要這種政權能夠發展落後國家的經濟，它就能獲得某些成功。但是隨著經濟的復雜化，官僚將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桎梏。”
隨著經濟的發展，官僚所消耗的財富比例逐漸增加。隨之而來的則是浪費、腐敗和對工農所生產的財富的大規模掠奪。更重要的是，經濟發展和復雜化之後，這種政權的官僚指令系統將無法處理更為復雜的經濟的各個細節。官僚從生產力發展的相對桎梏轉變為絕對桎梏。
托洛茨基也強調了生產力的問題。這一問題是理解斯大林主義政權如何以及為何在東歐和蘇聯崩潰的關鍵。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的第一章中這樣寫道：
“蘇聯工業的動力系數是無法比擬的，但這仍遠不具有決定性。蘇聯將自身從極低的水平提升起來，而資本主義國家則從很高的水平下滑。當前的力量關系並不是由增長率所決定，而是由兩大陣營的整體力量所決定。整體力量表現在包括物質積累、技術、文化以及最為重要的勞動生產力等各個方面。當我們從這一統計角度來考察該問題，情況一下子就轉向了對蘇聯極其不利的方向。”
他之後提出了以下重要觀點：
“但是，蘇聯仍將面對在全世界範圍內誰戰勝誰這一問題。這一問題的本質不僅體現在軍事力量上，更體現在經濟力量上。軍事干預是一種威脅，但運送資本主義軍隊行李的火車中的廉價商品的干預則毫無疑問是更大的威脅。”（《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
早在1925年8月，托洛茨基寫了一篇文章，很有遠見又極其深刻地剖析了年輕的蘇聯所面對的問題。文章題為《蘇俄向何處去》（後被名為《通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在這篇著作中，托洛茨基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這一問題：“從全世界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們（指蘇聯）的發展速度是怎樣的？”
他這樣回答道： “正是因為我們的成功，我們開始進入到世界市場，即我們進入了國際分工體系中。同時，我們被資本主義所包圍。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經濟的發展速度將決定我們抵抗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壓力以及抵抗全球帝國主義政治軍事壓力的力量。”（《左派反對派的挑戰》，1923-25，Pathfinder, 1975, 第330頁）
托洛茨基在1925年就著重強調了蘇聯經濟增長率的問題。他進一步強調：“……增長率就是決定性因素！”他繼續寫道： “很明顯，在我們成為世界市場的一部分的過程中，我們的希望在增加，我們的危險也同樣增加。與其他很多問題一樣，這一問題的根源也在於我們農業經濟的分散性、技術水平的落後以及全球資本主義與我們相比所具有的巨大的生產力優勢……”（同上，第344頁）
“從根本而言，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的優勢在於現階段資本主義生產的商品比社會主義生產的商品更物美價廉。換句話說，當前，仍遵循資本主義的國家比在舊有落後的生產條件下實行社會主義方法的國家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我們熟知歷史的基本規律：勝利最終屬於能給人類社會帶來更高經濟水平的社會制度。”
“歷史爭論最終會由勞動生產率的比較系數所決定——當然這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同上，第345頁）
托洛茨基的這些論述對於理解幾十年後斯大林主義國家的蛻變顯得至關重要。雖然計劃經濟讓蘇聯在生產資料上迅猛發展，但它仍然落後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然而，只要官僚仍然有能力持續發展生產力，那斯大林主義政權就仍然能保持相對穩定。事實上，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生產力不但在繼續發展，而且在以高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速度發展。正因為如此，斯大林主義政權在那段時期具有較強的適應性，而黨內的親資本主義傾向則不成氣候。
托洛茨基也解釋了，發展到一定階段，官僚主義會從生產資料發展的相對桎梏轉變為絕對桎梏。增長會減緩，資本主義復辟也將重新成為可能。這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蘇聯的情況——首先經濟增速下降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之後經濟則陷入停滯。
托洛茨基指出，一旦到達這一階段，就只有兩種可能：要麼，工人推翻官僚，保留計劃經濟，並將其納入工人對生產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中；要麼，反動地回到資本主義。
歷史證明資本主義復辟是這些國家的結局。蘇聯和東歐，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一直處於危機之中。在這些國家我們看到， 一旦經濟無法得到發展，政權就會傾覆。由於蘇聯解體非常突然，蘇聯經濟在動蕩好幾年之後才逐漸穩定，再次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
吸取經驗的中國官僚
中國的情況略有不同。中國官僚仔細觀察蘇聯的情況。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派官僚從蘇聯吸取經驗，並與自身的經驗相結合。中國人口眾多，可與大洲的尺度媲美，但即使這樣巨大的一個國家也無法脫離世界經濟而獨自發展。“一國社會主義”已被證明是要失敗的。毛澤東領導的官僚所試圖建設的獨裁政權已經顯示出局限性。
鄧小平一派目睹了蘇聯和東歐政權進入危機，並在1989到1991年間相繼崩潰、走向資本主義。他們看到曾經統一、強大的蘇聯政權如紙牌屋般傾覆。在東歐和蘇聯等所有斯大林主義國家，特別是前蘇聯，經濟嚴重衰退。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官僚失去了對這一過程的控制。在一段時間之後，經濟才穩定下來，並重新開始增長。在這些事件中，中國官僚看到了自己可能的未來。他們決定不重蹈覆轍，因此需要在政策上做出一些改變。
在同一歷史時期，六四事件也向中國官僚證明了他們可能也會面臨類似的下場。蘇聯解體和六四事件對中國官僚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使他們從之前“利用市場機制取得生產力發展，保持國有經濟占主導原則”的階段進入到加速改革的階段，最終形成了今天私有經濟占主導的局面。
與蘇聯類似，毛時代的經濟發展伴隨著官僚的欲望擴張和不同經濟部門之間不協調的加劇。這也是出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現像的原因。毛澤東試圖通過這些方式推動經濟發展，同時抑制影響政權穩定的官僚的發展。
官僚集團的過度發展會影響官僚階層整體的利益。正因為此，斯大林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為了保持政權穩定而打擊了官僚內部的一些元素。斯大林甚至槍決了一些官僚，即為了挽救官僚這一整體而打擊其中最為腐敗的一部分。文革也有相似的元素，一部分中國官僚受到了攻擊。毛澤東嘩眾取寵地攻擊了“資產階級當權派”，一方面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則為了抑制那些危及政權的更極端的腐敗形式 。
從本質上而言，文革並不像西方一些人所聲稱的那樣，是工人和青年通過官僚表達他們意志的一場運動。曼德爾等人將文革和巴黎公社相比較，這說明他們完全沒有理解事實真相。他們把一派官僚為了打擊另一派官僚發起的運動，與1871年巴黎真正的工人階級的起義相提並論。他們沒有認識到文革從始至終都是由上層——以毛澤東為最高仲裁者——所控制。如我們所解釋，毛澤東通過這一方法並沒有能夠發展經濟，相反卻造成了經濟嚴重的錯位和混亂。長達三年，工農業生產完全崩潰，而所有的學校和大學都被關閉。鄧小平所代表的一派官僚被現實所驚嚇，並開始從這些經歷中總結經驗。
我們必須明白，計劃經濟只有在工人階級在各個層面上的監督下才能高效運轉。計劃需要在各個層級由工人們充分地討論商定。這就是為什麼工人階級民主、工人階級控制和管理是計劃運行的關鍵要素。工人，同時作為消費者，確保計劃在各層級有效執行是對其切實的物質利益的保證。而官僚只關心保證他們自己那部分的利益，而不在乎產品的質量或者這部分產品的生產是否與其他生產相協調。此外，中央集權的官僚無法決定生產的每個方面。如果所有事情都由官僚中央命令決定，那會造成嚴重的錯亂和低效。整體計劃需要由工人在各個層級上進行檢查。這也是大躍進和文革失敗的原因。無法通過官僚手段打擊官僚。因此，這兩個嘗試最終以官僚引起的混亂而告終。
文革對於理解之後鄧時代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以毛為首的官僚依靠群眾來打擊另一派的官僚。通過這種波拿巴主義的方式，他們激發了來自底層的力量，但這也存在危險。允許群眾進一步行動意味著官僚有可能會失去控制權。毛和他的追隨者一抑制另一派官僚的過度發展，就開始壓制他們發起的運動，並在1969年全面掌控了這一運動。而主要的口號也從“人民群眾是正確的，人民群眾所說的是正確的”逐步演變為了“毛主席所想的是正確的”。
群眾被壓制後，力量又重新回到了走資派的手中。也就是說，一旦毛澤東限制群眾的力量，力量對比就由官僚內部的力量對比所決定。毛澤東有理由擔心發動群眾，因為當時出現了各種罷工行動和來自底層的運動浪潮。在1966年、1967年和1976年都發生了這樣的運動浪潮——工人們通過形成大量的工人組織，來表達他們對工資和工作條件的不滿 。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工人階級想要超越官僚設立的局限。我們需要明白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官僚雖然想要捍衛國家計劃經濟，但並不願意為此而將權力拱手讓給工人，因為他們也不願失去自身的特權。
但是，他們仍然需要面對發展經濟的問題。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角度出發，唯一的辦法是實行真正的工人階級民主，這當然也是官僚階層最不願意做的。我們不應忘記，維護計劃經濟的一派官僚是出於維護自身利益和特權的目的。托洛茨基在《保衛馬克思主義》（中譯本又名《論蘇聯國家性質》）中解釋得非常清楚：“官僚首先最關心自身的權利、威望和收入。相比保護蘇聯而言，他們更好地保護自己。他們可以為了保護自己，而犧牲蘇聯的利益，犧牲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這就是官僚階層的本質。
更大一部分的官僚在文革宣告結束時松了一口氣——他們希望回到穩定，享受體制內的特權。當時，已經有一部分官僚開始討論要在經濟中引入一些市場刺激。
毛時代的結束
毛澤東一去世，“走資派”就開始發動反攻，他們提出了市場經濟和全球市場的問題。事實上，鄧小平等人從某一層面上而言是正確的：要將中國從世界經濟中孤立出來是不可能的，它勢必會參與到世界市場之中。他們最初的想法是，在缺乏工人階級民主的情況下，世界市場可以用來粗略地考察管理不佳和效率低下。
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即使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也不會排除某種新經濟政策，就像布爾什維克黨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時所做的那樣。只要經濟的主要杠杆由國家通過計劃所控制，這些方法可以用來刺激和發展一個孤立的工人國家的經濟。
列寧在西伯利亞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做出妥協的問題上也有同樣的考慮——西伯利亞有很多原材料，但經濟卻很不發達。當時這個年輕的工人階級國家沒有辦法發展西伯利亞。所以列寧堅持，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獲得發展生產力所必需的投資和技術，唯一的途徑就是向國外資本作出妥協。他的設想是通過確保資本家的利潤，蘇聯可以發展這部分地區，獲得新的生產方式和技術等，從而為革命服務。
在他1918年的著作——《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中，列寧指出：“我們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只能從一流資本主義專家那裡獲得在托拉斯的流水線上組織大規模生產的能力。”次年2月4日，他在人民委員會理事會上遞交了一份決議，其中他指出“人民委員會理事會……原則上認為向外國資本代表做出妥協在有利於發展國家的生產力的條件下是可以允許的…”不同在於，1918至1919年間的蘇聯在國家性質上毫無疑問是健康的工人階級國家，或者說最起碼是一個相對健康的工人階級國家——這樣的妥協可以用於增強、而非削弱工人階級國家。
而且這一妥協也是在世界革命被延遲的壓力下做出的。在世界革命延遲的情況下，只要國家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經濟制高點由國家掌控，那麼這一妥協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問題在於，國外資本家在1921年並不想與蘇聯建立經濟條約，而是打算摧毀蘇聯。中國的情況與之不同，外國資本家願意與特權階層進行交易，即使是反動的尼克松都能夠與中國官僚取得共識。
毛澤東去世後，向境外資本開放的想法在官僚中獲得支持，而鄧小平則是這一想法的主要代表。這反映了大部分官僚認為閉關自守的政策失敗了，中國不能在孤立中發展。
鄧小平曾經擔任共產黨總書記，但在文革中被免除領導職務。1974年1月，他再次回到政治局。在再次被解除所有職務之前，鄧小平不但擔任總理，還擔任黨的副主席和軍委總參謀長，是毛澤東之外的第二人。盡管具有如此高的職位，他在文革中仍被譴責為“牛鬼蛇神”、密謀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領導。但是他仍然能保留黨籍。一般失信於“偉大領導”就最起碼意味著被開除黨籍。但鄧小平卻是個例外，這也說明他在黨內享有較高的支持。根據事後的結果來看，我們可以認為大多數官僚——最起碼大多數上層領導都支持鄧小平，之前只是由於毛澤東的地位而無法采取行動。
黨內對鄧小平的廣泛支持在毛澤東死後被進一步證實。四人幫（包括毛的遺孀）在毛去世後仍堅持“按既定方針辦”，“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但是，官僚中起主導的一派已經明確了觀點。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逮捕，此後再也沒有奪回權力。1978年，鄧小平成為黨的實際最高領導者。
中國的現狀可以在那時找到根源。1977至1978年，黨內開始就針對外資開放問題展開爭論。鄧小平一派提議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們認為毛時代把國民經濟搞得一團糟。但事實並非如此，盡管存在動亂時期，中國經濟在約25年的時間中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
需要承認的是，隨著經濟日益的復雜，官僚指令系統的局限性開始展現出來。與蘇聯相似，中國不同經濟部門之間缺乏協調，存在投資失衡；一些產品生產過剩， 而另一些產品卻生產不足。貽誤、腐敗、怠工、浪費和無序大規模存在。工業生產率開始下降。隨之而來的，則是通貨膨脹的趨勢、消費產品的短缺以及社會不滿。
工人和農民已經開始感到不安，而上述因素則進一步讓他們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這一切本可以通過引入工人對經濟真正的控制和管理而解決，但這需要通過政治革命來實現；換句話說，官僚統治需要被推翻。但是官僚不會輕易放棄權力。鄧小平一派認為，只有通過市場激勵機制才能繼續發展生產力、提高生產率。
雖然當時中國在工業總產量上已經超越英國等國家，但在勞動生產率上，中國和蘇聯都遠遠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蘇聯，危機以增長率大幅減緩的形式表現。而在中國，鄧小平一派官僚認識到引入最發達的技術來發展中國經濟的必要性，而這只能通過向外資開放和參與全球市場的方式實現。
如果國家權力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那麼資本主義復辟的傾向就能夠被工人階級所遏制。但是國家權力掌握在官僚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引入資本主義激勵機制，則可能最終導致計劃經濟的徹底瓦解。
但是，我們不能采用機械主義的方法來思考這個問題。現在很容易“放馬後炮”地說在1978年鄧小平上台後，官僚們就有預謀地引入資本主義。但這一說法是錯誤的。官僚是憑借經驗，根據既定時期的需要而不斷做出反應。即使在斯大林時期的俄國也曾有過對市場力量高度開放和高度分權的時期，但之後又重新回到中央集權。這是這部分官僚為了經濟運行而做出的嘗試。官僚們明白，如果他們不發展生產力，他們自身的特權地位就會受到威脅。